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奈何(2)

　　作为太平天子，乾隆当政60年后将皇位传给第十五子颙琰，是为嘉庆帝。乾隆是既要安享富贵，又要大权在握的典型。他为自己归政养老后所规划修建的宁寿宫区，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修建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耗时六年时间才完工，宁寿宫区亦分前朝、后寝两部分。前朝以皇极殿为重心，前有皇极门和宁寿门，仿乾清宫的规制；后有宁寿宫，仿坤宁宫的规制。后寝区分为东、中、西三路，俨然一个微缩版的紫禁城。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位于宁寿宫区的西北角的宁寿宫花园。乾隆因喜欢建福宫花园，希望归政之后依然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中，特命仿造建福宫花园修建了宁寿宫花园。宁寿宫花园的造园水平超过了之前所建的建福宫花园，是公认内廷园林的精品。宁寿宫花园共有四个院落，布局精巧华美，衣食住行，怡情养性，无不考虑周详。园中建筑的题名，如“倦勤斋”、“符望阁”、“遂初堂”、“颐和轩”等，无不体现了他颐养天年、心满意足的姿态。

　　事实上，乾隆归政之后，并没有在宁寿宫居住。只是偶尔来此游憩赋诗，反而是慈禧太后在光绪亲政后曾居此多时，六十寿辰亦是在此度过。

　　乾隆25岁即位，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时，他已经85岁，依然精力旺盛。他宣称自己退位之后就到宁寿宫区养老。事实上，他退位之后，在“归政训政”的名义下，依然把持朝政不放，一直居住在养心殿，嘉庆帝只能住于毓庆宫，掌管一些祭祀、典礼等名义上的事，做了三年“儿皇帝”。直到乾隆死去，绞杀了和珅，他才真正掌握实权。

　　从历史上看，明帝比清帝昏庸，清帝比明帝会享受。明朝皇帝耽于逸乐，怠慢朝政，除了明武宗喜欢出京游逛之外，大多数龟缩于禁中不出，喜静不喜动。

　　而清朝皇帝，因其出身是关外游牧民族，性喜射猎，对于狩猎尤为重视，每年春天举行春蒐，当万物复苏之际，率领八旗将士前往南苑狩猎，于晾鹰台举行杀虎典礼。每年秋天会在塞外的木兰围场举行长达二十天的秋狝，行围习武论功行赏。届时，皇族亲贵、蒙古王公子弟、八旗将士无不奋勇争夺。大狩之事，一可保不忘满族尚武之风，二可对蒙古等族彰显国之军力，三可令久居京城的皇帝离开紫禁城，稍微放松自在一下。

　　狩猎之风，在康乾两朝最盛，嘉庆之后，由于国力渐衰和皇帝自身体质喜好等问题，遂不常行。

　　巡幸之事，亦是如此。康熙为治理河务漕运，笼络南边的汉族士大夫，曾六巡江南，祭孔子，亲谒明太祖陵。此举被乾隆效仿，他在最后一次南巡中，下令在杭州、扬州、镇江三地建文澜、文汇、文宗三座藏书阁，存放《四库全书》，准许文人借阅流传。乾隆的巡幸之举，比起其祖，要铺张奢靡的多，不仅大肆修建行宫，还处处寻访名园胜景。圆明园中的安澜园、狮子林、曲院风荷，清漪园（颐和园）中的惠山园、玉泉山静明园中的竹垆山房等，都是乾隆巡幸之后，仿造江南名园所建。

　　清代的皇家园林之规模，数量要远远大过明朝，禁内有御花园、慈宁宫花园、建福宫花园和宁寿宫花园，和紫禁城毗邻的还有西苑，那里有宽阔的太液池（今之北海、中海、南海），可供游憩。

　　在京城的西郊，海淀西山一带，在辽、金行宫别墅的基础上，清帝兴建以圆明园为中心的宫苑，包括圆明园、畅春园、万寿山清漪园（今之颐和园，慈禧尤爱之，多次扩建，改称颐和园）、玉泉山静明园和香山静宜园，合称“三山五园”。当年那一带举目所见，尽为皇家所有。

　　从康熙朝到咸丰朝，皇家园林已成为皇帝日常生活和实际处理政务的地方。每年的隆冬季节，帝后暖居宫中，等正月举行过庆贺、祭祀等典礼后，即离宫赴京西诸园，除却必要的典礼、祭祀需回宫之外，皆长居园中。康熙爱畅春园，雍正喜圆明园，咸丰尤爱避暑山庄（驾崩于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

　　到盛夏六月前后，清帝率宫眷前往避暑山庄，再往木兰秋狝。九月中旬秋狝结束后，或回宫中，或回京西诸苑。十一月初，再正式返回宫中。清帝对京西诸园感情很深，直至晚清同治年间，同治皇帝还曾起意要重修被八国联军焚毁的圆明园，而甲午海战的失败，亦与慈禧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导致军费空虚有关。

　　与乾隆帝退位之后的养尊处优相比，因“土木之变”而失去帝位的明英宗朱祁镇被尊为太上皇之后际遇凄惨，简直连普通的囚徒都不如。而明英宗之所以落到如斯境地，追根溯源，还要从一场战争，从明朝与蒙古的积怨谈起。

　　元末之时，朱元璋提出的口号就是“驱除胡虏，恢复中华”，明朝建立之后，一路向北远征，硬是将元朝残部打回草原，龟缩在大漠深处。自明朝开国以来，双方经历了无数次战争。

　　昔日强盛的蒙古帝国一分为三：蒙古本部鞑靼，占据着蒙古高原，由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黄金家族）统治，属于蒙古正统；瓦剌，占据着蒙古西部，又称作西蒙古，明初首领猛可帖木儿死后，瓦剌由马哈木统领。

　　明朝初年，纳哈出投降，兀良哈三卫被收编为“朵颜三卫”，归宁王朱权管辖。这支外聘的蒙古骑兵战斗力极强，成为明军的精锐部队，后来在“靖难之变”中立下大功。朱棣对其进行封赏，允许他们与明朝互通贸易。“朵颜三卫”长期占据着辽东一带，向明朝朝贡，听从明朝的指挥。

　　无论是战是降，蒙古人好战善掠的天性不变，对明朝的威胁始终存在。鞑靼衰落之后，瓦剌趁势崛起。强悍无比的朱棣亲率大军，远征瓦剌，一战打出数十年的和平。

　　朱棣不辞辛劳，南征北战，为即将到来的“仁宣之治”奠定了坚实的外部基础。此外，他深具识人之明，为子孙留下难能可贵的人才，明朝历史上最著名的“三杨”内阁，正是在永乐年间接受磨砺、历练，从而登上历史舞台。

　　紫禁城是永不会太平的。永乐年间嫡位之争的惊心动魄，完全可以当成教科书来看，精彩不逊于康熙末年的“九王夺嫡”。太子朱高炽体形肥胖，身有残疾，却生性仁厚。朱高煦相貌英俊，能力出众，精于权谋，一心想取而代之。

　　当时朝野之中，文臣支持朱高炽，武将偏向朱高煦，两派斗得难分难解。朱高煦使尽心机，太子党一度大受打击。最终，得意忘形、过于跋扈的朱高煦失宠失势，朱棣经过长期的思想斗争，最终依然选择了立长子朱高炽为皇太子，是为明仁宗。

　　每次走到文华殿前，我都会不由自主地升起一股浓重的怜悯。自来太子不易做，做好了容易招忌，做不好容易招骂。古来太子，若摊上个强势老爹和虎狼兄弟，想善终都难。说是国之储君，实则有名无实的活靶子。老爹不放心你，兄弟惦记着你，大臣们审时度势应酬着你。朱高炽做了二十多年的太子，地位几度岌岌可危。他谨言慎行，忍辱负重，好容易熬到老爹驾鹤西游，他当了不到一年的皇帝也蒙主恩召。

　　朱高炽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仁厚之君。他不负黎民，不负那些支持他的贤臣们的厚望，不负“仁宗”庙号，史载“在位一载，用人行政，善不胜书”。可惜的是，他在位仅十个月。

　　洪熙元年（1425年）五月二十九日，朱高炽猝死于宫内钦安殿。留下遗诏：“朕既临御日浅，恩泽未浃于民，不忍重劳。山陵制度务从俭约。”他的儿子朱瞻基尊重了他的意愿，仁宗的献陵，确实是明十三陵中最简朴的。

　　明宣宗朱瞻基自幼被祖父寄予厚望，很大程度上因朱棣对他的器重和喜爱，稳固了他父亲朱高炽的太子地位。而朱瞻基即位之后承其父志，种种作为，的确是一位值得称道的好皇帝。

　　由太祖开国，到成祖守业，再到“仁宣之治”，历时60年，明朝终于达到其统治前期的鼎盛时期。时“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乐业，岁不能灾”。史家将其比之周朝的成康之治和西汉的文景之治。朱高炽、朱瞻基父子治国安民，励精图治，实在功不可没。

　　转眼到了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那一年，战端再起。明英宗朱祁镇在太监王振的怂恿下，亲征瓦剌。一头精明善战的猛虎，力图光复元帝国的枭雄，遇见一个突发奇想自不量力的奴才，这一战的悲剧从开始早已注定。只是，可惜了那些无辜陪葬的亡魂。

　　可怜永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由于王振令人发指的愚蠢和无知，加上坚持不懈的犯错，20万（号称50万）明军全军覆没，随同出征的50余位大臣战死，英宗也被瓦剌俘虏，史称“土木之变”。大明朝文臣武将精锐损失殆尽，明朝开国以来的数朝积累，毁于一旦。这一场惨败影响深远，很多历史学家甚至将其看作明朝由盛转衰的分水岭。

　　虽然朱元璋曾颁下严旨，立下太监不得干政的规矩，但实际操作起来却事与愿违。为了平衡皇权与相权，皇帝不得不借重身边最亲近的群体——宦官。

　　从洪武年间开始，就已经有一些宦官在宫外执行任务。到了永乐年间，因为“靖难之变”的缘故，皇帝与宦官之间的联系加深。宦官的任用较前朝更加普遍，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七下西洋的郑和。

　　到了宣德元年（1426年），明宣宗在内府设置内书堂，教授太监读书识字，此举的初衷是因为政务实在过于繁重，皇帝毕竟精力能力有限，不能个个是劳模，需要宦官来当帮手——“批红”。不过在王振出现以前，在位的皇帝精明能干，政治经验丰富，宦官“犯法辄置极典”，故而并未形成宦官专权的局面。由此可见，宦官势力能否壮大，跟皇帝自身有莫大关系。

　　到了英宗朝，出了个王振。初期由于太皇太后张氏的威吓挟制，历仕四朝的“三杨”在朝辅政，王振尚且不敢轻举妄动。随着太皇太后逝去，“三杨”年老体衰，相继离职去任，王振“狡黠得帝欢”，深得英宗宠幸，渐渐大权独揽，在朝中网罗党羽，安插亲信，“遂跋扈不可制”，终因其贪渎，引起贸易争端。瓦剌兴兵来犯，王振贪功好胜，酿成“土木之变”。

　　可以说，王振是个开创历史的人物。他开创了明朝太监干政专政的局面，一手造成了“土木之变”。祸国殃民，这厮做到了！抛开国家荣辱不谈，但就葬送了20万人命，他就万死不足以赎其罪。在他之后，明之阉祸一发不可收拾。宪宗时出现了汪直、梁芳，武宗时冒出了个刘瑾，天启朝就有了空前绝后的魏忠贤了。

　　其实太监专权擅政之祸本质原因是建立在皇帝的信任与放任之上。清顺治帝鉴于明朝太监弄权专政之弊，不仅大大缩减了太监的数量，更严格控制他们的地位和权限。

　　顺治十二年（1655年）六月二十八日下谕：“中官之设，虽自古不废，然任使失宜，遂贻祸乱。近如明朝王振、汪直、曹吉祥、刘瑾、魏忠贤等，专擅威权，干预朝政，开厂缉事，枉杀无辜，出阵典兵，流毒边境，甚至谋为不规，陷害忠良，煽引党类，称功颂德，以致国事日非，覆辙相寻，足为鉴戒。朕今裁定内官衙门及员数执掌，法制甚明，以后但有犯法干政，窃权纳贿，嘱托内外衙门，交结满汉官员，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贤否者，即行凌迟处死，定不姑贷。特立铁碑，世世遵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