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周颂》(2)
再看其相异:《周礼》韶、勺并举,然《周礼》举事物尽是把些不同类且相出入的事凑成者,如六书六诗,原是不别择的大综合,则一物在后来以方言而有二名,二名亦因殊方不尽同实者,被它当做两事,初不奇怪。《荀子·礼论》亦杂举韶、武、勺、濩、象、箭及八种乐器,然《荀子·礼论》类汉儒敷论,故多举名物,不若《乐论》纯是攻墨者之言,较为近古。《吕氏春秋·古乐》《音始》两篇举乐舞之名繁多,独不及《勺》,而举九招之名。如此看去,由召流为勺看,在鲁失其用而有大号,由召流入虞者,仍用韶名,乐舞唐大,而被远称。这个设定似乎可以成立。加偏旁既多是汉儒事,则韶之原字必为召,招更是后起之假借字了。此说如实,则今《诗》中至少尚有《韶》之一章。
召字为乐之称,准以夏颂文王,武颂武王,舞名皆是专名之例,得名当和召公为一事。孔子对于《韶》《武》觉得《韶》能尽美尽善,《武》却只能尽美,未能尽善,当是由于《韶》之作在《武》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且《武》纪灭商,陈义总多是些征伐四国、戎商必克的话,《韶》之作乃在周室最盛的时候,当是较和平的舞乐,用不着甚多的干戈戚斧。《内则》郑注:“先学勺,后学象,文武之次也。”孔疏:“舞《勺》者,熊氏云,言十三之时,学此舞《勺》之文舞也。成童舞象者,成童谓十五以上,舞象谓舞武也。熊氏云,谓用干戈之小舞也,以其年尚幼,故用文武之小舞也。”孔子对此文舞遂称曰尽善,对彼武舞还以为不能尽善。
《雅》《颂》在孔子时之鲁国本已乱了,大约由于丧失、改作及借用。《论语》:“子曰,吾自卫及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则必以先已经不得其所。又,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则已把《周颂》借用到他事。《韶》并已亡于鲁,《论语》:“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孔子适齐在年三十五以后,见《孔子世家》,若《韶》还存在鲁国,孔子不会到了齐始闻到,乐得那样。
《韶》之大体及本体虽早亡,但从这一个名字流行下来的却不少。在鲁儒家有《勺》舞,在齐有《徵招》《角招》之乐,《孟子·梁惠王下》:“景公说,大成于国,出舍于郊,召大师曰,为我作君臣相乐之乐,美《徵招》《角招》是也。”《韶》如是称道召公,则此处《徵招》《角招》为君臣相乐之乐,去初义还不远。召公之后召虎戡定南国,《韶》乐当可行于南国,后来《韶》既与南国有相干,则南国或有此名之遗留;果然《楚辞》中存《招魂》《大招》两篇。这里这个招字当即是《徵招》《角招》的招字,《大招》不如此解乃不词。《招魂·叙》上有“乃下召曰”,遂把《招魂》之招作为动字,不知《叙》和《招魂》本文全不相干,且矛盾,《招魂》本文劝魂归家,东西南北俱不可止,《叙》乃言下召之使上天,明是有人将这一篇固有之礼魂之歌,硬加在屈原身上,遂造作这一段故事作叙(楚赋中如此例者不一,《高唐》《神女》之叙与本文都不相干)。《吕览·古乐篇》《周礼·春官·大司乐》,皆载《九招》之名,是由召而出;以招名者,在战国至汉初年多得很了。至于后人何以把《韶》加在虞身上,大约由于虞地行《韶》之一种流变,遂以为是出自虞地之先人者。李斯《上秦王书》“郑卫桑间,韶虞舞象者,异国之乐也”,指明了它的流行地了。
其四曰象舞,《毛诗序》在《颂》一部分,虽然说得不大明晰,但还没有甚支离的话,且颇顾到诗本文,或者其中保存早年师说尚多,不便以其晚出及其为古文学一套中物而抹杀(《毛诗》实是古文之最近情理者,不泰不甚,或本有渊源,为古文学者窃取加人其系统内,说别详)。我们如用毛说,则《维清》为象舞之一章。《吕览·古乐篇》:“成王立,殷民反,命周公践伐之,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遂以舞逐之,至于江南,乃为三象,以嘉其德。”商地本出象舞,近人已得证据,象舞应是商国之旧,或者周初借用商文化时取之,熊安生以为即在《武》中,未必有本。又春秋时有万舞,《左传》记其行于楚:“子反欲蛊文夫人,为馆于其倜,而振万焉。”《诗经·邶风·简兮》记其行于卫:“简兮简兮,方将万舞。”《商颂》记其行于商:“万舞有奕。”或亦是商国之书,远及南服,未知和象舞有关系否?
其五曰嗣王践阼之舞,此舞之名今不知,或可于传记中得到。《闵予》《访落》《敬之》三篇及《烈文》,均应是这个作用。我不是说这四篇应该合起来属一篇,但这四篇中必有如何关系,这四篇都不是单独看便能完全了意思的。现在把《书·顾命》及《诗·闵予小子》《访落》《小毖》《烈文》《敬之》抄在下面,一校便知嗣王践祚之容,当甚繁长。
惟四月,哉生霸,王不怿……王曰:“乌乎,疾大渐惟几,病日臻,既弥留,恐不获誓言嗣,兹予审训命女:昔君文王武王,宜重光,奠丽陈教则,肄肄不违,用克达殷,集大命。在后之侗,敬御天威,嗣守文武大训,无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兴弗悟,尔尚明时朕言,用敬保元子钊,弘济于艰难,柔远能迩,安劝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乱于威仪,尔无以钊冒赣于非几。”兹既受命,还出,缀衣于庭。越翌日,乙丑,成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官髦、俾爰、齐侯吕伋以二千戈,虎贲百人,送子钊于南门之外。……越七日,癸酉……王麻冕服裳,由宾阶跻。……太史秉书由宾阶跻,御王册命。曰:“皇后凭玉几,道扬末命,命女嗣训,临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扬文武之光训。”王再拜兴,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乱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宅,上宗曰飨,大保受同,降盥,以异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祭哜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大保降,收,诸侯出庙门俟。王出在应门之内,大保率四方诸侯入应门左,毕公率东方诸侯入应门右,皆布乘黄朱,宾称奉圭兼币。曰:“一二臣卫,敢执壤奠。”皆再拜稽首。王义嗣德,答拜,大保及芮伯成进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诞受羑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毕协赏罚,戡定厥功,用敷遗后人休。今王敬之哉。张皇六师,无坏我高祖寡命。”
以下《康王之诰》(《康王之诰》是报书,然词义同上)。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卫,惟予一人钊报告,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务咎,底至齐,信用昭明于天下,则亦有熊罴之士,不二之臣,保义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训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树屏,在我后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顾绥,尔先公之臣,服于先王,虽尔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无遗鞠子羞。”群公既皆听命,相揖趋出。王释冕,反丧服。
闵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兹皇祖,陟降庭止,维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继序思不忘。
访予落止,率时昭考,于乎悠哉,朕未有艾。将予就之,继犹判涣,维予小子,未堪家多难。绍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明保其身。
予其惩而毖后患。莫予荓峰,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虫,拚飞维鸟,未堪家多难,予又集于蓼。
烈文辟公,锡兹祉福,惠我无疆,子孙保之。无封靡于国邦,维王其崇之,念兹戎功,继序其皇之。无竞维人,四方其训之,不显惟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敬之敬之,天维显思,命不易哉。无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监在兹。维予小子,不聪敬止,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予光明。佛时仔肩,示我显德行。
以上的排列,并非说《周颂》这几篇便是可以释《顾命》的,也不是说这几篇是和《顾命》同一事,也不是说《周颂》这几篇原来是一件,不过把这两事列在一起看,《周颂》这几篇的作用才更明白。
其五曰稷田之舞。《载芟》《良耜》《丝农》三篇属之。《丝衣》一篇尤像《豳风·七月》末章。稷田是当时的大事,自可附以丰长之舞容。
此外必尚有其他残篇在《周颂》内,只是此时,或者永远,寻不出头绪来了。
约上文而言之,《周颂》不分章非原不分章,乃是“不得其所”之后零乱得不分章。其所以在《三百篇)中独遭这个厄运者,由于这些事物的本体原是靠政府保存的,政治大变动便大受影响。只剩了些用旧名而变更成了新体的各种舞乐在民间了。东汉末年文化远高于西周末年,然灵帝以后之大乱,弄得中原众乐沦亡,魏武平荆州,获杜夔,善八音,常为汉雅乐郎,尤悉乐事。于是以为军谋祭酒,使创定雅乐。东汉之乱尚至如此,遑论西周之亡?
大约《周颂》可分三类,一无韵者,二有韵之短章,三有韵之长章,文辞各不同。
上文中涉及两事,心中寻绎起来觉得关涉颇大者:一、西周亡时是怎么个样子?二、《风》《雅》《颂》中关系南者何以这样大?西周亡时,大约是把文物亡得几乎光光净净。因亡国而迁都,都不是能搬着文物走的,永嘉之乱,没有搬出什么东西到建业来;靖康南渡,没有搬出什么东西到临安来。东晋文化只靠吴国的底子。南宋文化只靠江南诸军内的底子。照例推去,则宗周之亡,至少应该一样损失文献,遑论平王以杀父之嫌,申侯以弑君之罪,自取灭亡之后,更不能服人的。
《小雅·正月》《雨无正》两篇,记载周既东之初年景况,一望而知当时的周王竟成流离之子,则《诗》《书》《礼》《乐》带不出来,是当然的。而据周故地者,先是野蛮的犬戎,后是称中国为蛮夏的戎秦,其少保存胜国文物更不必说。
所以现在所见《诗》《书》关于西周者,应该别有来源处,断不能于既东之周室求之。那么。来源处在哪里?我想,一是南国,二是鲁。
先说南国。照上文说,韶乐与召公当有一种关系,如《武》之于武王。
《颂》中既有勺一章,则《颂》和南国当不是没有关系的。
就《小雅》论,说到地名人名,涉及南国者不少。《出车》所记是北伐,而北伐之人是南仲,此诗是“狁于夷”后“薄言旋归”者,仿佛当时移镇南之师以为北征。《六月》之尹吉甫不知即是《大雅·常武》之尹否,若是,则伐狁至于太原之人,也曾有事于东南。方叔之方应在西周境内,故狁来侵,则侵镐及方,薄伐狁,则往城于方;《采芑》中以方叔南征,又若移直北之师以为平南。《四月》所记又是“滔滔江汉”,《瞻彼洛矣》亦是东都之诗,《鼓钟》又有“淮水湝湝”之语,《鱼藻》有“王在在镇”之文,然这可是遥祝之语。《小雅》中有地方性之诗,只伐狁涉及西周,其余皆在南国,或东周区域之内;所记之事,除燕享相见的礼仪外,几乎大多数是当周室之衰,士大夫感于散亡离乱之词。
《大雅》称述周先德及克殷功烈者颇多,但除去涉及文、武者外,所指地名人名都关涉南国及东周诸侯者。《崧高》之中伯,《江汉》之召虎,《常武》之南仲,乃及《烝民》中“城彼东方”之仲山甫,皆是南国重要人物;即《韩奕》之韩侯,虽未记其涉南国事,但韩亦近洛,只到《召旻》,宗周既亡,所思亦是召公之烈。《大雅》自《烝民》以下无不涉南国者。
如此看来,《大雅》《小雅》之流传和南国当有一段因缘。
《大雅》《小雅》不尽是西周诗,有确切之内证。《正月》“赫赫宗周,褒姒灭之”;《雨无正》“周宗既灭”,犹云宗周既灭;《召旻》“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国百里,今也日蹙国百里”,从此可知《大雅》《小雅》决不是全数出自西周的。
又如上节所举事实,南国成分占这么多,若是出于西周,不会如此偏重南国。宗周三百年间文献,为什么要偏于厉、宣两朝之一隅?又《大雅》《小雅》之记丧乱,就辞义看去,许多已是“亡国之音哀以思”,至少也是出于两代的政景,故这些虽未指明南地的,也只能出于南国或东周之初。
从这些事实上我们可以断定《大雅》中总有不少一部分是由南国传下的。至于《大雅》之述先烈,《小雅》之记礼乐,也许是从南国出来,也许是从东周保存故周礼乐最多的鲁国出来,也许春秋初其他列国中还有些保存的,现在未能决定;不过《鼓钟》明言“鼓钟钦钦,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雅南配合在一起,则其中关系之大,恐有过于我们上文所叙者。
《大雅》《小雅》各篇,以时代论,集在宣、幽、平时代如此多;以地方论,集在南国徐、淮如此多;以事迹论,集在南国拓土上如此多;以感情论,集在政乱国破上如此多,若把这么一套作为宗周遗物,则由文王算起,大约宗周有三百年,即令前半诗体不发达,也何至有这样的分配?若看做大部分自南国出,这样时代地方事迹分配不平之怪状,都可释然了。
《风》中之《周南》《召南》同明指南地,且看它是何时诗,何地诗。
二《南》中之地名,有河、汝、江、汉,南不逾江,北不逾河,西不涉岐周任何地名,当是黄河南,长江北,今河南中部至湖北中部一带。
二《南》中之时代,有《何彼秾矣》篇中“平王之孙”一语,证其下及春秋初世;有《甘棠》一篇中“召伯所茇”一语,证其后于《召虎》多少年,这一篇恐正如《大雅》之《召旻》,因丧乱而思先烈;又《汝坟》一篇也言“王室如毁”,恰是在《风》中对待在《雅》中《正月》《十月》《雨无正》等篇者。
《南》《雅》之相对已如此合符,至于词句中相同处更多,不待尽举,且有连着几句同者,如“喓喓草虫,趯趯阜螽。未见君子,忧心忡忡。既见君子,我心则降”,同见《小雅·出车》《召南·草虫》。
又《毛序》论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之说,实在只有在二《南》可通,邶、鄘、卫、王、郑、齐、陈都包括很多并没有节制的情诗。
二《南》之作用实和其他《国风》有些不同:第一,二《南》的情诗除《野有死麕》一篇都是有节制的;第二,二《南》中不像是些全在庶人中的诗,已经上及士大夫的环境和理想;第三,二《南》各篇,如《关雎》为结婚之乐,《樛木》《螽斯》为祝福之词,《桃夭》《鹊巢》为送嫁之词,皆和当时体制有亲切关系,不类其他《国风》咏歌情意之诗,多并不涉于礼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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