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7章 一件红学宝贵文物的奇特命运

　　一、发现的真实经过

　　1963年6月7日晨，王士菁先生交与我一封信和两张照片。信件是剪下来的有关片段，原文云：

　　五月间，我去西安，归程道经郑州，在河南省博物馆见有装裱甚旧的清代人物画册页一部，凡数十人，其中有雪芹肖象（面部手部均泛黑）和尹继善诗共二页，时以行程匆促，其余各幅均未详看，究与此幅有无关系不详。近与沪上诸友人谈起，大家从时间及曹尹均旗籍并通家等关系上看来，可能为曹雪芹肖象，但作者陆艮生之身世，将数种松江府志大略翻了一下，均未有何发现。你和周汝昌同志等于红学深有研究，特将此照奉上，至请查眡，设果为曹氏肖象，则可息另一帧真假之争矣（此指旧传王冈所绘《幽篁图》。参看拙著《红楼梦新证》增订本及《由幽篁图四家题诗想起的》（载1982年第九期《红楼梦研究集刊》，内容为考论此图并非曹雪芹画像。乃是一篇辨伪或考讹的论文）。）。可请周同志考证，结果如何，尚望示知。至于其余各幅，可能为当时尹幕之人或有关系者，如有需要，可向郑州了解。周同志的文章，是常读的，但未见过，有关消息，作为读者应提供给他，即烦代送，并致候意。……

　　以上是上海文化局局长方行同志于1963年6月初写给王士菁先生的信中的一段叙述。

　　我当时看了照片和信札，即复信与方局长。随后，他于8月22日和10月23日两次致信于我，都很重要。今照录如下：

　　汝昌同志：

　　十四日接函诵悉。《雨花》大作亦已拜读。看来这个问题可以展开研究也。我在郑州所见画册，以时间关系，其余各幅未及详读，很希望你能去郑以该册详加翻阅，必能别有发现，如这方面有何结果，还望示知一二为盼。

　　汝昌同志：

　　五日来信及九月廿一日天津晚报所刊大作（此指拙作《关于曹雪芹的重要发现》，即首次评述此件的概况。），均收到。以近来琐俗较敏，未能即复为歉。

　　前寄照片，是我于五月间在郑州河南省博物馆所见的一本册页上拍下来的，当时河南省文化局陈局长等均在座，绝非单开之对脸儿。现寄京者既为单页，则全部册页必仍在该馆。要是你有机会去豫，定可看到全豹。自问对此记忆无误。（下略）（汝昌按：注重点皆我所加，前后同。）

　　二、异事的发生

　　上面三札，前者是六月初，中间是八月下旬，后者是十月下旬——仅仅这么一段时间之内，一件异事就发生了：北京方面，以中央文化部为主，想对此画像再作较细的研究将此件由河南调来，但调来时却已只是一个“对脸儿”，即一部“册页”中的一个单“开”（两个单面中间对折缝，左诗右画，又分又连的特殊形式）。这与方局长的话全然抵触，他的十月下旬的信，就是答复我就此异事向他提问的。

　　方局长连三次建议我赴郑州一看册页全貌，当时我抽不开身，就请家兄祜昌（时正在京）代我一行。当他去买车票时，却不巧已甚：其时京郑路线上有一处发生了水淹铁道的地区事故，车路被阻，无法前往。于是，这部册页的全貌从此竟然再难目睹了！

　　请问河南省博物馆时，答言从一开始收购此画像即是只此一开，有“发票”为证，说是商邱的旧军官名郝心佛者摆摊售旧物时所收，价为人民币五元——但后来以为出价过低，又补给郝心佛五元，共付拾元之数。

　　三、多方的访证

　　这事太奇了！我为弄清真相，在个人的能力之所及的条件下，尽量设法作了调查。大概可分三层来叙——

　　（甲）问河南博物馆，为何方局长见的是一部册页，而你们却说是只有一开？答云：此开当时夹在一部碑帖中，也许方行同志匆匆之间没看清，误以为是一部多人画像的册页了。——我就托友人又面询方局长。他说：“事实经过是我到郑州，正值该馆举办展览，看了展品，因无太大收获，就问还有否未展而值得一看之物？馆方即特为出示此部多人肖像册页。那说明馆方是当作内部珍藏才给我看的。〔汝昌按：此可与馆方自动补付售主五元钱之事态合看。〕当时好几个人都同看，我还说：在这一开夹上一个纸条作为标志，请拍了照片寄给我（即须赶回上海也）。如果那是一部字帖，只此一开画像，我为何还要嘱他们夹上纸条为记？”

　　我想，作为上海市的文化局领导人，他连一部碑帖也认不得，竟“看成了”一部多人肖像的册页，这说法怕是太贬低人家的文化水平了吧？！

　　（乙）由于黄苗子（书家）是知情人，我几次向他调查，首次到他家（东城方家园），次后皆在全国政协大会期间（我们同在一个组）。有面叙，有笔谈（我保存了他的手迹）。今撮叙他提供的情况如下：

　　1962、63年间，国家为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在故宫文华殿设立了展览筹备组，向全国征集文物，由阿英同志主持，并调有黄苗子、刘世德等几位经常在此坐班办公。故黄尽知一切经过。他说：起先原是河南博物馆备了公函将原件送京与郭沫若同志鉴阅，郭转送到筹备处，让人查了尹继善（题诗者，在画像之左页）的《尹文端公诗集》，果有此二绝句，但标题是题俞楚江小照的，郭与查诗者遂言此非曹雪芹，乃“俞雪芹”之像也。于是将原件寄还了河南博物馆。

　　黄言：我目见，是一部册页，记忆中似有八开，每开皆有画像及题诗。并云：画皆是陆绘，诗皆是尹题。“陆厚信”一名，忆在书上见过，可俟再检。

　　以上内容是我到他府上听见他面谈的。

　　（丙）我还怕只黄君一人是“单交孤证”，于是又请教于刘世德同志。刘亲降小舍（时寓无量大人胡同）。因他与我观点不同，故我不涉其它，只问：当时你也在文华殿，所见初次郭转的原件，是单开，还是一部册页？他微微迟疑了一下，随即承认，说：“倒确是一部册页。”我又问，多少开？他答，这就记不清了。（向黄、刘调查，约在1976年以后，确切日期失记。）

　　@@四、“三曹对案”的见证

　　发现者方氏为一曹，目验者郭、钱（杏眤，即阿英）等当时主持人为一曹，作证者黄、刘等常驻办公人员为一曹，三曹对词，互证分明：河南最初收购寄京请作鉴定的原件是一部多人画像的册页，而绝非单开一折“对脸儿”页。

　　这个事实一经确定，那么后来因何原物散失，只剩（或拿出）一页？这其间有否重大内幕情由？拆毁零散之间是否会有人就在原件上作了某些手脚？收购者既然肯予购取、补价，郑重出示于上海文化局领导人，何以后来却矢口否认曾有全部册页？而且转而力言此件乃是伪品？——这一连串的疑窦，至今即三十年之久，却迄无一人一言足以消解大家的困惑。

　　五、困惑再次复杂化

　　由于这件奇案很难审实判定，迤碬拖到1982年10月，上海召开了全国红学研讨大会（地点在上海师院），遂以此案列为重点议题，调来原件，请来河南博物馆的负责人韩绍诗，并带来了“作伪者”的手迹（复印）证物和一份该馆的调查报告。

　　这件据称是朱某的手迹中有数字与画旁五行题记中的笔迹很是相似，报告也力言系郝、朱等共同作伪等情。会议的几位主持人认为很有说服力，伪相已揭，会上由执行主席倡议两次为河南的同志“热烈鼓掌”，一时颇似案情既明，真伪已决。会议闭幕词称为“三大突破”的首项收获。

　　是年12月，值全国政协大会召开，因与黄苗子同在一处，我又一次向他调研此事。他用笔录答我，今照原迹抄写于下——

　　陆绘曹像当时系河南省博物馆寄请郭老审定（并附该馆公函），郭老即送当时的曹展筹备处。我看到了原册。但雪芹像在第几页，已记不得。籆记得每页都有尹继善的题诗。所以阿英同志怀疑〔汝昌按，义为猜度〕这些人都是尹继善的幕僚。

　　我又问：尹所题是否皆为二绝句，有无带上款的？他写道——

　　（1）记得都是两首绝句，写得较工整。

　　（2）诸页尹诗有无带上款，已记不得。

　　（3）记得曹孟浪同志曾拍了照片，底片听说还保存。……

　　以上是1982年12月4日上午的笔谈。请想，如果一个人根本没见过这部册页，而能记忆出这些细节，那不真成了“见鬼”了吗？

　　这就表明，黄氏如方氏一样，记忆清楚，黄氏从头到尾，并无任何怀疑在那种原件上可以作伪的口气及心态。

　　六、对立意见如何抉择？

　　这上述的一切，矢口否认曾有全部册页的言辞，已被方、黄、刘等否定了，不必再论。那份调查报告，会后即由晋东南师专的宋谋碭先生紧紧跟踪，亲赴各地与诸当事人等深入核证，结果表明那是矛盾百出，破绽重重，诧为奇观！断难为据（宋撰《曹雪芹小照调查札记——兼评河南省博物馆的三次调查》，文成于1982年11月18日，有油印本分寄诸人。1986年6月哈尔滨国际红学会上，他又有补充重写本散发在案，均极重要。欲究真相者务宜参阅。我问韩绍诗：馆方调查派出几人？答言只一人。一切凭一人之词，韩本人及馆内他人皆不曾再作核证。宋谋碭之调查及信札表明：诸人中以原售主郝心佛言词尤为狡狯，问一次的答词即变一次，至于无可与之理喻言争。韩之信札亦提到郝之言词是“多次反复”。其情可知矣。）。剩下的是证明作伪的朱某的一纸复印的笔迹。

　　为了做学问、求真实，又听取了不同方面对该笔迹的看法。结果仍然疑信参半，大略情况如下：

　　（一）一种意见认为足证题记是朱某伪作，因为如“督”“通”“之”等字皆十分相像。据1982年11月8日上海师院陆海峰同志来信追述：会议临末曾找公安局徐姓笔迹专家审辨，徐意认为可对比的字不多，鉴定有困难，不敢下结论，唯两者有很多偏旁相似，而完全不像出于一手的字却没有，只有一个“草字头儿”。这实际是倾向于两者是一人所书。

　　（二）据1982年10月30日上海师院曾远闻同志来函见示，会议临末曾在上海博物馆开了鉴定会，主要意见是老专家谢稚柳先生，认为题记不伪——

　　“谢老仔细审阅原件后，认为五行题记并非伪作〔着重点原信所有〕，理由是：题记的墨迹有渗化现象，用放大镜仔细辨察，可以发现字迹透过纸的纤维，向四沿化开的痕迹。此种现象说明，题记肯定是在裱糊以前就写上了。否则，经裱糊后，历时一二百年，作伪者再补上这几行字，那末，字的四沿不可能产生渗化的现象。”又云：“题记内有四字疑被挖改，即‘风流儒雅’是也。”

　　曾君并言，他曾建议速将此讯向与会的众人如实传达，无奈会已结束，大家纷纷忙于离开，实在来不及了。是以知者甚少。

　　以上是1982年10月间的两种很不同的意见，各具代表性。以下接叙次年春天的事情。

　　七、一次否定的“报告会”

　　1983年2月28日，北京历史博物馆又召开了一次“报告会”——由河南作报告，由专家鉴定。我有当场的记录。

　　前一日，（农历正月十二）下午，故宫博物院专家徐邦达先生来访，兴冲冲地说：“我把小像调来了，已弄明白，何以题记墨迹（他认为是后添的）能与古旧一致？原来是经过重新揭裱后趁未全干燥时往上写字，墨即渗入，干燥后就与原写相似，古旧一致了。明日开会，请你参加！”

　　次日上下午全日开会，该馆史树青主持。到会的有故宫等处专家，也有红学界、报界人士。

　　史先生早已在《文物》上发了文章，否定小像——但他的论点与众迥异：认为此件原是一张空白对折页，左诗右画统统是作伪后添的。此时他发言则说：“我早先看错了一半。”大约是改口承认尹诗是真了。

　　会上专家发言，认为画是真的，题记的字迹年代不够，是后加的。其中以故宫的刘文庵先生发言最为详细重要，叙明了先是受徐先生之嘱到河南看此小像并带回北京——请河南馆韩绍诗报告介绍从收购直到去年上海开会的事情，坚信是伪，而且又新带来了一张“张鹏题随园（袁枚）像”的证据，说它原是此画像册最末的一页。

　　会上，我主要对徐先生昨日面示的意见作了质疑：既言系重裱未干所写方能有此古旧渗化效果，那么原件分明并未重裱，原装十分敝旧，这又如何解释？

　　徐先生上午一言未发，下午说头晕未出席。整个会上也再无人提到“重裱”一字。换言之，这会上专家只说题记的字风格不够乾隆年代（别无更科学的论证），但未触及古旧效果的奥秘何在。

　　刘先生也认为“风流儒雅”四字改过，并否定了有人说画像头脸被改过的臆谈，指出那是铅粉年久变黑，用水试洗，因而湿化。又一张先生明白指出，所谓“张鹏”的那一页，根本与陆绘无关（“张鹏诗”是最初郝心佛说与宋谋碭的，时未见原件，宋先生认为诗律有“孤平”现象，又有以入作平的字，此乃中州口音，因疑是郝所为，我也如此猜度了。此时原件出现了，物是旧的，但字有改写，且内容与袁枚也毫不对口，大是可疑。此亦可见郝某不但言词狡绘，而且诡变百出。

　　更值得注意的尤在一点：郝矢口称言原无册页，只有一对开。但到此时，又都改口说张诗原是“最末”的一页了！若无册页（多页装式），又何来最末之页？其自矛攻盾，说不自圆，大抵如此。）。

　　以上是这次鉴定的要点实况。

　　八、由“张鹏新证据”窥视内情

　　张鹏这一“新证”，上面疑窦不一，会上专家们指出的就有：

　　①“吴门”二字被挖改（可能觉得这和南京没法凑合，破绽太大）。

　　②上款“随园”等字笔致与全幅不一致。

　　③落款处的名字与印章恰恰都是残缺——则究竟是何名字？尚有可疑。（此点是我提出的，而且，张鹏是康熙时人，更不相干。）

　　然而，最引人深思的还是河南韩绍诗写给宋谋碭的信——

　　……

　　1.郝心佛告诉你的张鹏诗原件，只在我馆看了一下就交还他了。此件究系何人收藏，我们准备再作深入调查了解。此件曾经×××同志过目，并改写过几个字。

　　……

　　请注意：×××就是首先提出五行题记是其相识朱聘之（已故）所写上去的“揭发”者，并力言此像之伪，撰写文字在河南发表，对宋谋碭等质疑之人恶词相加的人。而谁想得到，那幅莫明来历的“新证据”张鹏诗竟又是经他“过目”并“改写”过！请大家看一看，这种事态可惊不可惊？！

　　我们局外人有权利要问：对这部原是多人肖像的册页，有人联合暗地对它作了多少手脚？其目的何在？难道我们为做学问出来请教一下他们，倒是犯了罪吗？

　　九、还要实事以求是

　　虽然历经上述种种周折，问题并未真正解决，还是一桩悬案和奇闻。到了1987年，仍有以此为口舌者，我写信敦促方行先生亲自撰文讲讲此事的经过和看法。他于5月24日来信，内云：

　　我因病住院已月余，大札前天才由局转来，迟复希谅。

　　关于在豫所见，自信当日所记均是实情，只其原物，之后未再重见〔现〕耳。（下略）

　　方先生时在病中，不能多写；细味其言，婉然暗示了册页全部的突然不见而变成了一页，乃是一切疑难纷纭的根由，内中大有问题，初不限于争论题记之真伪，——此不过现象，内中另有实质隐秘难为人宣也。

　　我看这是大有道理的。

　　我首先要将种种事相介绍给大家，请俟公断，并望能引起正义人士肯于排难解纷，出来作一次彻底的调查研究。这是我再撰此文的主要目的。其次是我手中保存的很多有关文献资料，应摘要发表，觉得很是必要。我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作此忠实叙述，所引文字都有原件可验（有些信札内容太繁复，无力尽录，录出也很难为读者看懂，故只录一部分。又本拟附以影印，但制版印出后既不清晰，也太费学刊的篇幅，故只亲手移写这一部分。）。

　　由于个人学识水平之限，又非职业书画文物鉴定家，不敢轻断一切情实之真相，但作为一名研究者，仍有权利对费解之点提出疑问，以供大家思索研析——今列十一点于下：

　　第一，方、郭、钱、黄、刘……等最初所见之全部册页今在何处何人之手？

　　第二，此册页因何拆散而只出示一页？拆散之动机、目的究为何意？何所图谋？

　　第三，出售者、购藏者、知情并曾参与改字者，何以一致矢口认原件的全部存在？又何以力言此单页也是出于“伪”作？

　　第四，全国南北诸大鉴定家权威人士，对此件看法人各执一词，差异极大，甚至针锋相对，或且自矛攻盾，原由何在？我们究应听信哪家的鉴定之论？

　　第五，主“俞像”说者，何以不提宋谋碭的主要反证：他指出历史文献载明俞貌是锐头而曲躬，与此绘王不相合？又假如同时认为五行题记是伪（如刘文庵之说），那么画上既本无主名，尹氏题诗为何也不书上款“楚江”？那将如何辨认为谁？

　　第六，1983年春日历史博物馆那次会上，专家们只就单页发言，不涉其它，认为题记风格不够乾隆，但如系朱某后写，何以能产生墨迹透入纸的纤维而向四沿渗化的古旧现象（谢先生的鉴定意见）？徐邦达是十分反对谢说的，但他主张的“重裱未干时后写，即墨渗如旧书”的论调，实质上却正好证明了谢说的论析，变相地承认了渗化事实。这是最耐人寻味的疑案要害（不过徐先生事后否认曾有此主张，并讳言之，因为本无重裱之事。我写信请问，他不正答，未知何故）。

　　第七，朱某是否只在此页上伪题了五行字？如是这样，那么方、郭、钱、黄……等何以会看见的是都为陆绘尹诗的多页肖像？朱某有多大文才能为这么多乾隆人物各各伪造出相应的题记来？（即如仅仅这一页上，就得先考明尹当时任何官职，考明雪芹确曾南游金陵……都与史实相符。这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最初，根本无人能晓能言，朱某作伪者非先变成清史红学大专家不可，有此可能否？）

　　第八，假定确认题记是朱书而由郝某等数人联合作伪，那他们费如许九牛二虎之力，只图售得五元微值，——而然后又自己力证其伪造！则此皆何理耶？要不要回答？

　　第九，出来力揭朱某伪书、而又曾参与在“张鹏题随园像”诗页上“改写过几个字”（韩绍诗之信札中语）的×××君，在整个异案中未详究是何种身份？起过何等作用？十分引人瞩目。

　　第十，最后又有上海鉴定家郭先生指出，题记印文是陆厚“培”，而非“信”字，乃一大破绽。由此又引出调查到陆氏后人陆××，据云他称言旧印章旧印泥是由他家借用的。若此言可信，则朱书题记是后加的了。但是印是可以借的，那墨的渗化问题是无法“借”来的。到底如何解释？仍诗专家再论。

　　第十一，即依朱题为伪写而言，其实也存在着各种的可能。例如，现存尹题之像旁，若本无主名上款，那必然另有一页是属于同一像主，上款题记，皆在该页——两页相次而衔接。作伪者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将另页原题记让朱某移写于此，先出售此页（作了手脚的，半真半伪的），将另页更为宝贵（还有其它重要题记）的文物，藏起来以俟良机脱手。而后来发现事情复杂，关系重大，不敢冒险，遂只好将另页（及全册页）隐而不出，并力言其伪，使人不复重视（一笑置之），庶几可免牵引出更大的麻烦！——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或者还另有其它非我们所能推想的可能？这也不是不必深入调研的一种逻辑线索。

　　十、小结

　　在此种奇特的事态之情况下，我自愧无力作出什么断语。我只想表示：对此一件重要文物，在上列诸般疑问逐条解决之前，我还不拟理由将它摒斥于研究范围之外。雪芹在尹氏任两江总督时曾离京南游，是与史迹与敦敏诗句合符的，又此像面型，正与曹氏祖籍河北灵寿县的曹姓后代面型相似（参看拙文《红学七题》。此打印本曾携住1986年哈尔滨国际红学会，但未予散发。其后泰国之张硕人先生携往香港，主动发表在《南北报》上。河北师范大学韩进廉教授陪我到灵寿，他指出曹姓面型与陆绘相合这一要义。）。由此三端，到此刻尚未再出现决定性反证为止，我有理由继续认为此像是真雪芹，而题记的文词内容，也是可信的。

　　我的这一见解与态度，大致谨述在此。做学问、求真理，是本人的高山仰止的目标，我没有别的什么目的。学风之正派与否，自然也与是否求真求是直接关联。任何歪曲诽谤（最近有人以“大字报”的文风，撰文发表，说我是“学风不正”，“以作伪驰名”，也涉及此案。），都是毫无用处的。

　　岁在壬申十月初旬寒衣节写讫

　　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