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昌平遗梦(3)

　　而陈星把烟头一扔，忽然对张红旗说：“你能请我吃点儿东西么？”

　　他们找到一家临街的饭馆，要了一斤饺子。陈星吃得狼吞虎咽，连背上的帆布包都没摘下来。吃掉了一斤饺子，他又要了碗饺子汤，原汤化原食。

　　然后，两个人梳理起这段日子里各自的轨迹，看看他们是怎么在这里相遇的。

　　碰到张红旗以前，陈星几乎已经走遍了昌平区大大小小的公路。每走过一条新路、到达一个新的镇子或者厂房，他都会在地图上标上一笔。而由于北京的远郊区县都是非常大的，所以要想让足迹真正遍布昌平，他需要一个中转站，也就是县城。

　　他是这么安排时间的：每天早上，尽快沿着既定路线走到县城，在这里进行补给——吃饭、买水、买烟——坐在路边歇一歇，然后再继续前进。这之后的路途，就是随心所欲的了，今天向北，明天向东。日子长了，路线呈现出了发散的布局。当走得太累了，或者太晚了，他就坐车返回县城，然后再从这里坐车回学校。

　　对于陈星所说的“走路”，张红旗自然要表示奇怪：“你这么走，能看到什么新鲜的东西吗？”

　　陈星说：“什么也没有。我只看到了前边的路好像变短了，但实际还是无边无际。”

　　张红旗说：“那你为什么走？”

　　陈星说：“日子太没意思了。”

　　这句话倒是说到张红旗心里去了。她也觉得日子的确没意思。但没意思就要用更没意思的行为来排遣吗？两个“没意思”加在一起怎么可能是“有意思”呢？过去张红旗就觉得陈星是个奇怪的人，现在更加觉得他奇怪了。

　　陈星把饺子汤喝完了，张红旗看看表。还不到下午两点，但录像是看不成了。她沉默了一会儿，还是对陈星说：“你该继续走路去了吧？”

　　陈星说：“你呢？”

　　张红旗也说：“我呢？”她立刻意识到，自己讲了一句愚蠢的废话，于是赶快说：“我回学校去看书了。”

　　陈星点点头，把帆布书包打开，掏出塑料水壶，请老板帮他灌满饺子汤。等待灌汤的时候，两个人都有了没话可说的感觉。张红旗付了帐，想着自己是不是先行离开。她慢慢把身子扭过去，背对陈星。但陈星用一只手指敲了敲她的肩膀。

　　张红旗一震。陈星在后面说：“要不要给你弟弟带什么东西？”

　　张红旗咻地转过来，头发随之一甩：“你说什么？”

　　“要不要给你弟弟带什么东西？”陈星又说：“我过去跟他关在一个地方。”

　　这里得补充一下，要说和陈星有缘份，张红旗可不如她弟弟张红兵。当年陈星第一次被抓进派出所，就是因为张红兵。后来陈星被刑事拘留，两个人又成了狱友。

　　这个家伙从小就被坏孩子欺负，不过倒也怪了，越是被欺负，他就越是爱跟坏孩子一起混。他屁颠屁颠地跟在他们年级的几个小痞子身后，给大哥买烟，请大哥吃饭。他很希望痞子们能把自己当兄弟。但痞子们吃饱喝足了，却往往给他一个大嘴巴。有的时候，痞子把抽剩下的烟赏给他半根，他就高兴得连家门都不认识了。如果张红兵不是这样一个孩子，过去古力怎么会盯上他，管他要钱呢。

　　其实张红旗家对孩子的零花钱管得很严，如果有需要，必须说明理由。但张红兵会偷，他知道，悄悄从父母钱包里抽一两张一百的，绝不会被发现。那天，他又掏钱，请几个大哥吃饭。这顿饭吃得很郁闷，因为席间的两个痞子正在闹矛盾。前一段时间，他们都喜欢上了外校的一个女生，而那个女生也很不地道：哪怕是让两兄弟竞争上岗也行啊，她却让他们同时上了岗。她左瞒右骗，最后还是露了馅，闹得两个痞子剑拔弩张的。在饭桌上，他们互相指责对方勾引二嫂，违背了江湖道义。其他几个人则在和稀泥：“算了算了，都是兄弟，为了一个婆子犯不着。”而酒过三巡，那对情敌的态度又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他们眼泪汪汪地搂在一起，说：“我成全你们，我成全你们！”两个人都争着退出，争到最后，差点又打起来。他们原先是抢婆子，现在还是在抢，抢的却是义气了。眼瞅着兄弟这么痛苦，其他几个人又看不下去了，他们讨伐起那个女生来：

　　“都赖她！小骚逼！祸水！”

　　讨伐了一会儿，大家都非常恨那个女生，决定给她一点惩罚。于是情敌中的一个去打了个电话，把她叫来。没过一会儿，狐狸精来了。她见到这场面，不免尴尬了一下。但情敌之一倒了一杯酒，说：“把这杯酒干了，咱们仨人的恩怨就算了了。”那姑娘倒也豪爽，坐下就喝，一口干。可一喝开了头，后面却没完没了了，每个人都倒了一杯酒，要跟那姑娘“把恩怨了了”。这时，那姑娘已经后悔了，但被几个杀气腾腾的痞子围着，也不敢不喝，只好一杯接一杯。喝到后来，实在喝不动了，大家还捏着鼻子灌她。这样她就彻底喝高了。

　　看到那姑娘瘫软在桌子底下，大家趁着酒兴，坚决要把惩罚进行到底。他们架着她离开饭馆，打了两辆出租车，来到一个痞子家里，关好门，拉上窗帘，排好队。这时候，那姑娘的酒也醒了一半，见到架势不对，便大喊大叫，疯狂抵抗起来。你越叫我就越兴奋，大家三下五除二，就把她扒光了。而因为那姑娘还在挣扎，众人没法行事，必须得由一个人按住她的腿。按腿的任务责无旁贷，当然落到了张红兵头上。

　　张红兵此时也害怕了，他犹犹豫豫的不敢动。急红了眼的痞子给了他一个耳光：“你丫仗义点儿行吗？”

　　等到大家搞完了，都感觉很累，一起凑火抽根烟的时候，忽然又有一个人指着张红兵说：“咦，他还没搞呢。”

　　张红兵这时还在坚守岗位，牢牢地按住那个女生的大腿，把她的腿都按得发青了。痞子们就对他说：“来来来，你也来一下吧。”

　　张红兵低头瞅瞅那个女生，她还在哼哼，看起来很痛苦。他哆哆嗦嗦地说：“我还是算了吧。”

　　痞子们便火了：“难道你嫌我们脏吗？我们都互相不嫌脏，你他妈居然嫌我们脏！”

　　张红兵含含糊糊地解释说：“不是这个意思，大哥，不是这个意思。”但他正在为难，警察就破门而入，帮他解决了僵局。原来这间房子的隔音很不好，邻居听到了一切，这时可能听够了，就报警了。

　　按照张红旗父母的辩解，张红兵的行为不能叫做强奸。“那么应该叫什么呢？难道叫‘助奸’？”警察这样反问他们，“要知道，我们国家和‘奸’有关的罪名，只有强奸和轮奸，你们二选一吧。”

　　张红旗的母亲也顾不得知识女性的体面了，她喊道：“可是他没有发生性关系！他还是一个处男！一个处男被定义成强奸犯，不是太荒唐了吗？”

　　警察却回答说：“不荒唐，还有女人也被判成强奸犯的呢——需要我给你讲一个普法小故事吗？从前有一个小山村，老两口给儿子买来一个媳妇，是个被拐卖的女中学生，为了帮助儿子传宗接代，当妈的决定，用扁担，用麻绳，用板凳……”

　　在后来的审判过程中，那两个重归于好的痞子情敌又有了新矛盾，原因是一个比另一个的刑期多了两年。为什么厚此薄彼？判得多的那个抗议起来。

　　张红兵锒铛入少管所，对他的家庭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打击。其破坏效果更多在于心理层面。作为一个标准的中产阶级家庭，无论是他父亲、母亲还是姐姐，都没法适应这个现实：家里出流氓了。他们该上班还上班，该上学还上学，可是恍惚间却都有了“生活不再是过去的生活”之感。

　　刚开始的那几天，张红旗的母亲还紧迫地催促丈夫：“想尽一切办法，找到所有关系，把儿子弄出来！”可是张红旗的父亲迟迟不肯行动。后来被催急了，他倒劝起了妻子：

　　“把他弄出来做什么？那样只会彻底惯坏他！倒不如让他这次吃够了苦头，把教训深深地记在心里。”

　　张红旗的母亲一气之下说：“那你还不如向监狱申请，多关他五年、十年，一辈子都关在里面，也就一辈子不会惹事了。”

　　张红旗的父亲凝视了一下妻子，说：“你怎么也和那些家庭妇女一样不可理喻了？”

　　张红旗的母亲被这句话惹急了，吼了起来：“在做母亲这方面，所有人都是一样的！”

　　张红旗的父亲无奈地退了出来，踱到女儿房里，似乎想说什么，却又没有开口。张红旗感到父亲在看自己，却也不知道该不该转过身去。她的脖子紧了一下，喉咙里也有了欲言又止的难受。直到父亲再走了出去，时间过去很久，她还在发愣，两眼盯着书，却不知在看什么。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母亲赌气早早出门了，桌上扔了几个面包。一边吃饭，父亲对张红旗说：“我希望你理解我。”

　　而当时，张红旗正在准备高考，她说：“您放心，不会影响我学习的。”

　　父亲说：“我说的是，怎样处理你弟弟的问题……”

　　张红旗冷冷地站起来说：“我已经习惯家里没他这个人了。你们最好也习惯。”

　　她说完，丢下面包就出门了。后来的张红旗说到做到，一直到考上大学，她也没去少管所探望过张红兵。过去她和张红兵就不亲密，因为姐弟俩没有共同语言。而现在，张红兵在她心里更是变成了一个脏东西，就像鼻涕、狗屎一样，让人条件反射地想躲得远远的。

　　从拘留所转到少管所之后，张红兵也回过几趟家。那里一个月有一次探亲假。但是弟弟每次回家，张红旗都借故出去，到学校看一整天书。等到天黑了，张红兵肯定走了，她才回去。

　　现在，如果是别人向张红旗提起张红兵，肯定会被看成故意揭她的短。张红旗会从那些人的话里听出这样的意思：“你有什么可傲气的？你不也有一个流氓弟弟吗？”然而也不知怎么搞的，陈星一提，张红旗的心就有点软了。弟弟的音容笑貌也一点点从脑袋里冒了出来。

　　张红旗本想问问陈星，张红兵在看守所里怎么样，是什么精神状态，但她没开口就止住了。几个月没去看看弟弟，在这件事上，她确实做得太冷酷了。于是她改口说：“别给他带什么吧。他是去改造的，又不是去疗养的。”

　　陈星说：“我就是随口问问。他临走时，告诉了我要转到哪儿去。”

　　张红旗说：“他跟你提过家里人吗？”

　　陈星说：“没有。也没提过你。”

　　张红旗叹气一样说：“在那儿提谁也没用。”但她接着却把手腕上的手表摘下来，递给陈星：“把这个带给他吧。告诉他，要学会珍惜时间。”

　　陈星看看张红旗的“梅花”牌手表，随后把它揣在兜里。他说：“明天我走着去。”

　　然后，两个人就道了一声再见，各奔东西了。

　　在回昌平校区的小公共上，张红旗却感到莫名其妙的充实。那种感觉从心底慢慢涌上来，一直冲过头顶，让她精神亢奋，想迅速找点什么事情来做。在这股情绪的推动下，她一到学校，就投入了紧张的学习。等到从知识的海洋上了岸，已经十点多了，她这才心满意足地回宿舍。

　　而刚一进屋门，一个室友却惊诧地看着她。张红旗说：“怎么啦？我脸上有画吗？”室友说：“我倒真觉得你脸上有画——刚才在走廊里哼歌的是你吗？”

　　张红旗这才反应过来，原来自己刚才一直在哼歌。但哼的是什么，现在却全不记得了。可见是下意识地哼。独自走着就哼起小曲来，这可是她从没有过的情况啊。

　　张红旗也不好意思了，她淡淡地笑了一笑，就想闪开。但室友却说：“那曲子挺好听的。以前怎么没觉得你的嗓子好。”

　　那姑娘说完，也哼了两句。张红旗这才想起来，她哼的是比才的《阿莱城的姑娘》。她不知不觉地又哼了起来，把室友唱错的地方给纠正过来。她们的歌声吸引了另外两个女生，那两个人也加入了进来，宿舍里响起了一段女生小合唱。在寂静的夜里，窗外都是大片的树影，四个姑娘静静地坐着哼唱，那情景仿佛是在梦幻里。

　　哼完了，一个姑娘带头鼓起掌来，另三个却没响应。大家坐着、靠着，看起来各有各的心事。等到那股劲儿过去了，几个人这才相视一笑。原本隔着一层的关系，这时突然像含化了糖外面的粉纸，一下子甘甜了起来。

　　这时，张红旗忽然想起来，下午和陈星分手的时候，也没有互留地址和电话。而下一次什么时候才能碰见他，会不会碰见他，这都是说不好的了。持续了一晚上的充实感瞬间就消失了，张红旗出了一身冷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