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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这种东西,就好比沙发。除非极舒适,否则就得不断换姿势。但极舒适的沙发常见,极舒适的人生鲜有。姿势换多了就纳闷,咋就怎么着都不对呢?

前段时间在微博上得知,一个患抑郁症的南京姑娘自杀了。

她在宿舍自缢前,用定时工具写下最后一条微博,并于次日发出——“我有抑郁症,所以就去死一死,没什么重要的原因,大家不必在意我的离开。拜拜啦。”我与她虽不认识,但看到这条微博,却觉得身旁空了一下,隐约还能听见一声带回音的笑。

第二天所发生的就司空见惯了。

有些人祈福,有些人骂“该”,有些人调侃,有些人默哀。若联系到我们身处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模式,也见怪不怪了。这就好比民工为了讨工钱,爬上桥梁以死威胁,有些人却在桥下催“赶紧跳,大伙看完热闹还等着上班呢”。对生命的漠视不是我想要讨论的主题。虽说也为逝者感到无奈,但总归个人有个人的苦,个人有个人的命。所有强加给她的,无论是伤感还是惋惜,都不过是一种自以为是的喧哗。

只是,在那之后,我抑郁了,排山倒海般地抑郁了。

不少朋友发现了一个问题:我和这姑娘的微博风格很像。

他们小心翼翼地规劝我别跟着想不开,就像提醒一位不知身在何处的盲人:不要怕,要冷静,因为你正身处万丈悬崖的边缘。在看过那位南京姑娘的微博后,我不得不承认朋友们是对的。我们确有相似之处——似乎总是在自嘲,嘲笑自身与世界抗衡的力量是多么微不足道。

接下来的一周,为证明自己没有抑郁,我在网上查阅各种资料,却越发觉得情况不妙。维基百科这样描述抑郁性障碍的临床特征:“长时间持续的抑郁情绪,并且这种情绪明显超过必要的限度,缺乏自信,感到身体能量的明显降低,无法在任何有趣的活动中体会到快乐。”在这之后,所有发生在我身上的事都变得不顺利,所有人也开始蓄意与我作对,加之手机跟着坏掉,从不待见星座的我甚至学会了“水逆”这种专业名词,把事端归咎于命盘星座是我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那南京姑娘在微博里说:“意义这种东西,有意义吗?”

我也在那段时间里不断重复问自己这样的问题。

似乎一切都没有意义,又似乎一切都意义重大。我甚至可以跟那个南京姑娘一样,把抑郁这种东西从情绪中分离出来,从概念化到物化,从物化到拟人化。就像她时常感觉到的:“高兴的时候它躲在角落,不高兴的时候它就来陪你。”如果人的内心是一座城,那么抑郁的人每天都迷失在最阴冷昏暗、犄角旮旯的胡同里,探寻着人性中最黑色的部分。这些都是我在恢复正常之后,以一个有过经验的旁观者的角度发表的看法。我清楚地记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恢复的。但我很难说明原因,因为这个原因像是在开玩笑。那是在一个阳光普照的大晴天,我看了一眼太阳。好了。

我甚至不敢相信,纠缠了我一个月有余,让我丧失起床理由的抑郁情绪,让我逐渐忘记梦想追求的抑郁情绪,连看我的终极治愈片——《肖申克的救赎》都无法挥散的抑郁情绪,就这样被一个大晴天里的大太阳给终结了。

我看着那个孤立在阳光下、似乎和我毫无干系的暗影,甚至懊恼未能来得及洞察丝毫蛛丝马迹,以便下次使用或者作为经验广为传播。

几天之后,等这份欣喜若狂散去,我似乎理出了一点儿头绪。有一部名叫《美丽心灵》的电影。身患妄想型精神分裂症的小约翰·福布·纳什,自打进了常春藤盟校,就没停止过妄想。他首先幻想出一个室友,继而幻想出一个让他为国家破译敌人密码的军官,最后幻想出他室友的女儿。这三个人从未停止过迷惑他的心智、扰乱他的生活,终其一生出现在他所在的任何地方,包括在他领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奖台上。但最终,纳什找到了对付他们的方法。我的方法和他一样,在经历了心绪的无尽翻滚和重组之后,这个方法显得那样质朴简洁——静静地任它去。

我无力就“抑郁”这个重大的命题推进任何宏观理论,我也无法就“意义”这种东西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思考。但我知道,怎么着都不对,另一层意思是怎么着都对。共勉。

是你保质期太久,还是我太贪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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