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曹雪芹家世新证》序

　　这部新书，非常重要，我对李、金二先生的学术研究成果，表示钦佩与敬意。此书学力深厚，从诸多方面、层次、时空变革……考明曹雪芹关外祖籍是铁岭，而非辽阳。拙见以为，著者的贡献是突出的，必将受到文化与学术界以及地方政府领导的充分重视。

　　因为我曾为李先生的《曹雪芹祖籍铁岭考》撰过拙序，又曾为他的另一论著和铁岭市曹雪芹研究会成立大会题过诗句，那些文字表示了我对李、金二先生论著的意见，我请他们酌量附印在此，即不再复述。

　　以下，只想就此机缘讲说一些有关的感想，可能散碎无章，落笔简率，恐多疏误失当之处，请著者读者均予鉴谅。

　　曹雪芹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他也是我们文化史上悲剧性最深的异样人物。对他，近八十年以前几乎一无所知——时髦语言也许是个“盲点”。八十年以来，对他渐有所知了。然而说也奇怪：人们之所知多了一些了，可是却越发感到所知太少，甚不满足，以为一大憾事。我说，他这个人的魅力，从哪儿看得最清？就是从这一点上，其意味深长，也许你还不曾细想吧？

　　有一个事实，你更未必思索过：谁是八十年来第一个真知真识雪芹者？不是胡适之，而是鲁迅先生。胡先生是始考雪芹之学者，但为雪芹创撰“小传”的则是鲁迅。请看《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四篇。

　　鲁迅对雪芹有特殊的文化感情：他在学术著作中竟称“雪芹”而不呼其名，是为他平生文字中惟一特例，分量奇重（今人对于我们中华人如何称呼尊者、爱者、慕者，一概不懂不讲了，也不晓除史传一类之外直呼其名是最无礼貌的表现）。再者，鲁迅还特称雪芹为佳公子——他从来也不会如此加誉于一个历史人物的，这简直是一个奇迹。

　　那么，鲁迅所撰之“小传”中哪句话最吃紧重要呢？——

　　……然不知何因，是后曹氏似遭巨变，家顿落……

　　要知道，这几句今日看来“无奇”的话，却是超常的卓识——因为当年胡先生的看法是曹家只因“坐吃山空”、“自然趋势”，而不知实缘巨变。鲁迅巨眼，怎不令人钦服！

　　但是，谁也没去寻索那个巨变的“何因”。

　　如今我们要申明一句：要想寻此因由，必须先究远因，详考祖籍。

　　这个“逻辑”听来似涉离奇，实则切中肯綮。这也就是欲知雪芹之一切来龙去脉，必须先知他的祖籍之所在以及此地有何史地意义，有何曲折变化。

　　围绕曹雪芹的待决难题是“成堆”的，其中一个是祖籍。就我的知识而言，此一难题从六十年前开始试解，直到今日方见分晓——这就是本书的主题所在，也是它的重大贡献。

　　曹雪芹本是宋代元勋武惠王曹彬之后，本支明初永乐年间，由江西南昌北迁，落户京东丰润。但丰润曹如何会变成后金满洲正白旗“包衣”奴隶的？这就需要十分艰难的史地考证的高深学识与勤奋功夫。过去没有真正解决，因而异说滋生，伪学侵混，造成了以假代真的局面。《石头记》脂砚斋批语有云：“一日卖出三千假，三日卖不出一个真。”这正是雪芹早已预卜的“假作真时真亦假”。我说雪芹是个悲剧性最深的历史人物，在此也就获得一项证明。

　　如果你问本书属真学还是假学？我将回答：“假去真来真不假，朱明紫暗紫非朱。”

　　书中内容十分丰富。嗜学而有耐性的读者会逐篇看下去而得到学术享受与学识满足。耐性差些而实有兴趣的，则不妨先抽读第二章第三节的“三韩”考和第八章曹雪芹的祖先与辽东始居地。这都是异常精彩而不可多见的文章。倘若看得对味，那就想细读全书了。

　　以“三韩”为例，自拙著《红楼梦新证》引韩癛《有怀堂文集》，人知有“三韩曹使君（寅）”一称，而无一人为此作一点儿考论解说。我自己曾妄揣此乃“泛称满洲”之词（因三韩在满洲奴儿干都司境），也只知道清初刘廷玑《在园杂志》与顾炎武《京东考古录》都曾批评时人习以“三韩”称辽东之不妥。然而大师如顾亭林先生，除批评之外，也竟未详其来由究在哪里。如今李、金两先生此著，字字分明，考知辽、金时代在今铁岭稍北之昌图一带曾置三韩县，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史地位置，而非泛语滥词。这真使我大开胸臆，称快不已——当然也衷心佩服他们的考证之功，八十年来未见一人能解此疑。

　　又如第三章第三节所考，无论自燕至前汉的襄平，还是后汉侨置于辽南的新襄平，皆与今之辽阳无涉，有人引以为据的所谓“汉襄平在明代之定辽中卫”（即今辽阳）者，纯属误读史籍，而不明定辽五卫中之中卫本不与襄平相关也，此为一大纠谬。

　　再如天命三年“三韩竟沉”一大事故，我只查出费扬古、额亦都二人与此最相涉；而李先生现已揭明此役主将是和硕额驸康果礼与英俄尔岱，而康与英又适为正白旗，再加上其他参证，李先生遂指明曹世选之被俘自始即隶正白旗，而非如我据房兆楹先生之说以为其始隶之旗可能是镶白旗乃至其他旗（有考史者谓早时黄白二旗曾有互换之曲折历程。兹各存其说，以待后定）。我觉李先生之新论点是有说服力的。因此，如无更新的考证，我准备放弃旧说，改从李先生之新见解。

　　总之，李先生的贡献实多。我们之间常有切磋之处，都是为了寻求历史真实，而不是为了“维护己见”。倘若是只为一个尚难确定的“己见”而强求伪证，甚至曲为之说，坚持谬误——那就不再是学术研究了，我们二人总是以此精神而共勉。

　　至于铁岭西南阿吉乡乌巴海村曹泰东先生的那一段祖传口碑，更是万分之难得。此种珍贵史料，今后即渐归湮灭，若非及时调查，一切茫然——那又何怪乎伪说妄议之滋生惑乱呢？

　　李先生已有《曹雪芹祖籍铁岭考》一书问世，我在彼书序文中也曾略表愚衷，其间一些拙意，在此即不复赘言（假学的特点之一是篡改史料，公开蒙世。例如“辽阳三碑”上本来无有什么“教官”、“千总”之类的“抬头分栏”，而我上当引用过，李先生也在他那书中转录附印了。可见这种欺蔽作用如何巨大。今于此自纠，兼以警示后来。）。承嘱命笔，重为新书再序，不仅是个人的学术翰墨之缘，也是八十年来真学伪学示例的一大情由的实录。

　　谨序。并系以诗云：

　　冉冉红坛秋复春，几家名富几家贫。

　　知君铸鼎悬秦镜，只要金针度后人。

　　周汝昌

　　己卯年七月中元节后写讫

　　[序后续言]

　　以上短序写时匆忙，草草而就。今承著者又以第九、第十两章（以及后记）寄示，并嘱读后如有意见，可以加于序内。他的虚怀，令我感动，因追记数行，以应雅命，或亦可备关心的学者、读者参阅之用。

　　我与李先生相识于1997年，他来访晤时带来了研究雪芹祖籍的部分成果，征询拙见。我们由此通讯讨论，步步深入，他的创获也日新月异。此次新稿，又包含了我尚未能知的新成绩新见解。此种扎实勤奋、精进不息的探讨精神，时不罕见。

　　新稿内容丰富，此处姑举一二小例：如有人主张雪芹上祖本籍今之辽阳一地，并无二处，也不知由何地入辽——是曰“辽阳说”。本书则举出：辽阳的世居曹姓，最早是清康熙三十年迁入的，有碑石为证（今存博物馆）。只此一条，“辽阳说”即已彻底败溃，无待烦词了。

　　其他新内容，时有类似的创获与翔实的论证，令人耳目一新，实开眼界与“脑界”。

　　新稿有破有立。在“立”的一面，著者大书一个新命题：入辽之前的雪芹上祖，祖孙三代人皆是著籍京东丰润，而绝不是有些人有意曲解文词，将丰润一地的著籍关系“驾空”，所巧辩的只是由江西“路经”丰润。

　　这真是石破天惊的突破性论点，以往无人提过。但我以为此乃有胆有识、有理有据的学术语言，迥异于有意“标新立异”。著者是构建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而后出此“大言”的。应该基本上能以自立。

　　他也首次试排了雪芹上世自入辽以迄于康熙朝曹寅的世系表。足供参考。这都是雪芹家世研究史上的一大进境。

　　再如有些“小例”、“细节”其实意义也不细不小。如铁岭乌巴海曹姓一支，本来是内务府遣派出关服役的，后欲投奔铁岭本族之人，却只因旗籍人与汉民有严格界限，不许认祖归宗，无法与本家同住一处，这才另在乌巴海落户。这有力地说明了曹寅称丰润有“大兄”、二兄、“四兄”为“骨肉”是怎么一种血缘关系（丰润曹已有人入旗，故敢相认）。然而，有人居然硬说那不过是“官场联宗”云云。想以如此轻松的“论证”来反对“丰润（祖籍）说”的“学”风，与本书对比，构成了十分有趣而发人深省的异样奇观。

　　我与著者的学术友谊并不是建立在一个“看法一致认为”的（流于庸俗的）基础上的，我们无数次鱼雁往还，切磋是一主要部分内容。迄今为止，我们的“歧见”有两三点不妨顺便一提。

　　我对“五庆堂”辽东曹谱的收录雪芹家世支系于其“四房”曹智名下，是否可信？以为仍待细究。

　　该谱经几位学者（包括李先生）揭露出它的大量的错误与破绽，已表明它是一部杂收、拼凑、臆说、编造的文献，内容复杂，时有混乱，而又含有某些真实的记载与有用的线索——这些李先生已充分加以运用了。我自始亦无意否定人家的家谱，但我至今还找不到坚实的理据足够承认它是“曹雪芹家谱”。我只曾在李先生首部著作《曹雪芹祖籍铁岭考》之序言小注中说过一句相信其“谱系图”所列“曹振彦、寅、玺、鼎”几个字倒是真实的原始状态，而谱内皆系过录官书，无本体可据性。只此而已。“相信”“原始状态”，不等于相信填在“四房”空处就绝对可靠。因有学友误读，作了引申，说我“改变”了原先质疑的意见……此非我之本意，附申于此。

　　对于“入辽始祖”，李先生考出宣德、正统时期的燕山右卫曹俊是一大发现，其子曹广亦为辽北名将。李先生主张此即五庆堂谱所载之曹俊。是否果为一人？愚意还待良证方可定论。辽东同名的曹姓甚多，如李先生本人也已列出不少。

　　以上是主要的，次要者原不必尽列。如李先生赞同丰润曹端广（或其子）是商贾离乡，“马市经营；但他主张江西北迁的曹氏兄弟是因军事情由，不同意我的水灾逃荒之推测。这则又牵涉了北迁是否实系永乐二年之事？彼时的端广年龄几何（李先生以为已五十多岁）？这也是关键点，可以续研。我之依据永乐二年论事，后来已在拙著中表示另有可能了（北迁可能晚于永乐二年，谱序只言永乐间”，不言永乐初）。兹不多赘。水灾范围不仅包括了湖广，江西也有，我引《饶州府志》，其灾情十分严重。曹氏兄弟即使并非直接由于逃荒，其间接影响亦难排除。

　　我根据曹安的《坟碑记》、曹钊的《满江红》等文献观察，其间似未有与军事相关的蛛丝马迹。但我仍尊重李先生的新解，应当存此一说，互为讨究。

　　所有这些，属于从江西入河北的情由，在本书中原不是研究重点；我们见解小异，毫不动摇已经作出的“丰润——铁岭”的论证结果。

　　曹寅有《与从兄子章饮燕市》一诗，句云“寂寞一杯酒，消磨万古才”。此从兄是谁？值得注意——因为若是北京本家弟兄，何以还要特注“燕市”？我疑心此非丰润族兄（对丰润诸兄绝不加“从”字）；有可能是关外铁岭的族兄。

　　至于铁岭曹家又传“山东——（河北）衡水”之说，此“衡水”也许原指京东的“恒河”。曹宣曾有诗咏之。“恒河在滦河之北”，此与“（京东）乐亭——铁岭”之传，是否有关？希望李先生对这两个问题加以探索。

　　周汝昌

　　己卯十一月初二之夜写讫

　　一源能讨尽 万卷岂辞劳——读《曹雪芹家世新证》

　　面对这样一部450页、38万言的学术论著，我不敢充当什么“书评”的写作人，本文只是一篇读后的随想笔札，表表个人的心情感受。如或偶有一得之愚，也许可供读者、研者、著者参考。

　　应当声明一点：我是本书初稿的先睹者，也是为本书的撰序人；有些想法不拟重述，也有些读此定稿后新近产生的看法，笔之于此，又可为拙序作一些补充乃至修正。

　　我先要说：这部新书是我在本学科领域中极为罕见的著作，其学术质量之高，令我叹服赞佩不已。本文标题所表的，就是个人深感著者为了这一主题，立志求一水落石出的真实史迹，竟然投下了如此巨大的功夫，不惜搜尽万卷之繁的史籍文典，其意志之坚毅，学力之深厚，目中所及，少有伦匹。这样说，并无扬张抑李之意，而主要是自己愧怍之怀——因我号称研治“红学——曹学”数十年之久，却绝对不能写出这种质量的论著。

　　我如此评价本书，自问亦无谀颂溢美之词，因为我在序中已然说明：我与著者的学谊中切磋是主要的一部分，我喜欢提出问题，表示不同见解甚至纠正个别的细节与要点，也不时提供了探讨的线索与建议。可以说我是诤友，而非谀人。

　　全书共分十章，章有节，节有目，目下复有条分缕析的“其一”、“其二”至于十数不等。彼此之间，又是勾连映互，呼应相兼。其组织之严整，逻辑之周密，也表现出学力与思力的卓越超群。

　　本书的主旨是要考明曹雪芹这位文学巨人的家世渊源与其所遭巨变的远因，这涉及到明、清易代的数百年异常复杂的历史过程，首先要精通明史、清史的一切典章制度、行政建置、地理沿革、民族矛盾、军事战情……中间又复连带着考史、考地、考人的三大层次关系，至极繁赜。而著者均能“如数家珍”，条次无紊。更能于人所不明或不知注意处抉示重要之点，正所谓“索隐钩沉”，为治史学者最重亦最难的事情。

　　全书的文字，清畅详明，朴实严肃；土八股、洋八股，教条、模式、浮词涨墨，一概不见于笔下，——更不要说流俗时常可见的非学术语言了。凭的是摆史实，引证据，讲道理，守逻辑——以科学论证来立说，来服人。

　　著者的考证方法与步骤是层层递进式：为考明雪芹祖上入辽的始居地，便由他祖父曹寅的著录（或称呼、自署）的籍地考起，然后是曾祖曹玺、高祖曹振彦、太高祖曹世选——他们的见于记载的籍地，如此逐一详究。例如，曹寅籍贯有七种称法：长白、千山、三韩……经著者一考，实际地点是辽北铁岭。

　　其中“三韩”一名，过去以为是“辽东”的代称泛词，著者曰不然，三韩是辽、金时代设置的县名，其境在今辽北，包括铁岭南郊一带。如距城30里的泛（凡、樊）河村（明代的千户所），有古碑载明也属三韩之境。

　　至于长白、千山，乃是泛指辽东，但“千山”一句，有人断言只指今之辽阳，故谓曹寅本籍辽阳。但著者引来确切诗文之证，证明这个“千山”乃是“九百九十九峰”的简化名称，与辽阳一地之义并非雷同。

　　由此，乃又进而考究曹玺传中的“著籍襄平”。无巧不成书：“襄平”一词，也是有人断言只指辽阳一地，绝无别义。谁知，经著者详征博引，从《水经注》、《史记》……一直考到清初的《尚史》，原来襄平本在今之铁岭境地，其后屡经废、复、迁、寄，历辽西，甚至包括过关内京东，皆曾为襄平境地；最后方迁至今之辽阳。而清初的铁岭籍名家李锴、高其佩等，恰恰都自署“襄平”。这就有力地证实：曹氏的“著籍襄平”，也正是明代的铁岭卫之地。

　　如或疑问：铁岭人为何不直署真籍而定要“拐弯”隐讳、变用古名？本书也作出了历史的解释：后金破明，突破点在诱降抚顺千户所，辽东之形势大变。继此第二步，即攻陷其北邻重镇铁岭卫，屠城毁垒，此役之凶残毒酷，为当时最大的一种罪行，影响国势民心，至极深远。因此即成为清初的一大忌讳——满洲新朝怕引动民族矛盾，汉人则不敢触及此讳，更不忍语及祖上亲戚遭屠被俘（以兽蓄之，其苦万状）的往事伤痕。

　　是以谪戍铁岭20年之久的名臣郝浴，为文之际始终不言“铁岭”二字，只云“谪奉天”。其故可思矣。盖努尔哈赤之屠铁岭，是因李成梁镇守辽东威名振赫，满军畏之，而成梁又捕杀了他（努）之上辈，深怀仇恨，故屠其籍地以泄其积愤。

　　若明此理，既知曹寅自祖上被俘沦为旗奴，事在铁岭卫，乃前期其国其家最大变故与难言之悲痛，他家之人皆在清朝服役皇家，其为文落笔，又怎么敢触此痛此忌？

　　是以他们的“著籍襄平”，与李锴（成梁之族孙）之自署“襄平后学”完全出于同一历史原由，同一氏族悲剧的隔代心理记忆（此是心理科学的一项命题，非属想像之词）。

　　话要简捷，本书循此而一直追溯到曹振彦报籍“辽阳”、曹世选报籍“沈阳地方”而不言具体实籍的原由，但又皆有所指。

　　并不止此，著者的研究考索还有同样翔实而精彩的另一方式。例如，有人以“辽阳三碑”为证，说雪芹祖籍辽阳是“石证如山”——因曹振彦之题名见于三碑之二碑，故为“不可移”之论云云。但经著者一加细考：仅以一碑为例，碑阴列名者70余人中考明了40余人，这些人是辽北铁岭地区与辽西广宁地区本籍，而铁岭地区之人多至14人！那么请问：曹振彦名列这些人之中，又怎么会能证为“辽阳籍”而断非他籍的呢？

　　著者指明：倒是相反，此一统考恰可证明曹振彦是铁岭一群（降将、俘奴）人之中的一名。著者指出：碑上题名者不过是些赞助捐金的施主（有不少人还分见于不同地方的碑上）。用这种“石证”来证其人之籍地，根本不能成立。

　　尤有妙者——

　　本书采取的考证方法、角度、层次都是多种多样的。例如，从明代辽东档案汇编中遍查曹姓之人，计共查得68人。经仔细统计，结果显示出令人惊讶的数据——

　　（1）铁岭地区人36名

　　（2）辽西地区人14名

　　（3）沈阳地区人11名

　　（4）盖州人（辽南）5名

　　（5）辽阳任职者2名

　　以上表明：68人中铁岭与辽西（广宁等地）二区是辽东曹氏著籍地无疑。而辽阳却无一名可证为本籍“坐地户”。这就打破了曹氏“辽阳”本籍之谬说。不但如此，著者又从辽阳住户查明：入居辽阳的民户，最早的是清代康熙三十年之迁民，有石碑现存可证。还有，如志书或载曹振彦为“辽阳人”，亦为“辽阳说”者执为确证；而本书则列举了20位见于史、志等书的“辽阳人”，再列明考核详切的结果是：此20例中竟有14例的本籍均与“辽阳”无关——盖历来“辽阳”一词多系“辽东”泛词的同义语，只是今人不晓罢了。这种方法，大有科学性，足以服人。

　　就这样，著者针对已有的影响颇巨的不同说法进行学术考研，边破边立。结果是一切实证表明曹雪芹的祖上关外始居地就在铁岭卫一地，与辽阳毫不相涉。——妙中更有奇妙：

　　考明铁岭卫，还只是一个很广的卫区，究在何处何方？尚所不知。这本是不可想像的事。谁知又有奇迹出现！

　　著者根据一项意外的主动提供来的曹氏线索，结合了曹氏关内原籍的一位93岁老人在40年代之初在抚顺、铁岭亲自经历而获得的同宗族人的祖传世代情况的口碑，加上实地踏勘调查，完全证实了一个重要史迹，即：江西南昌、河北丰润的曹谱所载，自明永乐年间有兄弟二人北迁至丰润，其弟弟一支复又出关落辽东铁岭，这个500年的旧事遗踪竟然得到了确证，而且其居地腰堡（明代铁岭卫之一处南郊百户所戍守点）和祖茔所在地的范家屯（腰堡邻近稍东）是两个重要地点。此地的曹姓人与相距不远的盬河（千户所，较百户高一级）的同族分支人，皆知始祖来自关内丰润。

　　由此，著者又逐步发现了铁岭境的几处分居的曹姓人户，又证实了有一处还能追溯清代康熙时祖上为内务府的当差人，派来关外的——详情十分引人入胜。一句话，通过了许许多多的不同方式的研考，诸多吻合点“聚焦”于一个结论：雪芹上祖的关外祖籍是辽北铁岭卫，居地是“腰铺”（后用“堡”字，音同）。

　　本书的每一论断，都有依据可按。这些依据如书册、照片、碑拓、文物、手迹……俱附印于各相关的章节之后，合计竟达110片之富，实为大观。

　　因此我说，这部著作是一种突出的学术成就，是治学考史的一个典范示例，足资学人细读深思，有利于推动人文科学的发展，为新时代贡献出一项出色的硕果。

　　我如此说，自问并无溢美之词，因为我与著者相识不久，而且通讯讨论中总是他们的诤友，而非谀者。

　　为了证明这一点，我可以在少数的不同见解中举出一例，也可以供读者、著者、研者诸位学人参考。此例即：我以为著者认定的“五庆堂”辽东曹谱的“入辽始祖”就是他们在《明实录》中发现的金吾右卫的曹俊——以为此位“京卫”的曹俊后来入辽，即该谱中人。并将此部沈阳曹谱论证为“铁岭曹谱”。拙见在序言中已以简语表示：此二曹俊恐非一人，当是同名者；而“五庆”之记载与口碑，问题多伙，破绽斑斑。著者如此精辟的论著的本书中，却如此深信不疑，不能不令人感到意外与费解〔注〕。

　　其实，著者发现曹俊、曹广，才是真正的突破性进展——牵上了“五庆”，倒是自己陷于纠纷甚至失误中了。

　　这是白璧之偶现微瑕，但毕竟大瑜具在，是不因此而掩美的。况且，著者是我五六十年来所遇不多的卓越学者，成就不凡；如此品格的学者必然不会希望我是一个谀者。他们会是欢迎我作为诤友而与之同在学术道路上共策共勉的。

　　[附记]例如，著者不同意拙序中所云我对“五庆”谱将雪芹上世一支填于“四房”曹智之下这个“悬浮”记载（前无上世上辈世祖，下无后代嗣续）表示存疑的看法，因而在《后记》中呼应说：他们“相信”那种列于四房的记载，在没有发现新的依据（按当指反证）之前“不敢轻易改动”。这种逻辑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可为立足点，其实却不够妥当，因为：

　　（一）修谱作《叙》的曹士琦，在顺治十八年写的明明是其祖先于元代以前无所考（著者精彩地考辨出他“拉”来了明初的曹良臣、曹义作祖宗，抄袭《明史》等书充谱内的“家传”，并作了手脚，加删、改，掩饰矛盾，自欺欺人）；而雪芹的“元以前”的祖宗已经人人皆知、斑斑记载的：是宋初的武惠王曹彬之三子武穆曹玮。可证该谱与雪芹一系找不见什么可为依据的真实关系。

　　（二）著者已知：该谱最初只知“曹振彦、玺、寅、鼎”几个错乱世次的名字（见《谱系图》），其后方照抄《清通考·氏族考》等官书所载五世十来个人，一名不曾增添，一个不见缺短——而且正如抄袭《明史》《明实录》等书那样，作了手脚！

　　著者对此，却深信不疑，这与他们多能疑辨其它许多讹谬的精神显然不尽相同。其故未明。因为著者的水平是很高的，焉能智不及此？

　　至于拙序也曾提及：著者发现的金吾（Yá）右卫的曹俊，恐怕方是雪芹一支的真上祖，而该谱的“入辽始祖”曹俊是同名之另一人（著者自己已列出了五个“曹俊”）。换言之，该谱的曹俊与雪芹上祖无涉。

　　我这样说，著者必不以为然。但应冷静思考：曹士琦所记曹俊的简历与金吾右卫之同名人全不吻合。

　　（一）曹士琦之记是“以功授指挥使（不知何处？），封怀远将军”。然后“克复辽东，调金州守御”；“继又调沈阳中卫，遂世家焉”。这儿“克复辽东”四字是关键点——那是明初洪武朝由初年（经曲折）至二十几年的一件特大的史事（明灭元后，元残部军力尚大，占据了辽东；经二十载，方能驱之于塞外，而仍时时入犯……）可证彼曹俊是洪武年间立功之军将，而金吾右卫之曹俊却是隔代之人。

　　（二）著者考明：金吾右卫之曹俊卒于宣德五年，由子曹广袭职。广自宣德十年入辽，守开原、铁岭地区，历四朝三十年之久，为一方名将。然而，“五庆”谱并无一字及于曹广这样一位重要祖辈！

　　何也？说是“漏掉”，就很难服人了（因该谱多重名人）。

　　此亦可证谱之曹俊，并非广父之曹俊。也就是说：“五庆”谱之曹族，与这些在京的关内曹氏，是两回事，应审辨而不宜牵混。

　　以上只是简说，还可举他证。但著者却轻易地“否定”了“克复辽东”这样重要的原《叙》之载（理由只是曹俊生年应晚于其“兄”曹义之生年，与“克复辽东”之洪武年不相及——可是他又明明详证了此曹俊不可能是曹义之弟！这在考证逻辑上就不大好讲了）。应该想到：第一次克复后，即置辽南的金、复、海、盖四州为卫。其后经变，再度克复，方设沈阳中卫。其所谓“调金州守御”，显系首次“克复辽东”之后，线迹至明。但著者却作了别解，认为“守御”是千户所之官级，不是卫级，而指铁岭南郊之盬河千户所为“金州”。然盬河之是否曾为“金州”，史籍绝无痕迹，只是盬河本地有人口传，云曾见明碑，谪宦的陈循曾（在此）任过“金州知州”云。姑不论见碑人记忆是否准确符实，即使真有此事，也无法证明曹士琦也一定知此僻典而径行采用此称。事实上，盬河自正统四年初置千户所，所有史册皆只云盬河、凡河、樊河之称，绝未见“金州千户所”之名目。拙见以为，“调金州守御”，正如“调沈阳中卫”，皆《叙》者的“不完整知识”与欠考究的文字，那不过是说：调为金州（已设卫）的卫下一处千户所为守御。如此而已。不宜拘于“守御”一词反将金州否定（指为两个金州）。

　　以上谨述愚意，岂敢自信为必是。记之以备续究可也。（其它一二小节，无关大局者，不复详及。）

　　[追记]

　　拙评发表后，李、金两先生在2001年铁岭会议上已公开撤销他们对“五庆堂”曹谱的原先看法。我多次评议该谱之疑点甚多，不可为据。至是他们二位已表示认同，故不再评及。此外其书中考论“三韩”地名时，引及曹寅诗二篇，实与本主题无关，应删（《西山道中》乃京师西郊之作；《岁暮远为客》系为其弟曹荃从军之作）。又考燕山左右卫一节，有误，此卫实在京城，见《天府广记》所载。然此二三处，皆属次要衍生义，并不影响全书大局与结论。恐有异议，执此以为口实而有意贬抑其学术价值，故特为揭出，可免纠缠无谓。

　　壬午清和月　汝昌写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