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经世致用，现代管理之道(6)

　　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总结出战略的特性和对战争胜利的重要作用，对我们进行战略管理的研究有重要的启发作用。根据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的论述，有人将他的战略思想进行了总结，具有如下特点：①具有鲜明的指向性。是指指导并约束行为的策划纲要所基于的战略思想基础上的战略方针，原则上所具有的鲜明动机指向和目标定位。②具有相对的整体（域）性。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指出：世界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国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个独立的游击区、一个大的独立的作战方面，也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凡属带有要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所以，我们对点、线、面的深度和广度、层次和秩序的确定，确立了单位服从整体，整体服从全局的思想观念；点、线、面的有机配合，既有效满足了基于全局的战略方针，又不失相对于全局的单位整体的灵活。③具有相对的时段性任何事件或事物，没有绝对的长久和久远，均受所处时段、地域、环境和当时自身条件的制约，超出当时的主、客观因素的判断和预测，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各类因素的演化而逐显蜕化和陈旧，时间越久这种差距越明显。因此，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不可控因素，就要根据不可控因素的变化对可控因素进行不断的改革和创新，才能保证达成目标行动的顺利实施；宏观上的整顿和调控，则是基于相对实际阶段根本性的校正。所以说：战略具有相对的时段性。④具有相应的前瞻性。因为战略是阶段性的宏观行动纲领，而在调查和确定这个纲领的时间只能是基于阶段初始时已存在的各相关因素，这就要求纲领的确定必须能够适应初始时间以后阶段的未知因素。因此，要根据初始时的因素基于经验来判断和预测尚未发生或可能发生的事物，就要有相对于时间段的超前意识，也就是相应与时间段的前瞻性。⑤具有可持续发展性。战略是立足并基于起点的、对各有关要素进行分析、判断和预测后制定的相对于以后相当延长期限的宏观谋划，则在以后相当的延长期内必然存在着一定的客观差异。为了修正差异，就要在基于不可控因素的基础上对可控因素进行持续不断的改良和创新，以适应不断变化的不可控因素。这种为适应不可控因素而基于可控因素上的持续不断的改良和创新，就是基于上的持续发展，也就是战略的可持续发展性。⑥具有基于实际的可行性。脱离了实际的战略规划，也就失去了实施的价值和意义。战略规划的制定必须是基于现实并超出现实，然而又要控制在计划时段内力所能及的范围，这种基于实际的可行性是战略规划必须准确把握的尺度，也是其必备的量化特征。⑦具有适当的可伸缩性。战略的制定，就是为了有机的利用自身优势克敌制胜，最终使目标达成。然而，战争的局势千变万化，或攻或守，或撤退或迂回。所以，战略的制定，要考虑到各方面因素，既有进攻的策略，又有防守以及其他策略，不打无准备之仗，使运筹帷幄，始终处于掌控之中。这就是战略的可伸缩性。⑧具有相关时段多种相关因素的基本特征。所以，每个战略的制定，必然是基于当时的客观背景，或胜或败，均离不开当时的背景因素，因而，必然具备当时背景因素的基本客观特征。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仁和为核心

　　【子曾经曰过】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论语-为政》

　　【智者感悟】

　　“如果使用政令去引导百姓，使用刑法来约束他们，老百姓只是求得免于犯罪受惩，却失去了廉耻之心；如果用道德教化引导百姓，使用礼制去统一百姓的言行，百姓不仅会有羞耻之心，而且也就守规矩了。”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孔子主张以道德来领导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让每个人都不断的提高自己的道德涵养，用礼仪和道德来教化民众，使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种无形的精神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并自动自发的去做，无形中做错了会有一种内疚，有一种惭愧，有一种羞耻的心情，在这种内心精神的约束下，不敢做不道德的事情。在孔子看来，政治管理是一种教育，目的是为了让人们有品德、有礼貌。而这一点的前提是管理者必须能够担任这一教育角色，也就是做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孔子一面主张“德治化管理”，强调通过道德的教化来提高人们的道德自律性，从内进行管理，使之能自觉遵守社会规范，达到管理的有序化；同时，还主张必须要用“礼”的规范来约束人们的行为，从外进行管理，使用一定程度的强制手段来实现社会管理的目标。儒家以孟子为代表的思孟学派强调的人内心道德，向内求索，发挥了孔子管理思想之中的德化管理，以荀子为代表的“礼治”思想则发挥了儒家的制度化管理模式，强调外在的适当管理与强制。后来被弃学生韩非发展成法家思想，彻底放弃管理之中的道德约束，完全以法律、制度和暴力的外在强制为管理手段，走向了极端。实际上只有将内在的道德管理与外在的礼法管理统一起来才能达到“有耻且格”的目的。

　　中国一向有“礼仪之邦”美誉，儒家十分重视“礼”在管理活动中的作用，并认为“礼”是管理者修养的标准，治民的标志，治国的依据。“礼”是外在的道德规范，在现代文明经商的社会里具有更广阔而丰富的内涵。“礼”是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基本范畴，泛指各类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相对内在的道德感情和伦理思想的“仁”而言，“礼”是外在的伦理行为与社会制度，它起到调节人际关系，达到社会和谐安宁的作用。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不懂得“礼”就不懂得协调人际关系的行为规范，就不能立身处世，就不可能获得事业的发展和进步。荀子更是重视“礼”的管理作用，他提出“隆礼重法”的管理原则，他指出：“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荀子·议兵》）还说：“故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荀子·王霸》）同时，荀子还强调用“法”来加强约束性管理，他说：“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荀子·性恶》）荀子认为，必须通过礼义的教化和法律强制的约束，才能使合于善，达到对国家的治理。可见，在礼的规范中的约束性以及礼节仪式的规范性中，也存在有不少具有的管理价值和意义的东西。

　　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礼”作为一种道德行为规范，作为一种文化，还有没有它的价值和意义呢？“礼”是人类文明的表现形态之一，是规范人的行为、解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这就要求在管理中，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务必要讲礼貌、礼节、礼仪等。现代的商品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经济形态中相对较高的一种文明形式，同样需要讲“礼”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要求；同时，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亦称“礼义之邦”，有讲“礼”的优良文化传统。更为重要的是，“礼”在现代管理中有着卓越的表现，为现代管理提供了新的活力。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新的商业文化也随之发展起来，“礼仪”在管理实践、经营活动、旅游产业以及服务行业中越来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因此，继承和弘扬我国传统的礼仪文化，不只是继承其形式，更要继承其中有价值的内容，为建设适合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礼仪文化吸取营养，为发展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服务。

　　孔子强调，人的行为要“约之以礼。”（《论语·雍也》）人生活在社会中，其行为必然要受礼的约束，否则就会走向反面。所以孔子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乱，直而无礼绞。”意思是说，一味恭敬而不懂礼法就会烦劳、忧愁；过于谨慎而不懂礼法就会显得胆小怕事；只知道勇敢而不懂得礼法的人就会鲁莽惹祸；心直口快的人不懂得礼法就会伤人。可见，恭敬、谨慎、勇敢、直率，如果不讲礼貌，不受礼有约束，就会变得不文明，甚至不道德，造成人际关系的紧张，破坏了人际之间的和谐。这在企业内部管理显得尤为重要，企业内部应该建立起“礼”文化，以此促进企业内部的人际和谐。企业形象并不是空中楼阁，企业形象建立在员工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之上，员工代表着企业，员工的形象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企业的形象。礼貌待客、文明经商应是企业每位员工的责任，企业员工言谈谦和可亲，彬彬有礼，举止端庄，仪表整洁，饱满的精神风貌是一个企业内在的精神财富，是无法效仿的。

　　在古代管理实践中“礼”是重要的约束机制，而在现代管理中约束性主要是通过规章制度来实现的，因此建立合理的、科学的、系统的、适用的规章制度是现代管理中不可缺少的。“礼”既要体现“仁”的精神的，还要体现对人的约束作用，二者不可偏废。所以现代的规章制度同样要注重规章制度所体现的内在精神和对员工的约束性，保持两者的平衡，最为重要的是，规章制度是否反映了管理的规律性。如果规章制度订得合乎规律，它不仅可以起到行为规范、行为导向的约束作用，还可以起到和谐人际关系，增强企业文化内蕴的作用；相反，如果规章制度订得不合乎科学，既束缚人的作用，还破坏企业员工内部的和谐。规章制度必须要具有约束性，但绝不是为了约束而约束，约束的目的是为了规范人的行为，达到人的行为的自觉性以及人与人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的有序和协调，从而达到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社会财富的目的；忽视规章制度的建设是不对的，但是如果仅仅只重视规章制度的建设，而忽视人的因素，忽视对人素质的提高，忽视人的能动性也就陷入了片面性。

　　“礼”不但包括自尊，还包括尊重他人。自尊和尊重他人也是一个人立身处世的根本。这在管理中想的很重要，更是企业文化所应努力的方向。对于管理者来说尊重属下和员工显得更为重要。《礼记·曲礼》说：“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虽负贩者，必有自尊心，而况富贵乎！”《孝经》说：“礼者，敬而已矣”。“自卑”是卑谦的意思。尊敬他人是人际交往的最基本的准则。儒家强调人的价值和尊严，所以它不但十分强调爱人，还强调“尊人”和“敬人”。自尊表示一个人的尊严，表示自己对自己尊严的肯定；尊重别人表示对他人人格尊重的一种肯定。真正的自谦是对自己人格尊严和能力肯定，也是对他人尊严的肯定。一个没有自谦和自尊的人，首先是对自己尊严的否定，也是对别人的不尊重。自谦和自尊都是一种礼貌，是一个人的人格修养。为此儒家十分推崇自谦。《周易》十分推崇自谦之德，谦卦的卦是山在地下，表示谦恭之意。卦辞为：“谦，亨”。为人谦和，则万事亨通。九三爻辞说：“劳谦，君子有终。”有功劳而又谦虚的君子，其前途大吉大利。象辞说：“劳谦君子，万民服也。”有功劳而谦的管理者、领导者，则万民信服其管理。在儒家看来，自谦属于礼的范围。人只有遵循礼，并且按照礼行事，才能保持自尊，同时也才能尊重他人。孔子强调的“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正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一个人如果不用礼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就不能成其为一个文明的人，恭敬、谨慎、勇敢、刚直本来一种美德，但是，如果不用礼来加以规范，就会走向反面。所以，孔子说：“恭而无礼则劳（烦劳），慎而无礼则葸（胆小怕事），勇而无礼则乱（祸乱），直而无礼则绞（尖刻伤人）”。（《论语·泰伯》）恭而无礼、慎而无礼、勇而无礼、直而无礼都会导致对他人的不尊重，最终也会导致别人对自己的不尊重。因此，自尊和尊重他人的前提就是用礼规范和约束自己的行为。

　　孔子的学生有子曾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礼的重要作用，就是要讲中和最为可贵。儒家“礼之用，和为贵”的管理思想是建立在一种宇宙普遍法则的基础之上的。所谓“和”包含了宇宙自身要素的和合、人与自然的和合、人与社会的和合、人与人之间的和合。儒家的“礼”运用了这个宇宙的法则，强调社会的和谐与和合。“和”是要通过礼来加以调节才能实现，没有礼的调节就不能达到人际之间的和谐与合作。所以，古代的君王治理国家时，十分重视“礼”的管理功能。儒家用礼来管理国家，其目的是企图实现社会和谐的管理目标。

　　“和为贵”，句出《论语》，类似的古训很多，和为贵、和气生财、和气致祥、和衷共济、家和万事兴，百忍堂中有太和，都是说的“和”。儒家“和”的思想为企业文化的建设与管理提供了思路。儒家的“太和”观念，包含着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以及自我身心的和谐。儒家是通过道德学达到自身的和谐，再推广到“人与人的和谐”。“和”是宽容主义精神的表现，和睦的人际关系，和谐的社会环境，对于人的生存和发展，对于企业的和谐发展都是至关重要。“和”指宇宙中不同事物、不同要素、不同因素之间相互作用而达到的和谐与统一，它相当于现代哲学中说的“矛盾的同一”。“同”是指相同事物之间没有内联系的、机械的组合。“和实生物”指事物内部的不同因素、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就达到内部的和谐与协和，就能促进事业的发展。“同则不济”，如果没有矛盾的同一，绝对的无差别的同一，就没有生命，没有动力，就不能促使事物的发展。“和为贵”是非常辩证的思考，它承认矛盾的存在，而不是否认矛盾；它承认任何管理客体内部结构的复杂性、多元性、多层次性；人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利益趋向的不同等等。管理者的任务，就是把组织内部的各种矛盾、各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利益追求都协调起来，统一起来，形成一股合力去实现组织的目标。没有不同意见的争鸣、磋商、讨论、综合，就不能找到最佳选择点，就不能达到优化的决策，因而事业就不会亨通。企业领导的责任，是如何把不同意见，不同的看法，各种不同的矛盾，谐和起来，找他们之间中间点，这是领导者领导艺术。“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周易·系辞上》）二人同心协力，则无往而不胜。“同心之言，其臭（气味）如兰。”（同上）心意相投的语言，其气味像兰花一样的芳香。即容易产生共呜，达到行动的一致。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导者或管理者，在任何时候，不论是在顺利的时候，还是在困难的时候，都要坚持谐和一致的原则。人多本应是力量更大，如果组织协和得好，就如同贾谊说的“刚柔得道”。系统论的整体性原则，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刚柔得道，和合声调，必将产生新的动力。如果，相反就是乖缪，就是不谐和，力量互相抵消，没有力量。一个和尚担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就清楚说明一个组织内部不谐和的结果。所以，“礼”的作用就是改善人际之间的关系，就是人人都遵纪守法，各个人自觉履行自己的义务，各人按自己的职分，按自己的分工去办事。大家都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为了企业的集体利益，为了国家的现代化，都和谐一致地努力工作。

　　综上所述，儒家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精华，包含有十分深刻而又丰富的管理思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应当按照胡锦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的要求，深入发掘儒家传统文化的内涵，从中获得符合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和现实需要的启示，并创造性地应用到我国管理实践中去，从而更好地作用于中华民族的稳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