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成就感(1)

　　成就感是即将步入四十岁的女性的第三项核心价值观。在这个年龄活得精彩的大多数女性，都觉得自己在某一领域是专家，无论是与朋友或家庭成员保持健康的关系，打网球或弹吉他，烹饪或绘画，撰写商业计划，追求成功的职业，组织慈善活动，或是以上多个领域都很擅长。当然，她们是在多年的练习后才获得了这些专业技能，甚至是经历了一些已宣告失败的丢脸的时刻。

　　根据《摩尔》杂志最近的一篇文章，女性进入四十岁以后，一个令人惊喜的好处是可以获得很大程度上的控制感。米尔斯学院纵向研究项目从1958 年开始跟踪研究北加利福尼亚一所著名私立女子大学的一百名毕业生，一直持续了五十年。研究表明，女性在四十多岁早期会出现“信心膨胀”的现象：感觉到力量、工作效率高、独立、自信和满足。相反，她们在二十多岁和三十多岁时不安全感很强，“老是振作不起来。”另一项长达十年关于七千名二十五岁至七十四岁美国成年人的独立研究也证实了这个发现。该项研究的负责人称，女性“掌控局面的感觉在中年时达到巅峰。”第三项研究的对象是罗切斯特大学的三百八十二名毕业生。研究发现，事业（意味着感到强烈的掌控力）和身份认同感（即强烈的自我认可）在进入中年后达到高峰。

　　无论你擅长唱歌哄孩子安然入睡、为他人提供咨询意见、烘烤点心、写小说、管理团队、玩垒球、安慰不满意的伴侣、生日宴会，还是擅长复位摔伤的腿、在困难时期让自己安然度过，这些都是自豪和正面自我形象的源泉。

　　但这里有一条忠告：尽管在逐渐衰老时拥有控制感对一个健康的自我非常重要，但无休止地追求成就感也可能让你掉入陷阱。今天，女性面临的主要挑战不是人们期望我们做得太少，而是期望我们把四十八或七十二小时内的生活内容塞进二十四小时内完成。人们认为我们应该达到这样的高标准。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可以想想一个有成就的女性的定义。她不一定要有“完美”的丈夫、房子、汽车和孩子，也不一定要自己创立一家资产几百万美元的高科技公司，或成为当地最大的律师事务所的高层。她只需要是一个了解并欣赏自己的能力、同时能看到其他女性力量的女人。

　　七、我会做得足够好吗？

　　我五岁时，父亲三十五岁。他长着一张娃娃脸，作为驻白宫记者，在全国广播公司（NBC ）晋升得很快。那一年，他升职到《今日秀》节目当主持人，我们开着我们家最贵重的家当——深绿色的旅行车——搬家到了纽约市，还带着我们的猫。

　　在曼哈顿的新公寓里，我躺在印有印第安图案的床上，这床让人想起我父母来自南达科他州的贫寒出身。母亲坐在我身边，为我读经典儿童读物《小火车做到了》。这本书讲述了一辆蓝色小火车通过不断地对自己念咒语“我认为我能，我认为我能”，成功地将沉重的货物运输出危险的山岭的故事。这本书的主旨非常明显，即使对一个五岁孩子来说也是如此。努力工作，你就能成功。这是我父母当时认同、直至今天仍然信奉的信念。他们向妹妹和我灌输不论目标大小，坚定的决心和自我约束对于实现目标的重要性。当然，父母的言传身教，以及他们自身获得的成功，对我们这些孩子们有着巨大的影响。

　　到纽约后，我开始注意到，父亲是一名重要人物。我并没有把他看成名人，但认识到他的身份给了我们一些参加重要活动和享受特殊待遇的机会。比如，我和家人去观看了1977 年世界职业棒球大赛，那场大赛里扬基队的雷吉·杰克逊连续三次击中，打败了道奇队。我骑在父亲的脖子上和黑压压的人群一起围着杰克逊，找他签名。而母亲作为一名成功的运动员和女商人，时刻表现出那种不屈不挠的“我认为我能”的精神。

　　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父母明白地告诉珍、安迪和我，我们非常幸运地获得了优越的教育和许多机会，而这些是许多人——包括他们自己——在我们这个年纪时不曾拥有的。但他们强调布罗考家族的女孩子应该在这个世界有自己的特质，不能依赖家庭和社会地位。

　　举一个例子，可以体现我的父母如何给我们灌输他们的价值观。每天晚饭后，父亲都会给女孩们分配三项家务活。第一项是洗餐具，第二项是把餐具放进洗碗机并清洁坛坛罐罐等炊具，第三项是把明早早餐的桌子摆放好和倒垃圾。他每周给我们零花钱作为鼓励，但他同时明确告诉我们得努力干活并守规矩才能争取到在餐桌上吃饭的机会。

　　过了这些年，不知道为什么，“我认为我能”这句话仍一直萦绕在耳边。每次我面对失败——甚至成功——我都会陷入自我怀疑。我足够努力了吗？我是否尽了全力？或哪里出错了？我有不足之处吗？我常常觉得自己远达不到家庭的高标准。我还“不够好”。

　　我十几岁的时候，情况相当典型。我上学，参加课外活动，和女孩们成天煲电话粥说些无聊事情，周末和她们四处晃悠。和这个年龄其他孩子最大的不同是，我当时有脊柱侧凸的问题。从十三岁到十六岁，我每天二十三小时穿着塑料支撑架矫正身形。而我的姐妹们高中毕业后都进入了最好的大学，父亲是全国广播公司晚间新闻的男主播，这以后的二十二年间他一直担任这个角色。母亲著有几本党政主题的书。他们都是典型的成功的完美形象。我在这个家庭中看起来是多么不完美啊。

　　当然，我的父母并不这么认为。他们给了我难以置信的支持和鼓励。他们强调，尽管面临支撑架的不便和丢丑的风险，但我应该抬起头来，专注于自己能取得的成就。换句话说，我不能因此就不尽最大努力，并使他们为我感到骄傲。

　　但二十多岁时，我真正地感觉到“我认为我能”这个咒语逐渐失效了。珍正成为一个医生，安迪在音乐行业做得非常不错。而我觉得自己仿佛没穿救生衣在无边的大海中游泳。我不确定自己在生活中想要什么。1993 年，我去了日本。尽管那段时间我学习了一门新的语言，把自己浸泡在全新的文化中，我仍然缺乏自信，觉得不满意。我动力不足吗？我是在努力达到自己的目标吗？不，我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目标在哪里。

　　二十四岁时，我第一次出现惊恐症的症状。我当时在洛杉矶度假，有时和妹妹安迪一起出去玩，拜访住在奥兰治郡的几位亲戚。一天下午，在去看望祖母的405 号高速公路上行驶时，我突然发现自己不能呼吸了。我赶紧把车开到紧急停车带停下来，无比惊恐地坐在车里。高速路上的汽车在一旁疾驰而过。我脑海里出现了急救室。那时还没有手机，因此我就那样一个人待着，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就要死去。

　　终于，我努力冷静下来，开车到了一个付费电话亭。我给安迪打了电话。当向她描述刚才发生的事情后，她马上说：“噢，是惊恐症。”

　　我大吃一惊，问：“什么？你怎么知道？我也可能是肺衰竭！”“不是，”她说，“珍过去经常这样。你在哪里？我来接你，带你去看医生。”

　　我告诉了安迪地址，十五分钟后，她过来把我接走了。医生证实了她的说法。最后，我终于可以深呼吸了，并从短暂的接近地狱的经历中解脱出来。但接下来怎么办？我原定两天后要返回日本。医生开了几片安定让我在飞机上吃，我就这样走了。我们没有去深究这次惊恐症的原因和根源。

　　我又在日本待了几个月，仍然很困惑。我搞不懂那些意外发生的事情，也没法对由此给我带来的不安满不在乎。春天时，母亲来看我，这时我一下子崩溃了。我向她讲述了大学后对生活的迷茫，告诉她我不知道下一步怎么走。母亲鼓励我回到美国。就这样，在二十四岁时，我重新和父母生活在一起，没有工作，体重超重——在东京喝了太多的白俄罗斯鸡尾酒。我觉得自己一事无成。

　　我感到自己在家里其他人眼中很没价值，而他们都在继续沿着越来越成功的道路前进。汤姆·布罗考担任主播的全国广播公司的晚间新闻成了尼尔森收视率排名第一的节目。母亲在开始骑马仅仅五年后就在新骑手大赛中获胜。珍不仅成为了急救医生，还和一名在医学院认识的出色的男士结婚了。安迪成为了百代唱片公司一名很酷的摇滚歌手。

　　需要说清楚的是：父母和姐妹没有做过任何事来责难或者妨碍我。相反，他们一直努力帮助我找到自己的生活道路。马后炮地说，我本来可以听取他们无数次的建议。但我知道必须自己找到出路。我把“我认为我能”的咒语抛诸脑后，开始行动。我采用了珍妮·格雷格的减肥食谱，达到了理想体重。我上了研究生院，几年后在曼哈顿开了自己的心理治疗诊所。惊恐症慢慢离我而去。

　　直到今天，我仍在同不良的感觉斗争，尤其在自尊心受到打击的脆弱时刻。我担心自己达不到家人所取得的成就那么高的标准。他们中没有一个人看过心理治疗医生，所以我常常觉得自己的职业选择没有足够的价值。我还没有自己的家庭，而安迪和珍已经有了，因此我觉得自己好像在个人生活方面也有所欠缺。在最低落的时候，我想，我对自己的生活做了什么？

　　当这些感觉涌来，我开始出现恐恐症时，我提醒自己要回归到自己的价值。什么对我最重要？我听取了自己的心声吗？我们都在各自的道路上，有着各自的幸运和挑战。我专注于自己能掌控的领域，包括作为一名心理治疗医生和教练，参加三项全能运动，把摄影作为第二职业，周围有支持我的很棒的朋友，同时让自己成为我的狗狗——印加和BB ——最好的主人。然后，我深呼吸一下，告诉自己我做得不错。这样一来，惊恐症就慢慢消退了。

　　足够就是足够

　　谈到成就感，对很多女性来说，核心问题是：怎样才能学会欣赏当下已经足够好的自己，同时又不降低想要取得的成就的标准？在生活中的某些领域，我们的确希望能有掌控感，这有助于心理健康和积极的自我肯定。

　　同时，我们不想伤害自己。如果我们变得过分以成就为导向，可能会偏执地认为必须在生活中取得巨大成功才是有价值的人。我们可能会浪费精力和力气去感受自己“不够好”。或者我们会花过多的时间集中思考攀登下一座山峰，而忘了停下来，欣赏眼前所在山顶能看到的风景。

　　关于现代女性应该是什么样、做什么事、拥有什么、认为自身“足够好”的社会标准，在过去几十年内一直在变化。关于该努力去获得怎样的成就，我们接收的讯息错综复杂。这是妇女解放运动的负面效应。我们有了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极大自由，结果却很难界定什么才是“成就”。

　　面对这些互相矛盾的讯息，我们很容易困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最终要向内心寻求答案，树立起自己关于足够好的标准的原因。我们一开始可以这样问自己：“我想要在生活中获得什么成就？”“什么让我对自己感觉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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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蒂提供了一个人在觉得自己不够好（甚至不值得被爱和友好对待）时会发生什么状况的例子。但同时，她也证明了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可以慢慢调整，意识到自己的价值，从而改变自己的生活。基蒂二十二岁时嫁给了一个在情绪上，并且偶尔在身体上有点儿虐待倾向的男人。他对她大吼，完全无视她的情绪。他们共同育有两个孩子，因此基蒂坚持和他生活了很长时间。四十四岁时，她觉得已经受够了。她告诉丈夫她想离婚。当她真的着手离婚时，丈夫差点儿杀了她。基蒂不得不忍受难熬的审理，把前夫送进了监狱，尽管她在整个过程中一直受到创伤后紧张症的折磨。但基蒂因自我评价过低带来的麻烦远远没结束。四年后，她嫁给了自己认为是“白马王子”的人，结果发现他是个性瘾者，经常偷偷溜进树林，去给那些花钱找来给他当“模特”的女人拍照片。“我自己写的离婚诉讼书。”基蒂自豪地说。与此同时，基蒂两个十几岁的孩子变得“越来越疯狂”。他们尝试毒品、逃学、伪造成绩单，完全不尊重她，她的生活变得很痛苦。其中一个儿子，像他们的父亲一样有暴力倾向，把妹妹和基蒂推来搡去。她不得不把他赶出家门。“这是件非常难的事情，”基蒂说，“太糟糕了。”

　　基蒂快五十岁时，这些事终于快结束了，这促使她仔细回顾自己的生活。当时，她觉得受够了。她去咨询，寻求改变生活的方法——这确实有用。基蒂说：“我总是被人告知我很愚蠢，没有价值，一事无成。但治疗医生告诉我，实际上，我已经做了好多事了！”心理医生让基蒂和孩子们一起练习。“我按照她的要求做，就会有效果。”基蒂说，“她将会说：‘你是我一个成功的例子。’”基蒂在生活中第一次感觉足够好。

　　今天，五十九岁的基蒂微笑着说：“我经历了很多。人们都不知道以前我经历的事情。”她有了一份热爱的工作，在一所公立学校当办公室主任。她攒了足够的钱，几年前就买了一套自己的房子。她有很多支持自己的闺密朋友。她看起来很棒，规律的锻炼让她保持了良好的体型。最重要的是，她对自己、对在生活中获得的成就都有非常积极的感觉。

　　对于那些处于类似境况的女性——她们正在努力爱自己，并开始真正相信自己的价值——基蒂想告诉她们：“接受心理咨询！无论这是否有用。去试试。”她停了一会儿，“我对那些觉得自己不够好的女性说：‘你知道吗？你是一个强大的人。你比自己以为的更强大。你要相信这点。你要相信自己。”

　　冒牌货情结

　　多年来，我意识到自己一直受到冒牌货情结的困扰，总是过低

　　评价自己的专业能力，担心某一天世界将发现我是个骗子。比如，即使拥有社会学硕士学位和十年的咨询治疗经验，但拿到出版本书的合同时，我想，他们会完全看穿我！他们会意识到我不是个专家！

　　作为一名心理治疗医生，我知道这种倾向是一种有名现象，通常被称为“冒名顶替综合征”。这是女性觉得不够好的另一种方式。显然，以成就为导向的女性认为自己配不上所获得的成就，即使这是她们通过辛勤努力获得的，这种现象并不少见。我们经常都会觉得自己是冒牌货。

　　这个问题的部分原因在于，女性倾向于把成功归于外部因素，比如友好的老板或好运当头。但是，我们却把失败归因于自己的缺陷，比如智商不够或自我约束不够。因此，我们必须有意识地努力修正这种想法。不能认为我们无法获得来之不易的成功，或者应该失败。我们得有意识地觉得自己已经足够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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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玛丽·金·布鲁斯特是一位五十二岁的，有着韩国和高加索血统的，非常迷人、热情、优雅的女士。她是一位心理学博士，对觉得自己不够好这种感觉非常熟悉——尽管她获得了很多成就。她的经历提供了一个深刻的例子，说明文化预期和社会讯息在一个人的成就感中扮演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