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人生及美术之概观 (2)
并且,人人都知道要活下去并不容易,让自己的种姓繁衍下去更不容易,这是一个危机四伏的世界呀。于是人们聚合在了一起,建立了国家,推选了君主,制定了法律来维护秩序,开办了学校来教育子弟,安排了警察来稳定治安,部署了军队来抵御外患,使每个人都能满足自己的生存欲望而不至于互相侵害。凡此种种,都源于求生的欲望。
但仔细想想,人的求生欲望如此之强烈,为生存而付出的努力是如此之大,但活着真就那么值得追求么?或者说生活当中真有值得我们为之如此付出的东西么?我们的种种忧患劳苦真能得到公平合理的回报吗?看来我们实在应该仔细思考一下:生活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
王国维提出的这个问题,在当年是一个哲学课题,到了今天则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个生物学的课题。一些面目可憎的学者会以最不讨人喜欢的腔调说:生活的本质就是基因的自我复制。《好了歌》唱道:“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子孙谁见了?”为什么“痴心父母古来多”,因为这符合基因自我复制的顽强天性;为什么“孝顺子孙谁见了”,因为这无关于基因的天性,而仅仅取决于人类的风俗与情感。前者是自然的,后者是人为的;前者是天性的,后者是道德的。若以叔本华的话说,就是“在繁殖以后,大自然所求于个体的已达到了它的目的,对于个体的死亡就完全不关心了”。
如果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生命的意义当然便被消解掉了,但即便这已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真理,即便生命当真毫无意义,人们在那盲目的生存之欲的驱使下为了让自己能更顺心地活着,还是会编造出各种各样的“意义”来进行自我催眠。
一百年前的王国维还预见不到现在的科学发展,所以他仍然在哲学的框架之内勇敢地思考这个令人沮丧的问题。而他发现,最令人不愿接受的答案反而是最正确的答案,事情真让叔本华说对了,生活的本质不是爱,不是奉献,不是神恩,而仅仅是欲望。
【原文1-2】
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既偿一欲,则此欲以终。然欲之被偿者一,而不偿者十百,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也。即使吾人之欲悉偿,而更无所欲之对象,倦厌之情即起而乘之。于是吾人自己之生活,若负之而不胜其重。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夫倦厌固可视为苦痛之一种。[1]有能除去此二者,吾人谓之曰快乐。然当其求快乐也,吾人于固有之苦痛外,又不得不加以努力,而努力亦苦痛之一也。且快乐之后,其感苦痛也弥深。故苦痛而无回复之快乐者有之矣,未有快乐而不先之或继之以苦痛者也。又此苦痛与世界之文化俱增,而不由之而减。何则?文化愈进,其知识弥广,其所欲弥多,又其感苦痛亦弥甚,故也。然则人生之所欲,既无以逾于生活,而生活之性质又不外乎苦痛,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
【注释】
[1]“钟摆理论”是叔本华思想里最有概括性,也是最著名的。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里这样说道:欲求和挣扎是人的全部本质,完全可以和不能解除的口渴相比拟。但是一切欲求的基地却是需要、缺陷,也就是痛苦。所以,人从来就是痛苦的,由于他的本质就是落在痛苦的手心里的。如果相反,人因为他易于获得的满足,随即消除了他的可欲之物而缺少了欲求的对象。那么,可怕的空虚和无聊就会袭击他,即是说人的存在和生存本身就会成为他不可忍受的重负。所以人生是在痛苦和无聊之间像钟摆一样地来回摆动着;事实上,痛苦和无聊两者也就是人生的两种最后的成分。下面这一事实很奇特地,也必然地道破这一点:在人们把一切痛苦和折磨都认为是地狱之后,给天堂留下来的除闲着无聊之外就再也没有什么了。
【解说】
在这一段里被王国维大谈特谈的就是叔本华著名的悲观主义哲学。
追寻生活的本质,答案其实倒也简单,无非是欲望罢了。欲望的一大特点就是永远不会满足,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欲无止境,得陇望蜀。欲望的根源就是不满足,而不满足的状态就是痛苦。
人的欲望是无穷的,就算一种欲望终于得到了满足,但总有更多未被满足的欲望;旧的欲望被满足了,人又会生出新的欲望,所以一个人永远不会有真正心满意足的一天。
更加可悲的是,就算一个人所有的欲望无一例外地得到了满足,再也生不起什么新的欲望了,但厌倦之情也就随之而来,并不会觉得生活是一个多么令人中意的东西。
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会痛苦,欲望得到了满足就会厌倦。所以说,人生就像钟摆,在痛苦和厌倦之间无休无止地摆来荡去,而厌倦又何尝不是痛苦之一种呢?
能够摆脱痛苦与厌倦的东西,我们称之为快乐,然而为了追求快乐,我们便不得不在固有的痛苦之外多加上几分努力,而努力无非也是一种痛苦。况且快乐总是那么稍纵即逝,随后却带来更深的痛苦。所以,痛苦之后再无快乐的人生总是有的,而快乐之后再无痛苦的人生却从来不曾有过。
更有甚者,随着人类文化的发展,人的痛苦却不减反增。个中道理并不难晓:文化愈是进步,知识的积累也就愈多。人的欲望也会随之增多,对痛苦的敏感度也更高了。既然人生的欲望无法超越于生活之外,而生活的性质又不外乎痛苦,那么欲望、生活与痛苦,这三者实在是浑然一体的。
对于这种钟摆式的人生,叔本华曾经作过一个乞丐的比喻:每一次欲望的满足都像是丢给乞丐的一丁点儿施舍,在今天维系了这个乞丐的生命,为的是在明天延长他的痛苦。
在叔本华的概念里,幸福这种东西是不存在的,而短暂的快乐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王国维写过一首《浣溪沙》:
路转峰回出画塘,一山枫叶背残阳,看来浑不似秋光。
隔座听歌人似玉,六街归骑月如霜,客中行乐只寻常。
这首小词细细琢磨下来,颇有几分耐人寻味的地方,尤其下阕,“隔座听歌人似玉,六街归骑月如霜”,美则美矣,诗人却冷冷地道出了这美丽背后的本质:客中行乐,终归不是家园。又或如《采桑子》所谓:
高城鼓动兰,睡也还醒,醉也还醒,忽听孤鸿三两声。
人生只似风前絮,欢也零星,悲也零星,都作连江点点萍。
若生命果真如此,我们可想得出什么对策么?——古往今来,人们的确想出了许许多多的对策。我们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欲望,易知足故而易长乐;我们还可以寄身于宗教的世界,相信这白驹过隙的人生不过是永恒之生命的一个小小的插曲,在苦海的彼岸就是幸福的天堂;我们也可以为无意义的人生假想出某个伟大的意义,让所有的痛苦都染上殉道者一般的崇高的光晕……当然,我们还可以闭上眼睛,堵上耳朵,忘记这世界上还有叔本华和王国维这样忧郁的理性分子,更可以让自己沉浸在真正“满纸荒唐言”的励志读物里,做一个简单而快乐的人。
只是思虑稍深的人,往往想求简单快乐而不得,便梦想能在这钟摆式的人生中看到一点解脱的希望。若从世俗的角度看去,无论科学的进步还是政治的进步,再多文明的进步似乎也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甚至如王国维所说的,反而使人生的痛苦增多罢了。解脱之道只能在另外的地方去寻找了。
曹雪芹似乎也在寻找一种解脱之道,这就要提到俞平伯先生著名的色空说了。
《红楼梦》的第一回“甄士隐梦幻识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提到这部书的缘起:
空空道人听如此说,思忖半晌,将这《石头记》再检阅一遍。因见上面大旨不过谈情,亦只是实录其事,绝无伤时诲淫之病,方从头至尾抄写回来,闻世传奇。从此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改名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东鲁孔梅溪题曰《风月宝鉴》。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又题曰《金陵十二钗》,并题一绝。即此便是《石头记》的缘起。诗云: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这段文字自然是每一个《红楼梦》的爱好者都耳熟能详的,其中“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十六个字被俞平伯先生单独提了出来,认为这实在是全书思想上的点睛之笔,一部《红楼梦》的主旨也就蕴涵在这寥寥十六个字当中了。(俞先生特地说明了一下,这“色”是色欲之色,并非佛家概念中的五蕴之“色”。)
也是在这一回里,甄士隐走失了女儿,败落了家产,便引出了那首著名的《好了歌》及它的注解出来,分明印证着万境归空的道理:
可巧这日拄了拐挣扎到街前散散心时,忽见那边来了一个跛足道人,疯狂落拓,麻鞋鹑衣,口内念着几句言词道: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娇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子孙谁见了?”
士隐听了,便迎上来道:“你满口说些什么?只听见些‘好’‘了’‘好’‘了’。”那道人笑道:“你若果听见‘好’‘了’二字,还算你明白:可知世上万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须是了。我这歌儿便叫《好了歌》。”士隐本是有夙慧的,一闻此言,心中早已悟彻,因笑道:“且住,待我将你这《好了歌》注解出来如何?”道人笑道:“你就请解。”士隐乃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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