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十九

关于伟大的诗人们所描写的人物和性格的“完美”、“个性”和“生动明确”，人们已纪谈论得很多。同时，人们又告诉我们，“这些都不是个别的人物，而是一般的典型，”根据这句话就无需证明：诗歌作品中描画得最好的最明确的人物，仍然只是一个一般的、轮廓不明确的略图，不过由读者的想象（实际上是回忆）给与它以生动的，明确的个性而已。诗歌作品中的形象对于真实的、活的形象的关系，一如文字对于它所表示的现实对象的关系，——（无非）是对现实的一种苍白、一般的、不明确的暗示罢了。许多人认为诗的形象的这种“一般性”就是它优越于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碰见的人物的地方。这种意见的根据是事物的一般意义和它的生动个性之间的假想的矛盾，是这样一种假定：以为在现实中，“一般的东西一经个性化，就失掉了它的一般性，”而“只有凭着艺术的力量才又重新升到一般，因为艺术剥夺了个人的个性”。我们不想进入一般和特殊之间的因果关系究竟如何这种形而上学的讲座（而且那必然会得到这样的结论：对于人来说，一般不过是个别的一种苍白、僵死的抽出物，因此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是文字和现实的关系），我们只要说：实际上，个别的细节毫不减损事物的一般意义，相反，却使它的一般意义更活跃和扩大，无论如何，诗（由于力图给与它的形象以活生生的个性，从而也就承认了个别事物的高度优越性）；可是诗决不能达到个性，而只能做到稍稍接近它，而诗的形象的价值就取决于这种接近的程度如何。这样看来，诗是企图但又决不能达到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典型人物身上常常见到的东西的，因此，诗的形象和现实中的相应的形象比较起来，显然是无力的，不完全、不明确的。

“但是，人能够在现实中找到真正的典型人物吗？”——问题这样提法是不需要回答的，正像人是不是真正能够在生活在中找到好人和坏人、败家子、守财奴等，和冰真是冷的吗、面包真是滋养的吗等等问题一样。对于有些人，一切都得加以说明和证实。（眼快看书）但是这样的人不能用一般着作中一般的论证来说服；对于他们，一切都得分别加以证明，只有从他们的熟人当中，从那些不管圈子怎样狭小、总会找到几个真正的典型性格的人当中举出来的特殊例证，才能说服他们，指出历史上的真正的典型人物，也不见得有用，有些人会说：“历史人物是被传说、被同时代人的赞赏、历史家的天才或他们本身的特殊地位美化了的。”

认为典型性格在诗中被描写得比现实生活中所出现的更完全，更好的那种意见的来源，我们留到以后再研究，现在，让我们把注意力转移到诗中的性格所由“创造”的过程上来，因为这通常是被当作这些形象具有比活的人物更大的典型性的保证的。人们通常说：“诗人观察了许多活生生的个人；他们中间没有一个可以作为完全的典型，但是他注意到他们中间每一个人身上都有某些一般的、典型的东西；把一切个别的东酉抛弃，把分散在各式各样的人身上的特征结合成为一个艺术整体，这样一来，就创造出了一个可以称为现实性格的精华的人物。”假定这一切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总是如此的吧，但是事物的精华通常并不像事物的本身：茶素不是茶，酒精不是酒，那些“杜撰家”确实就是照上面所说的法则来写作的，他们给我们写出的不是活生生的人，而以缺德的怪物和石头般的英雄姿态出现的、英勇与邪恶的精华。

所有，或是几乎所有的青年人都恋爱，那是他们的一般的特性，在一切其他的事情上面，他们是各不相同的，于是在所有的诗歌作品里，我们就读到少男少女总是一心想着和专门谈论着恋爱，在爱情的发展中，他们除了因为恋爱而遭受痛苦或享受幸福以外，再没有别的事可做了；所有的年纪较大的人都喜欢发议论，此外他们之中就没有共通的东西；所有的祖母都爱她们的孙儿，诸如此类，于是一切中篇和长篇小说里就充满了只发议论的老人，只宠爱孙儿的祖母等等。可是人们多半不完全遵照这个药方：诗人“创造”性格时，在他的想象面前通常总是浮现出一个真实人物的形象，他有时是有意识地、有时是无意识地在他的典型人物身上“再现”这个人。为证明这点，我们可以指出无数的作品，其中的主要人物都多少是作者自己的真实画像（例如浮士德、堂-卡罗斯和波查侯爵[注]、拜伦的男主人公、乔治-桑的男女主人公、连斯基[注]、奥涅金、皮巧林[注]；我们也应当提起对小说家的常有的责难，说他们“在小说中展示了他们的熟人的肖像”，这种责难常常被人用嘲笑和愤慨的态度加以否认，其实他们多半只是说得夸张和偏颇罢了，并不是根本不正确的。一方面是礼貌，另一方面是一种喜爱独立、喜爱“创造而不临摹”的人之常情，使诗人改变他从生活中所碰见的人物身上描摹下来的性格，把它们写得比实在的多少不同一些；而且，根据真人描摹出来的人物，通常在小说中不能不在那和实际上围绕着他的环境全然不同的环境之中活动，因此外在的相似就消失了。可是所有这些改变，都无碍于人物本质上依然是一个摹拟的而不是创造的肖象，不是原来之物。

对于这一点你也许要说：固然真人常常是诗中人物的蓝本，但是诗人“把他提高到了一般的意义”，——这提高通常是多余的，因为那原来之物在个性上已具有一般的意义；人只须能够理解真人的性格的本质，能用敏锐的眼光去看他就行了，而这正是诗的天才的特征之一；此外，还必须理解或体会这个人物在被诗人安放的环境中将会如何行动和说话，这是诗的天才的又一面；第三，必须善于按照诗人自己的理解去描写和表现人物，这也许是诗的天才的最大特征。去理解，能够凭着本能去揣度或体会，并且把所理解的东西表达出来，——这就是诗人在描写大多数人物的时候所碰到的课题。至于什么叫“提高到理想的意义”、“把平凡无聊的生活加以美化”等问题．且留待后面讨论。可是我们毫不怀疑诗歌作品中有许多人物不能称为肖像，而是诗人所“创造”的这个事实。但这决不是由于现实中没有相应的模特儿，而完全是由于另外的原因，最常见的是由于缺乏记忆力或不够熟悉：如果生动的细节从诗人的记忆中消逝了，只留下人物的一般的。抽象的慨念，或者诗人关于那典型人物知道得太少，使典型人物[在他的笔下]不能被写成一个活生生的人物，那他就只好填上大概的轮廓，绘出一幅略图来。但是这种虚构的人物差不多从来不会像活生生的人一样在我们面前显现出来。总之，[关于诗人的生平和他所接近的人们]，我们知道得愈多，就愈能在他的作品中看出活人的肖象。在诗人所描写的人物中，不论现在或过去，“创造”的东西总是比人们通常所推测的少得多，而从现实中描摹下来的东西，却总是比人们通常所推测的多得多，这一点是很难抗辩的。从诗人和他的人物的关系上来说，诗人差不多始终只是一个历史家或回忆录作家，这也是我们常常会得到的一个信念。自然，我们的意思并不是说，靡非斯特所说的每一句话，都确确实实是歌德从梅尔克那里听来的。不只是一个天才诗人，就是一个最笨的说书者，也能够增添同类的辞句，补充开场白和转折语——[注]麦第西或弥罗斯的维纳斯：前维纳斯像是希腊雕刻家克雷阿美纳斯于公元前220年所刻。1820年在弥罗斯（海岛）发现一个作者和创作年代不明的维纳斯塑像。

[注]贝威地尔：梵蒂冈的一个陈列馆。

[注]堂-卡罗斯和波查候爵：席勒《堂-卡罗斯》一剧中的人物。

在诗人所描写的事件中，在情节及其伏线和结局等等中，有着更多得多的“独出心裁”或“虚构”的东西——我们决定用这两个名词来代替那个过于夸耀的常用名词“创造”，——虽则显而易见：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等的情节，往往是诗人从真实的事件或逸事和各种故事等等中借来的（例如：普希金的散文故事都是这样：《上尉的女儿》是根据一个逸事，《杜布罗夫斯基》、《黑桃皇后》、《射击》等，也是这样）。但是情节的轮廓本身还不足以给与一个长篇或中篇小说高度的诗的价值，还要善于利用情节；因此，我们要抛开情节的“独立性”，把注意力转移到这个问题上来：从诗人充分发展了的情节上看，诗歌作品是否比实际事件更富于“诗意”。为了［有助于］得出后结论，我们要提出几个问题，虽然这些问题的大部分是不解自明的：一、现实中有富于诗意的事件吗？现实中有戏剧、小说、喜剧、悲剧、闹剧吗？——每分钟都有。二、这些事件在发展和结局上，真正是诗意吗？在现实中，它们是不是具有艺术的完美和完全？——这要看情形而定，不过具有这种完美和完全的时候更多。有许多事件，就是从严格的诗的观点来看也找不出在艺术方面的任何缺陷。这一点可以见之于第一次读一本写得很好的历史书或与一个阅历丰富的人共一夕话；最后，又可以见之于随便哪一期的英、法法庭公报。三、在这些完美的诗意的事件中，有不需任何改变，就可以在“戏剧”、“悲剧”、“小说”等等名目之下加以重述的事件吗？——很多，固然，有许多真实事件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由于非常稀有的特殊情势或各种情况的巧合而发生的，因此，以它们的本来面目而论，恍若是一篇神话或不合情理的虚构的作品（由此可见：现实生活对于一篇戏剧来说，常常是戏剧性太多，对于一篇诗歌来说，又常常是诗意太浓）；但是也有许多事件，尽管是那么巧妙，却没有什么怪诞和不可置信的地方。各种事故的结合、诗歌中所谓的情节的整个进程和结局，都是简单而自然的。四、真实事件有没有诗歌作品所必不可少的“一般的”一面呢？——自然，每一个值得有思想的人注意的事件都有这样一面；而且这样的事件是很多的。

因此我们不能不说：现实中有许多的事件，人只须去认识、理解它们而且善于加以叙述就行，它们在历史家、回忆录作家或追事搜集家的纯粹散文的叙述中不同于真正的“诗歌作品”的，只有下面几点：它们比较简洁，场景，描写以及诸如此类的细微末节的发展较少。而这就是诗歌作品和真实事件的精确的散文叙述的主要区别。细节的较丰富，或者像在那些坏作品中所称呼的“修辞的铺张”，这实际上就是诗歌胜过真实叙述的地方。我们也和任何人一样很想嘲笑修辞学；但是，我们承认人类心灵的一切需要都是合法的，并且知道它是怎样地普遍，我们要承认这种诗的铺张的重要性，因为我们随时随地都看到诗歌中有一种喜欢铺张的倾向：在生活中，这些细节也总是存在，虽然它们对于故事的实质并不重要，对于故事的实际发展却是必要的；因此，在诗中也应该有它们的地位。唯一的区别是，在现实中，细节决不是事件的[无谓的]铺张，而在诗歌作品中，细节实际上却常常带有修辞的味道，像是故事的机械的铺张。莎士比亚之被赞美，不正是因为他在他那些最重要、最出色的场景中舍弃了这一切褥说繁词吗？但就在莎士比亚、歌德和席勒的作品中，也仍然有多少这样的词句啊！也许是因为对本国的东西有些偏爱的原故吧，在我们看来，俄国诗歌倒包含着一种讨厌机械地铺张细节以拉长故事的萌芽。普希金、莱蒙托夫和果戈理的中短篇小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叙述简洁明快。这样，总括起来可以说，在情节、典型性和性格化的完美上，诗歌作品远不如现实；只有在两方面，诗歌作品可以胜过现实：一是能够[用一些精彩的细节来修饰事件，其次是能使人物性格和他们所参与的事件协调。]

我们已经说过，绘画比现实更常常能给一群人物提供一个适合于场景的主要性质的环境；同样，诗歌中所描写的事件的推动者和参与者，其主要性格总是完全适合于事件的精神的，在现实中却不一定如此。在现实中，性格渺小的人物往往是悲剧、戏剧等等事件的推动者；一个微不足道的浪子，本质上甚至完全不算是坏人，可以引起许多可怕的事件；一个决不能叫做坏蛋的人，可以毁坏许多人的幸福，他所引起的不幸事件，可能比埃古或靡非斯特所引起的更多得多。相反地，在诗歌作品中，坏事[通常]总是坏人所作，好事总是好人所为。在生活中，人常常不知道谁该责备，谁应赞美，在诗中，荣誉和耻辱总是分得很清楚的，可是，这到底是长处呢还是缺点？——有时是长处，有时是缺点，但多半是缺点。这样一种习惯做法的结果是不是把好坏两方面都理想化了，或者更简单地说，是不是把它们夸张了，这问题暂且不去说它，因为我们还没有讨论艺术的作用，断定这种理想化是缺点或是好处，还嫌过早；我们只想说，在诗歌中，经常使人物性格适应事件性质的结果，形成了千篇一律，人物，甚至于事件本身都变得单调了；因为由于人物性格的多样，本质上相同的事件会获得一种色度上的差异，正如在永远多样化、永远新鲜的生活中所常见的情形一样，可是，在诗歌作品中，人却常常碰到重复。讥笑那种与事物本质无关或对于达到主要目的并非必要的文饰，现在已成为习惯了；可是直到现在，一个成功的辞句，一个出色的譬喻，为了给与作品以外表的光彩而想出来的无数的文饰，还是对于诗歌作品博得好评有非常大的影响。至于说到文饰、外表的华丽、错综等等，我们总是承认虚构的故事有可能超过现实。但是人只消指出小说或戏剧的这种虚假的价值，就会使这些作品在有鉴赏力的人的眼睛里大为减色，而且使它们从“艺术”的领域贬入到“矫饰”的领域。

我们的分析已经证明，艺术作品仅只在二三细微末节上可能胜过现实，而在主要之点上，它是远远地低于现实的。唯一可以责难我们的，是我们的分析还仅仅局限于一般的观点，没有深入细节和旁征博引。当我们想到认为艺术作品的美高于现实事物、事件、人物的美的这种意见是如何根深蒂固的时候，那我们的分析的简略诚然是一个缺点，但是，倘若你看一看这种意见是如何站不住脚，想一想持这种意见的人是如何处处自相矛盾，那末，在我们说完认为艺术胜过现实的意见之后，只要添上一句：“这是不正确的，”似乎就足以使大家明白，现实生活的美是超过“创造”的想象之产物的美了。但如果是这样，那末，对于艺术作品的价值的夸张的意见，它的根据，或者毋宁说它的主观的理由，究竟是什么呢？

这种意见的第一个根源，是非常重视困难的事情和稀有的事物的人之常情。没有人重视一个法国人说法语或是一个德国人说德语时的纯正的发音，——“这在他毫不费力，一点也不稀奇；”但是如果一个法国人说德语，或是一个德国人说法语说得相当好，这就成为我们赞赏的对象，使这个人有权利多少受到我们的尊敬了。为什么？第一，因为这是稀有的事，第二，因为这是多年努力的结果。其实，几乎每一个[受过相当的文学和世俗教育的]法国人说法语都说得很好，——但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要求多么苛刻！——只要他说话时带有一点点几乎觉察不出来的乡音，有一句不太优美的话，我们就要说：“这位先进的国语说得很坏。”一个俄国人说法语，每一个声音都暴露了他和完全纯正的法语发音是无缘的，在字句的选择、词句的构造以及话语的整个结构上，时时刻刻都显出他是一个外国人，但是这一切缺点我们都愿谅他，甚至不加注意，并且宣称他说法语说得无比地出色，到最后，我们简直要宣称“这个俄国人说法语比法国人还说得好”，实际上我们一点也没有把他跟真正的法国人去比较的意思，只是拿他跟其他也在努力学说法国话的俄国人相比罢了，他确实比其他的俄国人说得好，但比起法国人来却差得很远，——这是每一个明白事理的人都懂得的事；但是，许多人都被这种夸张的说法迷惑了。在关于自然的产物和艺术的产物的美学判断中，也是同样的情形：一个自然的产物有些微实在的或假想的缺陷，美学就要议论这个缺陷，为它所困感，竟至自忘了自然的一切优点和美：其实这有什么值得重视的呢，它们的产生又没有费一点力！在一件艺术作品中，这同样的缺陷也许要严重一百倍，而且还被许多其他的缺陷围绕着，但是我们并不注意这一切，即使注意到，也会原谅它，而且声言：“太阳上也有黑点呀！”其实，在确定艺术作品的相对的价值时，只能拿这些作品相互比较，其中有的比所有别的都好，在赞赏它们的美（只是相对的）时，我们叫道：“它们比自然和生活本身还美！现实的美在艺术的美面前黯然无色了！”但是这种赞赏是偏颇的；它越出了公平的范围：我们重视困难，那是对的；但是我们也不应忘记那并不以遭遇的困难的程度为转移的本质的，内在的价值，如果我们重视事情的困难甚于重视它的价值，我们是绝对不公正的。自然和生活产生美，但并不讲求美，这种美的产生确实是没有费力的，因此它在我们的眼中没有价值，没有获得我们的同表和宽容的权利；既然现实中有这样多的美，为什么要宽容呢？“现实中不完全美的一切——是坏的；艺术中勉强可以的一切——是最好的。”我们是依据这样一条法则来判断的。

为了证明人们是多么重视事情的困难，而那种无需我们任何努力自然而来的东西，在人们眼中是如何大大地受到贬损，我们想举出照片为例：有许多照片不但照得逼真，而且完全传达了面部的表情，但是我们重视它们吗？听到人家为照片辩护；我们甚至会觉得奇怪，另外一个例证：书法曾经是怎样地受重视！可是，就是一本印刷得平平常常的书，也要比任何抄本美丽得多，但是有谁叹赏排印人的手艺，而且谁不是欣赏一个漂亮的抄本远甚于欣赏一本印得很好的、比抄本漂亮得多的书呢？容易得到的东西很少使我们感到兴趣，纵令它的内在价值远远超过辛苦得来的东西。自然，就是从这个观点看，我们也仅仅在主观上是正确的：“现实产生美的时候毫不费力，”——这话的意思只是说，在这种情形下人类意志方面没有出力；可是，事实上，现实中的一切，不论是美的还是不美的，伟大的还是渺小的都是高度紧张、不知疲倦的努力的结果。但是，作那些努力和斗争的并不是我们，那与我们的意识无关，干我们什么事？我们一点也不想知道它们；我们只尊重人类的力量，只尊重人。这就是我们对艺术作品的偏爱的第二个根源：艺术作品是人的产物；因此我们[大家]才以它们为骄傲，把它们看做接近我们[自己]的东西；它们是人的智慧和能力的明证，因此对于我们是宝贵的。除了法国人，所有的民族都可以清楚地看到：高乃依或拉辛比起莎士比亚来望尘莫及，只有法国人到现在还是拿他们相比——要认识“自己的东西并没有达到完美的境地，是困难的；一定有许多俄国人会断言普希金是一个世界的诗人，甚至有人认为普希金高于拜伦，人总是这样看重自己的东西的。正如一个民族夸大自己的诗人的价值一样，人类全体也夸张一般的诗的价值。

我们所列举的偏袒艺术的理由是值得尊重的，因为那是自然的理由：人怎能不尊重人类的劳动，不爱人，不珍视那足以证明人的智慧和能力的产物呢？但是我们偏爱艺术的第三个理由恐怕就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尊重了，这就是：艺术能迎合我们的爱矫饰的趣味。我们深深知道路易十四时代的风尚、习惯和整个思想方式是如何虚矫；我们已更接近自然，我们比十七世纪的社会更理解和重视自然；可是我们还是距离自然很远；我们的习惯、风尚、整个生活方式以及由此而来的整个思想方式，都还很虚矫。要看到自己时代的缺点是很难的，特别是在这些缺点已不象从前那样厉害的时候，我们不去注意在我们身上还有多少高雅的矫饰，只注意世纪在这一点上比十七世纪好，对于自然有了更多的理解，我们忘记了病势减轻还不能算是完全痊愈。我们的矫饰在一切事物上都可以看出来，从那人人嘲笑、可又人人都照旧穿着的衣服起，一直到加了各种作料、完全改变了原来的滋味的我们的食品为止，从我们的口语的洗炼，到我们的文学语言的精巧为止；这种文学语言仍然照高乃依和拉辛在小说戏剧中的风格、约翰-密勒在历史着作中的风格，用对照、机智、Iocitopici的申述[注]，用关于陈腐主题的深奥议论和关于人类心灵的深奥评语，来装饰自己。艺术作品迎合着我们由于对矫饰的爱好而产生的一切细徽的要求。我们不讲直到现在我们是爱去“洗涤”自然，正如十七世纪的人爱去装饰自然一样，——这个问题会把我们引入冗长的讲座：什么是“不洁的”，以及它在什么程度内可以为艺术作品所容纳．但是直到现在，细节的精致的修饰仍然在艺术作品中流行，其目的并不是要使细节和整个的精神调和，而只是使每个细节本身更有趣或更美丽；这差不多总是有损于作品的总的印象，有损于它的真实和自然的；琐细地在个别宇眼、个别词句和整个插曲上追求效果，给人物和事件着上不是十分自然的但是强烈的颜色，这也很流行。艺术作品比我们在生活和自然中看到事物更烦琐，同时却更有声有色，——因此，流行着这样的意见，说艺术作品比现实的自然或生活更美（在自然或生活中，矫饰是那样少，而又不努力去引人兴趣），这又何足怪呢？——[注]连斯基：和奥涅金都是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人物。

自然和生活胜过艺术；但是艺术却努力迎合我们的嗜好，而现实呢，谁也不能使他顺从我们的希望——希望看到一切事物都像我们最喜欢、或最符合我们的常常偏颇的概念的那个样子。这种投合流行的思想方式的例证很多，我们只举一个：很多人要求讽刺作品中包含“可以使读者倾心相爱的”人物，这原是一个极其自然的要求；但是现实却常常不能满足这个要求，有多少事件并没有一个可爱的人物参与在内；艺术几乎总是顺从这个要求，例如在俄国文学里面，不这样做的作家，除了果戈理的作品中，“可爱的”人物的缺乏也由“高尚的抒情的”穿插所弥补了。再举一个例：人是倾向于感伤的；自然和生活井没有这种倾向；但是艺术作品几乎总是或多或少地投合着这种倾向。上述的两种要求都是由于人类的局限性的结果；自然和现实生活是超乎这种局限性之上的；艺术作品一方面顺从这种局限性，因而变得低于现实，甚至常常有流于庸俗或平凡的危险，另一方面却更接近了人类所常有的要求，因而博得了人的宠爱。“但是，如此说来，你自己也承认了艺术作品能够比客观现实更好、更充分地满足人的天性；因此，对于人来说，它们胜过了现实的产物。”——这个结论可下得并不正确；问题在于人为地发展了的人有许多人为的要求，偏颇到虚伪狂妄的地步的要求；这种要求不可能完全满足，因为它们实际上不是自然的要求，而是不健全的想像的梦想，投合这些梦想，就是被投合的人都一定要觉得可笑和可鄙的，因为他本能地感觉到他的要求不应当满足。这样，公众和跟随它的美学都要求“可爱的”人物和感伤性，然后这同一公众又嘲笑满足这种欲望的艺术作品。投合人的怪癖并不等于满足他的要求。这些要求中最重要的是真实。

以上我们只是说了在内容和效果方面人所以偏爱艺术作品甚于自然现象和生活现象的根源，可是，艺术或者现实在我们心中所引起的印象也极其重要：事物的价值也要由这种印象的深浅来衡量。

我们已经看到，艺术作品所引起的印象比活生生的现实所引起的印象要微弱得多，这已无需加以证明。可是在这一点上，艺术作品却比现实现象处于有利得多的境地，这种境地可以使一个向来不分析自己的感觉的原因的人假定：艺术本身对人所起的作用比活生生的现实更大。现实出现任我们面前是与我们的意志无关，而且多半是不合时宜的。我们去交际、游玩，常常不是为了欣赏人类的美，不是为了观察人的性格，注视人生的戏剧；我们出门时满怀心事，无暇获取各种印象。但是有谁到绘画陈列馆去不是为了欣赏美丽的绘画呢？有谁看小说不是为了研究书中所描写的人物性格和探究情节的发展呢？我们之注意现实的美和伟大，差不多总是勉强的，哪怕现实本身能够吸引我们那完全投射在别的事物上的视线，哪怕它能够勉强打入我们那给别的事占据了的心。我们对现实的态度，正如对一个强要和我们认识的讨厌的客人；我们极力避开它。但是有时候，我们的心会因为自己不注意现实而感到空虚，——那时我们就转向艺术，恳求它充实这种空虚；我们自己反倒变成曲意奉承的恳求者了。我们的生活之路上撒满了金币，可是我们没有发现它们。因为我们一心想着我们的目的地，没有注意我们脚下的道路；即令我们发觉了它们，我们也不能够弯身拾起来。因为“生活的马车”制止不住载着我们向前奔驰，——我们对现实的态度就是如此；但是，当我们到了驿站，寂寞地踱来踱去等待马匹的时候，我们就会很注意地观看那也许根本不值得注意的每一块洋铁牌，——我们对艺术的态度就是如此。我们更不用说，每个人对生活现象的评价都不同，因为在每一个别的人看来，生活只是别人所看不见的一些特殊现象，所以整个社会不能对这些现象作出判决，而艺术作品却是由舆论的法官来判断的。

现实生活的美和伟大难得对我们显露真相，而不为人谈论的事是很少有人能够注意和珍视的；生活现象如同没有戳记的金条；许多人就因为它没有戳记而不肯要它，许多人不能辨出它和一块黄铜的区别；艺术作品像是钞票，很少内在的价值，但是整个社会保证着它的假定的价值，结果大家都宝贵它，很少人能够清楚地认识，它的全部价值是由它代表着若干金子这个事实而来的。当我们观察现实的时候，它好象一种完全独立的东西，独自地吸引我们注意，难得让我们有想到我们的主观世界，我们的过去的可能。但是当我看一件艺术作品的时候，我就有主观的回忆的完全自由，而且[它]对我说来通常总是引起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幻想和回忆的一种原因。当我看到现实中的悲剧场面的时候，我不会回想到自己的事，而当我读到小说中关于某个人物的死亡的插曲时，我的记忆中就会清晰地或模糊地再现出我亲身经历的一切危险、我的亲人亡故的一切事例来。艺术[、特别是诗]的力量通常就是回忆的力量。正是由于它那不完美、不明确的性质，正是由于它通常只是“一般的东西”，而不是活的个别的形象或事件，艺术作品特别能够唤起我们的回忆。当我看到一幅不象我的任何熟人的完美的画像的时候，我会冷淡地掉过头去，只说：“还不坏”，但是当我看到一幅仅只约略措出的、不明确的、谁也无法从那里清楚地认出自己的相貌的速写的时候，这贫乏无力的画却使我想起了一个亲爱的人的面容，我对那洋溢着美和表情的生动的面孔只是冷淡地看几眼，而看这幅毫无价值的速写时我却陶醉了，因为它使我想起了[我的亲近的人，并由于回忆而想起了我对他的关系，想起了]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