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曹雪芹上世北迁考

　　@@一

　　曹雪芹明代始祖自江西南昌武阳渡北迁之记载，最早应推曹端明（北迁者兄弟二人之兄长）之孙曹安所撰《豫章曹氏坟碑记》。其文有云：

　　江右南昌府武阳渡，乃安曹氏之原籍也，聚族而居，耕读为业，代有伟人。我祖伯亮公[端明之字——引者]，苦志芸窗，无书不览……早岁即补郡弟子员。以数奇（Jī）不第，遨游燕都、山海[关]间；见丰邑[今河北丰润]山秀水异，遂卜居焉……——《曹雪芹祖籍在丰润》

　　此文作于明正统三年（1438）孟春，是为永乐二年（曹族传述北迁之年）之34年以后的记载，文词简略，语义闪烁，显有为尊亲者讳的用意。补弟子员，即生员，俗称秀才者是也；谓“不第”，似应专指未中进士，因不叙考中举人，故“不第”应指身份只是一名生员。然而他因何“遨游”于京东一带，所叙不明。仅仅“不第”是联不上的，除非有一个可能，有“联词”（被简化掉了），即从生员考中了举人，到京师会试时，却“不第”，因此才能够在京东山海关内一带游历而选中了丰润为落户之地。

　　在此，便发生了几个相关的问题——

　　（一）曹端明北迁的真原因何在？

　　（二）北迁时的身份是何如人？

　　（三）北迁之时是否实为永乐二年？

　　（四）他北上时偕同家属否？如是偕行，皆为何人？

　　（五）那“遂卜居焉”的地点究竟是在丰润的何方何处？

　　以上诸问，应逐一试作寻考，以期明了其北迁的大略实况。

　　@@二

　　曹安于正统三年作记之后，直到清康熙十九年（1680），十二世的曹鼎望这才又有一些对于北迁的追述：——

　　皛稽世系，盖自明永乐年间，始祖伯亮公从豫章武阳渡协弟溯江而北，一卜居于丰润之咸宁里，一卜居于辽东之铁岭卫，——则武阳者，洵吾始祖所发祥之地也。——《曹氏重修南北合谱序》

　　此序作时上距正统三年，又已43年之久。但其价值却在于：一是此乃序者亲访武阳族人、共同叙谈考论之后的结果，异于曹安之从未到过武阳的简记；二是比之曹安所记提供了更多的北迁情况：多出了历史时期与偕行人的纪载，也约略涉及“溯江而北”的路线。这都十分重要。

　　当然，我们能获知曹雪芹之上世何以落在关外辽东铁岭卫，也完全是由于这项宝贵的记录。

　　@@三

　　曹端明“协弟”之弟，名端广，此在武阳谱上记载分明，并且也标明了是铁岭支。但此兄弟二人缘何北上？其族人后代，始终讳言。

　　于是只得推考。推考者，是根据某些线索，试行列出某种可能。这当然属于学术研究的“假设”性质。

　　但一推考北迁的原因，便首先须涉及北迁的年月问题。这已然碰到第一个“模糊点”。

　　《序》文只言“永乐年间”，只是个未定词。另处却说是“永乐二年”（1404）。此仅见于《皘阳曹氏宗谱》叙录“曹端明”名下的文字，云：

　　端明，字伯亮。明永乐二年，由南昌武阳迁丰润。……为北籍始祖。

　　按此“永乐二年”是个单文孤证，不见于同谱另存佐证。《序》文作时若已知“二年”，当云“永乐初”而不应反云“年间”，盖永乐一朝实历22年，“永乐年间”之措词何必如此宽泛（实相当于“永乐中”一类叙法了）？料无此理。合理的解释是：谱文中的“二年”云云，是由明隆庆《丰润县志》而推测的设词，未必即是史实。——因隆庆志有云：

　　永乐二年，召流民复业，给种子牛具。迁南民来屯。置兴州前屯卫于丰润县以卫民。

　　二年，以丰润县直隶顺天府，属蓟州。始编社、屯。

　　乾隆《丰润县志》则记云：

　　改革之后，人民鲜少，地广不活，招集江淮、浙江、江西之民实边，乃以土民编社，迁民编屯。

　　依此，则永乐二年移南民适有江西之人在内，谱云端明即于是年北迁，当为可能。然是据实载，抑出推测，即不易断言。

　　但从曹安所记“以数奇不第，遨游燕都山海间……遂卜居焉”之叙法而观，端明之卜居丰润，又系因在顺天会试落第之后，不再南旋，遂定居于京东——倘如是，则永乐帝自十九年正月起始定都北京（以前仍以南京为京师，北京只称“行在”），那么，端明之来，即非在“实边”之列，而是应试至京，必在永乐之末了。曹鼎望作序，不言“永乐初”而言“永乐年间”，始合文例，恐非无故。

　　@@四

　　然后再从另一角度来观察情景。

　　曹鼎望《序》中说端明“卜居丰润之咸宁里”，这其实是“后话”，因为无论在北迁定居之过程中已北迁是永乐之初或之末，那时都还没有一个“咸宁里”。

　　据县志载，丰润民渐复之后，于嘉靖十一年始编户13“里”，其中民户共编8“里”：仁里、杏西、家南、坊市、岁丰、丰济、孝西、咸宁——志书所载，“咸宁里”一名始见于此。但曹安正统三年的《坟碑记》，已言坟田71亩零买自“杏西”的王福，而此地于“本里咸宁八甲纳粮”。正统三年（1438）早于嘉靖十一年（1532）者几乎一百年之久，可见志书叙事笔法时有出入，引用时未可全以为据，仍须加考。但无论如何，永乐时并无此等里名，这却是无疑的。

　　明隆庆四年（1570）《丰润县志》载：

　　曹安，利济屯人，应（成化）二年贡。……

　　按成化二年（1566）为正统三年（1538）之后的28年，其时曹安并非“咸宁里人”甚明；可知他家是坟地71亩在咸宁里，纳粮，而非谓家住此里；其家实居“利济屯”——应即上引志书所记之“丰济”之异名。此名早在编里之先。只有到了曹安之玄孙曹思敬，隆庆县志才说他是“咸宁屯人”，仍称为屯。

　　再证以曹钊《满江红·述祖德》第一首云：

　　世系南昌，渡江北，皘阳相宅。风土厚，山川秀丽，人情朴实。……手编茅，伏腊洽比邻，西溪侧。——《丰润曹氏家族》

　　更可确知其始祖“编茅”卜居，本在“西溪”之侧，西溪实指城西之“水西园”（后取名）一带所在地，不在城内。

　　按此词作于康熙十八年正月或稍后（其祖父继祖逝世“七七”之后，继祖卒于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比曹鼎望作谱序更早，而曹钊是一生不仕，久侍祖父饱闻上世传述家史的。

　　对于“西溪侧”，可看他又一次在词中用过，如《行香子·游天宫寺》上阕：

　　春到盿芜，花满浮屠。寻幽伴，步出僧庐。凭高极目、翠黛纷铺。见西溪外，波淡宕，柳扶疏。

　　按天宫寺，在丰润城西2里，为辽、金古刹。此寺鼎望诗中写及“岁久见剥落，先人理其敝”；他又协助再次修葺。此寺之侧，即“西溪”一带，亦即曹端明、端广二人初居丰润之地，时称利济屯（当是后来编里时改为“丰济”；或志书误字）。

　　他家迁入城内，应在以后，始于西街“大仓”一带修盖高等住宅，在早西溪只是“编茅”土舍而已。

　　这一点也可寻到对证，即他家曾在西溪筑过一个简朴的指月庵。

　　入清以后曹氏几处园墅，除“松茨”在东郊之外，都在城西——由数里以至二三十里这一带地方，此亦表明，曹家本不住城内，生活地区是城西的“西溪侧”——其本名即是“利济屯”。

　　至于曹安的《坟碑记》说“在咸宁本里纳粮”，是指坟地所在属于咸宁里，而非住宅的事情。

　　利济屯与咸宁里并非一处；不可混为一淡。

　　“利济”一名之取义，出自《易经》与水道河流相关联，所以“西溪侧”也即此河旁之地。

　　@@五

　　曹端明、端广二人何年自武阳北上的？相沿的说法是永乐二年。其实这也还是个问题。

　　我以往也只信从永乐二年之说，又因曹安追述其祖端明之北上是“百艰备尝”，而适与是年江西大水灾相应，故推测其所以北迁是水灾逃荒与政府移民“实边”的综合局势之所致。此说丰润诸位考研撰作者皆不见采，可知不表同意。如今看来，如果“永乐二年”之说还不能遽定，那“水灾”之推论当然失去前提依据，关键还是不能离开曹安的《坟碑记》，几句话实在值得重读——“我祖伯亮公苦志芸窗，无书不读，即堪舆星数等学，概皆精通，早岁即补郡弟子员；以数奇（Jì）不第，遨游燕（YāN）都、山海间，见丰邑山秀水异，遂卜居焉。”这段话中的“以”字重要，似乎说，其祖端明盖因到京会试落第，方向京东一带“遨游”而占籍丰润，则不像是流民、迁民身份（他们是不会有“遨游”的许可自由的，当时对流民迁民皆编制甚严）。

　　若如此解读《坟碑记》无误，则永乐时明成祖即位后仍以南京为京师，以北平为“行在所”，直到十九年正月，始正式定都北平，称北京为京师，以南京为“行在”；是年三月，始于北京考试举子，并廷试进士101人（见《明实录》）。然则端明北上应非永乐二年之事，而是十九年之春。

　　此为灾民、移民以外的第三种北迁的可能原因。

　　此一可能值得重视，试看曹鼎望于康熙十九年为族谱制序，其措词即言始迁祖兄弟是“永乐间”北上，而不言“永乐二年”或“永乐初”——要知道那时士人作文用字，是不会乱来的，“间”与“初”之分别是很大的。

　　曹鼎望于正式序文中不用“永乐初”而只言“永乐间”，表明他在数百年后修谱时已无从确知当年始祖北上的年份，而“永乐二年”一语只见于谱内“端明”条下的注文，就有可能是从明隆庆四年《丰润县志》所言永乐二年移民有江浙江西民之记载而推测来的，恐难作定论。盖如北迁确在永乐二年，则何以必俟“不第”而方“遨游”于京东、又即卜居丰邑？那显然不易作出圆满的解释。

　　由“百艰备尝”而看，其当日兄弟自南而北是十分曲折复杂、困苦艰危的一段经历，古人文字简约，或兼为尊亲者讳，不肯明叙，我们今日只能尽力推寻，不宜遽下断语了。

　　重要的是，由此更可看清：曹鼎望作谱序时，对北迁确年及落居地点（并非最早即是“咸宁里”，已见上考），皆已不甚了然，故其“一卜居于丰润之咸宁里，一卜居于辽东之铁岭卫”，亦非最早之事实，而只是依从后来分为关内外两支的情况简括而叙——那是古人行文的“排句”法，更不是说明两支卜居乃是“同时发生”的——端明能抵达京东，已是“百艰备尝”，而其弟却又无缘无故地更要直奔千里之外的铁岭（明代边荒、流戍之所）去？必无此理此事。

　　@@六

　　那么，曹端广又如何远赴关东辽北的呢？

　　这一问题的解决，归功于李奉佐先生，他在所著《曹雪芹祖籍铁岭考》中有重要贡献——

　　（一）考得由丰润出关的曹氏卜居地点是铁岭卫南郊（偏西）40里的腰堡（史书亦作腰铺，音同写异）；又一支在相邻约8里的盬河（亦作范河、樊河、凡河）。

　　（二）盬河为千户所（明戍守点，卫下设所），始建于正统四年（1439）；而其时即自京卫选精锐2000人出关，分守辽东（见其书第149页）。

　　据李考，可知腰堡为百户所，始建即在正统四年或略后。

　　因此，曹端广出关落居于铁岭腰堡，即在正统四年或略后一时。此点可以明确。

　　再考，三世任燕山左卫武职的曹义（后封丰润伯、侯），正好是从正统元年出任辽东副总兵，三年即升为总兵。是则铁岭盬河、腰堡一带加强边备，皆是曹义新任以后的措置。

　　再者，曹义封邑即为丰润（县志载有他的地亩数字），则可推知，曹端广之由丰润复出关外，乃是随从曹义，为其部下人员，遂分守于腰堡，而坟茔亦在数里相近之范家屯（李著所考）。

　　由此可知，端广之出至辽北落户，实为明英宗正统初年之事（曹安作《坟碑记》，适在正统三年）。

　　如自永乐二年计，端广在丰居住时间36年。如自永乐十九年计，则其居丰时间为19年。

　　故可得结论：

　　曹端广自丰移铁，已在丰润居住19～36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