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 歧路亡羊
[壹]
似仲则这样的痴人,要么喜欢他,要么讨厌他,很难有折中的观感。
初至朱筠幕中,虽然深受器重,又有洪亮吉、邵晋涵等人朝夕共语,但仲则总摆不脱“人生尽如寄,不如沙上禽”的感觉;如果离去,为生计所拘,他又心中矛盾。去留两难,早在乾隆三十七年的一首《春暮》里已经曲尽其意了——江南三月雨,零此千花色。
啼鹃劝人归,啼莺复留客。
归既不得归,留亦安可留?
闲云及江水,浩荡相与愁。
春风吹百草,草深没行落。
草青客南州,草枯在何处?
人生尽如寄,不如沙上禽。
更听隔溪管,能伤日暮心。
如果说,在《春暮》里他还算掩藏了情绪态度,只是曲尽其意的话,乾隆三十八年春所作的《悲来行》就真的是狂态毕现,直言不讳了——我闻墨子泣练丝,为其可黄可以黑。
又闻杨朱泣歧路,为其可南可以北。
嗟哉古人真用心,此意不复传于今。
今人七情失所托,哀且未真何论乐。
穷途日暮皆倒行,更达漏尽钟鸣声。
浮云上天雨堕地,一升一沉何足计。
周环六梦罗预间,有我无非可悲事。
悲来举目皆行尸,安得古人相抱持。
天空海阔数行泪,洒向人间总不知。
《悲来行》其实更像一篇态度鲜明、言辞激烈的檄文,是一个愤怒青年对现实的征讨。它不同于古人那些托物言志、兴寄深微的“感遇”之作,违背传统诗学所提倡“哀而不伤”的含蓄美感。
当中有两个典故的运用值得重视,“我闻墨子泣练丝,为其可黄可以黑。又闻杨朱泣歧路,为其可南可以北。”典出《墨子·所染》:“见染丝而叹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及《淮南子·说林训》:“杨子见逵路而哭之,为其可以南可以北。”
墨子看到质本洁白的丝被染得五颜六色,悲从心起;杨朱看到歧路太多,感伤人生难以抉择而落泪。这两个典故都意在感慨环境和现状对人造成的影响。当然是不好的环境,不然何用悲戚?
这四句是说,人在时事中彷徨,面前歧路交错,可以往南,可以往北,稍有不慎就会误入歧途;本色的素丝,可以染黄,可以染黑,很快就失却了本来面貌。
至这四句而下,悲怨再不遮掩,一泻到底。
“嗟哉古人真用心,此意不复传于今。今人七情失所托,哀且未真何论乐。穷途日暮皆倒行……悲来举目皆行尸……”这种种愤世之语,读来触目惊心,且不说清代诗坛,就我所见诗文中愤世嫉俗、灰心厌世,未有过于此者。
阮籍的《咏怀诗》也不过借“杨朱泣歧路,墨子悲染丝”开笔,定下悲慨的基调,往下就转为“揖让长离别,飘飖难与期”——这转折虽显生硬,却也符合魏晋时人看似张狂大胆,实则谨慎避祸的作风。
虽都是借古喻今,对现实有极深刻的认知和体味,然,相比于阮籍顾左右而言他、有意为之的隐晦迷离,仲则直斥时弊,用词要犀利精准得多。连“倒行逆施”、“行尸走肉”这样的词都奉上了,十足的愤青范儿。
如陈子昂所言:“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天地悠悠,我心纠纠。这时代叫人癫狂,颠倒梦想令人绝望。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这时代奉行利己、实用主义,所有与之背道而驰的理念,都显得不合时宜。
游走在世面上着意表现忠诚的人,往往所图不纯;有操守的人,内心清醒却只能冷眼旁观,既不能改变现状,有时还不得不屈己从人,充当尴尬的角色。一念及此,自然是既悲且泣了。
我是从检点仲则一生经历的角度去看待他的,在意的,不仅仅是他诗作的艺术水准、思想和照见现实的深度。私人感情上,我更在意理解他的幸与不幸,剖析其一生潦倒的内在成因。
在结党营私、尔虞我诈、追权逐势的世风面前,洁身自好的人必然格格不入,备感压抑失落。似这样不平则鸣,作为诗作自然叫人击节赞叹,如以《汉书》下酒,当浮一大白,可对他个人处境而言,实在是弊大于利——他既感到无限的绝望,又忍不住心存希望,求之不得,弃之不舍。是以,终是进退失据。
因个人的不如意而否定整个时代,我始终觉得是欠妥的。人不能脱离自己所生存的时代,就像不能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所以我更喜欢狄更斯在《双城记》里说的:“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通往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简而言之,那时跟现在非常相像,某些最喧嚣的权威坚持要用形容词的最高级来形容它。说它好,是最高级的;说它不好,也是最高级的。”
时代有光明的一面,就必然有黑暗的一面,生活在其间的我们,注定无法逃离。任何脱离自身所处时代的对比和考量都是无意义的。好坏的标准也常常莫衷一是,因人而异。
面对纷乱世态,批判、对峙、抗争必须有,但需要在客观冷静的尺度之内,内心保持距离和判断。若说康乾盛世已叫人不疯魔不成活,那康乾之后直至清末呢?现在乃至以后呢?
我跟清代那些和仲则同时代的文人态度类似——赏其才,惜其志,可以理解,却不能全然认同仲则的愤世嫉俗。他在诗中极言古时之好,赞古人之真璞,须知古人也是这样想和看的,一代代人朝前看,往后想,总觉得“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但日子还是不动声色地过去了。
厚古薄今,“过去的总是好的”和“得不到的总是好的”,是一体同源的消极,于事无补。
[贰]
我不知仲则在朱筠幕府中,目睹了怎样的黑暗和龌龊,令他激愤于心,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不过这也不重要了。
因为这年的春天,朱筠得到了乾隆皇帝谕旨:“朱筠学问尚优,着仍以编修用,在四库全书处行走。”他奉召赶赴京师,仲则因母亲年事已高不能同去。但想来朱公是深知仲则性格的,所以也不作强求。
仲则太单纯,单纯到只适合做诗人。倘若在地方上,如此用心回护,他尚且不能适应,那么,身在京城那样的大官场,更容易招惹是非,因言获罪。
朱筠不能再给予仲则庇护。这两年的相处,彼此眷恋也罢,解脱也罢,宾主一场,到此时,缘分尽了,各奔前程。
告别了朱筠之后,仲则在杭州和徽州浪游了半年。虽然在诗中写尽空闲,但他其实不是闲人。多年来四处奔忙,杭州是他来往各地的必经之路。武林如故里,西湖如旧友,他前后写下不少诗。这些诗都很美,害我念念不忘,每到西湖边,就会想起。
昔慕林和靖,平生亦爱梅。
绕庐三百树,一一手亲栽。
霜冷月孤落,山空我独来。
耳边犹鹤唳,残梦已飘回。
——《梦孤山》
渔舠歌舫寂无踪,梦醒湖山第几重。
卷幔水风能破醉,钩帘斜月正窥侬。
暗中草气兼秋气,烟外湖山似病容。
若为幽人伴遥夜,一僧楼上自鸣钟。
——《湖楼夜起》
远山如梦雾如痴,湖面风来酒面吹。
不见故人闻旧曲,水西楼下立多时。
——《湖上杂感》(其一)
水寒成阵怯衣单,落拓愁怀遣倍难。
薄负才情合憔悴,可怜闲煞好栏杆。
——《湖上杂感》(其二)
寂寞楼台锁冻云,闲踪惟我最殷勤。
西湖与尔坚相约,一过钱塘一访君。
——《冬日过西湖》(其一)
湖上群山对酒尊,无人无我旧吟魂。
不须剪纸招魂去,留伴梅花夜月痕。
——《冬日过西湖》(其二)
彼时仲则写于杭州的诗,几乎可以单列一个章节出来,远远不止我上面所引的这几首。这些诗,和他十九岁初至杭州时所写的《吴山写望》、《雨后湖泛》相比,已是两种境界。此时少了许多泛泛之思,多了许多不能言说的沉静。也许这就是岁月沧桑加诸他心上的,磨砺的力量。
在仲则笔下,到来和离开从来都不是轻率的事情。不会像我这样,早上还在北京,中午就已经到了杭州。来去过于自如,反而不容易写出情深义重的文字了。
在古老的时代,文人笔下的城市,是寄托了梦想、情怀,值得托付和信任的所在。长安、洛阳、广陵、武林,每一个流光溢彩的城市有着根系不同、属性各异的基因密码。人们世世代代在其间繁衍生息,留下的,就是历史,演绎的,就是传奇,不会像如今这样标榜日新月异。日新月异,多么乏味、无韵的词。
有时坐在湖边看书喝茶,日暮湖山,极目望去,西湖颇有烟水迷蒙之美。水声拍岸清幽,落叶簌簌而下,随波而去,咫尺之遥,便染繁华。时见画舫溢波而来,虽耳无管弦之声,亦叫人心有曲意。
蓦然想起仲则的“不见故人闻旧曲,水西楼下立多时”,没有因由地,它像一簇烟花在记忆中猝然绽放,还没回过神来,已留下伤感的余烬。
有些诗句的好处,是可以用语言去形容的,而更多的好诗,无法用语言去品评,只能凭心境去体味,要人同此心才可意会。就像我此刻无法准确地告诉你,他在思念什么,为谁而惆怅。
这种情绪慢慢游走,它似一条河流,变化多端,又似一颗种子蛰伏在心底,等到时机成熟才肯宛转相见。
仲则写诗,遣词造境有其极为独到之处。“立”字是他用得极为传神的一个字。无论是“为谁风露立中宵”,还是“水西楼下立多时”,似写尽了不可言说的孤独之感、隐忍之情。寥寥数语,即能勾起无尽惆怅之思,叫人心意低回。
“立”字又很陡峭,仿佛是立于悬崖之上,背后是万丈深渊,全无退路——是他孤寒心意的写照。
他曾写过一首《寄蒋耘庄》:“踪迹吟场半载同,水西楼下别匆匆。清狂好占溪颜月,寥落应怜泽畔鸿。屐齿青余三迳草,泪珠红入半江枫。酒痕检点春衫在,聚散浑疑一醉中。”中有“水西楼下”之语——“不见故人闻旧曲,水西楼下立多时”应与此呼应。
“酒痕检点春衫在,聚散浑疑一醉中。”想起他的诗,我总是忍不住悲,触目生泪。
他总是默默地难过着,像很多说不出为什么难过的人。有些痛无法与人诉,连自己都无法准确捕捉。
如梦在侧,形影不离,他的万种愁心,也许并不为谁,不为具体的事,只是不能遏制地,久远的悲伤再度袭来。
别人在赏丽景繁华,他眼中湖山犹带病容。我多希望他能快乐一点,可惜不能。
他总是借酒浇愁,身内,焚心如火,身外,万仞寒绝。护持着先天破碎的希望,举步维艰。将来,终是不敢预设的。
遥望孤山,我忍不住会想,如果他像林和靖那样梅妻鹤子、孤独丰腴地过完一生,其实都算得偿所愿,不枉此生。他,却是浮生不堪醒,残梦已飘回。
百年后,吟魂犹啼血,只剩,这心血词章,像烟花一样掠过红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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