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章 曹雪芹小像之新议论

　　近日拜读了一篇文章，内容是就陆厚信绘雪芹小照之事，针对拙说（请参看《红楼梦新证》页七八五以次），发表意见，并将此绘判为“假古董”。阅后，不免有些想法，写出来供大家研讨。

　　陆绘芹像，其左方有尹继善题诗二首（合为册页之对开叶）。原是旧年上海文化局方行先生所发现，蒙他寄示所拍的影片二帧（书、画分拍的，经放大，二帧尺寸无不全同，我后来将影片发表，用的就是当时所得到的这两帧，但我撰文报道，早已说明原件是一张整纸）。后来有人根据《尹文端公诗集》，提出看法，认为此绘是“俞雪芹”（俞瀚）之像。可知那时的鉴定家，丝毫不怀疑绘画本身，只是对画中人物“主名”有不同见解。

　　我否定了“俞雪芹”之说以后，又有鉴定家表示一种看法，说：“画法甚高，年代也完全够乾隆；只是五行题记，字迹风格，似乎略晚。”——质言之，就是他认为画是真是（当然画的还该是俞瀚了），而“雪芹先生……”这五行题记可能是后加的（作伪的“后添款”）。至此，仍不曾对此画本身为古物有所怀疑，明言画是好的。

　　现在我新读到的文章，则又大不相同：它认为，连画带题，都是伪造后添的（画、题二者又是“一码事”了）。而且作伪的时间是晚到“本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新红学派’盛行时期”云云。文章开端不久，就下了这个结论。

　　至于该文的具体论证，则主要有两点：一，册页上的尹诗二首，是真的，见于刊本尹继善诗集卷九，依编年推，应是乾隆三十年乙酉所作，其时雪芹已卒，故画像与曹无关。二，尹氏题诗时，“为了谦虚”，自己将题句写在对开页的后半扇，前半留的空白（留给别人题），而别人因尹氏官大位崇，谁也不能占先，就始终空白着——而这就是作伪者添画加题的“空子”了，云云。上面是撮述，其“实质性”论证大体就是这么些，再没有别的。

　　这么一来，我就也产生了一些疑惑不解。该文撰者承认尹集是身后嘉庆时他人为之编刊的，但他信诗集，不信实物，还是以为凡是刻成书的（编次、题目等等）就一定无误。我当日提出的一个要点：册页尹诗，只录两首“白文”，既不称上款，也不署明下款身份关系（一般总要写明年谊、乡谊、戚谊、寅谊、宾主谊等等），这对“画主”西宾就成了极不礼貌的一种表示，而清代人最讲究礼数，尹继善和俞瀚又是极相契的。这应该怎么解释？该文于此未置一词，避而不谈。

　　再说，尹氏既是俞氏的“东家”、“主人”，就是“顶头上司”，他给俞师爷题题像，还要“谦虚”？留半张纸以待他人——留待谁呢？尹氏本人就是宰辅封疆，要留，恐怕就只好留给“圣上”乾隆了！不然，怎么讲呢？比尹氏官位更崇的，谁又肯来给尹的一个绍兴师爷宠赐鸿题？还应该说明，因“谦虚”而留空白云云，该文撰者自言是“推想”。推想也可以作为证据吗？

　　鉴定书画，光凭最简单的“常情”去“推想”，常常推到错误的判断上去。有很多事情，实际经过，要曲折复杂得多。雪芹南游，事在乾隆二十四五年；敦氏诗集中时日明确，无可驳辩。此时如陆厚信绘了像，无论自存，或转与人手，当时还不及征题求咏，稍过，再出册页求到尹氏，有何不可？即雪芹于乾隆二十八年除夕卒后一载馀，尹氏才被册页藏主将来求题，又有何不可？即使真认定尹诗必为乾隆三十年秋作，如何就是构成“绝对矛盾”？鉴定家的判决，未免太断然了吧？

　　尹氏不加上款，下款只署“秃名”，这一点最当注意。我曾指出：这本不是尹氏专为题芹像而落笔的，不过是应人之请，因才作了题别人小照的二绝句，事类相涉，就随手一写，完全是应酬性质。他不加上款，就是不肯为雪芹而题，他们宾主关系相处得不美——雪芹才拂袖而归的，或者考虑某种政治上的不便，不是更能从这里看得出其中的微妙迹象吗？

　　鉴定家把陆画“定”到“本世纪二十年代”，大约意即胡、俞等人考红之时了，但他忘了说明，胡、俞那时根本不曾“考”得什么雪芹生平事迹。南游之事实，是很晚近新从敦敏诗钞中考察窥见而始明的，那么，“作伪者”那时居然异想天开，他竟能硬把两江总督尹大人拉来凑趣？须知，这在“二十年代”对“作伪牟利”来说，是极端不利的，因为那时谁也不会信服，徒生枝节，他何必画此蛇足，弄巧成拙？陆绘上的文辞、画笔，如此高明（大家都一致承认），那此人连这点“生意经”上的利害攸关、反而愚不及虑乎？

　　鉴定书画，除最显而易见的伪劣之品以外，遇到“盘根错节”的疑难较大的，定论并不易下。我所交往的鉴定家朋友们，看东西常常不一致，“你看假，我看真”。就连一个人自己也有时前后不同，“当初没看对”。鉴定的事，不简单。因此眼力强、学识高的，也还不敢轻易以鉴定家之权威自居。更不敢未有细密研究，率执一端，即给一项重要文物作判决。解决真伪、判断是非，也待百家争鸣。愿向鉴定专家们学习，再学习。

　　陆厚信绘雪芹小照，被人疑为是“俞雪芹”的肖像，由于：一，绘者题上款，照例不会连姓氏写上去，没有“曹”字；二，左方有尹继善题诗二首，一查刊本尹集，其诗题是“题俞楚江照”。所以结论说这幅像是“俞雪芹”，而不是曹雪芹。

　　但是俞氏的资料是不难查考的，一切有关记载，绝无俞“号雪芹”之痕迹。更有进者，俞氏最要好的朋友沈大成，曾叙及俞的形相，是“锐其头”而“钅句革录其躬”，可是陆绘却完全不是一位尖头驼背的先生。“俞雪芹”说，从两方面都发生了困难。

　　在“鉴定”过程中，有些事象尤其耐人寻味。最神秘的原物册页一件，竟有“神通变化”之方。本来是一部册页，一共好多“开”的，每开各有书画不一。后来呢？这部册页“变”成了“只此一页”，坚不承认本为多开裱本。此一变也。现在，则它又由“对开”变成为“半开”了！——因为鉴定专家说它原来只有左半边的尹诗，右边是“空白的”（这才给了“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的“作伪者”留下了补画假像的空子），云云。

　　这真有点像雪芹自己说的：“女娲炼石已荒唐，又向荒唐演大荒”了。

　　经过确实调查，一清二楚的经过，具如下方：

　　1963年，上海文化局局长方行先生，应河南省文化局副局长某先生之邀，前往郑州参加文物工作会议（此会议当时报纸有报道），方先生由豫省副局长陪同，到郑州后，先看了博物馆的展品，看毕，时间已晚，不及再看别的，因问：库藏是否有较为特殊之品，愿顺便一观。馆方于是取出一部册页，约有寸把厚，十来个对开。一经翻阅，发现了中有陆绘肖像，而“雪芹”二字赫然，引起方行先生的注意。但这时天已很晚，其余诸开，各有诗画，俱不及细看，方先生就提出请馆方把陆绘一开，摄成照片，当经同意。此时一位陪同人员说：在这页中间夹一纸条（以为标志，容易翻检）。即此可见：原件绝不会是“只有一开”，否则何必夹一纸条！陆绘在册页中，不是首开，也非末片，当时陪同同观者，皆可作证。

　　方行先生匆匆离豫。回沪后，接到照片二帧，陆画、尹诗是分拍的，而且长短不一。这是博物馆原拍如此。方先生将一份两张寄给了我，要我加以研究。我曾作报道。照片也依原样发表过（但有人就说，这是我故意“拆散”玩弄手法的）。原拍为何要分开拓制并尺寸不一？不了解。

　　方先生也向当时文化部领导报告了这个发现。后来原件即由郑州调来北京。当时首先看过的，有郭沫若、徐平羽等诸先生。然后就转送到曹雪芹纪念展览会的筹备处（设在故宫文华殿）。不少在彼工作的诸位人员，也都目击亲见。

　　在我调查访问的过程中，曾经目见原件的诸先生有的说：确切“开”数已记不清，但并不是“只有一页”，“是一个册页”。有的则极确凿地向我指明：“是一共捌开。没有错。每开皆有诗画。另外的人像不一，或坐或立，姿态形相也各异。”当时我说到“有人主张陆绘原件只此一开，而且此一开右半本为空白页，故后人伪造后添……”他骇然道：“这怎么可能！？原件八开，诗画皆是一色乾隆人手笔——这是我们能够看得出、信得过的，如何能容近人硬羼入半页！？”这位作证者本人就是一位专研中国艺术史的名家。

　　至此，“只有一开”又“原空半页”的神话，或者可以告终乎？——我说“或者”，就是估计必然还会有人硬是不承认上述的历史事实，而坚持其“鉴定结论”的。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研究曹雪芹事非容易。读者试观此例，也可以有味乎其言哉。

　　“附记”

　　此二文原刊于香港《新晚报》。最近看到张中行先生一篇佳作，他将争论真伪的好几派都就其论证逐点地分析评议了。他也不能不承认俞号“雪芹”的可能性“更小了”——不过他并不因此而推到“可见画像不是俞”的结论，却径直推到“陆题是假”上去了。质言之，他相信尹集，又认为：袁枚与雪芹应该相识的“可能性大”，但据袁集他们既然很“陌生”，那么，“我们禁不住要问，在乾隆己卯、庚辰间，曹雪芹曾到南京去住，并入尹幕，其可能性有多大呢？”这就是说，他用了上面自己假设的一个“可能性大”来推出了另一个“可能性有多大呢”。我要说，这种论辩方法是全在“可能性”上绕圈，我难道不可以说，“这样的推法，其有效性到底有多大呢”？他没有考虑到两条记载曾说雪芹“留住于南……曾与随园先生游”，“尝至江宁。……论诗颇诋随园，且薄其为人……”，则仅凭袁集文字表面来判断袁曹之间的真正的关系，实嫌过于简单，是不一定符合实际上常常是复杂曲折的历史真相的；况且，退一步说，就算张先生认为的袁曹“陌生”是真的，那难道就可以得出“所以，雪芹未尝至江宁，也未入尹幕”的结论吗？我已说过：这个逻辑，只能用在一种条件下，即，凡是在尹幕的人，都一定是与袁“相识”并能在袁集找到纪叙的，——可是，这又是哪里来的“定律”呢？所以我以为论事还是要审慎又审慎，勿用“直线逻辑”“单一理路”去看问题，历史常常要复杂得多的多。

　　但是我也必须指出，张先生的文章在实质上已然否定了那种“半页空白”的奇谈，这就是他治学精神谨严的证明，与张口乱道者是迥然不同的。其文刊于《红楼梦学刊》，题曰《有关俞瀚的一点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