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为官之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2)

　　得与失在事业发展中皆属正常，胜与败更是兵家常道，几分超然，几分大度，放心胸于天地间，置得失胜败于坦然处；留一步路宽，让一分人前，学会“释怀”方见天地宽。

　　7、英雄屈身，忍辱示弱

　　牺牲掉一些个人的率性自由，多些忍受妥协，是为了和环境之间多些润滑，多乘顺风，使自己在已经够激烈残酷的竞争之中不再另添麻烦。艰难困苦，磨练英雄，终于在功成名就的同时，也将一种面对外部环境的柔顺圆融之道，内化为一种再难消失的个性风格――这是曾国藩历尽磨难后的最大收获。

　　8、以守为攻，圆融处世

　　忍让也是有境界之分的。曾国藩的忍让，不是压制自己、克制自己的那种忍让，而是在尊重客观条件的同时而又不放弃主观追求，旨在谋求自己去适应客观规律的那种忍让。这是对天地间万事万物及其大道理有所觉悟之后，才拥有的十分圆融的一种立身处世态度。这里面包含着一种难得的“中庸”精神。

　　对于我们来说，要以中庸之道处世，以逍遥之道处心；以出世的态度做人，以入世的态度做事。用儒家思想进取，以道家智慧炼心；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在变动不居的人生道路上左右逢源，洒脱自在，始终不失精神依托。

　　光明磊落，正气凛然，行天下之正道

　　【子曾经曰过】

　　“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

　　-------《论语.卫灵公》

　　【智者感悟】

　　孔子说：“君子庄重而不与人争执，合群而不结党营私。”

　　从古至今，以今及古，凡正派人，公道率真，，方正坦荡“君子不党”。所以儒家认为党必为私，党必为过，党而不仁。对于结党之祸，无论是从儒家的理论上，还是后来的历史经验都证明应该避免之！当然，这并不是说当官就一定要特立独行，不与人来往，没有朋友，而是说为官要做到和而不同，群而不党！

　　儒家认为君子是光明磊落的，正气凛然，所以君子不应该结党，而作为为政者更应该以天下大公之心为万民谋福祉，行天下之正道，作万民之表率。儒家反对个人结党，尤其是反对在位的官员结党，而提倡君子不党，主要是为了防止小人在一起拉帮结派，“群居不义”，寡廉鲜耻，无恶不作。如小人“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就是说小人聚在一起难免要抱圈子，拜把子，拉关系，搞宗派。所以孔子认为，“人之过也，各于其党。”（显仁篇），说的就是这回事！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个人身上的毛病、过错，往往与他周围的人有关系，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民间谚语说，“鲇鱼找鲇鱼，嘎鱼找嘎鱼”，以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就是说明人们有为了私利而结党的倾向，如果这种情况出现在官场就会有以私害公、危机整个社会的危险，所以孔子对其深恶痛绝。孔子对于小人的许多经典见解，如《论语》中：“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如“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如“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等等，直至今天，也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欧阳修在《朋党论》中写的好，“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说的就是防小人结党营私，而君子同为天下而走在一起无可厚非，与“君子不党”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自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这段话的意思是：“臣听说关于“朋党”的说法是自古就有的，只希望吾君能辨识他们是君子还是小人罢了。大体说来，君子与君子，是以理想目标相同结成朋党；小人与小人，以暂时利益一致结成朋党。这是很自然的道理呵。然而臣又认为小人没有朋党，只有君子才有。这是什么缘故呢？小人所喜的是利禄，所贪的是货财。当他们利益一致的时候，暂时互相勾结而为朋党，这种朋党是虚伪的。等到他们见利而各自争先，或者到了无利可图而交情日益疏远的时候，却反而互相残害，即使对其兄弟亲戚也顾不得。所以臣认为小人无朋党，他们暂时为朋党，是虚伪的。君子就不是这样。他们所依据的是道义，所奉行的是忠信，所爱惜的是名誉和节操。用它们来修养品德，则彼此目标相同又能够互相取长补短；用它们来效力国家，则能够和衷共济，始终如一，这就是君子的朋党。所以做君王的，只应该废退小人虚伪的朋党，而任用君子真正的朋党，只有这样，才能天下大治。”

　　儒家还认为，党而不仁，仁而不党。党与仁是相背离的。党必为私，仁见为公。党见必然排斥仁见，仁见也必然遭到常见的打击，这是党必然为过的关键所在。这在后来的历史经验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历代的朋党之争就是明鉴。朋党勾结于上层进行政治活动，多以私人关系相联系，或表现为在朝者内部不同势力的权力斗争，或是在野者部分人士连结试图影响朝政。任何一个党派的利益相对于天下利益而言，都是私利。事实证明以党为公的可能性是很低的。各个朋党在相争之时，不会考虑对方在所讨论的事情、所提出的观点或解决的方法是否正确。而是一味的否定对方，肯定己方，不辨是非，不讲原则。这对一个国家而言，百害而无一利。

　　唐朝后期，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不同派别的争权斗争，史称“朋党之争”。宪宗元和三年（808），制科考试时，牛僧孺、李宗闵在策论中批评时政，抨击宰相李吉甫，遭李吉甫排斥，久不叙用。到唐穆宗时，牛僧孺曾一度为相，李吉甫之子李德裕等，指斥李宗闵主持科考舞弊，李宗闵等人被贬官，斗争更趋复杂。朝廷大臣分化组合，形成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两派相互倾轧四十余年。李党领袖李德裕和郑覃皆出身士族高第、宰相之子，皆以门荫人士，主张“朝廷显贵，须是公卿子弟”。其理由是自幼漂染，“不教而自成”。而牛党领袖牛僧孺、李宗闵等，多由进士登第，反对公卿子弟垄断仕途；在对待藩镇的态度上，两派各执一词。李党世代公卿，支持唐廷抑制强藩，因为节度使强大，影响他们的利益；牛党大多来自地方州郡，与藩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利害相关，主张姑息处之，希望朝廷承认割据事实。在对待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问题上，双方态度也相去甚远……两党争持日久，最后变为意气相攻。除去不同利害，已无明显的政见不同。如当时朝堂宦官擅权，两党争相攀附权阉，以为援助。两党交替执政，相互攻伐，使腐败的朝廷更加混乱。唐武宗时，李德裕高居相位，将李宗闵贬斥流放封州；宣宗时，牛党得势，李党皆被罢斥，李德裕被贬死崖州。宣宗时牛僧孺病死，牛李党争才告结束。唐文宗为此感慨：“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

　　下面摘录了一位学友对裴度、欧阳修和滕甫三人对“朋党”讨论的对比总结，都体现儒家气概：

　　“对君子孔子说人的毛病，各于其党人们为实现自己的私利，相互勾结，结成各自的团伙，这就是党朋。而这些党朋就被一些小人用来作为整人的工具，攻击人的炮弹。并且出现了许多为自己狡辩的论点，即中国唐宋时期的裴度、欧阳修和滕甫。裴度的“朋党”论。裴度说：“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君子、小人，志趣同者，势必相合。君子为徒，谓之同德；小人为徒，谓之朋党。外虽相似，内实悬殊，在圣主辨其正邪耳。”欧阳修的“朋党”论。欧阳修认为“君子有党”而“小人无朋”。滕甫的“朋党”论。滕甫认为“君子无党”的：“君子无党，譬之草木，绸缪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三种朋党论从字面上看似乎完全不同，实际上却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处。这三人由于当时所处环境不同，所提出的朋党观点的侧重点也就不一样。裴度耻于与小人为伍，故有“君子必与君子为伍，小人必与小人为伍”之说。欧阳修当时因为范仲淹鸣不平，被一些朝野小人诬陷为朋党，才会说出“君子有党”，而“小人无朋”之说。滕甫没有像裴度或欧阳修那样的经历，他就来得较为超脱，他所谓的“朋党”，才是本来意义上的“朋党”。但他们的论点中都强调一个共同之处，即君子同德，小人同利。君子之间的“朋党”是建立在一种广泛的，符合大众利益的基础之上。而小人之间的“朋党”则是建立在一种狭隘利益之间，完全是为自己的私利，彼此相互勾结，靠损害大众利益，来谋求个人的私利或小团伙的利益。在我们目前的社会中，这类的朋党更是遍地滋生。没有朋党，也就不可能出现目前的贪污腐化。没有朋党，就不会出现那些凌驾于他人之上的特权阶层。朋党不能等同于朋友关系，朋友之间有善恶之分，朋党之间只有利益关系，没有善恶之理念。所以自古就有“君子朋而不党”之说。”

　　唯贤是举，谦恭正直，得天下大治

　　【子曾经曰过】

　　“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

　　【智者感悟】

　　仲弓做了季氏的总管，向孔子请教政事。孔子说：“先派定各部门的负责人，赦免部下的小过失，提拔德才兼备的人。”仲弓问：“怎知道谁是德才兼备的人，从而把他提拔起来呢？”孔子说：“提拔你知道的。你不知道的，别人难道不会推荐吗？”

　　《中庸》里面记载孔子的话：“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人”。意思是说。如果由贤良的人来治理国家、处理政事，政绩一定显著；假如贤良的人不在了，仁政也就消亡了。所以，政绩的优劣，关键在人。儒家的“人为贵”思想要求把人的因素放在首位。

　　任人唯贤是儒家选拔人才的指导思想。儒家的思想中有“亲亲”的道德观念，即以亲近有亲缘关系的人为先，从而衍生了十分有利于封建王族的爵位可世袭的理论。然而，儒家又认为可以跨越固有的地位层次，不拘一格录用人才。《论语·先进》中有孔子语：“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之从先进。”就是说，宁愿先选用学了礼乐却尚无地位的人，也不愿先选没有学礼乐的卿大夫世家子弟。荀子在《王制》中说：“贤能不待次而举”，指出举贤不必考虑官职的次序。还说：“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荀子用人唯贤、不拘世袭的态度是坚决的。

　　礼贤下士是儒家选拔人才的基本思路。儒家既然重视人才，就必然关心选拔人才的“致贤之路”。儒家认为“礼”是行仁的好的规范，他们也把这种思想渗透到用人思想中来，反复指出要通过礼贤下士来等到人才。《论语·八佾》有“君使臣以礼”之句，《孟子-公孙丑上》有“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之谋焉，则就之”。孟子还说过：“用上敬下，谓之尊贤。贵贵尊贤，其义一也，”把“贤”和“贵”抬到同等地位来尊重。认为不谦逊必然会“拒人于千里之外”，得不到贤人。他在《万章下》总结道：“欲见贤人而不以其道，犹欲其入而闭其门也。夫义，路也；礼，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进一步强调了礼贤的基础性作用。总之，礼贤下士，被儒家认为是君主获得贤人的道路，是明君应具备的良好品质，是各级官员选拔人才的基本思路。从现代心理学来看，人都有被尊重的心理需要，那么，要获得贤人的信任，让贤人为我们出力，我们就应该努力去满足贤人获得尊重的需要了。儒家礼贤下士的做法是符合心理学原理的。

　　知人之后如何任用？一个正确的原则是用其所长。孔子在《论语》中说：“无求备于一人。”汉朝东方朔有一句名言：“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因此，用人最忌求全责备。宋代政治家王安石在《委任》中指出：“一人之身，才有长短，取其长则不问其短”，“薄于责人，而非匿其过；不苟于论人，而非求其全。”提倡因材施用，用其所长。具体而言，正如《荀子·君道篇》所言：“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所宜：上贤使之为三公；次贤使之为诸侯；下贤使之为士大夫。”坚持用人所长，则人人可用，各得其所，达到如韩愈在《送张道士》所谓：“大匠无弃材，寻尺各有施。”

　　一个好的领导者如果没有慧眼识英的眼力和举荐贤良的气度是很难有长远发展的，这种本领和气度或者可以使有才能的人为我所用，或者使贤者成为国家栋梁，即可以利益国家，又可以使自己多一位朋友！当然举荐人才应该以一种超然的态度，切不可以此扶植党羽，以谋私利，君子应该不党，否则有失儒者风范！儒家认为举贤也应该是为官之道。《大学》上说：“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命也；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过也。”意思是说，看见贤能的人不能推荐，推荐举用之后又不肯亲近，这是怠慢轻忽的行为；看见坏人不能拒绝、黜退，黜退之后又不能疏远他，这是错误的行为。可见举贤既是一种为官之道，更是一种为官的职责！

　　其实举贤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汉代荀悦总结出用人的十大困难：“惟恤十难，以任贤能：一曰，不知；二曰，不进；三曰，不任；四曰，不终；五曰，以小怨弃大德；六曰，以小过黜大功；七曰，以小失掩大美；八曰，以讦奸伤忠心；九曰，以邪说乱正度；十曰，以谗嫉废贤能。是谓十难，十难不除，则贤臣不用；用臣不贤，则国其国也”。（《申鉴·政体第一》）所以韩愈在《马说》中道：“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说明认识和识别人才并不是一件易事，他需要有举贤的胸襟和气魄，还需要有时识贤的本领。只有做到这样才能使千里马不至于“骈死于槽枥之间”。王符也说：“凡有国之君，未尝不欲治也。而治不世见者，所任不贤故也，世未尝无贤也，群臣妒也。主有索贤之心，而无索贤之术；臣有进贤之名，而无进贤之实，此以人君孤危于上，而道独抑于天下也。（《潜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