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曹雪芹祖籍铁岭考》序

　　李奉佐先生的这册新书，字数不算太多（从所涉问题的点、面、层之繁富而言，更是如此），却已把曹雪芹的上世归旗及关外祖籍诸多方面考证详明，从此可以论定。

　　祖籍为何重要？这是中华文化历史上的一项值得深思的课题。我们的典籍，经、史、子、集；史部群书中很早就创立了“纪传体”，为人立传成为史册的主体，而作传的通例却以“某某，字某某，某地人也”为定而不移地记叙笔法。实际上即姓名之下，第一要紧的就是籍贯的确定。此为何故？盖传主的家世生平，历史背景，事业功勋，离开籍贯是理解不清的（旧时科考，不许越籍；仕宦也必避本籍。其他交游师教等等，更无待言了）。比如《三国演义》作者，古本上写明“东原罗贯中”，学术界一向对他的本籍究为何地就有四种说法，久为人文科学界互相商讨的一项论题。在我们中土，籍贯总是赋予人以很多鲜明的特点特色，这与欧美人就大不一样，因为文化背景各异（你看西方著述之卷前署名，可有像中华传统体例于书册必书明“某地某人著”的？）。

　　循此理以推，我们伟大的特异天才文曲巨星曹雪芹，名腾宇宙（水星上环形山命名就有他一席了）——却还不知他应在署名上先写清什么地方，那怎么说得过去呢？

　　李奉佐先生为我们解决了这一重要问题。

　　学术天下之至公，绝非某一二人能以私意断言其得失是非；而我上文开口即云“论定”，岂不太觉轻率？对此，我可以回答：并非出于轻率；敢下此断语者，实因我是将李先生的论证与别家的专著详细对照比较之后这才判明的。我以为，在李先生这样的析论之面前，想要提出驳难的新议，目前还没有具此学力识力之人。

　　李先生这册著作，是一份可贵的学术研究的成绩，可以说是具有范例的性质。

　　作学问，下多大功夫，有多大成就，既不辜负人，也不欺骗人。看看李先生掌握的史籍资料，他的细密的钩稽思辨，他的多层面的综核论列，就一切晓然。

　　功夫不负有心人，是真理；但只下死功夫也并不能成为真学者——史料虽富，读不太懂，辨不甚清，只见一点表面，不论其他，便自谓“已探骊珠”，真理已属自己，不许任何商量切磋，就犯了自是自陋的错误。所以治学总要起码三条：学力，识力，明智力。什么叫“明智力”？这不指一般的所谓“智力”，是指老子名言所说的“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学者首先要态度端正，一心为了真理的探求，绝不沾染其他非学术因素——如此，也就必能虚怀若谷，积学似海，日进不息。反之，即是假学者，不足论了。

　　我与李奉佐先生素昧平生；今春他晋京之便，方由友人介绍，见访晤谈。见他恂恂儒者，朴讷无华，从不涉足于“红学”界；因崇仰雪芹，故而立意要为他考研家世；他一再表明：所论全系自抒己见，非与任何人有异同之成心执意，其间偶涉他家意见，不过因论证所需，加以澄清，以免纠缠而已。其宅心高洁，为学端严，亦其品格之必然显映，既无意气之可言，更非“派别”之所使。这一纯正的学术研析成果，足以昭示吾辈，为人治学，一本真实，全出精诚。舍此而外，焉有正路。

　　我为李先生此书制序，内心是深抱愧怍的：早年只对雪芹祖籍的研求开了一个简陋的端绪，是后再无条件继续寻考（离开了学府，离开了高级的图书馆……），拙著中只列了一节《辽阳俘虏》（早年我对东北的历史地理知识十分缺乏，也就会措词下语欠确。“辽阳”虽系根据丰润曹谱所记“辽阳一籍，阙焉未修”而来，但对“辽阳”“辽东”的地理概念很不清楚。如今看来，康熙间曹氏所言“辽阳一籍”很可能即是“辽东一籍”的同义语。因为历史上元代的“辽阳行省”实即相当于明代的“辽东都司”，原可互称。江西武阳曹谱于“入辽一支”下注明“辽左”，实亦同义。

　　“辽阳”，在元代为行省，所包甚广；至明、清时，已只指一地，而“辽东”则为明代都司地理行政名称（与概念），此二者当时绝不相混。但入清代之后，关内、中原、南方人士对此却渐趋模糊，往往致误（如李先生所举《清史稿》将辽东铁岭人高其佩误书为“辽阳人”，即其类似之例）。至于后世及今人，如笔者本人亦然，“辽阳俘虏”的标题最为显然，尚是数十年前之事。即如前二年出版的《曹雪芹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中，有拙文竟亦将“辽东”五庆堂曹氏宗谱误书为“辽阳”云云，此更为错误。今于此纠谬，以志歉仄之怀。）——其实本意是要说“辽东俘虏”。一字之差，后果严重——有人因受此影响而发展下去，遂致得出背离史实的说法。而稀奇的是，我却被人列为与“辽阳说”对立的代表（并加以攻击）。如今忽见李奉佐先生的论著，心中感到的，自然不单是欣喜的一层浅薄的意念了。

　　我读此书，受益实多。只举本书正题以外偶加涉及的“辽阳说”为例（即有人认为雪芹祖籍只能是辽阳一地，而绝非辽东的任何地方之论点）。对于“辽阳说”的三点依据，李先生揭示其俱无科学证据价值可言，如“辽阳三碑”，其前二碑上列名之人倒是铁岭人居多，辽阳人很少，那么这种镌名倒正足以证明：曹振彦既与如此众多的铁岭人同列，那他岂不亦即同为铁岭人氏？如何能指为“辽阳人”之确证（碑上镌名众多人员的本籍，并非与辽阳有任何必然关系。对此，王畅《曹雪芹祖籍考论》（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初步揭示，我撰《曹雪芹家世考佚》（《明清小说研究》1997·1期）亦曾涉及。但均不如本书所考之详细周全。40年代，我首次据山西地志叙及曹振彦，所报本籍是“辽阳贡士”。贩引者甚多，且以此为“辽阳说”力证。殊不知此系曹振彦由旗下武员首任山西地方官，而地方官原应由科名文士出任。故此不得不报其一度曾为辽阳地方举为贡士的“身份”。此与祖籍更无干涉。《李氏谱系》屡见“辽学生员”之履历术语，盖即同类也。）？再如，康熙地方志说曹氏“著籍襄平”，于是又被引为力证，称言襄平只能指辽阳一地。而李先生一针见血，举出了诗人、史学家、高士铁岭李锴（铁君甫，眉山。清史家将他与曹寅收于相联附的传记中），所著七十余卷大史书《尚史》，正式署名却正是“襄平李锴铁君甫纂”！如此，又正好可以证明曹氏的“襄平”也指铁岭，尚有何疑？此外，李先生对《五庆堂辽东曹氏宗谱》也有自己的新见解，也确认此谱乃是沈阳谱，与辽阳无直接关系（对“五庆”曹谱，我之早年著述，与王畅《考论》等处，多举其疑点，以为不可尽信。李先生则信之不疑，几乎全部肯定。我受李先生教益，始信该谱原始形式之谱系图列“寅玺鼎”（无空白，亦缺世次），这反而表明这是修谱时不得其详而仅记所闻的痕迹，例非虚造（惟“鼎”之名尚不可考）；及谱中正式详列“六世”十一人（实只五世）等等，却实是后人转录《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或清《皇朝通考》等书）而加入的，多有错误，实出“以意为之”的推测联缀。这诚所谓弄巧成拙，其启人之疑，责任不在疑者了。此点我与李先生信札切磋，互有异同。在此说明，以见我们为了学术，各抒己见，为真理而商榷，并不敢效颦于当世常见的“一言堂”、“一致认为……”的庸俗的、非学术的作风。如“五庆”谱竟列“天佑”为“颙子”，实为大谬，后果十二分严重（多人据此认为“天佑”即雪芹，而不知此乃曹顺的表字，做州同时改用了此名，典出《周易·系辞》十二）。我早年见事不明，《新证》中反误信“五庆”谱。今已自纠其谬。详见拙文《曹雪芹生卒考实与阐微》（《学习与探索》1996·3期）。）。

　　至此，“辽阳说”的三大“石证”，一一破灭，无复立足之境。

　　李先生的贡献，还包括他找出了铁岭曹氏与同籍李氏（威名震赫的辽东总镇李成梁之第四子，即娶曹氏，其后历世姻亲）、金氏（杭州织造，曹寅称“金氏甥”者，亦即此家）等同籍氏族互为姻戚的丰富而确实的文献（如李成梁之曾孙辈李显祖，所娶乃“内大臣加一级曹公尔吉之女”。此为一大发现。按内大臣如索额图、明珠等，位极人臣，并不再有什么“加一级”的纪录可言，此惟曹玺有之。见康熙六年覃恩诰命：“尔曹世选，乃江宁织造郎中加一级曹玺之父”，可谓正合，盖曹玺原名尔玉，玉字行草书两横后写竖时，上端微冒出，而下端又连笔带笔，一横一点，形与（吉）混，清缮时遂误书为“尔吉”。玺后赠尚书一品，故为大臣。此外，康熙时亦未见另有曹姓之内大臣。）。叹为向所未知之珍贵史迹。

　　他的另一巨大贡献，说来更为神奇：他根据丰润曹佐华老人（后居唐山）在93岁时（1994）回忆记录，竟然找到了他数十年前故交的后代，证实了老人的记忆基本正确（老人于1942年于抚顺工作时结识老药店坐堂大夫曹先生，是铁岭人，叙起来是本源一族之人，并到铁岭曹大夫家去拜年……记其家住铁岭县西街路南一个胡同，祖辈相传来自关内丰润……有录音录像资料）。现在，奇迹般地找到了这家后代，所言西街住处、坐堂职业等，竟然吻合。证明了93岁之人的记忆不错（仅名字、辈份略有模糊处了）。不但如此，连带又证实了铁岭曹的老茔实为城南偏西的范家屯，地势临河，也与老人所述一致。而且又由此得知其家传述，雪芹祖上居址为腰堡（此为本名。后来成为车站，改称“乱石山”，乃晚出之俗名）。这一切，真是“上天不负苦心人”，终于寻到迷失已久、铁鞋无觅的史地遗痕。

　　我因益发感叹，这些无比珍贵的史迹，包括各式文献与线索，如不经有心有识之士紧握时机、努力工作，恐怕不用太久就会荡然化尽，无复可寻了吧！

　　读了本书，心中感慨多端，一时难以尽表。回溯数十年前，李玄伯先生是探索曹氏祖籍之第一人，但也只据丰润曹谱而论证。其后杨向奎先生向胡适之先生提供尤侗的文集资料，胡先生竟读不懂（他说尤文只能证明曹癠是丰润人，不能证明曹寅也是同籍。他不知尤侗在河北永平做小官时打了正白旗下不法之人，以致丢官，他对满洲正白旗人怀有反感与“余悸”，怎敢问曹寅祖上归旗以前的事？及晤寅之四兄曹癠，“知为丰润人”，这正包指寅、皅弟兄二人而言，更侧重在寅。否则那个“既交”“知为”的语式反而不通了！胡氏连这也读不懂，今世还有附和胡氏此一见解之人，岂不令人嗟叹）。从那以后，大约以我为开始，广泛涉猎清人诗文集，以求真实，首次引了李因笃的《受祺堂文集》等书，证明丰润曹、江西曹确为宋武惠曹彬、武穆曹玮之后，而袁硍题《楝亭图》，正有“惠、穆流徽”之句，又证明铁岭曹与丰润曹同属曹玮的嫡裔。从此，关内丰润、关外铁岭，方是曹氏明代的真祖籍。然异说未息。今得李先生出而鸿篇解惑，云散日明，何其豁朗！然而回顾一下，历时如许之久（1931～1997），此一问题方获彻底解决，可见为学之不易，存真辨妄，复杂百端，而且还有非学术的恶风乘势播乱诬良；此刻面对李先生此书，我不禁有所感触，就不是无缘无故之事了。（附说：李因笃，“关中三李”大儒之一，曹寅谓曹癠“选友得关中”，即指李因笃。“惠、穆”一义，详见拙文《曹雪芹家世考实》，载《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

　　李先生此一著作，翔实而精彩，其学术价值，亦非我一人区区所能尽识，应俟海内外学界给以更为公允中肯的评价。这篇小序，不过聊为抛引而已。这是因为，学术研究是不断进展的，“为学如积薪，后来居上”，一点儿不虚的，绝不是哪一家哪一人能以个人私见而左右颠倒的，关键总在一个求真上。求得了真，哪怕还是此真之一部分，还有论析不足之微疵细病，也就是一种功绩和胜利。凡是本旨原为求真之人，不管原来自己所见是否与真相合相反，都应该被李先生的研究成果所说服，为他的求真精神所感化。

　　周汝昌

　　丁丑清和之月序于北京麟玉轩

　　〔附说〕由于李先生提示李锴在《尚史》中自署“襄平后学李锴铁君甫纂”，我又悟到：“襄平”的字法是针对满族人自署“长白”的一种巧妙区分之计——以前混称“长白”，表示“旗人”，太不合理，而又别无良法（如《永宪录》称曹寅为“奉天旗人”，亦不得已之方也）。稍后，非满洲族的旗人而籍在辽东的，乃创例署“襄平”，盖以汉郡古称，暗隐“汉”义，以与“满”别。此史家亦未及揭示者。益知此与本籍“辽阳”毫不相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