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丰润曹氏家族》序

　　一

　　中华文化大领域中，有一项分目，可以称之为“氏族文化”。晋代的王谢风流，北朝的崔卢声望，诗文称道，人所共闻。如果对这一类文化缺乏研究评述，那必然造成全面认识中华大文化的一种空白或阙漏。对于曹氏这一宗族，综览史迹，文武相兼，业绩丰盛，书不胜书，应有大手笔予以记叙介绍。我曾撰有《从“三曹”到雪芹》一文（载于《燕京学报》第二期），副题即标为“中国氏族文化初议”。或可视为一种尝试。不过那只限于文学史的主脉而难以备及其它。

　　有趣的是，雪芹著书，自己在开卷之后即特意标出“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这一大“标目”。乍看似是泛笔，实则正指曹氏宗族，内容包括了文武两面，——诗礼簪缨均有大量具体史实可稽。而曹彬主持修十八帙宗谱，江南池州知军事（官）樊若水为之作序赞，正就特笔书明“诗礼传家”、“簪缨继美”这个氏族特点——其详可看拙文《释“诗礼簪缨之族”》（载《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5期）。

　　从曹氏全史而观，其历代迁徙路线分明。魏晋唐宋，流转多方，从元代以后，一支卜居河北丰润，居处生息，繁衍发皇，为时最为长久，诞才也最为众多，成为这一氏族在文化方面表现最为出色的一个时期与地区。因此，丰润曹氏——包括后来又分支出关定居辽东铁岭的雪芹上世（最近李奉佐先生新著《曹雪芹祖籍铁岭考》（春风出版社），从史地众多方面做出了详明确凿的考订，证明了雪芹上世丰润曹氏一支分出关外的；而且根据《曹雪芹祖籍在丰润》书内所载93岁老人曹佐华的回忆记录，考明了铁岭分支的卜居地点是腰堡（铁岭以南40华里，略偏西），其老坟在范家屯。范家屯为乡，腰堡今为村，属“小西山”麓，即屯之境内。老人记忆的铁岭城内西街曹氏后人住处等细节，亦完全吻合。李先生新著学术价值甚高，从他的多方论证看，“辽阳说”根本不能成立。），具有明清两代历时数百年之久的突出代表性。

　　对此，过去的文史界与丰润本地的人士，恐怕都认识不足，重视不够，很少过问。自从1992年，丰润人民政协文史委员会开始了这个主题的探讨工作，而且做出了可观的成绩，令人欣喜。他们出版了专辑《曹雪芹祖籍在丰润》，很受好评。更可喜者，他们不自满足，再接再厉，如今撰成了这部新书，观其内容，较前更为丰富，论证益见肯洽，堪称佳构。

　　这部书以六大部分合为一个整体，翔实细致地综述了丰润曹家的远源与近况，堪称脉络分明，阶段清晰。各部分之撰写都是认真下了功夫，不是草率落笔的，因此质量甚高。其间还涉及若干疑难（如空白、纷歧……）问题的考辨内容，水平尤其令人瞩目，具有学术研究的重要价值，我读了十分高兴，从中得到启发或印证。（引用文献忠实与否，也是治学一大问题，亦须提防受骗。今举一例：“辽阳说”者引录的《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文，出现了“教官”之目，而曹振彦名列其下——害得不少人去考证“教官”是何官职，其说不一。谁知李先生揭示，此亦大有疑点。盖我让儿子建临一核此碑拓本，果然并无“教官”可言，原来曹振彦名列“皇上侍臣”项下，此项下之第四行第九名次。此行开头的人名是“偏姑、敖官……”

　　“敖官”是人名，与稍前的“才官”同例。然而“辽阳说”著作中摆给人们的却一点也不忠实：连“皇上侍臣”这等顶格镌刻的字样也“消灭”了，“偏姑”等许多人不见了。后面列名的“木青”（青字模糊，暂定）“千棈”却被写成为“千总”两个字。

　　如此荒唐的文献辑录，实所罕见——也就可以对比本书的品格了，故借此机会一为表出之。此岂细故小事一段乎？

　　现在事实已然清楚：此碑乃努尔哈赤定都辽阳之初时命建而实际是皇太极即位四年（已迁都沈阳）时追建之碑记，是时曹振彦是皇太极的“侍臣”（可能是侍卫或包衣），身在沈阳“伴驾”，——这与“祖籍辽阳”可谓风马牛，“辽阳说”的这一“主证”全是虚言假相。他们把“敖官”说成“教官”，是什么“红衣大炮”部队的教官，改变了曹振彦的身份，并用以反对和否定丰润的曹氏关内本籍的史实。其手段实可令人骇愕。）即单就征引书籍文献而言，我看本书是忠实令人放心的。

　　至于书末，董宝莹先生的一篇《冯其庸先生：迟复为歉》（代后记），也写得精彩，大大值得一读。

　　此书之问世，将为中华氏族文化工作提供一个初步但是有益的起步与启发，不但是对于一乡一地的巨大贡献，从政协文史工作而言，从全国学术界而言，也是一项值得重视的贡献。

　　承嘱制序，喜书数言，未能尽其全美，聊资引玉可也。

　　周汝昌

　　丁丑七夕后

　　二

　　本书的出版，值得地方志、文史文化各界给以重视，我已撰一小序，略申拙见。今因学术研究的迅速发展，感到有必要从另一角度再为本书的意义增加一补充说明，遂作此续篇，以备学者参阅与评正。

　　如今的河北与辽宁二省，通称关内关外，似为山海榆关所分断，实则古时原是一地——辽东地区本为燕国的一部分，及秦灭燕，增筑长城，也还是由西向东，直抵襄平，即今之辽北地区（见《史记·匈奴传》）。是后两汉在辽东置郡。元代始置辽阳行省，大略相当于明代的辽东都司地域。而直到明代，蓟（燕）、辽二地却仍然是一个地理行政整体概念，实由蓟辽总兵总督统辖，并不曾分离。

　　必须明了这一史地渊源，方能了解关内丰润曹氏与关外铁岭曹氏的分迁与往来的亲切关系。然而后世之人，包括某些“曹学”研者，早已茫然莫晓了。

　　根据李奉佐先生提供的最新研究成果，得知史册明确记载以下各点：

　　（一）距曹氏出关最早居地腰堡、范家屯稍北（不过八里之间）的盬河（范河），亦有曹家分住同族，其老人还能口述“汉拜相，宋封王”的家史，而这正是丰润历代祖传的春联词句。

　　（二）据《明实录》，古盬河为千户所城，始建于明正统四年（1439）。如此可知腰堡成为百户所（亦筑城守卫），当相继在次（此点李先生已同意）。由此可推，曹端广入辽卜居铁岭城南腰堡，当在正统四年稍后。

　　（三）盬河筑城之事，适为（爵封丰润伯）曹义由京东（三代世居遵化丰润境，境内有其封地，见《丰润县志》）出任辽东副总兵之时，盬河一带加强军卫，是他的新莅任新措置，我曾推断曹端广出关是随曹义而往，为其部下，方卜居于铁岭腰堡，恰相吻合。

　　（四）李先生又查明其时正有一左参将名曹广，本籍“京卫人”。而京卫实指燕山左卫，即丰润地方。故我提出，此曹广亦即曹端广，实为同一人，不过单名双名之不同使用而已（其原因，或至关外时报姓名简略个“端”字，或本来即名曹广，“端”字乃后裔修家谱所加“排行世次”的“整齐规范”字样，并非皆属实用之命名）。

　　拙见以为，丰润曹族祖辈相传，其铁岭一支先祖所以出关，两说并存：一谓商贾，一谓戍守。按此二说并不构成矛盾。如李国瀚之父李学，即初商后军（见《清史稿》），此类史例甚多。历史经过总是十分复杂曲折而非如后人所想是单一的历程。曹端广初时入辽，从事商贾，商贾就不同于“坐地”，而总是关内外两地往来，那时还不是“卜居”“占籍”。直到正统四年略后，他才改投军务，随新任辽东总兵曹义到辽北铁岭担任百户所的武职。这一点可由盬河城（千户所）筑于四年判知，不会有误。

　　此点至关重要，因为这一最新考定，表明曹端广自永乐二年（1404）到正统四年（1439），至少在丰润已定居了35··年之久。是故辽北曹族老人仍以丰润为原籍，至此一清二楚了。（《皘阳曹氏族谱》言端明、端广二人一卜居丰润，一卜居铁岭，于是有人遂执此以谓端广只是“经过”丰润，并未居住，不是本籍……云云。他们不知皘谱是数百年后的追述“排句”法，便误认为两个“卜居”是同一时间的事情。如此，考史论事，可谓简单化之极致了，就很难再从治学的观念来包括它了。

　　按曹义生于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永乐四年（1406）已袭父职为燕山左卫指挥佥事。时年17岁。至正统元年（1436）充辽东副总兵；越一载，正统三年即任正总兵，时年49岁。其最晚之亲与寇战，在景泰二年（1451），年已62岁。

　　曹端广正是曹义同世人，年龄相仿，当略小于曹义，其随曹义出关任职，应在四十几岁，正是成熟任事的年龄。）

　　学术研究不断发展，我与李先生在丁丑一年中通信互相讨论、切磋、启发、印证，已不计其多少次，我们二人“对了把子”，不断引出新情况、新理解、新史迹……以上所述，主要归功于他的鼎力覃研。我觉得既承本书引及了李先生和我的若干见解，故应也将我们的最新收获补叙在此。这于文史学术，或许不无意义。

　　周汝昌 追记

　　丁丑腊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