第13章 曹雪芹家世考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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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芹之祖父曹寅，对自己家庭的历史遭际，还很清楚，所以写出了“身世悲深麦亦秋”的沉痛之句（可参看拙著《献芹集·曹雪芹家世生平丛话〔七〕》）。雪芹本人也无两样，他在小说中借他人之口气而写出了“心比天高，身为下贱”的曲词，写出了“你知道那奴才两个字是怎么写的？！”这样的奇警的“大白话”——也就是变相的自悲身世。

　　必须深切了解这个身世之悲，我们才来研究他家的祖籍问题。只有当我们对此身世悲感有了真切的认识，方能谈到对雪芹及其小说的深厚涵蕴有所理解。

　　因此，“祖籍”不仅仅是个“地点”问题。在曹家来说，祖籍就是个天翻地覆的历史政治社会的大变故、大生死的惨痛经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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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所说的曹氏祖籍，有其特定历史时限，即紧紧围绕上述“身世悲深”的来龙去脉之表现于祖籍变迁的这一特定概念，不指历史分明、无待考研的曹氏上古的、中古的祖籍（如济阳、沛、谯、邺、京口、池州、灵寿、汴州等等）。

　　这就是说，要探讨的是雪芹上世如何由中原内地汉人而沦为辽东女真（满洲）旗奴（包衣人）的历史缘由与经过，——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清楚：他家是从什么地方而播迁到辽东去的。这才是研究的主要的内核，而祖籍是一个大有关系的历史地理标记——好比一块碑碣。

　　在这儿，还要明了一点：我们讨论曹氏上世在此特定历史时代的祖籍，是以山海关内外分界的历史传统概念作基点的。因为，籍贯的变迁与追溯，从来是讲“口内”“口外”与“关内”“关外”的，“口”指长城关塞（如喜峰口、独石口……），“关”则专指山海关（榆关）。迁往关外的人，一提“老家是哪里？”是追溯原住关内何地，亦即所谓“祖籍”了。

　　这个历史观念，在明代人所续修的豫章武阳曹氏族谱中，显示得十分清楚，即：（一）凡叙从南昌外迁的，言“居”，言“家”，言“卜居”，言“遂家焉”，而独于赴辽者总是要说“客辽东”“客辽左”（见《河北学刊》1996年第3期拙文《曹雪芹祖籍新证》所举实例）。

　　这就是表明：中原内地是居住观念上的“主”，而若到了关外辽东之境，那就是“客”了。

　　所以，不拘曹家自从入辽之后又曾有多少次的迁居，都不构成“祖籍”概念上的应有范围；只有考究他家到底系从何地而迁入辽东的？此点不明，我们的研究就会引出许多错误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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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察雪芹上世祖籍、迁徙、仕宦、归旗等情况，脱离明清历史大变故是认不清的，而那个历史阶段的记载又是不可能“完备”“足资考订”的——因为那正值明、清易代之前夕的特大混乱时期。因此，我们无法乞灵于“直接”的史料档记，只能靠我们的细心爬梳穿穴，曲折以求。然而这种“曲折”研求，又是有效的，而不同于渺茫虚幻。

　　原来，努尔哈赤决意伐明大计确立之后，征服辽东时，最初政策与做法是尽杀汉民。这样残酷野蛮的行动，其后果不但汉人之惨境酷烈，即连他们满洲贵族自己也感到了恐慌与后悔，且引起“讨论”与追悔（亦可看拙著《献芹集·曹雪芹家世生平丛话[三]》）。当他们“取明而代之”的野心越来越大之际，却发现“人”的资源成了最大最紧迫的头等问题——无论生活生产还是补充军队中各种实力，没有“人”就成了“神话”，于是他们的政策又成为：闯入口内关内，大规模抢掠人丁、牲畜、财富。不如此，无法生存，遑论“立国”。

　　这样的巨大侵入蹂躏，曾有多次，如今单叙与本文主题特别有关的一次，即河北丰润曹邦被俘归旗于满洲的那一次。

　　曹邦的简历，有几句说——

　　十二世，讳邦，字柱清，颖异好学，知虑过人。于崇祯二年，以各地荒乱，遂赴辽东避兵。因彼地原有族人引荐，随本朝大兵出口，及定鼎后，占籍正红旗。……（光绪《皘阳曹氏族谱》《北直淑德传》）

　　曹邦，号柱清，满洲籍。……（见康熙《丰润县志》卷七“国朝”“旗下贡生”项内）

　　而《阜城县志》中载记他（因曾任阜城县令），书为“满洲籍丰润人”。这就无怪乎他也被收入官书《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中的“尼堪”（汉姓人）“包衣”籍内了——其所记曹邦条下，书曰“世居抚顺地方”。

　　根据以上史料，我们便得到五点重要线索：（一）曹邦是在崇祯二年被入侵满兵俘往关外的。（二）因他曾先赴关外“彼地”，而与那里的族人取得联系。（三）及“出口”后，乃得上述之族人“引荐”而归旗。（四）他所隶之旗分乃正红旗。（五）他归旗后所居之地乃是抚顺地方（所谓“世居”者，只系清代官书之忌讳俘掠史实的“泛泛”之词，已早经研究者考论明白）。

　　这几条，对我们研索雪芹祖籍用处太大了。

　　第一要问的便是：曹邦所曾投奔而得其“引荐”的那位“族人”是谁？第二要问的是：丰润曹族中谁已早先就到了“口外”“彼地”了？第三要问的是：曹邦出口后，为何单单住于抚顺？第四要问的是：他怎么入的正红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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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若要对上节所列诸问，逐一作出回答，有此可能吗？这就要看各人的识见如何了，有人认为全无可能。我们倒不那么看待问题。

　　先答，丰润曹氏，在口外辽东，有族人吗？很确凿：有的，就只有一支是（在明崇祯二年以前）早在“彼地”的，即明永乐二年从江西南昌武阳渡北上，卜居京左丰润咸宁里的曹端明和端广；本是兄弟二人，因江西水灾北上。弟端广后始自丰润入辽，落户铁岭卫。此事见于《皘阳（丰润）曹氏族谱》创修者曹鼎望的谱叙（曹鼎望修谱，是因在江西任知府时，亲到武阳访叙清楚，故谱又名“南昌北直曹氏宗谱”，他追叙北上兄弟二人“一卜居于丰润之咸宁里，一卜居于铁岭卫”者，并不等于二人同时分迁，只系泛叙后分两处，盖兄携幼弟北上已“百艰备尝”（见谱中所记），岂有长兄自居京东，弱弟反而又能独身历千里之遥而奔赴无所依倚之铁岭之理？曹端广之入辽，盖于开原“马市”兴旺以后，方出关以求发迹者。参阅《河北学刊》1996·3期拙文。）。凡研此题者皆曾引述，无待重复。除此，别无另支入辽。

　　这就是说，曹邦其时的口外族人，只能是铁岭曹端广的后代子孙。辽东其它曹姓，至今都找不到与丰润曹同族的痕迹。亦经研者考明（可看王畅《曹雪芹祖籍考论》第五章）。

　　然后，曹邦之那位辽东族人，必然已经是归旗而身隶满籍的人员，否则他岂有资格条件把曹邦“引荐”到满洲籍里去？——那时的满、汉畛域之分是至为严峻尖锐的历史大问题，只有不懂清史的才会把事实讲得颠倒混乱。

　　那么，这样的满洲籍族人，也只有一位，就是曹振彦——雪芹之高祖父。

　　怎么敢说曹振彦就是那位族人呢？

　　第一，丰润曹氏原是宋枢密武惠王曹彬之三子曹玮的后裔（见于皘阳曹谱与武阳曹谱，俱各分明），而这个曹玮后裔入辽的后世之人，考遍辽东曹姓，又只有曹振彦这一支的上世明确是武惠王之三子曹玮（谥武穆）的后代子孙（详见拙著《曹雪芹祖籍新证》，《河北学刊》1996年第3期）。

　　至此，事情已经清楚：曹振彦这一支实即惟一自丰润入辽的曹端广之后裔，别无另外可能。

　　这一点明确了，我们才说：雪芹一支明代祖籍——即所从入辽的原地，是河北丰润，而不会是别的任何地方。（至于入辽以后的迁移地，那根本不在我们的“祖籍”的概念之内，无所用其纠缠葛藤争执。）

　　下一节再讲“正红旗”的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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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曹邦被编入的是正红旗，而曹振彦乃正白旗人，故知振彦是转向红旗之人引荐曹邦的。这个中介人又是谁呢？

　　史料不会载及如此的琐事，但我们却也可以曲折推考，认定此人即是宁完我。

　　宁完我早在皇太极（清太宗）天聪四年即明崇祯三年，就与曹振彦一同列名在辽阳的《大金喇嘛法师宝记》与《重修玉皇庙碑》的两座碑上。可知他们是同僚之人。

　　据史传，宁完我，字公甫，辽阳人，努尔哈赤天命年间归旗（按当即天命六年满兵陷辽、沈之时）“给事贝勒萨哈濂家”，隶正红旗。这就重要极了，因为正红旗是个关键之点。（本文所叙有关诸人物的简历，皆据《清史稿》列传，以其已有标点排印本，易于复检。总注于此，下文不再一一分注。）

　　再看萨哈濂（官书亦作“廉”，乃满语汉译的定音小歧）是何如人？他是大贝勒代善的第三子，后封颖毅亲王者是也。代善乃努尔哈赤次子，地位极高，早期转战、攻克明之辽东诸役中，代善的红旗兵是立功主力之一。代善之次子硕托，因努尔哈赤死后议立嗣位人时拥护多尔衮，致谴死；而萨哈濂则拥立皇太极（清太宗），故深得宠任。（顺便一提：雪芹姑丈平郡王家，即是代善长子岳托系的后代，故萨哈濂也是他们的“列祖”。）所谓归旗“给事贝勒萨哈濂家”，实即辽阳陷落后宁完我被分为萨哈濂的包衣（旗奴）。

　　到天聪三年，乃是清太宗政治上的一个非常的里程碑年头——因立国从政之需，一改清太祖努尔哈赤之滥杀读书人（知识分子）之野蛮政策，而正式创立文馆，开始试士，选拔文官人才，以应急而扩业。这对宁完我以及曹振彦等人的命运宦途起了决定性的“转关”作用。

　　据史传：“天聪三年，太宗闻（宁）完我通文史，召直（值之同义字）文馆。”

　　尤其重要的（对我们的研究主题大有关系的），乃是“完我入对，荐所知者与之同升——鲍承先其一也”。鲍不久即成为著名的“四大学士”之一员。

　　考鲍承先，正也同在上述辽阳天聪四年二碑上与曹振彦等一起列名。由此可知，宁完我不但本人是通文史的高才旗下奴仆身份，而且还善于推引同辈人才使之得以脱颖而出。

　　那么，巧极了，曹邦恰于是年（崇祯二年，即天聪三年，1629.己巳）“出口”而族人引荐归旗，且所隶之旗分正是正红旗者，引荐者除完我外，并无他人。

　　何况，宁完我与其旗主萨哈濂，又皆满兵侵入口内攻占关内永平、滦州（皆丰润以东之地）等事件的颇为重要的人物。也就是说，他们对京东一带大受破坏屠戮之中还多少起了缓解与保护人才的作用，如萨哈濂即对到处攻占“屠城”的做法不以为然，向皇太极进言。他们对京东一带广袤地区的情况当然也就是十分熟悉的。

　　宁完我日后成为清朝关外初期文馆——后改内三院——的著名文臣，与刚林、希福、范文程等同列，虽是效忠于侵明的清廷，却也对推进满汉文化交融、历史进展起了积极的作用。曹邦是“颖异好学，知虑过人”的出色人才，自于与萨哈濂旗下，当然得到优遇。他虽然也必须“随征”，但据康熙《丰润县志》，他到后来“癸巳特用”，成为六部文官之列。因是“特用”，当已由旗奴身份抬升为正式官员，故此他晚年还能乞体回到丰润故里——那儿至今还有因他“显贵”而诰封其父母的石碑。这恐怕就不再是一般“满洲包衣人”所能获有的晚景与特殊礼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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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我们已经初步考明：曹邦是族人振彦向宁完我推荐而转归正红旗下的。那么，作为族人的曹振彦的祖籍，若不是同族曹邦的故里丰润，又能是哪里呢？

　　现在需要看看曹邦“世居抚顺”的这个记载的历史内涵了。

　　上述宁完我所荐之鲍承先，亦见于同碑列名者，其人对沈阳的陷落颇有些关系，而沈阳乃是曹振彦之父曹世选（锡远，又名宝）所宦居：“令沈阳有声”、“宦沈阳，遂家焉”（见康熙江宁、上元二志）。史言：承先山西应州人，明万历间为参将，泰昌元年（1620）从总兵贺世贤、李秉诚守沈阳城，迁开原（铁岭之北）东路副将，城守如故。天命五年（1620），满兵已克开原，进兵指沈阳。承先偕世贤、秉诚保沈阳。次年三月，沈、辽陷，世贤战死，承先退保广宁。至天命八年正月，满兵进迫，总兵刘渠、祁秉忠战死，承先、秉诚败走，全军尽殁。明巡抚王化贞弃守逃入关，游击孙得功（亦列名同碑）等以广宁降。承先无所归，逃匿数日，被迫出降。

　　王畅先生新著《曹雪芹祖籍考论》以为，孙得功殆即曹玺之妻、康熙帝保母孙氏夫人之父。虽尚待最后证定，已颇令人瞩目。

　　由此，启示我们多看一些二碑列名的人员的籍贯及简况，大可有助于推寻雪芹上世归旗的若干痕迹。先列简表如下——

　　（1）宁完我；（2）鲍承先（已见上文）；（3）李思忠（碑作思中）。

　　史云：“李思忠，字葵阳，铁岭人。父如梴，明辽东总兵官宁远伯成染族子也。在明为太原同知，罢归居抚顺。太祖天命三年，始用兵于明，克抚顺（按抚顺是辽东第一处陷于满兵的要地，攻破后毁其城垣，始得向北进攻铁岭）。”此役，思忠被俘。其父如梴“徙还铁岭”。天命四年，满乒攻下铁岭，如及其弟如梓子一忠、存忠死难。六年（1621），定都辽阳，敕思忠收其族人，俾复故业，即授牛录额真（满语“佐领”。其时未有汉军制，皆指满洲旗也），予世职备御；“寻进游击”。

　　李思忠的情况，确切地表明了努尔哈赤率军先后攻克抚顺、铁岭、辽阳三地的时序与对待被俘明将及其家族的措施。我们注意的便是：曹端广自明初出关居住铁岭之后，不知曾否子孙迁居铁岭以外——假使繁衍而扩居，则彼时只能是自北向南而衍展，即自铁岭而南，首先易迁之地即是抚顺。

　　如此，则我们有理由推断，曹邦之出口，既有族人引荐，而又单单不是落居别处，正是抚顺！这就佐证了曹振彦家族，至少彼时有一房仍居铁岭、抚顺地区；至于曹世选因宦而家于沈阳，那并不构成什么“矛盾”。

　　这儿，还可参看碑上也曾列名的大名人范文程——

　　（4）史言：范文程字宪斗，乃宋名臣范纯仁之十七世孙。其先世于“明初自江西调沈阳，遂为沈阳人，居抚顺所”。

　　这证明了落籍虽为沈阳，而所居却可以是“抚顺所”——“所”是明代的军事守地“卫”以下的基层名目。由此也就说明：“遂家”沈阳的曹世选家，也会是实有居住抚顺所的家属或族众。

　　关于范、曹的关系，下一节再叙。

　　（5）金玉和，史言本明开原千总，辽东人。满兵破开原，玉和与同官王一屏等五人降。及广宁破，游击孙得功、守备张士彦、黄进、石廷柱，千总郎绍贞、陆国志、石天柱降，收辽河诸堡，得多人降，中有阎印、金砺等降员，皆见于二碑列名者。于是玉和、一屏、得功、廷柱、砺等皆以有功授世职。

　　以上为开原、广宁二重地（皆铁岭相邻）之武员也。

　　（6）孙得功，史不言何地人，乃广宁巡抚王化贞中军游击。张士彦，亦不言何许人。金砺，亦只言“辽东人”。“辽东”乃泛词，已不可考。

　　（7）石廷柱，史言本满洲瓜尔佳氏，居苏完。祖布哈，为明建州左卫指挥，布哈之孙石翰，石翰生国柱、天柱、廷柱，至明万历末，廷柱为广宁守备，天柱为千总。努尔哈赤下广宁，天柱先降，廷柱亦从众降。今碑上列名者为国柱、廷柱。

　　（8）佟养性及碑中列名二佟姓。

　　按史言：“佟养性，辽东人，先世本满洲，居佟佳，以地为氏（按近世清史家或以为佟氏本汉人，清立国后冒称满人，未知孰是）。有达尔哈齐者，入明边为商，自开原徙抚顺，遂家焉。”（佟姓之一支，后居辽阳，又称辽阳为本籍，参看拙著《新证》217页）

　　（9）秃赖（即官书中“雅化”改为“图赖”者），实满兵入破辽东之第一勇将费英东之第七子也，其先乃苏完部首领，瓜尔佳氏。

　　（10）祝世昌，辽阳人，其先世于明初为辽阳定边前卫世袭指挥。天命六年辽阳陷，世昌率三百人降，授游击。

　　（11）率太，即李永芳之次子，清官书则写作李率泰者是也，为清初名将。永芳铁岭人，在明为抚顺所之游击，故率太列名，实亦铁岭籍人。

　　由上列十一项（每项有一人，亦有不止一人，如同族兄弟子侄等，俱不另列），已分明可见——

　　（一）此诸多人员中，重要者只有宁完我、祝世昌二项为辽阳人，其余俱与辽阳无关。（至于吴守进、张大猷二人，则系编旗时之所在地为“初籍辽阳”，此与“祖籍辽阳”亦不可相混。）是则有人据碑刻“曹振彦”三字列名即断言曹为“祖籍辽阳”，在学术逻辑上完全不能成立。

　　（二）“辽东人”之记载亦与“辽阳人”不容相混，如佟氏之所谓“辽东人”者，实为自开原（中间地即铁岭）至抚顺之人也，此最清楚。实例表明，凡书“辽东”者，往往指广宁、开原、铁岭、抚顺——此四地本为自北而南之一条重要路线，凡明、清之际“辽东人”皆不离此四地，或先后递迁。

　　（三）尤为重要者，上述李永芳乃铁岭人而守抚顺。努尔哈赤攻明，以抚顺为第一目标，李永芳以城献降（亦为降清之第一人第一城）。满人进驻，即毁其城垣，编城民命永芳辖之而统移于他地（一说即徙辽阳）——是则抚顺虽未如铁岭之屠城，却也城毁民空，盖由满兵进驻而据为攻战之“中枢点”了。曹世选、振彦一家，归旗甚早，彼时正应即在此一地带。

　　（四）由此又可推见，何以曹邦于天聪三年被迫“出口”，却单单落籍于抚顺——盖抚顺者，正其所由“引荐”之族人曹家居地也。

　　这样，就发生了一个可能“曹家归旗”，不一定就如旧年拙考所云系在铁岭陷落之年，而是更早一些的抚顺投降之岁，即明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戊午年，1618）四月，而所有出降者实皆由李永芳之故。

　　这一可能，提出以待专家评考。然后我们可以进而讨论曹世选在沈阳做官的问题了。

　　@@七

　　需要推考的，有一个曹世选是何身份如何归旗的问题。

　　据康熙二十三年《江宁府志》（写本）卷十七曹玺传：

　　曹玺，字完璧，宋枢密武惠王裔也。及王父宝宦沈阳，遂家焉。

　　而康熙六十年及乾隆十六年《上元县志》，并云：

　　曹玺，字完璧，其先出自宋枢密武惠王后。著籍襄平。大父世选，令沈阳有声。（此二志藏北京图书馆，李华先生发现，今各书多有附印书影，本文据王畅《考论》附录转引。）

　　这两项文献，便引出一串尚难遽断的历史问题。例如，康熙初之府志，只书沈阳，而至康熙末修县志（此时曹寅早卒）始言“著籍襄平”——于是争议辽沈二地究以何者为后先？襄平本汉代辽东郡名，此词可作泛名，又因郡治本在辽阳境，故又可用为辽阳的“代称”或“雅名”（如辽阳玉皇庙碑即言庙在“襄平西关西门外”是也），于是理解也出现分歧，而谓雪芹“祖籍辽阳”说者即执此四字以为“确证”，等等。而曹宝（世选）之“宦沈阳”，究为何官？也是说法不一。这些疑点尚不能决，如何谈得到曹家归旗之年月与缘由（包括了当时的宦居寄籍所在——而那绝不就是什么“祖籍”）？

　　今按上引府县两志，一用“宦”字，是泛词；一用“令”字，却是专词。盖“令”者，县的地方行政长官也，而沈阳有明一朝乃是“卫”，卫是军事镇守点，只有指挥使与“城守”及诸武员（如辽阳碑所列“总镇”[总兵]以下的“副、参、游、备”，即副将、参将、游击、备御。卫之外，有“所”，如“前屯卫、中后所”屡见清史，抚顺称“所”之故，在是）。凡此，俱无府、州、县之设置。如辽阳乃明代之“定边前卫”，而至顺治十四年始设辽阳府，辽阳县附郭；康熙三年县升为州，仍设武职城守尉。再如沈阳，建都（后称“盛京”）未有行县官制记载，而亦至“顺治十四年四月”，始于盛京城内置府，设府尹（晚至光绪三十一年始裁府尹改设知府），则连“附郭县”也未曾设过，俱有清史地理志可按。

　　然则，那个“令沈阳有声”的令，难道是修志人的不通典制？不可能的，因为那是起码的常识范围之事。如此，自明至清顺治十四年以前，沈阳非县，却怎么会有所谓“县令（知县）”的呢？

　　可是事情又不那么简单。

　　第一，我早举过，《白山词介》中著录曹寅籍贯乃是“沈阳县人”。

　　第二，清史传，叙名臣范文程，说他在先是“沈阳县儒学生员”。

　　这样看来，在明亡之后，后金早期裁撤明边之卫、所，沈阳建都之前，为了管理这个原来的“中卫”（对于辽阳“前卫”而言），是设置过地方行政官的，——假使那时不叫“县”，也与“县级”基层相当。

　　这为何不见记载？大约只是：第一，还在征战激烈时期，“制度”本不“固定”，只是一种草创应急的措置，故档记不备不详。第二，沈阳置“县”有“令”，为时只能是上限不出天命六年辽、沈陷落，下限不出天命十年自辽迁都于沈，沈阳成为首都后，此种“临时县”即归裁撤了，以此史不及书（“级别”又低，时间又短，实是过渡性“小事”一段）。

　　复考范文程，生于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他是沈阳人，而实居抚顺所。当他进谒努尔哈赤献言时，正当“弱冠”之英年，他是“沈阳县儒学生员”身份，若合符契，——但还有一疑也需解答，即：若依清史官书，满人开始立文馆、试儒士，选拔文职人才，是晚至天聪二年之事，此前的沈阳县，已有儒学并且选试“生员”吗？

　　这一问题从清史早期资料记载来查，固难确知；但至立文馆、试文士的正式定制虽纪在天聪三年，却不等于此等大计就是此时一旦“心血来潮”的决策，而是已经相当的缘起、酝酿、试行种种经验之后的结果罢了；在此正式定制之先，文士人才之问题已经十分突出了，所以“令沈阳有声”的曹世选，为了地方行政之急需，就会临时仿照明代“县学”之制而选拔读书“通文史”之人，这才有了“生员”身份的范文程之一辈人员。是以曹世选的政绩“有声”，应即包括着他的变通权宜首创取士之制。

　　这也可以说明，清史对沈阳陷于满兵时的主要降将等，皆有记名，独无曹世选的痕迹——若如有人所说的他是明代的“世袭沈阳中卫指挥”，此乃要员，受俘出降，岂能不书于史册？不见其名者，正因他是“县令”文职，不在“有守土之责”的行列中。

　　其实，在文的方面，曹氏原来的门风并未断绝，如康熙府志所言：“公（玺）承其家学，读书洞彻古今，负经济才。”这皆非泛泛常言可比，都是有内容实指的。曹世选的“令沈阳”而且“有声”，根源在此。

　　曹振彦在入关前已是睿亲王多尔硆属下包衣人，并因征战立功，可知身为武职。但他入关后却以辽东贡士的身份得任山西的州、府地方长官，又可证知他的文化水平在当时包衣人众之中是高级层的——因为那时的制度是非科举出身的士人不能出任地方长官，没有文化的武人只能领兵镇守城池，而无力从政管理地方的一切事务，包括文化教育。

　　这就表明，曹振彦应是在范文程为满洲“后金”朝廷创立文馆、开科取士时，就是被选中的具有文才之人。铁岭曹氏的深厚的文化家世根柢，一直保持了不绝如缕、十分可贵的传统而不曾长期中断。（至于有人说曹振彦在天聪四年碑上列名“教官”，并作出若干推论〔如红衣大炮之类〕，那是误讹碑刻的“敖官”人名，而非官衔。碑上“才官”、“敖官”皆系人名，同等身份，“敖”姓在满、蒙两族姓氏都可考见，与“教”字无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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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观本文，此次重新考察曹雪芹上世祖籍、归旗、身份与各种宗族、乡谊、僚谊的关系，除以上七节所论，还可看清以下几点——

　　（一）自明初永乐二年（1404）为始，江西南昌武阳渡北迁河北丰润的，是曹彬武惠王第三子曹玮（武穆）之后裔，不但谱纪分明，《楝亭图》袁硍题词亦早云“惠、穆流徽，朝野重，芳名循誉”。此迁辽玮后代，只此一脉。

　　（二）此一北迁之分支为兄弟二人，其弟当尚年幼，成长后因开原“马市”兴旺而出关谋求发迹，由此关内与关外分支繁衍，但仍有往来，彼此知为“族人”。至曹邦，亦因关外族人曹振彦引荐，荐入萨哈濂之正红旗服役（曹邦之出口归旗，应是被俘，而非“投充”，盖事在崇祯二年，而迟至崇祯九年，丰润之曹士直（鼎望之祖，邦之列祖）犹然反抗入侵之满兵（修城、助饷、铸炮、掩埋被戳尸骸……见丰润现存曹士直墓志），尚称满兵为“虏”也。）。故邦与振彦，皆曹玮一脉所分。

　　（三）雪芹上世，当然以关内之故地丰润为祖籍，此为历史传统观念，迁辽东者，皆视为“客居”。世选、振彦归旗后，盖由铁岭卫而抚顺所，由抚顺所而沈阳中卫、辽阳前卫，四处地方，先后因“宦”而“遂家焉”，但以沈阳为主地主籍，辽阳只一度暂居。

　　（四）沈阳虽为主籍，但与“五庆堂”沈阳曹族并无直接关系，此点已由王畅《曹雪芹祖籍考论》第五章考明。本文所以提到此点者，因有人执“五庆堂”曹氏宗谱以“证实”雪芹祖籍为辽阳，而王畅《考论》则考校清晰：传世之“五庆”谱实系该族之沈阳一支之不全（且有讹乱）谱，绝不能以一沈阳支谱而证“辽阳祖籍”；且无论辽、沈皆属“辽东”地理概念，乃出关入辽以后之迁地寄籍，与追溯关内祖籍本是两桩不同性质的文史学术课题，何得相混？

　　总结本文，我们可以理解曹寅祖孙几代人的难言之痛——“身世悲深”、“心比天高，身为下贱”，他们以宋代惠、穆华胄之出身，遭时不幸，几经播迁，以至国破家亡，逃死觅生，终于沦为旗下之奴，百端苦辱，而其经历之惨痛，又口不能宣，只于诗文深处，偶一流露，“读其书想见其为人”，太史公早兴此叹，而我们所以要考明雪芹一支上世自南至北，关内关外，流转升沉，可为中华人文史上一大显例，固非争议“祖籍”俗义者所能晓悟也。

　　[地理示意表]

　　开原铁岭抚顺辽、沈（自北向南）

　　[追记]

　　（一）史言范文程为“儒学生员”，此由天聪四年《重建玉皇庙碑》之撰文者署“儒学生员杨起鹏按”可以得到互证，足见彼时已有儒学选士之制。

　　（二）崇德六年（1641）之《东京重建弥陀寺碑》中，在武职“备御”项下，却列“府吏”五人，其下即列“生员”十二人。此又可证：彼时“东京”（辽阳）曾置有“府”级地方行政官，而曹世选之“令沈阳”，正与此寺不见于史册之早期曾有“府”“县”之设同，可无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