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章 成立(7)

　　我和蔡和森发言反对马林这种主张。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不能与西欧共党工人加入社会民主党工会一事相提并论。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加入进去无异与资产阶级相混合，会丧失它的独立性，这与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所通过的原则不合。我们指出与国民党建立党外的联合战线是可以做到的，这有过去国民党和其他派系建立联盟的实例为证；如果组织一个联合战线的委员会，可以推孙为主席，委员会中的国民党人数也可比中国共产党人数多一倍左右。我们所要说明的中国共产党并不是要求与国民党来个平行的联合战线，只是不要丧失独立性。我们还着重指出，中国共产党除与国民党合作建立联合战线外，更应注意争取国民党以外的广大工农群众来壮大自己。根据这些观点，我们要求不接纳马林的主张，并请共产国际重新予以考虑。

　　张国焘还回忆说：

　　陈独秀先生也反对马林的主张，而且发言甚多。他强调国民党主要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不能因为国民党内包容了一些非资产阶级的分子，便否认它的资产阶级的基本性质。他详细说道，一个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后，会引起许多复杂而不易解决的问题，其结果将有害于革命势力的团结。但他声言，如果这是共产国际的不可改变之决定，我们应当服从，至多只能申述我们不赞同的意见。

　　马林说这是共产国际已经决定的政策，陈先生还提出只能有条件地服从。他着重指出，只有孙先生取消打手摸（模）及宣誓服从他等原有入党办法，并根据民主主义的原则改组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党员才能加入进去。否则，即使是共产国际的命令，他也要反对。

　　李大钊先生却采取一个调和的立场。他虽同情我们的某些看法，也称许陈先生所提出的条件，但基本上是附和马林的。他认为国民党的组织非常松懈，无政府主义者加入国民党已经多年，挂着国民党党籍，依然进行无政府主义的宣传，并未受到任何约束。即便是单纯的国民党员也抱有各种不同的政见，单独从事政治活动的例子也不少，足见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同样不会受到约束。他也判断联合战线不易实现，采取加入国民党的方式是实现联合战线的易于行通的办法。

　　经过讨论，中国共产党中央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意见，决定实行国共合作。此后不久，1922年11月5日至12月5日，共产国际“四大”在彼得格勒召开。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刘仁静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王俊作为中国工会代表出席了会议。记者瞿秋白此时已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会议。

　　会上，由英语流利的刘仁静代表中国共产党作了重要发言：

　　为了消灭在中国的帝国主义这一前提，就必须建立反帝的统一战线，我们党已决定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了，其形式是我们的党员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

　　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把关于统一战线的决定公之于世。

　　这样，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

　　这样，孙中山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这样，1924年初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一全”大会时，大会主席为孙中山，而主席团由五人组成，即胡汉民、汪精卫、林森、谢持、李大钊。

　　中国共产党负责人李大钊居然成了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主席团成员！

　　会上，李大钊、谭平山等中国共产党党员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毛泽东、瞿秋白、张国焘等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

　　这样，中国共产党开始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支重要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用一段非常准确而又简明扼要的话，概括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诞生的。

　　[1]有一些书，如《中国共产党党史简明辞典》（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说维经斯基出席了中国共产党“二大”（见该书第390页），是不符合史实的。

　　[2]陈独秀原信竖写，故云“理由如左”。此信见《中国共产党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15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

　　中共“三大”的主题是国共合作

　　按照中国共产党“二大”关于“全国代表大会每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定期召开一次”的规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1923年5月发出通知，决定于“下月”（6月）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罗章龙是出席中国共产党“三大”的代表，笔者曾采访过他。据罗章龙回忆，他当时接到一封署名“钟英”的信，要他出席中国共产党“三大”。所谓“钟英”，如前述及，也就是中央的谐音，“中国共产党中央”之意。

　　罗章龙是从北京经天津乘海轮到达上海，再乘船前往广州的。到了广州，罗章龙悄然找“管东渠”先生接头。

　　所谓“管东渠”，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的谐音代号。

　　中国共产党“一大”、“二大”是在上海召开，但是这一次“三大”却改在广州召开。所有中国共产党“三大”代表，都由“管东渠”安排在广州的食宿。

　　中国共产党“三大”在广州召开，是因为在西湖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决策实行“国共合作”，而广东当时是国民党的“大本营”。

　　国民党的势力进入广东，是在1920年。这年2月，驻粤的滇（云南）军阀和桂（广西）军阀之间发生武装冲突，孙中山趁机策动驻闽的粤军将领陈炯明回师广东。10月29日，粤军夺回广州。10月31日，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11月25日，孙中山离沪赴粤。于是，广州也就成了国民党的“大本营”。

　　然而，军阀反复无常。1922年6月16日凌晨2时，坐落在广州观音山的孙中山总统府突然遭到陈炯明部队四千多人的袭击。在猛烈的炮火中，总统府化为一片废墟。陈炯明原本打算一举摧毁孙中山政权。在万分紧急之中，孙中山被迫连夜登上“宝璧”号军舰直驶黄埔，然后换乘“永丰”[1]舰，与叛军相持。

　　孙中山先生

　　孙中山急电正在浙江宁波的蒋介石：“事紧急，盼速来。”蒋介石赶赴广州，登上“永丰”舰被孙中山授以海上指挥全权。于是，蒋介石指挥反击陈炯明。在那些日子里，蒋介石侍立在孙中山左右，深得孙中山的信任。8月18日，蒋介石护送孙中山前往上海。蒋介石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写了《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并请孙中山作序。从此，蒋介石有了一笔令人垂羡的政治资本，常以孙中山“好学生”的“光辉形象”出现于社会公众面前。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大本营参谋长，使蒋介石进入了国民党高层领导之中。

　　1922年12月，孙中山借助于滇军杨希闵、刘镇寰的力量打败了陈炯明。1923年3月，孙中山重返广州。于是，广州再度成了国民党的“大本营”。

　　中国共产党也在广州发展力量，建立了“管东渠”——广东区委。就在孙中山重回广州前不久，1923年2月26日，陈独秀在参加西湖会议之后，也从杭州来到广州。

　　这样，国共两党的首脑，都坐镇广州。

　　对于国共合作，虽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极力主张，而且在西湖会议上得到五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的认可，但是在全党思想上并未统一。即便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之中，也有好几位只是基于服从共产国际领导这一点而认可国共合作，在思想上并未想通。正因为这样，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主张把讨论国共合作，作为中国共产党“三大”的主题。

　　既然中国共产党“三大”要着重讨论国共合作，而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长陈独秀在广州，所以在广州召开会议当然是最合适的。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三大”在广州永汉路太平沙“看云楼”召开。

　　这“看云楼”并非古寺名楼，只是因为门口贴了“看云楼”三个字而得名。这“看云楼”是陈独秀在广州的住所，那三个字也出自陈独秀笔下。陈独秀给住所取名“看云楼”，大抵是要在那里“看”中国变幻莫测的风“云”。陈独秀住所有个大客厅，成了中国共产党“三大”的主会场。有时，会议也改在离那里不远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广州的住处“春园”举行。

　　比起中国共产党“一大”、“二大”在上海召开时那种时刻提防特务、巡捕的紧张气氛，中国共产党“三大”要宽松得多。因为广州是在国民党控制之下，对中国共产党采取友好的态度。

　　中共“三大”会址

　　中国共产党“三大”的代表，比起中国共产党“一大”、“二大”要多得多。出席会议的代表多达30多人——不过，其中有表决权的只有19人。这些代表来自北京、上海、湖北、湖南、广州、浙江、山东、满洲等地以及莫斯科。

　　中国共产党“三大”代表有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毛泽东、刘仁静、蔡和森、瞿秋白、张太雷、罗章龙、陈潭秋、谭平山、何孟雄、向警予、阮啸仙、徐梅坤、冯菊坡、林育南、于树德、邓培、项英、刘尔崧等。

　　陈独秀在大会上代表上一届中央委员会作了工作报告。

　　陈独秀指出：

　　现在共有党员420人，其中在国外的有44人，工人164人，妇女37人，另外还有10个同志被关在狱中。去年我们只有200名党员，今年入党的大约有200人，其中有130个工人。[2]

　　陈独秀着重讲述了西湖会议的精神。他说：

　　起初，大多数人都反对加入国民党，可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说服了与会者，我们决定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从这时起，我们党的政治主张有了重大的改变。以前，我们党的政策是唯心主义的，不切合实际的，后来我们开始更多地注意中国社会的现状，并参加现实的运动。

　　陈独秀批评了党内的不良倾向：

　　我们党内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主义倾向，党员往往不完全信赖党。即使党有些地方不对，也不应当退党，我们应该纠正我们的错误。此外，党内的同志关系很不密切，彼此很爱怀疑。

　　陈独秀也检查了中央委员会的错误：

　　现在谈谈中央委员会的错误。实际上中央委员会里并没有组织，五个中央委员经常不能待在一起，这就使工作受到了损失。

　　中央委员会也缺乏知识，这是罢工失败的原因。我们的政治主张不明确。大家都确信中国有实行国民革命运动的必要，但是在究竟应当怎样为国民革命运动工作的问题上，我们的观点各不相同。有的同志还反对加入国民党，其原因就是政治认识不够明确。

　　我们不得不经常改换中央所在地，这使我们的工作受到了严重损失。

　　陈独秀这里所说的“有的同志还反对加入国民党”，其实包括他自己。为此，陈独秀在大会上作了自我批评。他说：

　　陈独秀由于对时局的看法不清楚，再加上他很容易激动，犯了很多错误。

　　陈独秀还批评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张国焘。他说：

　　张国焘同志无疑对党是忠诚的，但是他的思想非常狭隘，所以犯了很多错误。他在党内组织小集团，是个重大的错误。

　　陈独秀在工作报告中对各地区的党的工作进行了批评，一口气批评了上海、北京、湖北和广州，但是唯独表扬了毛泽东所领导的湖南的工作：

　　就地区来说，我们可以说，上海的同志为党做的工作太少。北京的同志由于不了解建党工作，造成了很多困难。湖北的同志没能及时防止冲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能增加。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

　　广州的同志在对待陈炯明的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最近他们正在纠正错误。

　　这次大会，对于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中国国民党，作出了决议。决议对国民党进行了这样的分析：

　　依中国社会的现状，宜有一个势力集中的党为国民革命运动之大本营，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同时依社会各阶级的现状，很难另造一个比国民党更大更革命的党。即能造成，也有使国民革命势力不统一不集中的结果。

　　决议也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是共产国际的决定：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议决[3]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曾感此必要，遵行此议决，此次全国大会亦通过此议决。

　　决议指出：

　　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

　　我们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

　　决议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时的四条注意事项：

　　一　在政治的宣传上，保存我们不和任何帝国主义者任何军阀妥协之真面目。

　　二　阻止国民党集全力于军事行动，而忽视对于民众之政治宣传，并阻止国民党在政治运动上妥协的倾向，在劳动运动上改良的倾向。

　　三　共产党党员及青年团团员在国民党中言语行动都须团结一致。

　　四　须努力使国民党与苏俄接近，时时警醒国民党，勿为贪而狡的列强所愚。

　　对于中国共产党作出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这一国共合作策略，后来蒋介石称之为“寄生”策略。蒋介石在他的《苏俄在中国》一书中，对中国共产党的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政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中国共产党）发育的初期，必须寄生于中国国民党内，施展其渗透、分化、颠覆的阴谋……

　　不论蒋介石怎么说，事实证明西湖会议以及中国共产党“三大”作出的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这一重大策略的提出者、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出席了中国共产党“三大”。

　　马林对于中国共产党，可以说立下两大功劳：

　　第一，为了组织召开中国共产党“一大”，马林出了大力。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上，曾以他的洪钟般的声音作了长篇讲话，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在特务侦察中国共产党“一大”时，他以多年地下工作的经验敏锐地察觉并决定转移到嘉兴开会。

　　第二，制定国共合作方针，使当时幼小的中国共产党借助于与国民党合作，迅速得以壮大。

　　这一回，马林又在中国共产党“三大”上作长篇讲话，阐明他提议国共合作的意义，对于此后中国共产党的大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三大”选举陈独秀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李大钊、王荷波、项英、朱少连等九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当时中国共产党党员420人。

　　[1]由于“永丰”舰在这一战斗中立下历史性功勋，在孙中山去世后，被命名为“中山”舰。

　　[2]《中国共产党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下同。

　　[3]当时的习惯用语为“议决”，亦即决议。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