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三章

除了木星的行星，望远镜的其它发现也使神学家大为震惊。哥白尼曾意识到他的理论要求金星具有和月亮类似的周相，这一点曾被他的反对者用来驳斥他的理论，加利略用望远镜观测的结果却证实了金星的确具有和月亮类似的周相。他还发现了月亮上面有山脉，这一点也给人们以震撼。然而最令人震惊的是，居然在太阳上发现了黑点！这被认为是试图表现造世主的杰作是不完美的，因此在天主教大学里，教师们被禁止甚至提及太阳的黑点，这种禁令在一些学校甚至持续了几个世纪。一个多米尼加人在布道时一语双关的说：“汝等加利略之徒，为什么立地而望天？”以坚持他的几何是魔鬼、而数学家则是所有异端邪说的制造者，因此都应下地狱的立场。神学家们也不失时机的指出，这个新的原理将使显圣变得难以相信。更重要的是，因为上帝不会有任何徒劳之举，我们可以推测其它星体上也应该有生灵居住，但是那里的居民可能是诺亚方舟上幸存者的后裔吗？他们也是被救世主所拯救下来的吗？按照机枢主教和大主教们的说法，许多类似上列的致命的疑虑，都是由加利略的亵渎神灵的好奇心造成的。

结果是宗教法庭接管了天文学，利用圣经中的有关文字做出两个重要推理，并视之为真理：

“第一命题：认为太阳是中心并且不围绕地球转动，在神学上是愚蠢、虚假且荒诞不经的，也是对神灵的亵渎，因为它公开对抗神圣的圣经……第二命题：认为地球不是中心而且环绕太阳运转，在哲学上是虚假和荒诞的，从神学上来看它也违背真正的信仰。”

于是教皇勒令加利略到宗教法庭受审，并命令他公开宣布放弃他的错误，加利略在1616年接受了这个命令。他郑重的许诺不再坚持、也不再书面或口头教授哥白尼的观点。别忘了那时距布鲁诺被处以火刑只有十六年。

在教皇的提议下，将所有讲授地球运动的书籍都列为禁书，哥白尼的著作也是在那时第一次受到批判。加利略退休后回到拂罗伦萨，在那里他闭门隐居以避免刺激那些得胜的敌手。

但是加利略生性乐观，并常常喜欢以其机智去戏弄那些笨蛋。1623年他的朋友枢机主教巴伯雷尼（Barberini）当上了教皇，是为俄班（Urban）八世，加利略以为他自此有了保护，但事实证明他错了。加利略重新提笔撰写他的《世界上两个伟大体系的对话》，于1630年完稿，并于1632年出版。在这本书中他表面装做使托勒密和哥白尼两个“伟大”体系的分歧胜负未定，但在事实上却有力的论证着后者的正确。这是一本卓越的著作，吸引了整个欧洲读者的热情。

就在科学界为之喝采的同时，教士们却大为震怒。利用加利略被迫沉默、不敢轻率的回击时，他的敌人加紧对他进行充满偏见的攻击。那些人极力声称他的讲义是与“真正现实”的原理大相迳廷的。耶稣会的神父麦尔凯尔印考非（MelchiorInchofer）坚称：“地动观点充满最可恶、最恶毒、最无耻的对神灵的亵渎，地球的巍然不动是无比神圣的，即使反对灵魂不灭、否认上帝存在、不相信神灵显圣的狂言可以宽容，证明地球运动的论点也不能原谅。”在一片追杀声中神学家们激动得热血沸腾，现在他们各个作好准备，去攻击一个病弱而且正在失去视力的老人。

加利略再次被传唤至罗马面对宗教法庭，由于教廷感到自己受到了蔑视，因而态度比1616年那次更加强硬。一开始加利略以他身体虚弱、不胜自拂罗伦萨至罗马的远行为由请求赦免，随即教皇便威胁要派御用医师去检查被告，若发现病情不重就用枷锁把他带到罗马。加利略意识到俄班八世现在已是他的死敌，只好赶在他的敌人的医师来之前启程去了罗马。他一到罗马就被关进宗教法庭的监狱，并威胁说如果他不公开认错，就严刑拷打。宗教法庭“以最神圣的、我主耶稣基督以及最荣耀的圣母玛利娅的名义”，宣判加利略“只有以真心和虔诚在我们面前诅咒、发誓，表示对其错误言论以及异端邪说的厌恶”，才能免除对其异端行为的惩罚。尽管加利略作了公开的悔罪、认错，结果宗教法庭还是说：“我们判决你在神圣本庭的狱中服刑，刑期长短视我们的喜好而定，为利于你悔罪，我们命令你在今后的三年中，每周背诵一次七条忏悔圣诗。”

这一相对宽容的判决附带的条件是加利略必须公开认错，后来他跪着双膝、在公众面前诵读了宗教法庭写的一篇冗长的认罪书：“我诅咒、痛恨并公开放弃我的错误和对神灵的不敬……我发誓今后永远不在口头上或文字中宣传、坚持任何类似的、引起对我怀疑的东西。”他还进一步保证，今后如果他发现仍然坚持地球运动的异端邪说的异端分子，他一定向宗教法庭检举、揭发；他把双手放在福音书上发誓，他自己已经公开放弃了这个原理。宗教法庭在迫使当时最伟大的人物违心认罪后，认为他们的宗教和道德的利益得以维护，便容许加利略在家中度过他退休后的余生，而不必入狱服刑，但是他的一切行动都受到严格控制，就连家人和朋友也不能会面。

1642年他在完全失明五年后去世——同一年牛顿诞生了。

教会禁止在所有它能够控制的学习和教育机构把哥白尼系统当作真理传授。讲授地球运动的书籍直到1835还被列为禁书。在1929年在华沙举行的萨尔瓦森（Thorwaldsen）的哥白尼塑像揭幕典礼上，在大批前往向伟大的天文学家哥白尼致敬的人群中几乎看不到一个天主教的牧师。尽管这个理论已经被所有天文界人物接受，但是在二百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天主教会还是坚持它那个越来越显得无理的反对态度。

不要指望新教的神学家们起初对待这个新理论会比天主教更友善些，但是由于某种原因他们的反对却不那么有效。在新教的国家内，没有类似宗教法庭那样一种有力的权威机构去维护正统，另外，教派的繁多也使其对新理论难以施加有效的攻击，特别是在宗教战争中各派都设法拢络势利的时候更是如此。1616年，当笛卡儿（Descartes）听到加利略遭受谴责时，他吓得逃往荷兰，那里的神学家们虽然也叫嚷着要对他施以惩罚，但是政府却坚持它的宗教宽容的原则。重要的是，新教的教会并没有长期宣称自己一贯正确的包袱，因而新理论对其伤害也较轻。尽管圣经的文字也是被逐字逐句的接受，但是信徒们可以对其有不同的解释，因此总能有办法将带来不便的文字搪塞过去。新教开始作为一个反对教会统治的力量，到处帮助加强世俗权威以对抗基督教牧师的力量。毫无疑问，如果牧师们权力在握，他们当然一定会用以阻止哥白尼主义的扩散。直到1873年，一位美国路德教师神学院的前主席，还在圣路依斯出版的一本天文学的书中声称，真理只能从圣经中，而不是从天文学家的著作中去寻找，因此哥白尼、加利略、牛顿及其追随者们的讲义都应该被抛弃。当然这种反抗的余音不过限于一种情绪的表达罢了。现在举世公认的是：尽管哥白尼体系并不是最终的真理，但是它却是科学知识发展中必须的而且重要的一步。

在获得了对加利略的灾难性的所谓“胜利”之后，神学家们意识到应尽量避免那个事件中官方所使用的决定性的立场，但是他们也不失时机的反对一切对科学任其放任的做法。他们对慧星态度就说明了这一点，尽管慧星在现代人的思维中很难和宗教联系起来。但是试图成为囊括一切于单一逻辑体系的中世纪神学，却强求在所有事情上表现一种确切的立场，因而它就不可避免的卷入了与科学的全面的战争。中世纪神学这种有组织的忽视事实的做法委实传承于上古神学，那些在启蒙时代根本没有生存空间的明显错误，只要加上圣明的冠冕就不能被触动了。教会对于慧星的态度出于两个根源，一方面坚持自然支配法则并不是象人们想象的那样体现的；另一面，他们坚持地球空间之上的一切都是不可毁坏的。

先谈自然支配法则。人们认为有些事情有规则的发生，比如太阳的升起和季节的交替，而另外一些事情则是迹象和征兆，它们或者预示将要发生之事，或者唤起人们对他们过去罪孽的忏悔。从加利略时代起，科学家开始认识到自然的法则就是变化的法则：

它们可以告诉人们在特定的环境下物体如何运动，并使我们能够计算出什么事件将会发生，但是它们并不能简单地说已经发生的就一定还会发生。我们知道，在很长时间内太阳将继续升起，但是由于潮汐的摩擦力，基于现在使之升起的同样原因，最终它将不再升起。这种观念对中世纪的人是很难接受的，他们只能理解那些不断重复发生的自然规律。反常的和不能重复发生的现象则全被归结于上帝的意志，而不认为其是自然的法则。

天空中的一切几乎都是有规则的。日蚀和月蚀曾经被认为是例外，并且曾经引起迷信的造成恐惧，但是后来巴比伦的祭司们却总结出了它们的规律。年复一年，太阳和月亮、行星和其它天体都是按照各自的规律在运行着，从来没有新的发现，熟悉的似乎也不会变老。这样人们便认为大气层之上的一切都是由造世主以完美的愿望同时创造的，生长和衰败则仅仅限于我们的地球，是对我们第一个父母的罪孽的惩罚的一部分。由于流星和慧星都是一闪即逝的，所以它们一定是在月亮之下的地球的气层中。对于流星这是对的，但是对于慧星这种说法却是错误的。

神学家们强烈坚持慧星是在大气层中并且是不祥之兆这种观点。从远古起，慧星就被认为是灾难的预兆，莎士比亚就相信这种观点，比如在《朱力叶凯萨》和《亨力五世》中都有这种说法。从1455年至1458年层任教皇的卡莱斯图斯（Calixtus）三世，就认为使他产生巨大困扰的土耳其占领康斯坦丁堡事件与一个大慧星的出现有关，并且下令做数天的祈祷：“请将一切将至的灾难从基督徒转嫁给土耳其人吧。”在应答祈祷中还附加一句：“仁慈的主已经通过土耳其和慧星警告了我们。”克兰莫（Cranmer）在1532年致亨力五世的关于看到慧星的奏折中说：“上帝示警，天显异兆，非比寻常，大事将起。”1680年当一个非比寻常的引起恐慌的慧星出现时，一位以民族主义著称的、有名望的苏格兰神学家宣称这颗慧星是“对我们这片土地上罪孽的重大报应的预兆，因为主从来没有受到人们的如此挑衅。”虽然是不情愿的，他还是服从了路德的权威，宣称：“异教徒说慧星可能是自然的产物，但是上帝却不会制造任何不能确切预示灾害之物。”

尽管天主教和新教在很多方面存在分歧，但在慧星的问题上他们却是一致的。在天主教的大学里，天文学的教授必须起誓以接受非科学的关于慧星的观点。1673年，罗马克莱门丁（Clementine）学院的院长奥古斯丁德安格里斯（AugustindeAngelis）神父在一本气象学的著作中说：“慧星不是天体，而是产生于月亮之下的大气层中的，因为所有的天体都是永恒的、不可毁坏的，但是慧星却有生有灭，因此它们不可能是天体。”他的这段文字是用来驳斥开卜勒的支持者泰叟巴赫（TychoBrahe）的，因为他认为有足够的原因相信1577年的慧星是在月亮之上。奥古斯丁神父反驳说，慧星反常运行是因为上帝派的天使使然。

在英国，在1862年，当哈雷慧星出现并且首次可以对其轨道进行计算时，皇家学会会员拉夫陶瑞斯拜（RalphThoresby）在日记中记载：“主，请降临它所预示的任何改变吧；尽管我知道这种天象始于自然，但是我也知道它们常常预示着自然的灾害。”

这段文字表现一种妥协。

最终证明慧星服从自然法则，并且不属于大气层的是以下三人：瑞士人多尔非（Doerfel）证明了1680年的慧星轨道是接近抛物线形的；哈雷证明了1682年的慧星，即以他名字命名的哈雷慧星，同时也是在1066年康斯坦丁堡陷落时造成恐慌的那颗慧星，沿着一个非常细长的椭圆轨道以大约六十七年的周期运转；1687年，牛顿在力学原理中指出：用于描述行星运动的重力原理同样可以用来描述慧星的运动。试图归结慧星为恶兆的神学家们被迫放弃了他们的立场，并将其注意力转向地震和火山爆发，但是那不属于天文学的范畴，而应归于另外一个后起的学科——地质学。地质学也同样遭遇了与蒙昧年代遗留下来的教条的斗争。

演化与进化科学是沿着一条与人们的直觉设想相反的方向发展的。它首先总结出的是那些远离我们的物体的规律，然后才慢慢的由远而近：首先是天体，然后是地球，再后是动植物的生命，最后的、而且仍然非常不完善的是人的思维。这种进程很容易解释，对于细节的熟悉反而会妨碍对其全貌的掌握，从天空中观察罗马大道的略图就比在地上更容易些。一个人的朋友可能比他自己更了解他的行为，在交往过程中，朋友们可以惊人地预感到他即将采取的行动是什么，但是对于他自己来说只是随机而动而已，并没感到受什么规律的支配。从个人感官获得的对细节的了解出发，并不是科学探求普遍知识的捷经。不仅简单的自然规律的发现，而且我们所知的世界渐进发展的原理的获得，也是从天文学开始的，但是不同于前者的是，后者发现，其最引人注目的应用却是与地球上生命的成长紧紧相关的。我们今天了解的进化原理，尽管始于天文学，但是它的最重要的科学价值却体现在地质学和生理学上，在哥白尼体系取得胜利之后，进化原理必须与顽固的神学偏见作比天文学更困难的斗争。

事实上，整个发展与渐进成长的理论是从牛顿才真正开始的，该理论如此年轻，对现代人来说很难想象。按照传统的观点，世界是在六天中被创造出来的，世界上现存的天体、现存的动物、植物以及在大洪水中绝迹的动物、植物，在被创造的那个时候就都是现在的样子。至于说把宇宙的发展作为一个法则，神学家们主张，应该象大多数基督徒所相信的那样，只是在人类堕落时种种灾难的一种结合的后果。上帝告诉亚当和夏娃不要吃某些树上的果子，但是他们还是吃了。结果，上帝惩罚他们和他们的后裔都不能永生，而且即使是他们最遥远的后裔，除了按计划选定的以外，死后也都要在地狱遭受永久的惩罚，在谁会被选定避免惩罚的问题上，则存在很大分歧。从亚当的罪孽开始，所有动物便开始互相杀掠，荆棘丛生，四季更替，大地临祸而不再为人类提供丰盛的品物，人们必须付出艰苦的劳动才能养活自己。

一时间人类曾变得如此邪恶，以致上帝必须以大洪水淹死除了诺亚、他的三个儿子以及他们的妻子之外所有的人类。后来人类并没有从此变好，但是主还是许诺不会再来一次盖世洪水，而是限制于时而制造些火山爆发或者地震以示惩罚。

应当知道，所有这一切都是被当作实际发生的史实来对待的，它们或者直接源于圣经，或者从其中的文字导出。创世的具体日期可以从《创世纪》中的家谱中推导出来，它记载着每一个世系的族长在多大年龄时生了长子。由于某些模棱两可情况的存在，以及七十三人译本与西伯莱语版本文字的不同，对具体时间还存在某些分歧，但是基督教世界广泛承认的日期是公元前4004年，它由剑桥大学的副校长乌舍（Usher）大主教莱特福特（Lightfoot）确定，虽然莱特福特认为如果更细心的对《创世纪》进行研究可能会得到更精确的结果。按照他的说法，人类是在十月二十三日上午九点被创造的。但是这一点从来没有成为一成不变的信仰，你可以相信亚当和夏娃是在十月十六日或者十月三十日诞生的，只要你能从《创世纪》找到根据，就不会有泄渎圣灵之嫌。那一天是星期五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上帝在星期六休息。

科学被指望着要接受这种创世历史的限制，而那些认为这个可见的世界只有6000年实过于短暂的人则受到强烈的攻击。虽然不能再把他们处以火刑或投进监狱，但是神学家还是千方百计对他们的生活制造不幸，想方设法阻止他们的理论的传播。

牛顿的研究成果虽然使哥白尼理论获得认同，但是它却丝毫没有动摇宗教的正统观点。牛顿自己就是一个具有很深宗教情结的人，他相信圣经文字可以启发灵感。他所理解的世界并不是一个由发展而来的世界，虽然他的讲义上并没有那样写，但是他认为非常可能世界的每一部分都是同时被创造的。他认为是上帝的手最初推动了行星，使它们有一个足够的切线速度才不至于落向太阳，只有在那之后所发生的一切才服从引力定律。虽然在他写给班特莱（Bently）的私人信件中，也曾设想太阳系可能是从一个接近均匀分布原始物质形成的，但是他公开和正式的观点，似乎更倾向于太阳和行星一开始就被创造得象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样子，并不存在一个宇宙进化过程。

从牛顿那里，在十八世纪产生了一种独特的信仰：即上帝是规律的制造者，他首先创造了世界，然后又制定了所有事物必须遵从的规律，而以后的发展上帝就不再干预了。正统的观点是，在总的规律下也容许有例外，那就是与宗教相关的奇迹。但是自然的崇拜者却不相信例外，他们认为一切都为自然规律所支配。这两种观点在教皇的《关于人》的杂文中都有涉及。关于存在例外，他在其中一段写到：

创世帝初动通律贯苍穹为显神灵在亦有奇迹生但是当正统的观点被遗忘的时候，万物就只有服从自然规律而不能有例外了，否则就会天下大乱：

自然之链受攻击分折数段无巨细恰逢系统在渐变本性相同如一体受击虽然只一节全链崩溃风卷席地球失控自由飞太阳行星乱天际御世天使被抛出生灵沦落世界迷天堂塌陷归原点自然颤抖求上帝在安妮（Anne）皇后时代，法则支配原则被接受，那是与政局的稳定以及相信革命已经结束的观念相关连的。但是当人们开始图求变化时，自然法则支配的观念对他们来说就变不那么一成不变了。

真正有意建立一个太阳、行星以及恒星是逐渐形成的科学理论的企图始于康德，他在1755年出版了《天体理论与自然通史，─按照牛顿原理对宇宙整体力学起源及构造的研究》一书。这是一本非常卓越的著作，在某种意义上它预期了现代天文学的许多结果。它首先提出，所有肉眼可见的星体都属于一个系统，即银河系，所有这些星体大体都位于一个平面上。康德认为它们象太阳系一样，是一个整体。他以惊人的想象力推断星云是类似的、但是却无限遥远的恒星集团，这种观点现在仍然为人们所接受。他建立的那个理论，虽然很难对其进行数学演算，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却与后来的观测研究相吻合。他的理论假设星云、银河、恒星、行星以及卫星，都是由原始的弥散分布的物质浓聚而成的，浓聚的原因是弥散分布的物质中某些区域具有相对较大的密度。他相信物质世界是无限的，因而创世主也应该是无限的才和乎情理。他认为宇宙存在一种由紊乱到有序的渐进过程，这个过程由宇宙重心开始，并慢慢的由那里向遥远的外界扩展，这个过程遍布于无穷的空间而且它也需要持续无限长的时间。

这个理论的惊人之处在于，一方面它认为物质世界，即星云和星系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另一方面它又引进了一个近乎均匀分布于整个宇宙的原始物质逐渐发展的概念。

这是首次有人真正试图以演化论来取代突然创生论，有趣的是这种新观点首先是以天体理论出现的，而与地球上的生命无关。

但是由于多种原因，康德的成果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这一方面的原因是他出书时还是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年青（31岁），另一原因是他只是一个哲学家，而不是数学家或物理学家，因此在他的假说中，缺乏动力学根据来解释为什么一个自我孤立的体系最初能够自己旋转起来。更重要的是，他的理论的某些部分只是纯粹的想象，比如他在没有任何科学证据的支持下猜测，越远离太阳的行星上的居民应该越优越，而人类正居于中间。由于这些原因，直到后来拉普拉斯（Laplace）提出了一个类似的，但是具有更多科学论证的理论之后，康德的成果才引起人们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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