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章 满学与红学

　　一些粗浅的见解，不成系统，也够不上是论文著述，写下来，聊备参考，谅亦专家硕学所不哂弃。

　　愚意以为，不懂满学，即看不懂《红楼梦》——此看不懂者，至少是指不能全部看懂。反过来，不通红学，也会影响满学的探研与评议的一大方面，换个方式说：想通红学，须略晓满学；欲究满学，勿忘兼明红学。两者并不“等同”Coincidence，但关系至为深切。有些人以为不通满学照样可以大谈红学——那多半是误将红学一义错置于“红楼梦小说文艺论”上去了。实际上红学的本义与实质真谛并非那么一回事。故错觉归错觉。我们须知，红学，本来是一种广义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学。

　　中华民族是个多民族的伟大复合体，欲研中华文化，当分研各民族文化，而后通晓其整体构成。然而，八千年的古老中华文化，多民族的文化又是相互影响，即交流渗透的，故欲研满族文化，除深晓其文化之本身特点外，又须明了它与汉族文化、蒙古族文化、朝鲜族文化……的相互关系。就中，若以满、汉两文化而言，那么多年来历史家、文化学家习言“满族的汉化”，而常常轻视（忽视）了另外一面：汉族的满化。

　　“难道汉人满化了吗？真是谬论！”怎么谬的呢？当今的中国文化中，就包含至少三百年之久的满汉文化的大融合的灿烂的花叶与果实。只是汉人自己不太能够意识到此一事实，好像鱼在一池“二合水”游沐已久，便以为此水是“天经地义”了。

　　没有汉人的“满化”，没有满汉两大民族文化的融合，是没有产生《红楼梦》作者与作品的可能的。

　　我曾发表过一种意见：当数年前有人问我：《红楼梦》能归入满族文学去讲吗？我答：我看是可以的，曹雪芹的血统是汉人，但他的家世，已经有五六世代是归属于满洲旗的了，要知道，旗制并不是像别的名目，可以只是一个“名堂”，而是一种极具特色的军、政、民“三结合”（或更多结合）的“编民”制度，这制度不仅穿上“制服”（披甲）去从军作战，而且在“非战时”生活，也完全依从着满族的一切体制习俗。这可不是一般的“化”，是由被迫服从以至变为自发自愿，最后成了“向化”、“归化”、“乐化”、“沐化”。其结果是年深代远的汉人满化得殆难“分割”了。这是一种极深厚的文化积累与演变的由一定的冲突矛盾达到交融孕育的历程。此“化”之后，比原来的双方更具有两重特点特长，而且更有“新”的特色了。反过来，既化之后，想“脱离”它，想掩盖它的特征，都是困难以至不可能的事了。《红楼梦》的作者，其家世渊源，正是这样的深久满化了的一姓汉人，也许杜撰一个名目叫他做“满汉人”或“汉满人”。这等人，不止一家两家，也不止是发生在明清之际，从宋代北方的金邦女真时期，早已有之。

　　我小时读《红楼梦》，自然什么也不能领会；年近三十，方认真研索它的一切迹象。40年代末期属稿的《红楼梦新证》，有一章题作《新索隐》的，1953年出版后，次年被批判讥嘲为“新索隐派”。我原意本是反对王梦阮等人的“索隐红学”，他们以为，此书作者是明之遗民，全书旨在“反满复明”。我说不然，恰好相反，此书并不“排满”，倒是在弘扬满族文化。当时我引的资料中，就包含了满化汉人（内务府人）的生活习俗是“满七汉三”之比例的说法。我为辨明曹家是内务府籍，是满洲旗分，费力最多——所有以前的谈者研者，都不明此义，所以在理解认识上走入歧途岔路，影响了一般人对这部书的正确领会。由于雪芹的旗籍的考定，回过头来再重读他的小说，这才头头是道，由崎岖走向豁然开朗（这是说红学的大历程、大“走向”。至于个别人，至今还胡涂的，自不在话下），从这一角度来看红学的历史，懂不懂旗制——即满学之一种基本内容，决定着懂不懂“红楼”之“梦”，道理就十分清楚，无劳词费了。

　　我少年时，不懂满俗，而读雪芹之书却总有一个感觉：与一般汉人的一切，不尽相同。这“不同”是个什么？应予回答。因此开始探索。

　　首先可以从某些容易“捉摸”和讲说的迹向的开始。

　　比如，书的开头虽然写的是姑苏、阊门和维扬、金陵、应天等古地名（所以避“朝代年纪”也），可是一写到薛宝钗是进京“待选”，我便立刻感到：这是清代满洲旗制的事情了，这是无可“挪移”的硬证，也非诡辩所能歪解。薛家能领“内帑”作“皇商”，显然是指内务府人的身份，而只要懂得内务府是满洲旗分，而绝非清末混称的什么“汉军”——这在俗语用法指本来血统是可以的，因为是古语变用；若以之混认为“汉军旗”，便谬甚了。那么，薛家女儿既能待选（秀女），其为满洲旗人，更无疑义。

　　十分有趣，但今日一般人已不懂得的是书中称呼，充分透露了那是满俗风规。例如，汉人最重名讳，来源最古，男子既冠，即有表字，谁再呼名，是最大的不敬之表现——等于骂人辱人。而满俗大异，其称人不冠姓、而以名为“领称”，双名的则以名之首一字“领称”。请想：政老爹、赦老爹（或将爹改爷，是晚出本）、琏二爷、宝二爷、环三爷，以至珍大嫂子、珠大嫂子、蓉大奶奶、璜大奶奶……皆属一辙。这就是满俗，汉人家里绝没有这个称法，谁要如此将犯名讳当好话说，那就成了笑谈了。

　　薛宝钗称宝姑娘——而黛玉不称什么“黛姑娘”，而例用“林”姓冠称（书中总用“林黛玉”三字齐全），分明显示了汉俗，与薛有别。但薛蟠又称“薛大爷”而不称“蟠大爷”，则是为了区别贾氏以外的人，另有用意，并非制度之乱。湘云亦只称“云儿”、“云丫头”，而正称则曰“史大姑娘”，用姓，也属汉俗的迹象。按我个人的考证，史家即李煦家，也是汉人久归内务府籍之人，书中变称，也只是为了有别于贾氏之义例。再如满人对表亲中的兄弟姊妹行，相互之间，仍如本族，只称哥哥、兄弟、姐姐、妹妹，而无汉俗的“表哥”、“表弟”、“表姐”、“表妹”之例。书中宝玉、黛玉、湘云等互称之“二哥哥”、“林妹妹”、“云妹妹”，最是佳例。

　　对待奴仆下人的态度与规矩，满俗有其很大的特点，即：虽然也严主奴之名分，尊卑贵贱等级绝不许混，但尊老念旧，赏功酬恩，乃一大要义与醇风，与汉人不同。男女奴婢，凡侍候尊长上辈老人的，晚辈以长辈之礼待，连称谓也是亲切尊敬的，有殊功的，更不同一般。如书中写赵嬷嬷，赖嬷嬷，年青主子绝无坐位，她们却都赐坐。凤姐对赵嬷嬷，一口一个“你儿子”（指贾琏）。贾蓉称赖大为赖爷爷——脂砚批云：“此称闻之酸鼻！”倘无实际内涵（即红楼一书之特殊性质），慢以一般小说目之，则焉有为一“下人”的称呼而触动真情者乎？在迎春意中，甚至以为“只有嬷嬷说（教训）我的，没有我说嬷嬷的”，以致邢夫人批曰“胡说”（谓嬷嬷有不是，小姐应以主教仆。见第73回）。由这些例证，清楚表明芹书所写悉为满俗，这在汉人家里，是大不相同，没有这么样对下的。

　　再如，书中有黑山村庄头乌进孝。此亦满制。庄头是凶恶的二地主，权力极大，每年给主家多少东西，全凭他“赏”，莫可奈何，据说有极可讶的：一大片果木林，年终只“进上”四个大苹果了事（我闻东北满族旧家一老太太亲述如此）。有些“评红者”，大讲乌庄头的“被剥削”、“受害者”，让人看了真是啼笑皆非。汉俗并无庄头之名。

　　生长南土的，有的虽然当了洋教授，却不大明白清史北事，硬说芹书写的都是南方生活习俗。幸有金启孑宗先生写过一篇《红楼梦中的北俗》，从多个方面论证了书中所写，悉为满俗。名篇在上，铁案如山，我此处就可以不再絮絮而列了。

　　雪芹笔下，有一句话点醒：“当年太祖皇帝仿舜巡。”这是暗指康熙大帝的六次南巡的盛举。为什么要说仿舜？盖此乃尊满之词义，因满族被宋明时代汉人呼为东夷，加以歧视轻视。清代满族皇帝极不愿人使用“夷”字，严防引起民族隔阂纠纷（所以荷兰的“红夷大炮”也得改书为“红衣大炮”（曹寅《楝亭别集》中，连“鸱夷子”也改书为：“鸱彝子”，其例可参。）了）。而雪芹却为“东夷”找着了一个最光辉的大舜。故在雪芹意中，华夏之文教，自古亦苞系满洲在内。因此巧妙地（而又隐避地）用他的生花之笔大写满俗，却又不让人感到任何突兀特异，真是一位绝世的奇才——他原是“八斗”之才的曹氏的真后代。

　　以上说的是显而易见的迹象。迹象的深处，实在还有更要紧的质素。姑就浅陋之见，略一敷陈。

　　芹书的全部大旨，是“谈情”。此情并非男女恋情之狭义，而是最博大的仁爱之襟抱——此义我屡论之，凡拙著中皆涉此要点，兹不复云。借此伟大情怀，欲为历代妇女一吐幽愤之气。雪芹发奇论，惊俗骇世，胆敢贬男褒女，一反往常。此意由何而生？论者往往远引古作，寻找重女的文词典故，而依我愚见，雪芹之极重女性，正从满族一大特殊观念而来——尊女。

　　对于这一点，宜作出较为全面和深入的论述，满学方面的文献，并非全无记载与讨论，惜我目坏太甚，已不及广引详征，只能申其大意。所谓尊女，原是个复杂的历史社会问题，非本篇短文所可胜任，但就个人的感受而言，至少可以肯定一点：满族之尊女，远过于汉人。

　　在中华文化上，对待女性的态度这一个重大课题早应有专著论述发明。论古史话，伏羲与女娲并列，女娲的代表意义（创造、功绩）较之伏羲还要重要，也许远古“知有母，不知有父”的母系社会是个尊女的源头。但是传说中神农教民稼穑，嫘祖始创蚕桑之道，这就是“男耕女织”的中华生产和生活制度结构的“纲常”，决定着一切派生的道理与观念。到《诗经》时代，“后妃”作为“代表”，占了重要地位，还有很多抒写妇女情怀的篇什，不妨拿汤显祖的一支曲来“概括”一下，倒是方便法门——

　　论六论，诗经最葩：不嫉妒，后妃贤达。更有那咏鸡鸣、伤燕羽、泣江皋、思汉广，洗净铅华。没多些，只这无邪二字，付与儿家。（《牡丹亭》，陈最良为杜丽娘讲授“诗教”）

　　这都是“好样的”，表现了尊女崇德的态度。另一条文学源流，如《楚辞》一系（后衍化为辞赋），则出现“美人香草”、“朝云暮雨”的诗境化了（超越现实）的女性观念，从此逐步衍变为“佳人才子”这一类型的文学内容。其结果，“佳人”最多不过是为“才子”增添幸福的享受品，或者“名花美人”，都是高级的欣赏对象罢了，女性的“本体性”很少得到理解和表达，的的确确是一种“附属品”了。等而下者，就有了“美人祸水”、“淫乱污秽的贬女、辱女、弄女”的作品，而以小说为其主要体裁和宣传阵地。我之愚意：在真正的男耕女织的社会本体中，女子的地位与尊重度，并不如此低下，恐怕正是工商资本经济的发达而逐渐以女子为“玩物”的风气与观念开始泛滥，明代的淫秽小说、俗曲的兴盛，是其结果，也反过来促进、加剧了重男轻女的社会意识。而僻处东北、生产经济落后的满族，则与此不同，妇女的体质，教养，参与生产的方式与作用，都与汉族妇女越来越显得不一样了，还保持着古朴醇厚之风。在家庭中，未出嫁的少女姑娘，地位尤其特别，受到格外的尊重与礼让（在这一方面，《红楼梦》表现得同样清楚。金启孑宗先生纪述满族军营家族，每晨起，兄之遇妹，必致问候，亲切而尊敬，几乎是对客待客的词气。后人的解释，说是因为满洲少女有入选进宫、一直到升级为后妃的可能，故而不敢不为特别礼遇云。我自然不敢说并非如此，但觉得这至少是后来加上去的原因之一罢了。真正的伦理、社会因由，宜作更深入的（科学的）探讨与阐发才是。雪芹开卷举女娲，已含深意，全书所写，主眼是女中才俊，即年尊的贾母也是一例。这些，悉涵满俗内容，并非一般笔墨。）。她们都很有才干，喜欢男装打扮，与男子争胜。她们不是“玩物”或“欣赏对象”，没有汉族女人的自卑感，至少不那么沉重剧烈，这一切，使早已满化了的曹氏家庭，对妇女的观念便与中原和江南的汉人有异，而雪芹正是在他一身承受满汉两大文化的冲突和融合的强烈激荡和反省中，感到了妇女处境与命运的巨大问题，因此立意要写一部以传写“闺友闺情”的弘篇伟著。他有意贬男赞女的思想原因很多，但是满族文化中的妇女地位与作用，特色与美德，肯定是众多原因中的重要一个。

　　从这一角度和层次来看《红楼梦》，便可以更为清楚地觉察它具备满族文学的资格，而不是我个人的强行“移汉就满”的臆说。

　　再如，有一个很大而突出的矛盾，“评红”家门都回避了：既然说《红》书是“反封建”的伟大作品，如何其中特别注重礼节礼数呢？——都是浓笔重彩，详细交代座次、辈分、亲疏、内外……的一切礼仪，丝毫不紊。为什么？从古以来，哪部文艺作品中对此这样地重视与欣赏过？要解答这个问号，我意仍须从满族文化去寻找真源。满人最重礼，这种礼，由于来自古老社会中，带着显著的封建性，但是同时又表现着满族的一种美德，即重人而克己，谦虚而诚敬。这一内涵，是不能因为“封建性”而整体打倒消灭的。无礼，不知礼，不讲礼，不以昧礼为可耻，是一个民族素质堕落的可悲现象，并非“小事一段”、“末节细故”。自古号称的文明之邦，倘抽掉了礼，则“文明”不知是何“形象”了！

　　由这一层来说，雪芹之书与历来的汉族文学就不尽同科，他突出这个礼的程度与热情，不是一般的偶然的现象。这就也是满族文化的一大反映。在《红楼梦》书中所显示的，子女的教养，并不是由生母直接掌管。简单的（低品级的），即由乳母负责；有条件的（级次较高的），则另有专职，即所谓“教引嬷嬷”（嬷，也写作嫫），她不是管喂奶的，专管抚养教导（礼法，做人，处事）。教引嬷嬷，多的还不止一个，贾府的哥儿和姑娘，都有两三个“嫫嫫”——这和通常与“女仆”混义的“老妈子”并非一回事。“嫫嫫”记音最确，“嬷嬷”已较易与“妈妈”淆混了，而满语是meme，而非mama。应注意，《戚本》概书嫫字。此为满语满制，汉人焉见有此？高到皇太子，则有“八母”，即四奶母，四教母，——而雪芹之曾祖母孙夫人，正即康熙幼时的保母嫫嫫之一（重要的）。雪芹笔下巧用“八公”一词，混人耳目，其实质不过是指康熙大帝的八姓乳保之内务府家世。

　　以上都说明一个事实：芹书内涵，满族文化居主，汉俗次之。这种事实，只能靠真红学来考辨证实——真红学其实就是中华民族文化学的一个专门分科。许多人不识此义，误以为红学只是一种小说文艺学。再“进”一步，还把真红学当作“误入歧途”“不懂文学”的“错误方法”与“立场观点”。这就把一门严肃的学术，搅得稀烂，是非颠倒，真伪莫辨。其流弊不可胜言。

　　本文十分粗浅，但旨在揭明：红学是建筑在史学、民族学上的一门重要文化学，而非一般文艺论。从红学史来看，事情饶有意味而大多数“红学专家”所不知着眼的，正是满学与红学的关系。《红楼梦》本来不是一般的小说故事，它具有极大的特殊性，最初的赏音题咏者，绝大多数是满人，正因为他们一见“如故”，十分亲切，以致后来竟出现了“无非糟踏我满人”而恨之入骨的论调，这除了误解芹旨而外，恰好“歪打正着”，说出了那书是写满俗的真相至理。直到清末，慈禧酷喜此书，并自比贾太君，其理亦同——满族有教养有才干的老太太的“互赏”于异代。近年新睿亲王后裔金寄水著《王府生活实录》，荣郡王后裔金启孑宗著《北京郊区的满族》，二书都大量引录《红楼梦》书文以相印证，于此表明了我之愚意不是妄揣。清代早期“红学萌芽”，实以乾隆帝之“明珠说”为滥觞（意在掩饰真内容）。以后发展为“索隐”一大流派。此派演化到辛亥革命先后之际，便又出来“排满”之说，“反对满人”与“糟踏满人”先后对映，可谓“奇致”！但正在此处，显示了欲研红学绝不能抽掉其中的满学内涵。

　　胡适先生创立了所谓“新红学”，厥功甚伟。他从考证作者和版本下手，可谓探骊得珠。但他的红学见解又实甚浅薄（只看见曹氏文学艺术的家庭环境，与“坐吃山空”的败落“原因”），而且，二十五年间，并无多大进展。其故安在？恰在于他不懂也不肯深研满学，所以再也深入不下去，陷于（满足于）停顿。

　　以后的专门以西方文艺理论来对待红学的，连胡氏的那样初步的研索也强烈反对，加之批判，当然更谈不到红学须与满学密切联系结合的认识。因此，多年以来，红学的进境并不是像所想像的那样收获丰硕。真正的——即真正科学的红学，必须是史学、民族（交流关系）学、文艺学、哲学、文化学的有机综合的高层次的学科，而不是任何单一肤浅的几条知识概念所能代替冒充的把戏（做做文章）。

　　红学中之每一支分科，如曹学、脂学、版本学、探佚学、结构学，都离不得满学。满学的发展与深入，必能带来红学的迈进或者突破。

　　“补记”

　　我主张《红楼梦》应当从满族文学的角度去看待与研究，是强调文学艺术的个性与特殊质素，这并不等于“缩小”了它的意义的广度。《红楼梦》不但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而且早已属于全世界了，它的价值并不因为研究的角度、层次而有所“窄化”，故无须多虑，正如莎剧，谁都承认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可是谁也不会认为“莎学”只好研究文学的“共性”和一般性，而不要深入探讨它的民族文化方面的特征个性，明代通俗文学，能产生《金瓶梅》，而产生不出《红楼梦》。此二者的巨大差异（思想、感情、风格、境界、气味）又因何而生？这就得从三百年清代历史——满汉融会而寻其根源脉络，浑沦、笼统的评论，是隔靴搔痒，掠影浮光的。文康的《儿女英雄传》该是满族文学了吧？而它是《红楼梦》的“直系后裔”，又怎么否认后者的“族属”呢？

　　辛未四月初旬写记于红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