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悲凉(4)

　　迨两宫同逝，因光绪帝有遗诏密令诛袁世凯，溥仪之父、摄政王载沣欲遂兄之遗愿，却力有不逮，诛袁未遂，只得以足疾为由把他开缺回籍，可惜袁世凯此时在北洋大臣任内，羽翼已成。有心腹段祺瑞替他执掌新军，袁纵然衔恨而去，亦不过一时退忍，东山再起也是指日可待。

　　武昌首倡，清朝权贵颟顸，无力弹压情势，袁氏应诏复职。他是乱世之奸雄，此番复出与清廷已恩断义绝，心知大势之不可逆。既然帝制必败，他便投机于共和。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回忆，他六岁时，目睹袁世凯入宫，启请退位之事，袁跪在隆裕太后面前，两人相对垂泪。很明显，彼时寡妇孤儿的伤心惶恐是真，袁世凯的伤感分明是逢场作戏。

　　清帝应允退位，事实上，历届的民国政府都未履行优待条件上所应支付的款项。一方面是内忧外患仍频，政府财政捉襟见肘，实在是力有不逮，另一方面，恐怕是基于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捶的心理，在当时所有拥护共和的人看来，保留清帝的性命、尊号，包括私有财产，已经是莫大的让步和恩德。

　　时越二百余年，清廷气数已尽。纵使没有辛亥革命，也会有别的革命产生。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清末民初，不幸赶上了这个“改朝换代”的周期。

　　这种改朝换代又不是过往普通的朝代更替，由秦转汉，由唐代隋，而是从君主专制制度转向了议会政治的共和制度，这种“转型”对古老的中国而言实在是亘古未有，是处于西风东渐的特定时代，无法抵御以夷变夏的强大影响而被迫形成的产物。

　　参照世界历史发展和中国战国秦汉变法之第一次转型的经验，我们会发现这种转型至少需时二百年以上才能圆满完成。民国初年的北京政府时代，还停滞在转型的‘初期’。这时能维持古老中国安定的专制式的老制度已被彻底破坏，能够维持共和中国安定的、制衡式的新制度却还没有实验出来。

　　所谓“千载犹行秦制度”，可见其虽古旧，甚至弊病百出，但却有其实效。在此新旧交替、青黄不接之时，国家没有维持安定的制度，社会就无法安定下来。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制度转型的问题，非二三百年不能毕其全功。

　　所以在当时，民国成立后不久，人们就发现，期待设想中的和平民主并未如期到来。废除了君主制，中国的政治步入另一种畸形的帮会政治。争权夺利，军阀混战，你方唱罢我登场。中华大地上烽烟四起，战端不绝，一时“护国”，一时“护法”。

　　时局依旧混乱不堪，新的时代，除旧太过，布新不足。不单是党派之间各执己见，心存异志，就连民国总统（孙中山先生除外）本身亦与民主共和同床异梦。

　　于是先有了袁世凯欲恢复帝制，搞禅让的把戏，自立为“洪宪皇帝”，后有了“辫帅”张勋和保皇党欲复辟，再来是冯玉祥控制北京，发动政变，派鹿钟麟带兵入紫禁城，逼溥仪离宫。

　　1924年11月5日，末代皇帝，爱新觉罗o溥仪迁出紫禁城，至此，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宣告彻底结束。

　　只要站在神武门前，闭目试想一下，便可知这种仓皇和痛楚。作为一场大戏的谢幕之宾，虽然戏份注定，但以这样蛮横无理的方式被驱离，任何人都不可能无动于衷。想来溥仪是不无悲凉怨愤的，自己想离开是一回事，被强制驱逐出生长之地又是另一回事。

　　其时正值光绪帝遗孀端康太妃的葬仪期间，鹿钟麟领兵逼宫，勒令溥仪与皇宫中的亲眷在三小时内离开紫禁城。

　　遥想过往，紫禁城中发生的最严重的动乱亦不过是嘉庆年间的两次事故。一次发生在嘉庆八年（1803年）闰二月，曾在御膳房供役的陈德因生活困苦，不堪忍受，带儿子潜入宫中，趁嘉庆帝回宫之际在神武门手持小刀行刺，事后虽被侍卫制服，嘉庆帝仍受惊不小。

　　此事之后，嘉庆帝下令加强宫廷防卫，不料十年之后，天理教以林清为首的一支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军，在太监刘金、刘得财的策应下，趁大臣们到京东迎驾之际，从东、西华门闯入紫禁城攻到景运门和隆宗门，企图直驱内廷，内廷侍卫在皇二子绵宁的指挥下紧急应对，在紫禁城内展开激战，今日的隆宗门上还留有当年激战留下的箭头。

　　养心门外，教众以人梯登墙，皇二子绵宁举枪击毙二人，贝勒绵志（仪慎亲王永璇之子）击杀一人。绵宁即日后的道光帝，因在此次变故中沉着应对，崭露头角，事后被加封为“智亲王”，深受嘉庆帝赏识。贝勒绵志赏郡王衔。

　　乱平，嘉庆帝回宫途中即下“罪己诏”，称其为“汉唐宋明未有之事”。若然他知晓宣统年间，皇帝会被人逼宫，会被人勒令时限离开紫禁城，会作何感想？

　　我亦不知他日，溥仪相逢列祖列宗于地下，当如何自述。在此之前，不能说，溥仪没有一丝一毫复辟帝位的想法，但他天生不是野心勃勃、贪得无厌的人，智商也没有低劣到认为自己在蜗居皇宫，无兵无将无民心的处境下还能力挽狂澜，重登帝位。

　　围绕在溥仪身边的种种政治图谋，更多是由于各色政治集团基于自身的需要而宣传策动的，他自身所起的作用并不关键，注定是个受人利用摆布的悲剧角色。

　　【陆】

　　在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的眼中，少年皇帝是一个聪明、优雅、理智的绅士。自幼所受完备的传统教育又让他兼具了君子的品行。

　　他对外面的世界保持着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却对种种政治阴谋兴趣缺乏，一度他有想法放弃帝位和所谓的优待条件，托庇于外国公使的帮助，去国外游学。这个计划最终却因为种种顾虑和现实干扰，不得成行。

　　此外，日渐明晰事理的溥仪察觉到太监们偷盗宫内财物和内务府贪腐的情况实在严重，为免日后真的入不敷出，他意欲整顿内务，一面下令缩减宫内开支，一面令内务府开列宫内所藏珍宝及其账目清册，以便他随时查验。

　　孰料此事引起内务府及太监们的莫大反弹，引发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这件事的后果就是皇家的私库被烧，建福宫花园内亿万珍宝付之一炬。1923年6月27日，天色未明，紫禁城内建福宫即发生大火。火情是东交民巷的意大利使馆发现的，当救火车到达神武门时，守门的卫兵还茫然不知。建福宫位于故宫西北侧，原址为明代乾西四、五两所，为皇太子居处。雍正帝死后，乾隆在养心殿守制27个月，深感枯燥，联想到若干年后皇太后宾天，自己年事已高，还将守制27个月，遂在乾隆五年（1740年）下令修葺建福宫及其花园，“以备慈寿万年之后居此守制”。

　　建福宫花园修在重华宫之右。其主体建筑为建福宫，故称建福宫花园，亦称西花园。建福宫花园地虽不阔，却亭轩错落，曲折雅致，乾隆帝曾在此奉皇太后赏花侍膳，后来皇太后死于畅春园，乾隆虽未遂初衷，却也将此地作为宫中一处重要的行乐之所。乾隆对此地甚为喜欢，将其珍爱的许多珍宝存放于此。嘉庆时曾下令将其全部封存。此后，建福宫花园一直作为收藏皇家珍宝的殿库，其重要性非比寻常。除却大片具有历史和建筑价值的宫殿被焚毁之外，这次火灾的损失无法估量。据溥仪回忆，火灾之后内务府曾报上一笔糊涂烂账，粗略报告了损失，事已至此，他即使有再大的疑虑，亦只能就此草草结案。当时中国的报纸一般都怀疑是宫内的太监作祟。他们平时盗取了珍宝，此番听闻皇帝要查点，干脆铤而走险，纵火以消灭罪证。事发的原因追究下去自然少不了内务府的腐败和纵容，虽然事后内务府交出的答复和处置都模棱两可，意在息事宁人。但这场大火却坚定了溥仪的另一个决定，他决定遣散宫中的太监，并且意志坚决。最终，紫禁城内仅留下五十余名太监伺候年老的三位太妃。

　　1923年7月，建福宫火灾后不久，溥仪命太监离宫，自周朝以来延续了千年的太监制度得以废除。

　　真是祸不单行，建福宫大火的浓烟阴霾挥之不去，一年半以后，更具摧毁性的逼宫事件就来了。随风而逝的不止是建福宫，他失去的也不止是回头的余地。

　　这是最彻底的告别，终此一生，他都未能再回此地。人说“仓皇辞庙日，垂泪对宫娥”。他却似是被这纷乱时局和屡见不鲜的波折磨粗了神经，并没有过多的惊恐、抗拒，表现得很安分。溥仪离宫之后先住在出身之地——北府（旧时北平西城太平湖的醇亲王府），后因京城时局不稳，城内风传冯玉祥要对张作霖和皇帝有进一步的行动，深恐有性命之忧的溥仪托庇于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后被日本使馆接纳。

　　从1925年2月到1931年，溥仪在天津的日租界度过了近七年漫长、苦闷的旅居时光。这期间，他的个人生活亦是波折不断。

　　1925年，末代皇妃文绣不满皇室的夫妻关系，提出离婚，闹出了轰动民国的“妃子革命”。

　　这场离婚虽然令时人叫好，认为是摧毁旧制度，追求个性解放，个人自由之举，却令溥仪颜面扫地。有史以来，他是第一个被离婚的皇帝。

　　讽刺的是，这场涉及内廷朝政的妃后之争，虽然以婉容的胜出告终，而随着文绣的离开，婉容和溥仪的关系也渐渐不睦。

　　1928年，土匪军阀孙殿英盗掘清东陵，据《东陵纪事诗》及其注语所载，墓内一片狼藉。清高宗乾隆和慈禧的尸骸被翻出来，践踏在地，尸骨散碎，情况惨不忍睹。盗出的财宝装了三十大车。

　　盗陵事件发生后，因孙殿英将其中最为珍贵的“九龙宝剑”送给蒋介石，夜明珠送给宋美龄，“金玉西瓜”送给宋子文，国民政府的高官权贵亦得其馈赠，故此事虽在国内外引起极大震动，溥仪和清朝遗老遗少们陷入极大的愤慨哀痛之中，国民政府声称要彻查，最后亦不了了之……曾经的帝国像先人的尸骨一样，分崩离析，被人践踏在地。如果，此前溥仪尚可容忍民国政府和各色军阀对他个人的无礼和怠慢乃至轻视，不遵循优待条件，侵吞他的个人财产，死亡威胁，种种种种……那么，盗墓事件是彻底令他对当时的政府失望，投靠日本人的重要原因。

　　现在，且放下政治和历史的观点，将心比心，换作你我，假如祖坟都被人刨了，还能无动于衷吗？

　　失落、压抑、愤怒，多年以后，溥仪再次拾起对权力的念想，进行复辟。即使抛开曾经的帝位不谈，他还是满族人名义上的首领。这份屈辱所给予的烙印，这么多年残酷的折磨令他不得不信，不得不恋栈权力。对某些人而言，尊严是跟权力紧密相连的——这是末代皇帝的悲哀，更是他的宿命！对此，溥仪的侄子爱新觉罗·毓嶦有诗感慨：“暂寄东邻差安妥，却将饮鸩作醍醐。

　　津门七载似韬晦，窥机伺变复皇图。”溥仪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再现大清帝国荣光，回归紫禁城内的太和殿上。最起码，他也有能力使某些罪人得到应有的震慑和惩罚，而不是像如今这样，他这个曾经的君主、无辜的人形同被流放。

　　“蓬山岂是多仙子，白山黑水久觊觎。”溥仪随同日本人去到关外，成立“伪满洲国”，再次即位称帝，年号康德。身为傀儡，他未尝不知被人利用吧！这现实太过破碎，他已经甚少有梦，那个温情脉脉的时代一去不返。

　　他势单力薄，要想把握住那岌岌可危的梦想，就无法不借助日本人的力量——就像已经获救的人，不能站在岸上指责在水中挣扎的人不该登上贼船一样。我们是否也能为溥仪的处境设身处地的想一想，给予公允的论断。

　　溥仪做得不对，亦未能得偿所愿，他被利用得很彻底。日本人从未打算兑现帮助其恢复“大清”的许诺，让他当所谓“满洲国”的“皇帝”，只为实现其策动“满蒙独立”、分裂中国的阴谋。

　　在日本人的监控下，他不准出“帝宫”一步，所有对外言论亦需经过关东军拟稿审查。

　　“贪心未敢蛇吞象，遂牵傀儡作伥菟。一身已成千古恨，万姓流离遭毒荼。仰人鼻息十四载，五年绝域困囚徒。”这是毓嶦对他的概括，精炼准确。

　　1945年日本战败后，溥仪作为战犯被抓获，先在苏联关押了五年，1950年8月初被押解回国，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继续学习、改造。

　　“改造”期间，溥仪写了不少检讨、交代材料和反省日记，综合以前在苏联写的另一些材料，最后出版成书，即日后流传甚广的《我的前半生》。

　　因这本“认罪材料”所表达的态度和口径颇识时务，令当局满意，1959年12月4日溥仪被特赦，被宣布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被安排在北京植物园工作。

　　“文革”后不久，末代皇帝溥仪病逝，像一段千年乐章落下最后一个音符，他的逝去，昭示着一段延续两千多年的历史真正结束。

　　在他身后，紫禁城依然矗立，留下无尽沧桑供人怀想，余韵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