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肚脐眼里倒香槟(4)
门把坠着个铃铛,窗口挂着圣诞老人的木偶,背一个大包,想努力攀爬进来的可爱模样。这是一户地道的法国人家,圣诞树挺拔地伫立着,旁边古式壁炉,生着火,偶尔蹦出一粒火星,一小点光亮,失重似的,飘出火堆,泯灭在空气里。空气里裹有烤肉的香味。
爷爷奶奶80多岁,满头银发。奶奶责怪安祖穿得太少,然后对我说:“你应该叫他多穿点儿,他听你的。”
爷爷去烤火鸡。他的动作有点儿迟缓,人老了,一动就显出老态来,安祖帮他清理烤箱。这时,窗外又飘起了雪,天暗,路灯煲着光,街上人很少。我不知怎地就想到卖火柴的小女孩,可我们是屋里幸运的人,有着真实的圣诞树、烤火鸡和火炉。
奶奶拿出相册给我看,是安祖小时候的照片,小安祖头发淡淡的,越长大发色越浓密。“越来越像中国人。”奶奶说。
每年圣诞节,安祖都和他们过。
他们并非亲祖父母,他们是抚养过安祖的人。
那是很多年前的事。
玉琴生下安祖后,继续打工。她的工作是踩缝纫机,大批大批的衣服等她缝合,那些衣料叠累起来,不论白天黑夜,整个房间影影绰绰像伏有鬼怪。生完孩子,无亲无故,意大利男人离她远去,玉琴的精神状态很不好。她工作时,孩子放在旁边,一哭闹她就不得不停下来。过些时日,她找到一窍门,孩子一哭,她就用缝衣针戳他,反复几次后,孩子不再哭闹,静静睁着一双大眼,盯着母亲。
发觉孩子有恙的还是外人,小安祖被送到儿童医疗中心,在那里遇到了爷爷和奶奶。
他们是儿童心理学专家,安祖是他们退休前最后一个小病人。
也是雪花飘舞的冬天,爷爷戴了假胡子,背着礼物来看安祖。玉琴工作忙,有人帮忙看孩子也遂了心愿。没多少日子,安祖倒觉得爷爷奶奶比较亲,母亲想接他回家时,他哭得撕心裂肺。
奶奶说:“他很聪明,才四五岁,就认得我们回家的路,经常一个人跑出来要见我们。他的母亲没时间照顾他,而我们已退休,非常乐意照顾这个孩子。”
一晃近20年,陌路相逢者渐渐亲如家人。
安祖在厨房里忙着,即使看不见他,我也能感觉到他舒展的眉目和愉快的神情,有爱的地方才叫家,这里和香街上冰冷的房子不同。
爷爷又扮了会儿圣诞老人,圣诞树下摆着五彩斑斓的礼物。夜深,老人睡得早,待爷爷奶奶休息后,安祖递给我一个礼物盒。我打开,是一本童话书,扉页上写有他的一句话:A la fille de mon coeur.
我翻了翻,是法语版安徒生童话,还有精美的插图。他说:“我想这书对你的法语学习会有帮助。”
在我翻书的时候,脖子上滑过一道冰冷的触感。安祖把一根项链戴到我脖子上。
他说这才是圣诞礼物。
他祝我圣诞快乐。
生活如海洋,深不可测。当你跌进他的生活圈子,多了解一点,水就多漫一层,最终,会被淹没的。
葡萄美酒夜光杯
日子流过去一些,学期要结束了,阿曼达建议同学们去酒吧里聚一聚,巴黎有很多bar à vin,品尝葡萄酒的“酒吧”。与夜晚疯狂的酒吧完全不同,你可以在这里点一杯葡萄酒,要一碟点心,安静地坐一整个下午。
翔是酿酒师,来这bar à vin纯属偶然。他在法国波尔多学习酿酒技术,再过一年,他就能获得国家酿酒师资格。翔是中国人,说一口性感中文。许久没听人说中文,如今听一个年轻男孩说纯正中文,倒觉得十分性感,也或许性感是缘于他一身的漂亮肌肉。
酿酒师是个体力活。
我抛了个大问题给他:“葡萄酒是怎么酿的呢?”
翔思索片刻,说:“先从葡萄栽种开始说吧……”
春,绑葡萄枝,要阳光,要通风,绑得到位才能长得漂亮。四月份长芽,六七月葡萄变色,九月采摘。相对于白葡萄,红葡萄采摘更晚。因为葡萄结的果越多,味道越淡,果子长出时会摘除一部分,通常扔得满园都是。白葡萄直接压榨,以液体状态用橡木桶或者不锈钢桶发酵,发酵结束后,可以直接装瓶。红葡萄酒复杂许多,整串、分散的要筛选进入发酵罐,固体发酵。橡木桶三年后就废弃,现在大部分用不锈钢桶发酵。
法国阿尔萨斯盛产白葡萄酒,闻名于世的波尔多地区则以盛产红葡萄酒出名。
翔在一个家庭式小酒庄实习,十来公顷的葡萄园,酿酒师非常辛苦,什么都要学,学习课程通常包括化学、管理、会计、生物等。
“宁夏地区潜力非常大,好酒比法国的还贵。”翔说,“现在有很多中国老板买下法国酒庄,请中国酿酒师的也有,不过大多好面子,通常还是请法国酿酒师的多。”
他打算学习结束后去南美洲闯一闯,那里也是葡萄酒的天堂。
他教我们品尝红酒。
红酒酒杯是花球形,腹宽口窄。杯腹宽,让红酒与空气充分接触,氧化生香,香气聚拢在窄杯口,便于闻嗅。一些保存颇久的酒需要醒酒器,一般红酒直接倒进杯子。红酒入口时,用舌尖包住酒,味觉与嗅觉并用,感受其微妙。
像是告别会,除了阮神父,同学们都各自点了杯酒,一点儿酒精下肚,神情已各不同。余力开始说话,说很多话,滔滔不绝,跟平时的他完全不一样,说自己学过中文,回德国后给我发电子邮件;关一沾酒脸就红,老问我怎么不请她去家里玩。而我觉得快乐,轻松如卧云端,低头俯视世间种种压力,全然与己无关。想起老家的表哥,平时快活无忧的一人,一喝酒就爬自家楼顶挥菜刀,喊:“我要杀人!”或者干脆自个儿跳下来,所幸楼房不高。
酒精真是尤物。
我又问:“葡萄酒的年份说明什么呢?越久越好?”
翔说:“不一定,主要是看那年的阳光、空气、水、湿度、温度,每年的质量都不一样。”
最早的葡萄酒,是由修士栽种,称其为“上帝的血液”,栽种葡萄是苦修的方式。
翔最大的梦想是做出一款闻名世界的中国葡萄酒。人在国外,此种情怀分外浓烈。
人人都有梦想,只有梦想能让生活前进,即使困难重重。我想到,这学期结束,我该正式进入专业学习了。
送创可贴的??护车
那晚的空气特别湿润,空中传来烈火灼烧般的歌声,是歌剧《巴黎圣母院》中的名曲《Belle》。我在做晚餐,菜刀极其锋利,切起菜来很爽快。
总觉得会发生什么。
一点儿声响,敲墙打壁地传来。隔壁又蠢蠢欲动。
我搬到这里已有些时日,房东是上海老太,她腾了个房间给我,我的隔壁住着一个印度女孩。隔音不太好,她做什么我都听得一清二楚。估计今晚又带男友过来。她的正牌男友是哪位我不清楚,一会儿黑,一会儿白。女孩很黑很瘦,一双眼精神极了,人也颇有礼貌,学习非常好,应该是位受欢迎的主儿。
但是她打扰到我了。
我不知道那么黑瘦的女孩爆发力有多强,她开始叫,叫得天昏地暗、欲仙欲死。我真担心她要死了。整栋楼都能听见。
有人开始敲我的门,我喊:“不是我啦!”
那人敲她的门,印度女孩安静了会儿,就那么一会儿,又叫得山崩地裂,仿佛在生孩子。
我在切地瓜,刀滑下去时,隔壁的叫声已无美感,简直令人毛骨悚然。
能不能收敛点儿,已经不是第一次。邻居又敲了几下门,但那女孩毫无顾忌。
果真无敌。
我清清嗓子,也开始叫,拼分贝。我学她的叫声,再加自创,婉转低吼,高昂奔放,要豁得出去才能换来片刻安宁啊。果然,隔壁没动静了,无声无息,惊涛骇浪后的平静。
叫到兴头上,我切到手指了。
刀入左手食指,血喷涌出来。我脑子僵了会儿,盘算着这样的伤口是要到医院包扎呢,还是贴个创可贴就好了。手机响,是安祖的电话。
他问:“晚上想吃什么?”
我说:“我做饭切到手指了,好多血。”
“切到哪儿了?”
“食指骨节,一半儿。”血继续喷涌,我不知道怎么会流那么多血,流到胳膊肘、滴到地上,一时满地血迹斑斑,“好多好多血,家里没备创可贴。”
安祖说他马上叫救护车。我那尚不灵光的法语,被他理解成了“手指头剁掉一半,看见骨头了”。
救护车“呜哇呜哇”很快赶到,封锁路面,好不热闹。两名大汉一阵忙碌,直接把我撂在担架上。他们迟疑一下,问:“哪里受伤了?”
我举起一根血淋淋的指头。
大汉问:“怎么伤到的?”
“切菜伤到的。”
他们很仔细地检查,然后大汉问:“女士,您家里没有创可贴吗?”
“没有。”我说,“伤得挺严重的,不是吗?”
“您弯弯手指。”
我弯了弯,没障碍。结果大汉帮我包了创可贴,救护车一路呼啸而去。
路面恢复畅通,华灯初上,潮湿的空气裹了温度,一切都如往常安宁。我站在风里,心想:原来是件小事。
安祖随后赶到,了解原委后,他看我的眼神很奇怪,飘着一点儿笑意。我问:“干什么?”
他汗颜:“太丢人了。”
我倒觉得抱歉,救护车赶来送我个创可贴,浪费法国人民的公共资源。很久以后,我想起这件事,都忍不住大笑出声,当时真觉得不好笑,大概是反射弧过长,反应慢。话说回来,救护大汉给我的创可贴,我在药店里都买不到相同的,质量极好。
此后家里长备创可贴。
法兰西贵族
这次说个别人的故事,我当配角。
我想说的是,巴黎歌剧院里发生的故事。跟歌剧有关的爱情故事,男主角的身世有点儿与众不同,当然,女主角也跟我们有点儿不一样。他们的名字我想不起来了,我暂且称呼男主角为“爱先生”,女主角姓潘,我叫她潘女士。
他们年近50,是父母辈的人。
地铁7号线的Opéra站,一出来,正对面就是金碧辉煌的巴黎歌剧院。这里日本人很多,游客穿梭不尽。每天,歌剧院的影像被映入无数个相机中,而潘女士的故事,也许没几个人知道。
潘女士来自中国,在巴黎歌剧院唱过歌剧。我认识她,是缘于我的第二任房东,来自上海的“丽莎”,其约50多岁,而我一定要叫她“丽莎姐”,否则她不高兴。
丽莎姐很厉害,早年来到法国,已拿到法国长居,并且为儿子在徐家汇买了套房。她的口头禅是:“只有我不要老板,老板从来不会不要我”,“干活就要往死里干,你拼死拼活的就对了,一刻钟都不能停,这样才有饭吃!”
她租了套房,其中一个房间转租给我。房子非常干净,玻璃窗擦得完全透明,地板不染一粒尘埃。丽莎姐是个热情、现实的漂泊者。
她有个干女儿,跟她一模一样的性格,嘴皮子异常厉害,做事也利索。两人经常在一起吃饭聊天。一天放学,我刚进屋,听见她们在房里议论着谁。
丽莎姐说:“你没看到她那天穿什么——竟然穿着她女儿的运动鞋,而且不穿袜子,赤脚塞进鞋里!哎呦,我看着都替她脸红,家里有的是钱,怎么就这么不修边幅呢?”
干女儿说:“是呀,一点儿都不打扮,也难怪她婆婆看不起她。不过她也挺厉害的,脾气上来就跟她婆婆对着干,大吼大叫的,硬是把那老太婆打压下去,她老公也不会说她什么。”
丽莎姐说:“厉害什么呀,家里的钱她都不管,整天在我面前炫耀她那30万欧元的戒指,其实钱都在她老公手里,你看她平时穿的用的,哪像一个嫁进了那样人家的媳妇?我要是她呀,就把钱抓在手里,自己爱怎么花就怎么花。”
干女儿说:“她女儿看上去跟她不一样,说话做事都挺好的。”
丽莎姐说:“离婚家庭里走出来的孩子都这样,现在妈妈又嫁人了,小姑娘心思多了去。”她又说:“你说,怎么爱先生就看上她了呢……”
她们议论的是潘女士,歌剧演员。之所以聊到她,是因为潘女士和丽莎姐见过几面,丽莎姐非要请潘女士来家里吃饭。饭菜准备好了,潘女士还没到,俩女人得空闲,随意聊几句。
潘女士很快赶到,丽莎姐换副笑脸,殷勤得不得了:“来来来,把包给我……你累了吧?你老公不来啊?”
我瞄一眼潘女士的鞋子,果真是少女运动鞋,她踩掉鞋子,赤脚走在地板上。鞋子一时没恢复原状,软塌塌地陷下去。丽莎姐的笑脸和她刚才的话对比鲜明,我忽然想笑。
潘女士有点儿胖,头发喷了很多定型水,看上去硬邦邦的。她长得很普通,年纪不小,说话速度很快,泼辣爽直的模样。她是歌剧演员,应该是歌唱家吧,我想。
她离异,有一女,来法国后嫁给爱先生。爱先生是法国某红衣主教的后代,传统的法国贵族。他们相识在巴黎歌剧院。
我想知道爱先生长什么样。
这时,丽莎姐过来叫我:“你过来一起吃,别客气。”
很简单的菜,潘女士吃得痛快,丽莎姐反而慢嚼细咽的,还穿得特别漂亮。丽莎姐又问:“我还以为你老公要来呢,特地多做了几个菜。”
潘女士边吃边说:“他不来,他让人送我过来。”
我们这几个女人都在看她手上的钻戒,亮闪亮闪的,配着她廉价的衣服。潘女士说:“下次你们来我家玩。”
丽莎姐笑:“我们去啊……”
潘女士接了个电话,挂后,她笑:“我老公问我在哪里呢,要我早点儿回去。”
“他心疼你,怕你丢了。”
“有时一天打好几个电话问我在哪里呢!”
潘女士接到爱先生电话后,没多久就走了。丽莎姐还有点儿感慨,自语:“她不能随便交朋友,一定是爱先生让她这么做的!他们那个圈子,唉,怎么可能进他们那个圈子呢?”
潘女士离去时,两脚一压,套上鞋子,背影匆匆的。丽莎姐又跟干女儿聊,聊爱先生的大庄园:“夏秋,果实压得树枝都弯了,不吃,他们又无所谓这些的,那些果子全烂在园子里,我看着真可惜啊,那些栗子啊,李子啊,超市里卖多少钱哪,贵!还是农药催的。爱先生的园子里全是绿色食品,可惜他们不吃。”
在丽莎姐看来,潘女士是普通女人,比她还普通,可是潘女士进了富贵地,她却没这运气。丽莎姐的老公在上海教书,双耳不闻他事,儿子是她一个人带大的。
风卷走枯叶,落花却随流水。人与人之间是不能比的。
若不是丽莎姐的干女儿摔了一跤,我或许永远不会认识爱先生。那天,干女儿磕到台阶上,腿痛得厉害,不能陪丽莎姐去潘女士家,丽莎姐敲开了我的房门,问:“想看城堡吗?”
后来我想,那天我不该来。
爱先生的家在郊外,幽宁的富贵人家。丽莎姐说:“这是他们其中一个住处啦,有很多房子的,夏天住哪里,冬天住哪里,有些房子一年也没能住上几天。”
很美,每个细节都美,那种居高临下的贵气,逼得人直觉自己是穿错了衣服,或走错了地方。一个老太,应是爱先生的母亲,巫里巫气地看着我们,没有任何招呼。丽莎姐是见过世面的人,转身问我:“你比梅子大不了几岁吧?”
梅子是潘女士和前夫的女儿,今年16岁。父母离异后,母亲再嫁,她才来法国,爱先生是她的继父。梅子是个沉默的女孩,跟她泼辣爽直的母亲不同,梅子的心很细、很精巧,敏感多愁,有着小小的快乐。我们很快相熟,梅子带我到她的房间,给我看她珍藏的小东西,跟我说起她的同学,包括她喜欢的那个男生。这些,她是不会与母亲聊的。
“今晚留下来好不好?”梅子恳求似的看着我。
她没多少朋友。快乐仅仅是因为找到一个可以说话的人,16岁,她还不会说流利的法语,可她有足够的时间去融入这个新家。站在人生急促的转折点,从中国北方来到法国巴黎,巨大的变化令她有所不安,但变化对于年轻的心来说,只不过是清风一阵,露水一颗。
如果我不留下来,梅子会难过,任何一个拒绝都可能在她心里划一道伤,别人划,或者她自己划。得知我能留下来,她非常开心,说:“我去拿东西给你吃。”
丽莎姐不知道在哪里,也许在和潘女士聊家常。我独自坐在这漂亮的房间里,空旷清冷,连回音都寻不回。窗外碧野蓝天。
梅子拿东西没回来,我起身走了会儿,有意无心地看房子里精致的艺术品,不知不觉走到厨房门口。梅子在里面。爱先生的母亲也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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