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欲游湘楚

　　从春天上路，直到入秋，仲则在外漂泊日久。

　　历来秋日易思亲，黄昏闻雁鸣更惹动乡愁，他在归乡途中写下一首《客中闻雁》——山明落日水明沙，寂寞秋城感物华。

　　独上高楼惨无语，忽闻孤雁竟思家。

　　和霜欲起千村杵，带月如听绝漠笳。

　　我亦稻粱愁岁暮，年年星鬓为伊加。

　　山因落日余晖返照而明亮，水也在沙滩的映衬下变得明澄。我神思惘惘，淹留在异乡，分外清晰地感受到秋意来临。

　　美好的事物日趋萧瑟日渐凋零，物华易衰，年华易逝，总是让人感慨暗生。闻雁鸣而知霜至，寒意渐浓，千家万户响起的捣衣声，更容易让人想起家中的女眷，不知她们是否安好。

　　大雁在秋月下飞鸣，听起来就像大漠胡笳一样悲凉。我也和寻找稻粱过冬的雁一样，为岁末免于饥寒而奔波，年年都因此而增添了白发。

　　仲则的七言诗向来得誉甚高，其中尤以七律、七古最为人称道。清张维屏云：“仲则诗诸体皆工，其笔力变化腾拏，不拘一格，即以七言古体论之，其中有大笔……仲则七律余尤爱者。”

　　这首七律情景交融，举重若轻，高迈处不减唐风。

　　好诗人与天地有亲，于万物有情，仲则正是此辈中人。

　　最是感怀“我亦稻粱愁岁暮，年年星鬓为伊加”一句，表面是说因雁鸣引动秋思而增添白发，实际上是借雁之奔波来诉说自己的辛苦劳碌。

　　固然人生在世都免不了要为稻粱谋，差别只在，有人得来容易，有人得来不易。但仲则显然属于来得太不易，少年辛酸，中年劳碌。所以有时脑海中闪过纳兰容若的词，沉吟再三，我还是觉得仲则的悲愁更有现实的沉重。

　　乾隆三十四年，那年夏天他在安徽，秋七月离开徽州，由新安江东下赴杭州，在杭州滞留约二十天，八月时回到老家，探望了许久不见的母亲和妻子。

　　奈何，家居的安稳，书斋里的明净，在少年心中，终究敌不过外面世界的旷朗；为前程计，为生计迫，亦难久居家中。他旋即准备九月离家前往湖南按察使王太岳署中做幕客。

　　友人赵味辛作《衡山高送黄生》诗相赠，云：“衡山高，湘水深，为君翻作衡山吟。女萝山鬼风萧萧……黄生黄生尔亦豪，家无石能轻抛，风尘扰扰面目不为寒饿改，直视世间一切青紫如哺醨啜糟……君不见白眼纷纷青眼稀。”

　　赵味辛诗对仲则颇多赞美，赞他为豪雄，敢于舍家远游，赞他秉性高洁，不为风尘所扰。实际上，仲则这一生豪情有之，却实实地为风尘所扰，为寒饿所困，乃至最终病殁异乡。若不是得洪亮吉扶灵而归，恐不能归葬故里也。

　　赵味辛，名怀玉，字忆孙，号味辛，为仲则同乡。工于诗文，与仲则、洪亮吉、孙星衍等人齐名，时人以“孙洪黄赵”称之；再加上杨伦、吕星垣、徐书受三人，号为“毗陵七子”。

　　他入仕也晚，乾隆四十五年才获召试赐举人，参与修撰《四库全书》，官至青州同知。后主书院讲学，成为清代著名藏书家。他中年之后际遇好过仲则，虽然称不上显贵，到底也算得偿所愿。

　　无论如何，此时他们都算是仕途上的失意人，追古思今，有许多相投的心思。阅罢友人诗，仲则遂亦和一诗留以志别——衡山高，湘水深，我为此别难为心。君知我行不得意，为我翻作衡山吟。

　　衡山吟，声渐苦，凄断湘弦冷湘浦。女萝山鬼风萧萧，七泽欲冻鼋鼍嗥。

　　下见苍梧万里之大野，上有祝融碍日之高标。鱼龙广乐不复作，雁飞欲堕哀嗷嗷。

　　渔父挈舟入烟水，屈原行吟意未已。千古骚人且如此，我辈升沉偶然耳。

　　衡山之吟吟且停，此曲凄绝难为听。我亦不吊湘夫人，我亦不悲楚灵均。

　　只将此曲操入水云去，自写牢落招羁魂。前途但恨少君共，谁与醉倒金庭春。

　　春来沅芷倘堪折，手把一枝归赠君。

　　——《和赵味辛衡山高送黄生》

　　这是仲则未至湖南之前的诗作。诗意泛泛，以凭吊古人古事为基调，写湘楚山水，山势险峻，峰欲破天，岫欲出云；烟山寒水，鱼欲潜而雁欲坠，生发出一股幽怨，叫人顿生茫茫。诗意至此，转而顾盼自雄，自励兼抒发对友人的眷恋不舍之情。

　　妙在虽是和诗，却能不被前诗所限，自抒块垒，翻出新意，诗兴所至，如江河决堤，纵横往复，不受声调所限，此等挥洒自如，是仲则诗才为同辈所不及，乃上通前人者。

　　人言仲则诗情似太白，此篇可见端倪，但尚欠气魄，要到后来在安徽学政朱筠幕中，于采石矶上作《笥河先生偕宴太白楼醉中作歌》，才有了那种一以贯之的豪气。

　　湘楚之地气质难述，不似江南温软，不同于燕赵慷慨，别有一番幽怨刚直，地域风色鲜明。先是有屈子沉江，后有贾谊吊屈原，连诗圣杜甫也病死在湖南岳阳的孤舟之上。

　　一江春水，笑纳春泪，葬了多少人的雄心过往。自来未仕的士子、贬谪的官员、羁旅的旅者、失落的离人，当中不乏有才有志之士，临江洒泪，唏嘘长叹，免不了要作一两篇感时伤世的文章，吟两首自叹抱负的诗篇，才肯收拾心情，施施然离去。

　　算起来，计划投身王太岳署中，是仲则幕府谋生的第一个阶段。此时，他除了在家乡附近游历，尚未真正去过远地，心情之忐忑难安，不言自明。

　　清代地方主管官吏，从州县到督抚总要聘请几位能干的或有学识的人才帮助自己处理日常工作，法令文献上称为幕宾、幕客、幕友，以及西宾、宾师。当然还有个妇孺皆知的名号——师爷。

　　幕府制度作为中国历史上一种具有深远影响的用人制度，大约肇端于战国前期，经战国后期至秦汉时期逐步确立。此后一千余年，幕府制度随着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的变化，亦历经盛衰。

　　大体而言，由两汉（尤其是后汉）至唐末五代，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相对疏松，幕府辟召兴盛，天下人才于正规的选拔途径外，出于幕府者尤为可观，故最为后世士夫文人津津乐道。

　　自宋始，中央集权程度逐步增强，宋元两代幕府辟召虽不乏其例，但受种种限制，至明代则辟署之例亦不复多见。天下士子于科第之外，难有进身之阶，故士大夫文人多有微词。

　　明亡清兴，存在两千余年的幕府制度于山重水复之际，忽入柳暗花明的新境界。不仅辟幕之制“复兴”，而且发展得非常之盛，士人游幕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

　　世人皆知，绍兴产师爷，仲则桑梓地近绍兴，风气所引，在乡试落第、急欲谋求出路的情况下，投身幕府是当时的他较为合适的选择。

　　幕宾多是通过关系介绍聘请的，好的幕宾和幕主之间往往是朋友，起码也知根知底，没有明显的上下级关系，像时任湖南按察使的王太岳本是邵齐焘的好友，乾隆七年的进士，历任翰林院侍读、湖南按察使、云南布政使、《四库全书》总纂官、国子监司业，有《清虚山房集》存世。

　　王太岳官声不错，学问也好，作为邵齐焘的爱徒，仲则后来在其幕中，得到了不少照拂。仲则二十七岁时，整理自己的诗集，检点创作心路，自言诗文“中渐于嘉兴郑先生虎文、定兴王先生太岳之教”。这位王先生太岳，就是他投奔的第一个恩主。由此可知，湖湘之游成为仲则诗歌创作的第一个黄金期。

　　需要说明的是，作《衡山高和赵味辛送余之湖南即以留别》后，仲则并未即刻抵达湖南。他从常州乘船渡宁波湾至杭州，游镇江、四明、绍兴至杭州。途中染病，因病体未愈，至十一月，始舟发杭州，经江西赴湖南长沙，十二月抵达。

　　对前人旧事、潇湘山水一番铺陈，一番萧瑟、幽怨之后，仲则转为洒然，说：“千古骚人且如此，我辈升沉偶然耳。”意云，千载以下，有才之士都免不了沉浮蹉跎，我辈终有出头之日。

　　他一心倔强，不肯屈从于命运，誓要从寒微的处境中挣脱出来。但他太在意他人的评价，活得太不自在。

　　认真算来，此行是他的浪游之始，之前不过是在家乡附近漫游，借以增长阅历，算不得远行。湘行途中，他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声声血泪诉沉冤，啼起巴陵暮雨昏。

　　只解千山唤行客，谁知身是未归魂。

　　——《闻子规》

　　天长日久，于亲人，于家乡，于岁月，都成了“荡子”。再归来时，已是尘满面、鬓如霜，无处话凄凉，不是不让人怜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