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达尔文改变中国

　　要是评选其思想对现代中国影响最大的外国人，恐怕不是马克思，而是达尔文。从小孩到老人，几乎所有中国人都承认进化论的生存法则，都能朗朗说出“发展才是硬道理，落后就要挨打”这样的句子。

　　达尔文一生没有踏足过中国，他的学说在自己的祖国甚至受到抵制和怀疑，为什么中国人那么喜欢他？那么轻易地就接受了他？

　　汉学家浦嘉珉写了《中国与达尔文》这本书来回答以上的问题。

　　达尔文学说进入中国是在晚清，当时，中华文明在坚船利炮的轰隆声中，突兀地、被迫地进入世界近代化语境，开始了第一次全面的自我怀疑。儒家乐观主义忽然无法自圆其说，天变了，道自然也要跟着变。

　　那个时代最精英的头脑开始选择出国留学。晚清留学生急切地想要把学习到的西方思想，作为艰难时世的圣经引入中国，可他们对“真经”的认识，多多少少会由于这种恨铁不成钢的心态而导致偏差。

　　严复把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翻译为《天演论》，引入中国。严格说起来，严复的老师，并非达尔文，而是社会学家斯宾塞。斯宾塞在达尔文《物种起源》发表之前七年，就提出了社会进化的思想，认为进化是一个普遍的过程，他认为人有优等种族和劣等种族，劣等种族应该在竞争中被淘汰。

　　严复读到斯宾塞的著作，顿时觉得找到了中国落后的原因，就是因为缺乏“物竞”而导致的积贫积弱。中国自古不喜“争”，严复就发觉必须斗争，如果旧制度在斗争中失败，那么就说明它本身是落后的，该被淘汰。

　　在翻译《天演论》的过程中，严复不自觉地在其中加入了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私货”，又背叛了斯宾塞反对政府干预，提倡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原旨。

　　对达尔文学说最大的异化，来自梁启超。梁启超是《天演论》的第一批读者，他对其中的学说大感惊奇和兴奋，他首先把《物种起源》中关于物竞天择的理论，简单理解成为了种族理论，在《时务报》中写道：“彼夫印度之不昌，限于种也，凡黑色、红色、棕色之种人，其血管中之微生物，与其脑之角度，皆视白人相去悬殊。唯黄之与白，殆不甚远。”

　　随着梁启超慢慢接受了种族优劣的学说，他又开始进一步反对“天赋人权”的说法，在《现今世界大势论》中，梁启超阐述天下只有强者有“权利”，无平权，把“绝对强者逻辑”强调到了极致。

　　随着梁启超等人对达尔文学说的推崇，诸如杨度“金铁主义”的学说也开始在中国深入人心。所谓“金”就是黄金，“铁”就是铁炮。这些愈发加深了对“强者为王”这一理念的强调。

　　事实上，中国对于社会达尔文主义并不是没有反思。

　　1912年5月7日，辛亥革命后几个月，孙中山讲话中说：“二十世纪以前，欧洲诸国，发明一种生存竞争之新学说……此种学说，在欧洲文明进化之初，固适于用。由今视之，殆是一种野蛮之学问……诚以强权虽合于天演之进化，而公理实难泯于天赋之良知。”

　　然而，这种反思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1917年，十月革命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达尔文学说和马克思学说殊途同归，都是认为“竞争”（马克思所说的“斗争”）在社会变化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历史是前进的，新的推翻旧的，凡是新的，必然是进步的——共产党在马克思学说中找到了“造反有理”的理论基础，才能如此理直气壮地喊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浦嘉珉认为，到了中国之后，达尔文“使暴力变革和暴力革命合法化”。

　　就这样，达尔文在中国的传播，以一步步加剧异化的过程，构成了中国人现在的价值观：“谁赢就跟谁”“国家之间的竞争就是综合实力的竞争”。力量取代了道德，成为了社会权威的标杆，达尔文花了极短的时间就改变了中国。

　　2012年7月

　　附记：

　　这篇文章是为《中国与达尔文》一书所作的书评。书很厚，但是非常有意思。作者浦嘉珉研究了达尔文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过程，尤其是原典被翻译者严复“夹带私货”地做了改动，其后又被梁启超、康有为等人异化，然后，变成了如今中国几乎人人接受的真理。作者认为被异化的达尔文学说，是此后革命派行动的思想来源，也为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传播铺平了道路。

　　博尔赫斯有一篇晦涩的小说，叫做《〈吉诃德〉的作者彼埃尔·梅纳德》，小说的主人公梅纳德是一位当代作家，他认为《堂吉诃德》“起初是一本有趣的书，现在却成了表现爱国的精神、文法的傲慢、奢侈的豪华版的工具”。于是，他花了漫长的日日夜夜，去重写一本早已存在的书。他对原作进行了看似毫无改动、实则差之千里的修改。

　　梅纳德是一个虚构的人物，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面对一些早已接受的常识时能否做到毫无质疑？《道德经》的作者是谁？《礼记》到底写于何时？《论语》的内容哪些属于孔子，哪些是后人添上的？

　　是否存在一种可能：我们笃信不移的典籍全是虚构的？或者，至少是被扭曲改写过多遍的？我们奉为神明的，其实是无数个伪经制造者。这种可能性，让我觉得可怖的同时，也觉得异常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