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罗斯福能否独善其身？ (1)

　　爱因斯坦设法鼓动罗斯福研发原子弹

　　1939年7月26日，是一个平凡得毫无新意的星期三。在纽约的度假胜地长岛，似火的骄阳夹带着从北大西洋海岸飘来的暑气，无情地炙烤着马路两侧枝繁叶茂的梧桐树。它们原本是给路人遮阳避雨的，此刻自己却先耷拉下脑袋。在斑驳的树荫里，两位衣着邋遢不修边幅的人匆忙走在大街上。他们手里拿着一张纸条，像上门收电费的蓝领工人一样，对着那些门牌艰苦地核实着地址。他们怪异而又执著的寻找引起了一个小孩的注意，他主动迎上来帮助他们。在看了那张纸上的内容之后，小孩很熟练地带领他们来到一个院子前，并且直接推开了一扇门。

　　屋内，一位头发像野草一样乱蓬蓬的人穿着拖鞋迎了上来。与两位不速之客相比，这位脸颊因过度瘦削而略显扁平的老者，才是真正的不修边幅。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美籍德国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铀可能产生连锁反应！？”爱因斯坦对两位同行的通报显然有点意外，但是他很快就明白了这意味着什么。“那么德国人……”未等爱因斯坦的问题脱口而出，两位同行就急匆匆地说明了来意：六位最出色的德国原子科学家已经在柏林开了两次会，他们同意使用铀235来制造新型炮弹，并且宣誓保守秘密。但是一位反纳粹的德国物理学家获得了这个秘密，他认为科学界有理由知道德国正在干些什么，于是他将这个消息发表在《自然科学》杂志上——谢天谢地，戈培尔还没有禁止这份杂志进入美国。

　　“我必须伸出脖子冒这个险。”爱因斯坦几乎想都没有想就坐到了书桌前，他铺开信纸，挥笔写道：“尊敬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信中爱因斯坦除了告诉美国总统说，德国人已经开始研制新型铀弹并且已经对铀矿实行禁运。既然铀的用途向来只限于制造陶瓷和用于夜光钟表盘，德国人发布这个禁令的原因也就不言而喻了。对于使用铀235制造新型炸弹的意义，爱因斯坦写道：“只要用一艘小船把这样的炸弹运载到港口并引爆它，整个海港连同附近地区就会全部被摧毁。”

　　这封影响世界的信函辗转到了一位金融家手里，他是罗斯福总统的经济顾问——这也是爱因斯坦能让总统读到这封信的最便捷的方法。为了防止总统将这封信随意处置，金融家亲自把爱因斯坦的信念给总统听。不过罗斯福不感兴趣，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在这样的时候，政府干预为时尚早。但是这位金融家没有放弃，他决心再和总统深入地谈一次。

　　第二天早上，总统正在吃早餐时，这位金融家再次来到了罗斯福面前。他特意和罗斯福总统谈起了一段历史：美国发明家罗伯特·富尔顿发明了蒸汽船之后去见拿破仑，拿破仑说他的设计没有实用价值。要是拿破仑采用了富尔顿的设计并使用他的蒸汽船，就可以把更多的法国士兵运到英国，那么在和英国的战斗中，拿破仑是有机会取胜的。罗斯福想了想，转身从酒柜里拿出一瓶“拿破仑”白兰地，给他的金融顾问倒了一杯酒。

　　“你的意思是，不要让希特勒把我们都炸死，对吧？”总统眯着眼问。然后，总统叫来了军事顾问。就在这一天，一个代号为“S-1”计划的秘密战争打响了——这就是“曼哈顿计划”的前身。除了总统亲自圈定的几个人之外，连副总统都不知道这个计划。

　　这位向总统传递信息的金融顾问名叫亚历山大·萨克斯，他并不认识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但是他和爱因斯坦共同认识《德国经济学家》杂志的主编，爱因斯坦就是通过这位主编传递的这封信。总统金融顾问从来没有想到过这封信可以改变世界，他只是答应了朋友，他认为信守承诺是基本美德。

　　罗斯福总统倒是不必拘泥什么。把爱因斯坦的信交代给军事助理并批准了“S-1”计划之后，他就把这件事情放在了一边。总统要做的事情多着呢，首先是欧洲，然后是选举。

　　拯救欧洲：罗斯福只能做，不能说

　　在欧洲，纳粹空军和装甲师用三周时间吞并了波兰，英国和法国以为——事实上他们希望——希特勒在占领波兰后转而去进攻苏联，所以他们坐视了纳粹对波兰的占领。英、法对德国的“绥靖”让和波兰一样的那些欧洲小国惶惶不可终日，他们不知道希特勒的军队是否会在一夜之间成为他们的国家警察。

　　欧洲大国中，意大利成了纳粹的盟友。见法国已经在纳粹德国的全面进攻下陷于绝境，意大利就拿上匕首，在背后向法国捅上一刀。1940年6月10日，意大利对法国宣战。6月22日，纳粹进入巴黎，法国投降。推行绥靖政策的巴黎本想将祸水东引，未曾想希特勒先捏了法国这个软柿子。84岁的法国陆军元帅菲利普·贝当不失时机地跳出来，在南部的度假胜地维希成立了法西斯的法国新政府。贝当元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雄，但是他当上法国总理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却是向德国投降。

　　贝当政府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缺席审判抵抗纳粹进攻的戴高乐将军。夏尔·戴高乐是法国坦克部队的司令。巴黎沦陷后，戴高乐飞往英国继续他的抵抗运动。对于那些卖国求荣的叛徒，戴高乐将军显然并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当卖国贼煞有介事地审判时，他正坐在伦敦西区的一个公寓里撰写广播稿，号召法国人民坚持抵抗。他说：既然命中注定是同胞，自己必然和法国人民生死与共。在讲话稿中，戴高乐旁敲侧击地呼吁美国支持欧洲对纳粹的战争，“新世界就会拿出所有的一切力量，来拯救和解放这个旧世界。”

　　与黑夜茫茫的巴黎比较起来，伦敦也好不到哪里去。9月的一个夜晚，德国派出了1500架飞机飞抵伦敦上空，把440万磅炸弹扔向伦敦的大街小巷。始建于1123年的圣玛丽教堂价值连城的彩色玻璃被震碎，白金汉宫也被五枚炸弹命中。风景如画的剑桥小镇，在纳粹的轰炸中成了人间炼狱。剑桥大学的莘莘学子除了用最时髦的词语谴责法西斯之外，似乎也没有更多的建树。1940年的这个夏天，除了对美国人的幻想之外，英国只剩下三样东西：皇家空军的勇气、丘吉尔发誓抵抗的声音，以及莎士比亚的一句遗言：“我们英国从来不曾跪倒在征服者的脚下，将来也不会。”

　　在连接欧亚大陆的地中海之滨，希腊已经被纳粹征服。这个人类文明最早发源地之一的神奇大陆，留给世界最悲情的一幕是：一名德国军官下令，叫一个希腊士兵把蓝白两色的希腊国旗从阿克波利斯古城上降下来。遵照办理的士兵爬上100多米高的城墙，将国旗裹在自己的身体上，然后从城墙上纵身跃下，黯然死去。

　　在这样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里，远离战场的美国是否能够独善其身，成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不同答案，把美国民众分成截然不同的两派：孤立派和干涉派。

　　“别让美国参与战争！”——孤立派看起来深谙第五任总统詹姆斯·门罗“退回美洲去”的要领，他们要求美国政府首先要保卫美国，对于7000公里之外的欧洲以及远在1万公里之外的亚洲事务，美国应当置身事外。在孤立派看来，希特勒只要占领了英国，便会心满意足。英国人没有了祖国，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不是还有美国吗？联合王国的舰队根本用不着和德国军队火拼，只要高高兴兴地向西开拔，改由美国指挥就是了。

　　至于在美国本土不断呼吁援助欧洲的犹太人，孤立派认为其心可诛。他们认为犹太人控制和影响着电影、报刊、广播和政府，如果美国参战，“犹太人就罪责难逃”。对于日本在亚洲的侵略，孤立派要求美国政府保持克制，参议员塔夫脱不留情面地警告白宫说：“为了印度支那某个连名字也念不上来的地方，叫美国的子弟去送死，美国妇女是不会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