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曹家旗籍始末考

　　曹雪芹本人是一个“旗奴”，这已祖辈相传了好几代了。他上辈的正式隶属是“正白旗满洲旗鼓佐领”之人，身份是“包衣”奴仆。

　　这样，离开旗当然就无法了解与理解他的一切。“旗”是什么或怎么回事？这却是中国历史上的惟一的（清代特有的）一种军事编制，但实际包括政、户籍、经济、社会等等地位差别的综合体制（请参看〔附考〕所述梗概）。但又还有一个“内务府”，同样也需略加解说。

　　简明而叙，就是满洲军兵编制，以旗帜为分组，最先只分左右两翼，后划为四旗，再后把原四旗（黄、白、红、蓝四色）叫做“整旗”（俗写“正旗”），义为纯色旗，又分出用异色镶边的四旗，则名为“镶旗”（俗书为“厢旗”）。是为“八旗”的定制。显而易见，正旗的资格比厢旗要早，位较尊。

　　八旗之下，又分为满洲、蒙古、汉军三大旗别，此本民族被编入旗的分制，无待多言。实际共有24个分旗。满洲旗，地位最尊，旗内包衣，有满人，也有很多汉人，大多是“罪人”与其后代。汉军则是明军的降兵为主体的兵种，它与满洲旗内的“汉姓人”身份迥异。

　　雪芹之家，正是满洲正白旗下的包衣“家奴”，但从清代中叶以后，人们对此多不复明了，遂误说曹家是“汉军”。

　　再一个层次，就是八旗又分为“上三旗”与“下五旗”。“上”者，谓镶黄、正黄、正白三旗，“下”者，为此外之五旗。何以谓“上”？因这三旗归皇帝所直辖。上三旗下的包衣人，成立为一个独立的衙署，名为“内务府”，专司皇家一切财产、礼仪、生活诸事，由王爷级大臣领衔掌管。故此三旗又称“内三旗”。

　　雪芹之家，就是隶属于内务府的包衣奴仆。

　　这已清楚：假如他家不是正白旗，就不属上三旗，也就入不了内务府，入不了内务府，就无从有机缘在皇帝身旁当差，作“天子近臣”，也就更不会有特殊“发迹”的命运。

　　可是，曹家入旗之始，却又不属正白旗下之人。

　　这层转折，如不考察明白，也难理解他们一家人的遭遇与“际会”，幸运与祸源。

　　且看他家几辈的“史迹”——从归旗的一代说起：

　　（一）曹世选（又名锡远，又名宝），“令沈阳有声”，“因宦沈阳，遂家焉”（分见康熙《上元县志》、《江宁府志》）。他何时为官？官职究为何等？暂且慢表。

　　（二）曹振彦（始见镌名于“辽阳二碑”，但于考其旗籍无大用处），惟《清太宗实录》卷十八云：“（天聪八年甲戌）墨尔根戴青贝勒多尔衮属下旗鼓牛录章京曹振彦，因有功加半个前程。”（墨尔根戴青，参看拙著《红楼梦新证》增订本。）正在这里，发现了问题——

　　多尔衮，乃努尔哈赤所生“三幼子”之一，兄名阿济格（又作阿吉葛），弟名多铎。多铎才是正白旗旗主（房兆楹先生有专文考定，参看拙著《新证》第7章有所引述），而多尔衮实为镶白旗旗主。

　　如此，曹振彦（雪芹高祖）本为镶白旗下包衣人无疑。

　　那么，他家如何又有“福分”变成正白旗而得列入“上三旗”的呢？

　　这事情恐怕要迟至顺治六年（1649）三月了。为何这样推断？试看历史的轨迹——

　　（一）努尔哈赤首次入辽攻明，陷抚顺、铁岭时，应即曹世选被俘归旗之始，其时随战主将皆系其次子大贝勒代善（后为红旗旗主），而多尔衮（后为白旗旗主）彼时年少，尚未领兵出战。参以崇祯二年（天聪三年1629）入塞侵掠时丰润之曹被俘出关归旗时，系由关外族人引荐（即曹世选、振彦父子），然所隶是正红旗，而非白旗（又居抚顺），则可能彼时曹世选、振彦等曾隶红旗，并非自始即归白旗，亦未宜遽定。

　　（二）至天聪四年，曹振彦之名见于辽阳二碑，其时不知旗分何属。至天聪八年，则隶“墨尔根戴青”贝勒多尔衮属下，始见《清太宗实录》所载（有人据天聪四年碑，说振彦彼时任“教官”，是个大笑话；碑文彼处实系“敖官”，乃另一人名）。

　　（三）曹振彦、玺父子，随多尔衮、多铎两白旗兵征山西（平阳府反抗，大同叛）；其时丰润族人曹继参等亦在征伐役中。是年，多铎因痘而亡，两白旗遂归多尔衮一人独掌。

　　（四）但据学者研究（如房兆楹先生），初据官书，皆以为多尔衮乃正白旗主，其弟多铎（俗称“十王爷”者）方是镶白旗主。实则相反，多铎为正旗主，多尔衮为镶旗主——若如此，则曹振彦随多尔衮时实隶镶白旗而非正白旗。

　　（五）多铎痘亡后，次年多尔衮亦下世，且旋即获罪削爵夺宗、抄家撤祀……又无子，一无所有了——此时正白旗方归顺治之太后执掌。此为正白旗归入“上三旗”之关键点。

　　（六）考史，曹玺妻孙氏，此二年间年十八九岁，则曹玺之年龄应不甚相远，而康熙《江宁府志》说“世祖（顺治）拔入内廷二等侍卫”，正合。可知此即由太后属下而得用的新身份地位了。从此，曹家方得划入“上三旗”而进入内务府当差执事。

　　这是曹家旗奴家世之中的一个重要的升迁变动，这也是他家以后的数十年历史升沉荣辱的真正枢纽。

　　在此，还必须说明一点：那时（顺治六年）政府已明令：旗下奴隶皆许归隶满洲——抬高政治身份。为何如此？只因当时旗奴不堪其苦，已经“逃尽”！另一方面则又有明降将耿仲明等在“招诱”在逃的旗奴，于是离开奴隶无法“生活”的满洲官贵，大为恐慌，所以下令不但“减罪”（逃奴的惩治极严酷）以示“宽大”，一面许入满洲“高层”身份——可以公然借势压人了。

　　这一切，都说明了曹家的非常特殊的家族历史命运，而时移世换，几百年之下我们想要真正了解与理解他们一家人的处境（包括物境、心境），实在是一件异常困难的事情——简言何能尽明委曲，而详叙又是多么麻烦累赘！

　　诗曰：

　　九王麾下骏蹄劳，豹尾銮仪意气高。

　　莫说红旗初缧系，宫闱新掌白旌旄。

　　〔附考〕

　　研者或主曹之归旗，迟在沈阳陷落时被俘，则自始即归白旗属隶。但如此理解之思路是以曹世选为明吏之守沈阳者，其时早已“世居沈阳地方”（《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而康熙江宁志明记其“令沈阳有声”，在明之沈阳乃中卫之建置，非县也，哪有“令”官？（如谓系变词隐讳，则尽可有多种叙法，何以独用“令”字？此不可别解者。）拙见以为，努尔哈赤攻下辽、沈之后，迁都沈阳之前，明“卫”即撤，曾设临时地方行政官，“令”者指此。如系明官，康熙修志必避而不必书也。（可参看天聪四年辽阳碑上镌名者，即有“府吏”一项，可证彼时辽阳曾设地方府级行政衙署。凡此短时事态，官书皆不及备载，附说于此。）

　　又或谓曹世选是沈阳中卫指挥。城陷时被执降清者。按，无论被俘或出降，中卫指挥乃一方要职，满洲庆功，必书其姓名（如某总兵降，某游击生擒，皆见纪名），此一重要战绩，岂有漏书之理？而史册绝不见曹世选（锡远、宝）之名字。以此推之，其“令沈阳有声”应是归旗以后之政声，修志者方敢着此一笔也。

　　又，清入关“定鼎”之先，数次入塞，大肆屠掠，且曾近逼京师（战于德胜门、永定门外），京东自通州（包括今天津河西务）至永平，遭劫尤为酷烈，最残忍之入侵者为贝勒阿敏，屠永平、滦州，皆其纵兵为之。而大贝勒代善及其子岳托、萨哈眧，皆不以屠民为然，多曾谏言。而其时山海关守固不得入，满兵常由别口入塞，首冲即到遵化州（包括丰润皆属州辖）。如崇祯二年（天聪三年）皇太极亲率大军入侵，即代善为随役之主将，由洪山口入塞，即首克遵化。然后逼京城，下良乡，以至蓟州。明兵自山海关来，代善率左翼四旗破之。直至次年正月，明侍郎刘之纶率兵至遵化，双方剧战，刘死于围中。

　　观此，确知丰润曹邦（曹端明之九世孙，相当于雪芹的高祖辈分）被俘，正在此次代善红旗属下所掠人口，故出关后（由曹世选、振彦等引荐），即归正红旗。按之史迹，无不合符。

　　至于曹家后来重要姻亲李煦家，其父李士桢，则系崇祯十五年（清崇德六年1642）被俘，此次为阿济格率兵入塞，过京师一直南下，入山东，腊月，万人围昌邑，李士祯以男童被俘。李家遂为正白旗包衣，隶阿济格白旗旗下之故也——此则今世考李氏家世者所不能知，附说于此。盖考溯旗籍，内涵重要史实历程，如研者所叙：八旗制既定，努尔哈赤为总帅，并自领两黄旗，次子大贝勒代善领两红旗，第八子皇太极领镶白旗，长孙杜度领正白旗，侄阿敏领正蓝旗，第五子莽古尔泰领镶蓝旗。是则皇太极即汗位后，改领两黄旗，而将镶白旗交多尔衮。及杜度卒，正白旗归多铎。由此可知曹家旗籍，并非自始即隶正白旗，应先隶红旗，其后拨归镶白旗，当在多尔衮始领此旗之时（天聪七年）；再后多铎痘亡，始拨入正白旗（顺治六年）。

　　（一九九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