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响应(5)

　　不尽沅江东逝水，

　　古今淘尽几英雄。

　　那时，他已颇为“留心政治”，所以诗中透露出一种雄心勃勃的气概。

　　他的《往矣集》中的《苦学记》一文，也写及小小年纪的政治抱负：

　　袁氏[2]死后，内阁常常更动，一下子某甲入阁，一下子某乙入阁，在看报之余，居然也想将来要入阁了。我们学校扩充，把附近的文昌阁并入学校做宿舍。我因为常常想将来一定要入阁，替国家做事，所以和同学说到文昌阁去，便说“入阁”……主观上虽然有这种气概，客观上上进发展的机会可以说是绝对没有。真是前途黑暗，四顾茫茫！

　　一个极为偶然的机会，使他可以跳出那小小的县城，远走高飞，去闯大世面。那一天，成了他命运的腾飞点。他在《苦学记》中这么叙述：

　　民国六年五月某日，照例返家，遇着山洪暴发，沅江水涨，不能渡河进城。于是在家住了四天，等着水退。哪晓得我一生的命运，就在这四天决定了，而我还在乡下，一点不知。等到到了学校，一个朋友对我说：“老周！你可以到日本留学去了，最近就动身。”我以为他是开玩笑。他说：“你不相信，我和你去见校长。”见了校长，果然是真！原来我有个同班的朋友，他的哥哥在东京，前一年把他叫到东京去了。他来信说东京生活程度并不贵，每年只要一百五六十元，如果肯用功，一年之后，就可以考取官费。我的好友邬诗斋便发起凑钱送我去……

　　父亲早亡，周佛海告别老母远行，口占一首诗：

　　溟濛江雾暗，寥落曙星稀。

　　世乱民多散，年荒鬼亦乱。

　　心伤慈母线，泪染旧征衣。

　　回首风尘里，中原血正飞。

　　他头一回出远门，和两个同学同行。三个人不会讲一句日语，居然也从上海来到了日本。经过短期补习日语，他考入了日本第一高等学校，获得“官费”。在那里，他开始从杂志上读到许多关于俄国革命的文章。

　　一年之后，预科毕业，他被分到鹿儿岛的第七高等学校。

　　在风景如画的鹿儿岛，他在功课之余，“专门只看社会主义的书籍”，并开始译书、写文章：“当时梁任公一派的人，在上海办有《解放与改造》半月刊，我常常投稿，都登载出来，稿费非常丰富。这种稿费，大都寄回家养母，一部分拿来买书。”

　　就这样，他开始钻研社会主义学说，开始跟梁启超（即梁任公）、张东荪有了联系。

　　周佛海在他的《往矣集》的《扶桑笈影溯当年》一文中，十分详细地写及他进入中国共产党阵营的经过：

　　民国九年夏天，决心回沅陵省母……那晚得到上海，便不能再往前进了。因为那时张敬尧督湘，我们的湘军，群起驱张，战事紧张，道路梗塞……

　　既然不能回家，打算到杭州去玩玩。动身之前，去时事新报馆访张东荪。他是《解放与改造》的主持人，我因为投稿的关系，和他常常通信。我到了报馆，他还没有到……后来东荪来了，却谈得非常投机。他们当时组织“共学社”，翻译名著，请我也译一本，我便担任翻译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

　　到西湖住在智果寺，每日除译书、看书外，便和几个朋友划船、登山……住了三个多星期，因为热不可耐，仍旧回到了上海。

　　到了上海，张东荪告诉我，陈仲甫（独秀）要见我。仲甫本是北大教授，主办《新青年》鼓吹新思想，为当时的当局所忌，所以弃职来沪，《新青年》也移沪出版。有一天我和张东荪、沈雁冰，到环龙路渔阳里2号去访仲甫。当时有第三国际代表俄人吴庭斯基[3]在座……

　　后来的情况，便如同本书第二章所描述的：维经斯基明确提出，希望组织中国共产党。张东荪不愿加入，周佛海、沈雁冰同意加入。

　　这样，周佛海便成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

　　周佛海还曾在《扶桑笈影溯当年》一文中，谈及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动机：

　　我为甚么赞成组织共产党，而且率先参加？第一，两年来看到共产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书籍很多，对于共产主义的理想，不觉信仰起来；同时，对于中国当时军阀官僚的政治，非常不满，而又为俄国革命所刺激，以为非消灭这些支配阶级，建设革命政府，不足以救中国。这是公的。第二，就是个人的动机，明人不做暗事，诚人不说假话，我决不隐瞒当时有个人的动机；……当时所谓个人的动机，就是政治的野心，就是Political Ambition。在一高的时候，正是巴黎和会的前后，各国外交家都大出风头。所以当时对于凡尔赛，非常神往，抱着一种野心，将来想做一个折冲樽俎，驰骋于国际舞台，为国家争光荣的大外交家。后来研究俄国革命史，又抱着一种野心，想做领导广大民众，推翻支配阶级，树立革命政权的革命领导者。列宁、特路茨基[4]等人物的印象时萦脑际，辗转反侧，夙兴夜寐，都想成这样的人物……

　　周佛海和施存统，实际上都是在上海加入了共产主义小组然后去日本的，所以他俩在日本组成了一个小组。

　　周佛海还曾回忆：

　　回到鹿儿岛之后，除掉上课以外，仍旧是研究马克斯[5]、列宁等著述和发表论文。同时，我想要领导群众，除却论文最要紧的是演说，所以纠合十几个中国同学，组织了一个讲演会，每礼拜讲演一次，练习演说。当时同学都说我有演说天才，说话很能动人。我听了这些奖励，越加自命不凡，居然以中国的列宁自命。现在想起来，虽觉可笑，但是在青年时代，是应该有这样自命不凡的气概的……

　　1920年周佛海加入中国共产党之际，不过23岁，是一大群热血青年中的一个。然而，他的政治野心，他的领袖欲，却为他后来改弦更张、叛离中国共产党预伏下思想之根……

　　[1]施存统：《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几个问题》，《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2]指袁世凯。

　　[3]即维经斯基。

　　[4]即托洛茨基。

　　[5]即马克思。

　　周恩来赴法寻求真理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发展工作，向东伸入留日学生，向西则伸入留法学生。

　　当时，留法勤工俭学的热潮不亚于留日。从1919年春到1920年底，中国便有1500多名青年涌入法国勤工俭学。

　　其中，撒向法国的中国共产党“种子”是张申府。张申府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最早的成员之一，他去法国的目的并不是勤工俭学。那时，他已是北京大学讲师，他跟北京大学前校长蔡元培同船去法国，被吴稚晖聘为里昂大学中国学院教授，讲授逻辑学。

　　张申府在法国发展刘清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结为夫妇。张申府又和刘清扬一起发展周恩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此，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间应该是1921年2月。[1]

　　张申府在回首往事时，曾这样十分概括地谈及旅法共产主义小组的人员情形：

　　接着，由上海又去了两个党员：赵世炎、陈公培。他们两人是在上海入党的，都是陈独秀介绍去的。这样，我们五个人成立了一个小组（张申府、周恩来、刘清扬、赵世炎、陈公培），小组一直是这五个人。后来小组的事，就由周恩来他们管了，我不怎么管。李维汉当时是少年共产团（CY），他是1921年底回北京入党的。蔡和森也是少年共产团（CY），后来在北京入党的。陈延年、陈乔年没有加入我们小组。延年本来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反对他们的父亲，所以到了法国，也没有（受陈独秀委托）去看看我。后来，他们慢慢进步，走到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路上，后来加入了少年共产团和共产党……

　　周恩来是1920年11月7日在上海登上法国邮船波尔多号，驶往法国的。

　　这位23岁的小伙子，是华法教育会组织的第15批赴法学生中的一个。比起同龄的年轻人来说，他显得比较成熟，因为他已在社会的大熔炉里受到过锻炼——曾经东渡扶桑，也曾身陷囹圄，还曾与李大钊有过交往……

　　周恩来祖籍浙江绍兴，他自己曾这么说过：“在血统上我也许是鲁迅先生的本家，因为都是出身浙江绍兴城的周家。”[2]

　　不过，他出生在苏北淮安。取名恩来，原意是“恩惠到来”。周恩来字翔宇，后来他常用的笔名“飞飞”也就取义于“翔宇”。至于他另一个常用笔名“伍豪”，则是他参加觉悟社时抽签抽到五号，取了谐音为“伍豪”，而邓颖超抽到一号，取了“逸豪”为笔名。

　　青年周恩来

　　12岁那年，周恩来离开淮安老家，随伯父周贻赓到东北沈阳去。15岁的时候，又由于伯父调到天津工作，他也到天津求学。环境的不断变换，使他眼界大开，而且养成独立生活、独立思考的能力。

　　19岁那年，周恩来从南开学校毕业，头一回出国——到日本留学。上船时，朋友送给他一本《新青年》第3卷第4号。他在途中细看了这本杂志，思想产生共鸣，从此，成为《新青年》的热心读者。他曾在日记中写道：

　　晨起读《新青年》，晚归复读之。对其中所持排孔、独身、文学革命诸主义极端地赞成。[3]

　　日本使周恩来失望，因为当时的日本正在跟中国北洋军阀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周恩来卷入了留日学生的爱国运动。

　　留日两年，21岁的周恩来终于下决心归国。他在1919年4月回来，不久恰逢震撼中国的五四运动。周恩来在天津组织了觉悟社，成为天津学生领袖。他请李大钊到天津觉悟社讲话，跟这位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了交往。

　　之后不久，周恩来被天津警察厅逮捕。从1920年1月29日至7月17日，将近半年的铁窗生涯，使周恩来的思想迅速走向成熟，看透了旧中国的黑暗，决心点起一把革命的火，照亮这黑沉沉的国度。

　　出狱之后，他又去北京见李大钊。

　　最终，为了寻求真理，寻求拯救中国之路，他踏上了西去的轮船，到欧洲去……

　　他原本是打算去英国的。从法国到了英国，住了五个星期，还是回到了法国——法国的生活费用要便宜得多。

　　在法国，周恩来终于认准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共产主义之路。

　　1921年春，旅法共产主义小组成立。这是小组成员张申府（左一）、刘清扬（左二）、周恩来（左三）以及赵光宸（左四，天津觉悟社成员）1923年在德国合影

　　周恩来在1922年3月致天津觉悟社谌小岑、李毅韬的信中，十分坦率地谈及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

　　劈头要说的便是：你们现在所主张的主义，我是十二分表同情，差不多可以说没有什么修正。觉悟社的信条自然是不够用、欠明了，但老实说来，用一个Communism（以下简作Cism）也就够了……

　　总之，主义问题，我们差不多已归一致。现在郑重声明一句，便是“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

　　我以前所谓“谈主义，我便心跳”，那是我方到欧洲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时的心理，而现在我已得有坚决的信心了。我认清Cism确实比你们晚。一来因为天性富于调和性，二来我求真的心又极盛，所以直迟到去年秋后才安妥了我的目标……[4]

　　周恩来信中所说的“Communism”，亦即共产主义。

　　[1]《中国共产党中央组织部关于重新确定周恩来同志入党时间的报告》（1985年5月23日），《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