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读书乐(1)

　　“阅读”是散文中一种极为重要的体裁。我这里把书评、影评都归入同一范畴中，各选入优秀文章，做简要的分析和理解参考，供读者学习。我们要一再强调“语文”的基础性、底层性、决定性作用，即“语言文字文学”构成的“语文”学科，决定了人类文明的基本形态。无论你今后从事何种领域的工作，做何种门类的研究，你都离不开最基本的“语言表达”。没有语言表达，就没有各门类学科的存在。

　　我曾在各学校与教师学生交流时，多次用电脑、网络的“底层技术”这个词来形容“语文”。同样，外文也是“语文”的一种。在学习本国语言文学时，21世纪的全球化新人，不应该放弃外文的学习。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观察世界、表达情感的独特角度和文化背景，懂得外文你才会知道原来人们还可以这样表达一种现象、一种情感。比如，中文“覆水难收”，英文有一个相对应的词组：wateroverthedam（水漫过大坝了）。虽然意思相近，但是从不同现象中观察、总结出同样的道理。这是人类文明中极有趣的现象。

　　学会阅读，并且从不同的书本、材料中读出新意，这是第二编“新解读”里就提到过的。那些文章面对的是综合材料，要做的研究、总结的工作量更大，花的工夫更多。而本编所选的文章，其评论、讨论的对象，相对比较具体，相关材料的搜集和积累，也相对比较容易。

　　阅读一本好书，看一部好电影，听一首名曲，这些都是我们学习和理解世界的最好方法，是跟最有智慧的人交谈的最直接手段。然而，如果你要跟朋友们分享这些好作品，就必须学会准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并且锻炼自己的归纳总结能力。例如，很多人现在都在使用网络在线视频观看影片，在观看之前，还会浏览这部作品的介绍、评价。这些介绍和评价就是精短的影评。但影评的好坏，归纳的妥否，是一眼就能看出的。你读豆瓣网的评论，会发现高下之差，真有天壤之别。

　　阅读与表达，是本编想要介绍的核心内容。

　　阅读之所以是这么好的事，就是因为随时能与最有智慧的人交谈——只要你从书架上拿下一本好书，翻开，阅读。

　　叶兆言的《阅读吴宓》是写现代学者的一部力作，可谓“拨开云雾见青天”，需要很深的功力。余华的《高潮》写苏联时期音乐大师肖斯塔科维奇，用具象的文字表达抽象的音乐，有一种神远的味道。张闳分析革命经典课文《半夜鸡叫》，见微知著，值得学习。潘向黎对古诗的介绍，真真“诗是空气，诗是呼吸”，让那些久远的诗歌从课本中走入我们的生活。你要知道，在唐朝，诗歌跟我们现在随时随地发微博和微信一样。诗人一有灵感，就提笔书写。不仅写在纸上，还写在墙上。那些神来之笔写下的卓越诗歌，就像现在的流行歌曲一样，很快传遍大江南北。那时候，诗歌确实是能唱的，诗歌就是生活，诗歌就是现实。

　　叶兆言，1957年出生，南京人。1974年高中毕业，进工厂当过四年钳工。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1986年获得硕士学位。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文学创作至今。主要作品有：《一九三七年的爱情》《花影》《花煞》《别人的爱情》《没有玻璃的花房》，三卷本叶兆言短篇小说编年，五卷本叶兆言中篇小说集，以及各种选本等。叶兆言的写作充满了知性的质与美，在当代中国文坛中是真正的知识人写作。他的最新作品《一号命令》《驰向黑夜的女人》，显示了他更加准确而坚韧的语言功力。

　　民国的学者进入新时代纷纷被埋没，20世纪80年代之后，又纷纷进入人们的视野。阅读他们，了解他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是活生生的，而不是盲目崇拜。

　　阅读吴宓

　　叶兆言

　　说来好笑，阅读吴宓，留心有关文字，成了近年来很当真的一件事情。起因只是他生于一八九四年，这是个特殊年份，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两国长达半个世纪的对抗拉开序幕，也正是这一年，孙中山给李鸿章写了一封长信，表达他的改良主义思想，遭到拒绝后，从此投身革命，坚定不移，直到死在北洋军阀时期的北京。很长时期，抗日和革命成了两个重要主题，研究中国，不论思考历史，还是评论文学，都无法回避。我习惯找出几位出生于这一年的人，把他们当成解剖近现代中国的标本，我的祖父也出生在这一年，这是很好的参照系数，它提供了一个横向的比较机会。阅读吴宓，我总是忍不住想，和他同年的祖父此时正在干什么，面对同样的问题，祖父会有什么不同的想法。在厚厚的十本《吴宓日记》中，提到祖父只有一处，时间是一九四五年的一月九日，一次宴会上偶然相遇：

　　遂借赴华西大学内李珩、罗玉君夫妇邀家宴。座客桦外，有叶绍钧及谢冰莹女士。席散，同步归。

　　叶绍钧名字下面，有小字自注：“圣陶。苏州人。今为开明书店总编辑。与宓同年生。留须。温和沉默。”这是典型的吴雨僧风格，记账本一样老老实实，一本正经。再看祖父的日记，略为详细一些：

　　五时半，至李晓舫家，晤吴雨僧、李哲生、陈国华、谢冰莹。雨僧与余同岁，身长挺立，言谈颇豪爽，近在燕大讲《红楼梦》，借以发抒其对文化与人生之见解，颇别致。主人治馔颇精，而不设酒，余以酒人，觉其勿习。八时散，复至月樵所，方宴刚夫妇，尚有他客六七人，墨先在。余乃饮酒十馀杯。十时归。

　　两则日记很客气，一层意思没有明说，都觉得对方不是原来的设想。他们属于两个不同阵营，道不同，则不相为谋，既对立，更隔膜。阵营不同，误解便不可避免。这次偶然相遇，消除了一定误解，又增加新的错误认识。如果继续交往，他们或许可以成为朋友，但是沟通从来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吴宓不知道对方温和沉默，是因为没有酒；祖父觉得对方豪爽，却根本就是个假象。

　　分析

　　从祖父和吴宓的日记开始，写了对人一面理解和真实的差异。

　　吴宓不是一个豪爽的人，而且毫无幽默感，他的成名与挨骂有关。说起新文学史，谈到新旧之争，忘不了鲁迅的妙文《估学衡》。《学衡》是一个笑柄，一帮自恃很高的书呆子，刚从国外回来，觉得喝过洋墨水，对“西化”更有发言权，于是匆匆上阵，想一招致敌于死命，事实却证明根本不是对手，刚一出招，就被新文学阵营打得鼻青脸肿。不妨想象一下当时的新文学阵营如何强大：陈独秀和李大钊，鲁迅兄弟，胡适及其弟子罗家伦和顾颉刚，茅盾为理论主笔的文学研究会，邵力子主编的《民国日报》副刊《学灯》，这些高人联手，每人吐口唾沫，已足以把《学衡》的人淹死。当时同属于新文学阵营的创造社，还没有出手参战，这一派的好战，善于胡搅蛮缠，作为《学衡》总编辑的吴宓心里不会不明白。

　　事隔多年，重新回顾这场文化论战，心平气和地说，双方都该骂，而且细究骂人的内容，双方都有些道理。《学衡》站在旧文化阵营一边，仅此一点顽固，即使在今日，仍然该骂，该痛骂，而“五四”前后掀起的新文化运动，方向大致正确，但是存在很多问题，也应该指出来。我曾和祖父谈过读当年的《小说月报》，众所周知，《小说月报》改刊是新文学史上的大事，比较新旧两派小说，也就是阅读茅盾主编前后的《小说月报》，就其小说质量而言，被看好的五四时期新小说，并不比旧小说强。新小说在一开始很不好看，鲁迅或许是个例外，像他那样优秀的太少，新小说的拙劣有目共睹，后人评价高，更多的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事实上，作为当时的重要作者，祖父也承认新派的小说没有旧小说写得好。换句话说，新小说只能证明自己写得对，却不能证明自己写得好，达到了多高的境界。

　　认真阅读当时的小说，不难得到这样的印象，新小说气势汹汹，其实嫩得不像东西。就像刚学走路的小孩，尽管前景良好，未来一片光明，真实的现状却不敢恭维。新小说，不能卒读。鲁迅写得好，是因为旧小说也写得好，发表在改刊之前的《小说月报》的文言小说《怀旧》，便是一个极好的例子。这似乎也反证了吴宓在《论新文化运动》中的观点，所谓“不知旧物，则决不能言新”。《学衡》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面反动旗帜，在一片喊新声中，《学衡》的声音显得很可笑。多年以后，吴宓自订年谱，痛悔当年的仓促上阵，尤其对第一期《学衡》的低质量感到痛心。作为创刊号，推出的一些“作品”让人无法恭维，鲁迅对其进行了辛辣的嘲讽，轻而易举挑出一大把错误。《学衡》批评新派不足，看出了对方毛病是对的，可是他们也是漏洞百出，正如吴宓自己承认的那样，“实甚陋劣，不足为全中国文士、诗人以及学子之模范者也”。吴宓把过错推到了一个叫邵祖平的人身上，他写道：

　　鲁迅先生此言，实甚公允。《学衡》第一期“文苑”栏专登邵祖平（时年十九）之古文、诗、词，斯乃胡先之过。而邵祖平乃以此记恨鲁迅先生，至有1951冬，在重庆诋毁鲁迅先生之事，祸累几及于宓，亦可谓不智之甚者矣。

　　这其实是为同人打掩护，想蒙混过关，鲁迅先生矛头直指梅光迪，直指胡先和柳诒徽，这些都是《学衡》的核心人物，想赖也赖不了。吴宓先生应该老老实实地承认，他们那几个人中间，除了柳诒徽，其他几位的旧学并不怎么样。《学衡》同人对旧的东西更感兴趣，在鲁迅看来，这帮人漏洞百出，只是假古董。他们守旧保守，但是在传统的旧学上，并不比新派人物强。一些文章把吴宓说成是旧学大师，这不确切，是过誉之辞，办《学衡》的时候，吴宓是刚从国外来的文学青年，旧学根底和大十多岁的鲁迅不能比，和大三四岁的陈寅恪和胡适也无法匹敌。就其性格而言，吴宓身上更多浪漫成分，根本不擅长做死学问，对于旧文化的钻研，他和新派的胡适、顾颉刚之间的差距，随着时间发展，也只能是越来越大。

　　分析

　　新旧之争，不像通常想的那么简单。在新旧交错时代，人与事都极其复杂。吴宓和鲁迅是一个很好的对比。

　　人们阅读的兴奋点，往往停留在新与旧上，以新旧为个人取舍标准，结果是新派看新，老派看旧，各取所需，老死不相往来。然而新未必好，旧也未必坏，关键要看货色。意气用事结果反而成不了事，“何必远溯乾嘉盛，说起同光已惘然”，这是陈寅恪父亲散原老先生的诗句，形容“五四”前后文坛正合适。这时期无论旧派新派，艺术成就都有严重的问题，人们重新回顾，各打五十大板并不为过。有一点必须指出，新代表出路，代表前途，已被事实证明，事至今日，做学问重犯前人的老毛病，再妄谈复古，不仅“不智”，而且可笑。

　　吴宓是研究外国文学的，喜欢拿中外作品相比较，因此获得了中国比较文学鼻祖的盛誉，这又是一种站不住脚的夸大其词。比较文学的说法，一向很可疑，最容易似是而非，事实上不比较没办法谈文学，而中外比较了一下，就和国外后来风行一时的“比较文学”流派有了血缘关系，显然一厢情愿。比较是中国文学批评的传统，这表扬对吴宓来说，只能隔靴搔痒，他的野心并不在于谋一个开山之祖的称号。我想吴宓把自己搁在旧派阵营中，内心深处一定很矛盾。综观他一生，似乎更适合成为新派阵营中的一员。这是个很尴尬的定位，他是《学衡》总编辑，而这头衔恰恰也是自封的。《学衡》诸人策划杂志时，为了“脱尽俗务”，本来不准备设总编辑，吴宓只是众人推举的集稿员。他自说自话在杂志上印上了总编辑头衔，为此，《学衡》诸君不以为然，曾讽刺挖苦过他，但是“宓不顾，亦不自申辩”。

　　编辑《学衡》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得罪整个新文学阵营不算，内部也经常有摩擦。吴宓自封为《学衡》的总编辑，一方面说“亦不自申辩”，另一方面又拼命解释：

　　至于宓之为《学衡》杂志总编辑确由自上尊号。盖先有其功，后居其位。故毅然自取得之。因此宓遂悟：古来大有作为之人，无分其地位、方向为曹、为刘、为孙（以三国为喻），莫不是自上尊号。盖非自上尊号不可。正如聪明多才之女子，自谋婚姻，自己求得幸福，虽在临嫁之日，洞房之夕，故作羞怯，以从俗尚。然非自己出力营谋，亦不能取得“Mrs.so&so（某某夫人）”之尊号。个人实际如此，可无疑也。

　　好一个“毅然自取得”，一番自白，吴宓之“迂”跃然纸上。这种辩护越辩越黑，亏他能想出。吴宓和《学衡》同人的关系并不融洽，读《吴宓日记》，可以发现很多不愉快的记录。一九二三年九月十五日，吴宓和邵祖平商量将他的诗稿推后一期发表，吴宓以别人无权干涉自己编务为由拒不答应，邵“拍案大声叱，声闻数室”，吴宓无可奈何，只能“予忍之，无言而出”。临了还是他做让步，在诸人眼里，他只是一位自封的总编辑。吴宓一肚子委屈，唯一出气的办法，是把这些事都写进日记，他很看重自己的日记，而且自信以后将成为历史的见证，因此措辞十分讲究，尤其在褒贬人物的时候：

　　予平日办理《学衡》杂务，异常辛苦繁忙。至各期稿件不足，心中焦急。处此尤无人能知而肯为设法帮助（仅二三私情相厚之友，可为帮顾）。邵君为社中最无用而最不热心之人。而独喜弄性气，与予一再为难。予未尝不能善处同人，使各各满意。然如是则《学衡》之材料庸劣，声名减损。予忠于《学衡》，固不当如是徇私而害公。盖予视《学衡》，非《学衡》最初社员十一二人之私物，乃天下中国之公器；非一私人组织，乃理想中最完美高尚之杂志。故悉力经营，昼作夜思。于内则慎选材料，精细校。于外则物色贤俊，增加社员。无非求其改良上进而已。使不然者，《学衡》中尽登邵君所作一类诗文，则《学衡》不过与上海、北京堕落文人所办之小报等耳。中国今日又何贵多此一杂志？予亦何必牺牲学业时力以从事于此哉？

　　予记此段，非有憾于邵君。特自叙其平日之感情与办事之方针耳。

　　吴宓在日记和自编年谱中，不止一次写到对《学衡》同人的不满，他说梅光迪“好为高论，而完全缺乏实行工作之能力与习惯”。为自己的妥协让步，把不满意的稿件编入《学衡》感到痛心，“宓本拟摒弃不登者，今特编入，以图充塞篇幅而已”。吴宓对如何办《学衡》有一套完整的想法，这想法过于理想，因此实施起来，非常困难。传说钱锺书曾说过吴宓先生太“呆”，这一说法已得到杨绛先生的坚决否认，认为是好事者附会，然而这种附会，多少是说出了一点真相，那就是吴宓确实有点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