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章 曹雪芹和江苏

　　18世纪中，我国有两大文学奇迹，差不多是同时出现，分峙南北，各放异彩，——我指的就是当时在思想性、艺术性上都登峰造极的两部长篇古典小说——《儒林外史》和《红楼梦》。

　　《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虽是安徽人，却移家金陵（今南京市）、久客扬州……这些事，江苏的读者比我熟悉，不待我来讲；所以吴敬梓和江苏，是关系颇深的。至于《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他也和江苏有什么关系吗？

　　回答是：有的。不但有，而且他和江苏的关系，较之吴敬梓，似乎有过之、无不及。

　　曹雪芹和江苏有哪些方面的关系呢？不用开列“第一”“第二”了，我就信笔所之地谈一谈吧，也许会谈得更自然些。

　　最直接的关系，是曹雪芹生在江苏。

　　生在江苏，这是没有疑问的；但生在江苏何地呢？就还有不同的说法。一般都认为，曹雪芹就是生在他父亲曹癠江宁织造任所，今天的南京市城内。其时的织造署，就在利济巷大街。

　　曹雪芹之出生地点，在康熙、乾隆年间，都是皇帝南巡时的行宫。康熙皇帝时，南巡每到南京，必定住在织造署里，那就是雪芹的爷爷曹寅的衙门。到康熙的孙子乾隆，也要学康熙的南巡故事，于是在乾隆十六年（1751）将南京织造署正式改建为行宫，——其时曹家的人早已不再做织造了，他们迁回北京，已经二十四年之久了。

　　及至乾隆三十三年（1768）的时候，另一织造舒某又在南京淮清桥东北，购买民房，建筑了织造新署；这已是雪芹死后第五年的事情，和他就更没有交涉。可是往往有人还误把这座新织造署当作是雪芹的出生地，因此顺便在这里提一下，——比方说，如果南京市要给这位伟大小说家建立纪念馆的话，可不要认错了淮清桥头这一处。

　　不过，也有人传说，曹雪芹根本不是生在南京，而是出生在坐落苏州带城桥的苏州织造衙门里。

　　这个说法很新颖。我倒不敢说这是一定不可能的事。这是因为，曹雪芹的舅祖李煦，从康熙三十二年到六十一年，做了三十年的苏州织造；如果雪芹真是生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以前（这问题尚待讨论）也许由于某种特殊缘故，雪芹的母亲正赶在苏州至亲李家而生下雪芹来，亦未可知！当然，照常情而论，一位怀着身孕临产期近的妇女，是不能随便走亲戚的，在封建时代，更“忌讳”妇女把孩子生在别人家；但是常情之外，也往往有特例，所以我不敢说绝对没有这一可能性。

　　总之，已可看出，雪芹是江苏生人，这已经是无可置疑的事实了。

　　不但如此而已。若仅从曹雪芹本身来看，那么他虽然生在江苏，可是他在几岁上便因父亲罢官、抄家而回到北京去了，好像他和江苏的关系并不怎么深切；实际则不能这样来看问题。了解曹雪芹这个人和他的许多事故，绝不能把目光缩小，仅仅局限在雪芹出生到死亡的区区四十年的期间以内，必须要看得广些远些，才能清楚若干事故的来龙去脉。——那样一来，就可以看出，曹雪芹和江苏的关系是密切的，渊源是久远的。

　　要说来龙去脉，恐怕还是得从织造说起，

　　织造，这名目是从明代才有的（虽然它的实质，或者说类似的职掌，并非自明始），也是明代最“著称”的秕政之一。大家都熟知，明代的统治集团最为腐朽不过；虽然封建时代的统治者们都是“天下老鸦一般黑”，可是到明代确乎“与众不同”，“别具特色”。那时是太监专权，全国军政万事都在他们掌握之中，贪婪残酷到极点。在这些人之中，就有派往江南的提督织造太监三人，分驻南京、苏州、杭州三处；名义上不过是掌管织造一些皇帝的衣料和祭祀、封诰、赐赏所用的织品而已，听起来倒也并没有什么值得惊异之处，实际则大不然。这三位“钦差”驻在江南富庶之区，就是“地方皇上”，作威作福，剥削搜括，穷凶极恶，坏事作尽。通过造办、采买、备贡、进献种种方式，吸取这一带地方的脂膏，一方面是供奉皇家，一方面是自己中饱。清初时候，有人把明代的织造太监比为北宋末年的朱籤——以“花石纲”为名目而祸害三吴地方的巨奸；但是若依我看，连朱籤也许都未必能和织造太监相“比美”。

　　到清初，一切制度沿袭明朝之旧，织造自不例外，只不过后来太监势败，织造之缺，改由内务府人去充任。内务府是清代皇室“管家衙门”的性质，所有人员都是皇帝的“私家”家奴的身份。曹雪芹家，就是属于内务府旗籍的人。

　　曹雪芹的曾祖名叫曹玺，其妻孙氏，被选入宫，成为皇子玄烨的奶母。玄烨做了康熙皇帝，就把奶母的丈夫曹玺简派为江宁（南京）织造监督。康熙二年（1663），曹玺由京出任江宁织造。曹家就是从这一年为始，和江苏地方结下了不解之缘。

　　曹玺在南京做织造，一直做了二十二年（这期间苏、杭两地的织造却屡经更换）；到康熙二十三年（1684），卒于任所。次年五月，曹玺的长子（雪芹的祖父）曹寅，扶柩由江宁返回北京。这是二十二年之后，曹家第一次暂时和江苏“告别”。

　　隔了约有五年的光景，到康熙二十九年（1690）四月，曹寅就又由京出任为苏州织造了。由此，曹家恢复了他们和江苏的“老交情”。

　　两年多之后，康熙三十一年（1692）十一月，曹寅自苏州移赴江宁织造之任，回到他父亲曹玺的老地方来。苏州织造一缺，后来由他的内兄李煦继任。

　　但是从康熙四十三年（1704）为始，曹寅又和李煦隔年交替做两淮巡盐御史。从此，他就又往来于南京、扬州二地。——这样一直到康熙五十一年（1712）七月身死为止。

　　曹寅死后，康熙又特命他的儿子曹颙仍旧接着做江宁织造。不料曹颙在康熙五十三年冬天也病故了，康熙又特命将曹寅的一个侄儿曹癠过继为子，并仍袭职江宁织造。——这个曹癠，就是雪芹的父亲。

　　曹癠从康熙五十四年（1715）正月做江宁织造，做了12年，到雍正五年（1727）十二月，因政治事件得罪被逮，罢官、抄家。次年，家属也迁回北京。这时，依我的说法，雪芹已然五岁了。

　　从此，曹家才和江苏分离开。

　　回顾一下，从曹玺在1663年到南京为始，直到1727年为止，除了中间一次短时期的断歇，他家四辈人共在江苏名胜之地住了六十年、首尾历六十五年之久！

　　我们明白了这些经过，然后想想看：对于曹雪芹来说，北京、南京，哪一处才是他的“老家”呢？我想任何人都会说，是南京，而不是北京。

　　所以我尝说：江苏南京，是曹雪芹家的实际上的“故乡”和“原籍”；他家获罪、丢官、抄家而后被迫搬回北京，那实在不是一种“还归故里”的滋味，简直不啻是“流迁”“放逐”了！——你看是不是这么样一回事呢？

　　以上只是就时间上的久远来讲。

　　回来再谈一下织造的问题。清初的织造，虽然继承的是明代的制度和名义，实质上已经有所异同了。康熙时代的江苏织造，除了经济和政治上的任务以外，还负有文化政策方面的使命。原来在那时期，清朝的统治还很不巩固，各方面的反抗力量都非常强大。在武力上，清廷很有办法，把许多武装反抗都次第镇压下去；惟有“反清复明”的思想反抗，却使当时的异族入主的新朝最感棘手。在这方面，江南是人文荟萃之区，许多明代遗民文士，聚集隐藏于此地，他们反清思想非常激烈，坚决不向新朝投降，积极的，不少是亲身倡导反抗、参加起义；消极的，也誓死不受清廷的开科征荐式的牢笼收买。这就使得清朝皇帝不得不另想办法，——于是就想到用较为隐蔽而更容易使遗民文士们“潜移默化”的方式去进行这一“文化工作”。这就用着了织造。康熙所简派出去的织造，是最亲信的贴身近人，而且文化程度很高，能够以文士的身份、风雅的方式，和那些遗民去诗酒流连，交游唱和——而暗中收“融洽感情”、“改进关系”的效果。

　　雪芹的祖父曹寅，就是这样被选中的人，他在这个岗位上，是一重要人物，而且工作做得很出色。他和数不清的名流建立了交谊，他能诗善赋，多才多艺，是大创作家，大收藏家，大刻书家，编著家——总之，他成为一位被人极端佩服、爱重的“风雅主持”。

　　这方面的事故太多，不能多谈；这里只想说明一个问题：皇帝派他去，只是主观上想要去影响那些遗民文士的，可是他料不到，在那种情况下，曹寅却也受了遗民文士的影响。他的风闻阅历日益广博了，文学造诣日益高深了，思想感情上，也不自觉地起了某些变化。他对仕宦功名，富贵利禄，统治集团内部的千态万状的矛盾争夺，都逐渐发生了厌恶之感……总之，他的人生观起了变化。

　　在这些方面，他都又直接给了雪芹以深刻的影响。而这种影响的发生，如果不是他们居住江苏六十年之久，也许就是根本上不可能的，——至少也不会那样容易。

　　所以我说，要看曹雪芹和江苏的关系，先要从这些地方着眼。这是个大题目，本文是不能谈得很深透的。

　　然后我们不妨另起一个头绪。

　　曹雪芹在他的小说里流露出来的种种痕迹，也足可证明他和江苏的关系不算不深。《红楼梦》里时常有南方话和南方口音。前者的例子，如第十三回书，写贾蓉称凤姐作“凤姑娘”，脂砚斋的评语指出：书中“姑娘”这个词语用法有二，一是“下称上”的姑娘，一是“北俗以姑母曰姑娘，南俗曰娘娘”、“南北相兼而用”的姑娘，而贾蓉所称为后一义。又如第三回书，贾母向林黛玉介绍凤姐时，开玩笑说：“……南省俗谓作辣子；你只叫他凤辣子就是了！”我们以章太炎的《新方言》卷三《释言》所说为证：“江宁谓人性很戾者为辣（Là）子。”可见贾母此处用的正是南京话。

　　说来也有趣，南方的同志们，学说北方普通话，最难过的一关是分辨ng和n的尾音，而这一关，看来曹雪芹当日也没有度过。第三十三回书，写宝玉料定要挨贾政的打，盼个人来给贾母捎信，快来救他，好容易盼来一个“老姆姆”，便如获珍宝，拉住她说：“快进去告诉：老爷要打我呢！——快去，快去！要紧，要紧！”可是老姆却“把‘要紧’二字，只听作‘跳井’二字”，反而笑道：“跳井让他跳去，二爷怕什么？”这就证明在曹雪芹和他家人的耳里口里，“紧（JIN）”“井（JING）”是不分的，否则他就不会想到用这样一种谐音的办法来点缀故事。还有，他作的许多支曲子里，也是这样，例如《终身误》，用《“姻”“盟”“林”“信”“平”来押韵，这也只有南方口音的“平（PIN）”“盟（MEN）”才可以，若是北京人的“平（PING）”“盟（MENG）”，就无法谐调了。

　　《红楼梦》从第二回一开始，就是从“姑苏”“金陵”两地的事说起的，这在大家都十分熟悉，不待细讲；我也不打算琐琐屑屑地把小说中的一些有关江苏的细节都罗列在这里。我只想就一件事来说明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在第十七回书中，写怡红院时，说：

　　原来贾政等走了进来，未进两层，便都迷了旧路，左瞧也有门可通，右瞧又有窗暂隔，及至到了跟前，又被一架书档住；回头再走，又有窗纱明透、门径可行；及至门前，忽见迎面也进来了一群人，都与自己形相一样，——却是玻璃大镜相照。及转过镜去，一发见门子多了……

　　又第四十一回，写刘姥姥误入怡红院，说：

　　于是进了房门，只见迎面一个女孩儿，满面是笑，迎了出来……刘姥姥便赶来拉他的手，——咕咚一声，便撞到板壁上，把头撞的生疼！细瞧了一瞧，原来是幅画儿，刘姥姥自忖道：原来画儿有这样活凸出来的！……又用手摸去，却是一色平的，点头叹了两声；——一转身，方得了一个小门……刘姥姥掀帘进去……竟越发把眼花了，找门出去，那（哪）里有门？左一架书，右一架屏。刚从屏后得了一门，才要出来，只见他亲家母也从外面迎了进来……忽然想起……这别是我在镜子里头呢罢？说毕，伸手一摸，再细一看，可不是！四面雕空紫檀板壁，将镜子嵌在中间……一面只管用手摸；这镜子原是西洋机括，可以开合，不意刘姥姥乱摸之间，其力巧合，便撞开消息，掩过镜子，露出门来，刘姥姥又惊又喜，迈步出来，忽见有一副最精致的床帐……

　　这一段，层层曲折，无不极新极奇，巧出人意之外。可是，李斗所著《扬州画舫录》卷十四，记下过一段话：

　　（碧云楼）楼北小室虚徐，疏棂秀朗：盖静照轩也。静照轩东隅，有门狭束而入，得屋一间，可容二三人，壁间挂梅花道人山水长幅，——推之，则门也。门中又得屋一间，窗外多风竹声。中有小飞罩，罩中小棹，信手摸之而开。入竹间阁子，一窗翠雨，着须而凝。中置圆几，半嵌壁中；移几而入，虚室渐小，设竹榻，榻旁一架古书，绸缃零乱，——近视之，乃西洋画也。自画中入，步步幽邃。扉开月入，纸响风来。中置小座，游人可憩；旁有小书厨，——开之，则门也……

　　我们试看，这两处的情景，其意度机巧，简直是不约而同了！——这是巧合吗？还是谁受谁的影响呢？

　　《扬州画舫录》的这一处胜景，是徐氏别墅名为《石壁流淙》中的一部分，乾隆三十年（乙酉），皇帝因特别欣赏它，曾赐名《水竹居》；而据李斗记载，《石壁流淙》等名园，是“乾隆二十二年高御史开莲花埂新河”时所建，其时，雪芹尚在陆续撰写《红楼梦》。根据庚辰本第七十五回前面“乾隆二十一年五月初七日对清，缺中秋诗，俟雪芹”的记载，那时（二十二年）小说虽已写到七八十回了，对怡红院的描写，似应早已定局了，可是像写大观园和贾妃归省的第十七、十八两回，尚连为一大回，未曾分开，似有增修扩大的痕迹。另一面，《红楼梦》开始在南方流传，那已是乾隆五六十年间的事，徐氏筑园，不可能是受到小说的启发。那么，似乎只有曹雪芹到过扬州、受到《水竹居》实景的启发，这一可能性好像更大些。

　　雪芹的好友敦敏，在乾隆二十五年（庚辰）秋日，有一首诗，题曰：“芹圃曹君，别来已一载余矣，偶过明君琳养石轩，隔院闻高谈声，疑是曹君，急就相访，惊喜意外：因呼酒话旧事，感成长句。”诗的后半说：“秦淮旧梦人犹在，燕市悲歌酒易醺。忽漫相逢频把袂，年来聚散感浮云。”从口气来看，他们这次的分别是不寻常的，重逢是意外的，而见面就呼酒谈起“旧事”，而写出“秦淮（南京）旧梦”“燕市（北京）悲歌”的“年来聚散”感触甚深的句子来。——曹雪芹如果这“一载余”还是在北京，那么上述的种种情况就不大有理由发生了，因此有人疑心：在这期间，是否雪芹曾到南方去过一次？

　　这一问题，我不想在这里作详细的考订，只是想把它提出来，作为线索，说明一下他的作品素材中和江苏地方时有关系，有的例子是比较明显的，有的例子则较为曲折，但也很有可以研究的价值。比方说：如果他真是在乾隆二十三四年间，到过南方，二十五年回到北京来，而这年秋天，不但又得与好友重逢，而且协助他写作小说的脂砚斋也就此时整理出这部“庚辰秋定本”来，则他的江南之游也许就丰富了他的小说创作：这，对研究曹雪芹的生平和作品来说，应该都是十分重要的事情，——也就可以说，曹雪芹和江苏的关系，又加深了一层了。

　　总起来，我们不妨说：要想研究曹雪芹，离开江苏，是不能有很全面的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