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前奏(1)

　　出现在奥地利的神秘人物

　　暮春初夏的维也纳，气候最为宜人，景色也最为迷人。每年这个时节，游人从四面八方涌向这座古城——自从奥匈帝国解体，奥地利共和国在1918年宣告成立，这儿成了奥地利共和国的首都。

　　湛蓝的多瑙河从市区缓缓穿过，古色古香的皇宫、议会厅以及直插碧空的教堂尖顶，在金色的阳光下发出璀璨的光芒。

　　在繁华的内环城路的广场上，矗立着贝多芬的雕像。而在皇宫花园里，莫扎特的石像矜持轩昂。这座音乐之都，与舒伯特、勃拉姆斯、海顿、施特劳斯以及贝多芬、莫扎特的大名紧紧相连。在游人最多的日子里，音乐节在这儿举行，空气中飘荡的音符更增添了欢乐悦耳的气氛。

　　1921年，在音乐节前夕，一列蒸汽机车呼哧呼哧喘着粗气，驶入维也纳车站。在一大群优哉游哉的下车旅客之中，一位步履匆匆的旅客显得与众不同。

　　此人年近四十，熊腰虎背，身材高大，连鬓胡子，衣着随便，看上去一派军人气质，或者工人模样。可是，那一副金丝边框近视眼镜，开阔的前额，却又显示出知识分子风度。

　　他双手拎着一大一小两只箱子，走出车站，跳上一辆马车，来到一家中档旅馆。他订房间时用德语说道：“给我顶层的单人房间。”

　　“好的，先生。”老板用德语答道，满足了他的要求。德语是这里通行的语言。

　　他在房间里放好箱子，锁上房门，外出办事。奇怪，此人竟没有来过夜。

　　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那房间仍然空荡荡的，不见那位旅客的踪影。

　　难道他在奥地利有亲朋好友的家可住？既然他有住处，为什么又要在旅馆里租房间呢？真是一位奇怪的旅客！

　　旅馆的老板压根儿没想到：这位旅客此刻正在一个特殊的“住处”——维也纳警察局的监牢里！

　　他，被拘捕了！

　　他是在申请前往中国时被拘捕的。他持有荷兰护照，在旅馆的旅客登记册上签了“Andresen”（安德烈森）这样的名字，而他的护照上则写着他的姓名叫“Hendricus J.F.M.Sneevliet”（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

　　其实，对于他来说，在不同的场合改名换姓犹如在不同的季节改换衣服一样，毫不足奇。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倒是他的真实姓名，但他的化名却多得令人眼花缭乱：

　　不久前，他在苏俄莫斯科，用的是“Maring”（马林）。

　　此外，他还用过化名“Marting”（马丁）、“Marling”（马灵）、“Mareng”（马伦）、“Malin”（马琳）、“Slevelet”（斯列夫利特）、“Dr.Simon”（西蒙博士）、“Mr.Philip”（菲力浦先生）、“Brouwer”（布罗维尔）、“Joh Vanson”（乐文松）。

　　他甚至还有中国名字“Gni Kong-Ching”（倪恭卿）！

　　后来，他还取过中国笔名“Sun-to”（孙铎）呢！

　　以上共计14个名字——这尚不包括他临时用一两天、甚至临时用一次的那些连他自己都记不得的化名！

　　显而易见，此人非等闲之辈，从事特殊的工作。他来自莫斯科，要前往中国上海，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奥地利警方的注意。刚刚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红色政权才三年多的苏俄，震撼着欧洲，引起资本主义世界的“地震”。从1918年3月15日开始，英军在摩尔曼斯克登陆，协约国（即包括美、英、法、意、日等15国）开始公开干涉俄国革命。4月5日，日本和英国的海军陆战队在苏俄东方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登陆。8月16日，美军也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登陆。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新生的苏维埃没有被外敌的铁腕卡死在摇篮里，反而在反击侵略者的战斗中变得壮实、强大。

　　虽然入侵者被赶出了苏俄国土，但是，资本主义世界跟这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敌意愈发加深了。特别是从1919年3月起到1921年初夏，短短的时间里，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美国、墨西哥、丹麦、英国、法国这7个国家，相继成立了共产党，引起了资本主义世界深深的不安。

　　马林

　　当时的欧洲，各国共产党纷纷成立，革命浪潮此起彼伏：1918年1月27日芬兰共产党领导了芬兰革命，芬兰赤卫队占领了首都赫尔辛基的政府机关。翌日，宣告芬兰革命政府——人民代表苏维埃——成立。但是，芬兰苏维埃政权存在了三个月就被消灭。紧接着，1918年6月24日，匈牙利共产党夺取政权，在首都布达佩斯宣布成立工人苏维埃。这一红色政权遭到镇压之后，同年11月3日德国基尔港水兵在德国共产党领导下起义，升起了红旗，宣布成立“苏维埃”……

　　地处中欧，与苏俄只隔着捷克和匈牙利的奥地利，时时提防着苏俄的影响。即便是在琴声四起，《蓝色的多瑙河》旋律在“音乐之都”维也纳飘荡的歌舞升平时节，维也纳警察局仍以警惕的目光，注视着那些夹杂在游人之中、来自苏俄的“赤色分子”。

　　维也纳外事局的专员带着斯内夫利特的荷兰护照，特地来到荷兰王国驻奥地利的大使馆。大使先生很明确地作出答复：“此人是共产党！”

　　于是，斯内夫利特被押进了维也纳警察局看守所。

　　得到风声，斯内夫利特的朋友弗里德里希·阿德勃带着一位奥地利律师，赶到了维也纳警察局。

　　“你们为什么拘捕斯内夫利特？”阿德勃质问道。

　　“因为他是共产党！”警官傲慢地答道。

　　“你们有什么证据证明他是共产党？”阿德勃反驳道，“你们别忘了，他是外国人——荷兰人！这儿不是荷兰！他只是路过奥地利，希望得到前往中国的签证。他是奥地利的客人。他在维也纳，没有触犯奥地利的任何法律，你们怎么可以随便拘捕一个外国人？”

　　“警官先生，恰恰是你们的行为，违反了奥地利法律！”这时，那位律师也发话了。

　　警官无言以对，两道浓眉紧紧地拧在一起。过了半晌，警官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我们研究一下，给予答复。”

　　“在你们没有释放斯内夫利特之前，我每天都要和律师一起到这里跟你们交涉一次，表示我们的抗议！”阿德勃用非常坚定的语气说道。

　　那家旅馆顶层的单人房间空荡荡地度过了六个昼夜之后，终于响起了开门声。斯内夫利特回来了，他的身后跟着四个人——阿德勃和律师，还有两名佩枪的奥地利警察。

　　斯内夫利特用粗壮有力的手，拎起两只皮箱就离开了那个房间——他竟然没有在那里住过一夜。

　　他在警察的押送下前往维也纳火车站，因为奥地利政府下了“逐客令”——把斯内夫利特驱逐出境！

　　于是，斯内夫利特于1921年4月15日离开维也纳，4月21日从意大利威尼斯踏上意大利的“英斯布鲁克”号（原名“阿奎利亚”号）轮船，朝东方进发，驶向上海……

　　时间淡化了档案的神秘面纱。据收藏在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内的英文档案表明，早在1920年12月10日，北京的英国驻华公使艾斯敦爵士便已致函北京的荷兰驻华公使欧登科·维廉·亚梅斯，提及了这位行动诡秘的斯内夫利特先生。公函全文如下：

　　北京荷兰公使

　　欧登科先生阁下

　　亲爱的同仁：

　　兹接我政府电，谓某名为H.斯内夫利特者约为荷兰人，确已负有荷属东印度[1]进行直接的布尔什维克宣传的使命赴远东。电报命令我设法在他向英国驻华公使申请护照的签证时阻止他得到签证。

　　我没有关于这个人行动的任何材料，只知道他约在两年前从荷属东印度到了荷兰。

　　如果阁下获悉斯内夫利特去申请英国签证的消息能告知我，我将不胜感激。

　　您忠实的艾斯敦[2]

　　翌日，荷兰驻华公使欧登科即复函艾斯敦，非常清楚地透露了斯内夫利特的身份和前往远东的使命。公函原文如下：

　　北京比尔比·艾斯敦爵士

　　公使阁下

　　亲爱的比尔比爵士：

　　现回复阁下的来函，奉告下述情况：几个星期前，我收到海牙外交部的一封电报，内称斯内夫利特受莫斯科第三国际派遣去东方完成宣传使命，电报指示我提请中国政府注意。我已照办并补充说，如果中国当局认为拒绝斯内夫利特在中国登陆是可行的，我将不会反对他们这样做。但我迄今尚未得到复函。

　　如果我能够给您关于此人活动或打算的情报，我将非常高兴地向您提供。

　　您忠实的欧登科[3]

　　档案所披露的秘密表明，早在1920年12月，荷兰政府（当时设在海牙）和英国政府都已密切注视斯内夫利特的行踪，并已“提请中国政府注意”。

　　正因为这样，1921年4月，当斯内夫利特在维也纳出现，那里的警察便关注着这位来历不凡的人物。

　　在斯内夫利特被逐出奥地利之后，据荷兰海牙殖民地事务部所存档案表明，奥地利维也纳警察局于1921年4月21日致函荷兰驻维也纳公使馆，非常清楚地告知了斯内夫利特的动向：

　　斯内夫利特持有1918年爪哇所发护照，其上盖有前往德国、奥地利、瑞士、意大利、中国和日本的签章，其他身份证件则一概没有。经验证其身份和雇聘与解雇证明之后，斯不愿在维也纳逗留，遂于1921年4月15日离此前往意大利威尼斯市，并拟于1921年4月21日自威尼斯市乘直达上海的火轮继续其旅行。

　　在上海，他将作为一家英国[4]杂志《东方经济学家》的记者进行活动。据本警察局所掌握的材料，1921年3月在海牙举行的国际反军国主义大会期间，曾有传言说斯内夫利特到东方也将为进行反军国主义的宣传而建立联系。

　　当斯内夫利特在威尼斯踏上东去的轮船，由于接到维也纳警察局的密告函，荷兰、英国以至日本驻奥地利的大使，都高度重视这一“赤色分子”的动向。

　　各国大使紧张地行动起来，纷纷发出密电，那充满着音符的维也纳上空顿时充满着不协调的无线电波。

　　荷兰大使馆发密电通知荷兰驻上海领事馆，还通知了荷属东印度。英国大使馆发密电通知英属亚洲国家斯里兰卡、新加坡，也通知了英国管辖下的香港，以及英国驻上海领事馆，因为这些地方是斯内夫利特前往中国时可能经过的。

　　日本政府也收到了日本驻奥地利大使的密电。

　　如临大敌，严阵以待，斯内夫利特的中国之行，惊动了这么多的大使、警察、密探……

　　[1]即今印度尼西亚。

　　[2]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2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

　　[3]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3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

　　[4]应为日本。

　　列宁委派他前往中国

　　斯内夫利特究竟是何等人物？

　　鉴于他后来在中国的常用名字是马林，以马林著称于世，此后行文为照顾习惯，改用马林。

　　1922年7月30日苏联《真理报》所载《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现状》一文，清楚地表明了马林的重要地位。只是《真理报》公开发行，不能把这位做秘密工作的人物的姓名捅出去，因此文中以“×同志”作为代称。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现状》原文如下：

　　马林（左三）与列宁（左四）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同一次会议[1]上，×同志作了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同志在中国待了一年半，不久前刚回来。他仔细地研究了这个大国混乱不堪的政治和经济情况。他认为，中国的政治操控于列强之手，而中国社会各阶级（中国国内尚无完全成形的阶级）并不发生有力的影响。在孙中山政府统治下的南方进行着民族主义运动，它得到侨居国外的中国大资产阶级的帮助。

　　由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哺育的知识分子是这个国家最活跃的一股力量。但是，这场革命的民族主义运动在一般中国人民中间，在农民中间却引不起丝毫反响。农民大多数是租种小块土地的小佃农，他们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不起任何作用。情况是如此之独特，与其他国家农民的境遇相比又是如此之不同，以至直到今天也无法为他们制订出任何一个总的土地纲领。

　　处于外国资本家统治之下，而又是大工业中心的华中（上海），还不具备由中世纪行会组织和秘密组织向现代工会转化的可能性。南方的情形则不同，在这里，居于领导地位的孙中山的党对工人阶级也有着明显的影响，无产阶级同这一组织之间甚至有内部联系。这一点从最近有组织的海员大罢工中可以看出。广东的许多工会小组组织得很好、很集中。那里已拥有5万名有组织的工人，其中海员工会最强大，有1.2万人之多。

　　随后，报告人详尽地描述了中国极其复杂的内部关系，在那里，大国之间尔虞我诈，彼此倾轧，为此他们竞相利用中国的各个派别。孙中山反对北京的斗争，是南方拥护改革、反对北方满洲反动统治阶级的民主制[2]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孙中山看来遭到了失败。虽然南方发展共产主义运动的条件很有利，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政府也希望运动有所发展，可是我们在那边的同志却未能充分利用这一形势去加强联系工人群众。他们推行宗派主义政策，而把自己毫无起色的工作和背离群众迫切利益的现象归咎于什么非法地位。中国青年，尤其是大学生，乃是极易接受社会主义的人，但还谈不上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

　　现在，红色工会国际和共产国际在中国，特别在南方，具有卓有成效地推进工作的十分适宜的土壤，因此，问题应当认真地加以讨论……

　　决定委托×同志起草致中国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的信。

　　能够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上作关于中国问题的长篇报告，又能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起草致中国共产党、日本共产党的信，这位“×同志”——马林——确非等闲之辈。难怪当他光临奥地利，会引起那么一场不小的风波！

　　共产国际，亦即“第三国际”。

　　“第一国际”是马克思、恩格斯在1864年创立的，叫“国际工人协会”，着力于组织各国的工人运动。“第一国际”在1876年解散。

　　“第二国际”是恩格斯在1889年创立的，是各国社会党的国际联合组织。后来，由于大多数社会民主党公开背叛了无产阶级，“第二国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解体。

　　“第三国际”是列宁在1919年创立的，是全世界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的国际联合组织，称“共产国际”。它的通俗、形象的称呼是“世界共产党”。因为它不仅仅是各国共产党的联合组织，它和各国共产党之间有着领导与被领导的高度统一的上下级关系。执行委员会是共产国际的领导机构，列宁是共产国际的领袖。

　　马林于1920年7月在莫斯科见到列宁，受到了列宁的赏识。

　　那时，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正在苏俄召开，马林作为印尼共产党的代表，出席了大会。

　　“马林同志，您从荷兰的殖民地东印度来，我想请您参加共产国际的‘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工作，好吗？”列宁紧握着马林的手，这么说道。

　　“好，我非常乐意参加这个委员会，愿为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出力。”马林一口答应下来。他用流畅的英语跟列宁谈话。他能讲英语、德语、法语和荷兰语，也稍懂俄语，正因为这样，他奔走于世界各国，能用多种语言与人交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