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腐败丛生与政治动荡(1)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史上政治最为动荡的时期，各个政权如走马灯似的忽现忽灭。政治的动荡为腐败的滋生提供了机会，腐败的滋生又使得政治更加动荡。

　　第一节三国西晋的吏治与政权的兴衰

　　一、曹魏整饬吏治

　　在魏、蜀、吴三国之中，曹魏的政治相对而言较为清明，这与曹魏政权的奠基者曹操的努力密切相关。

　　曹操是沛国谯县(今安徽省亳县)人，他的祖父曹腾历仕东汉安、顺、质、桓四帝，官至中常侍大长秋，封费亭侯。曹腾虽是宦官，却能推荐海内名士。曹操的父亲曹嵩是曹腾的养子，历官司隶校尉、大司农、太尉等职。曹家难与世族相比，却又与名门有密切联系。这对曹操的影响很大。据记载，曹操二十岁举孝廉为郎，除洛阳北部尉，“初入尉廨，缮治四门。造五色棒，县门左右各十余枚，看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后数月，灵帝爱幸小黄门蹇硕叔父夜行，即杀之。京师敛迹，莫敢犯者”《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注引《曹瞒传》。。曹操的五色棒，既不避豪强，又不惧权贵。又据载，曹操三十岁任济南相，“国有十余县，长吏多阿附贵戚，赃污狼藉，于是奏免其八；禁断淫祀，奸宄逃窜，郡界肃然”《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然而，由于曹操数忤权贵，引发嫉恨，因而不得不托病还乡，以免招人陷害。

　　曹操是东汉末年中原地区众多封建军阀混战中最终的胜出者。他对于汉末政治的腐败和世风的浮华深为了解和深恶痛绝，因此当政以后决心扭转汉末俗尚奢靡的风气。东汉建安十年(205年)九月，曹操颁布了《整齐风俗令》：

　　阿党比周，先圣所疾也。闻冀州俗，父子异部，更相毁誉。昔直不疑无兄，世人谓之盗嫂；第五伯鱼三娶孤女，谓之挝妇翁；王凤擅权，谷永比之申伯；王商忠义，张匡谓之左道：此皆以白为黑，欺天罔君者也。吾欲整齐风俗，四者不除，吾以为羞。《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

　　由于曹操的倡导，建安年间逐渐形成俭朴的社会风尚，为惩贪倡廉奠定了基础。

　　为了克服了东汉后期官吏选举中的弊端，曹操提出用人“唯才是举”原则。他于建安十五年（210年）、建安十九年（214年）和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发表三道举才令，反复强调指出，应该大胆重用人才，不必求全责备地计较其出身与名誉。同时，鉴于士族操纵察举之患，曹操以其丞相府中的东曹掾专司选官，将用人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以此贯彻他的思想。于是，一大批出身微贱却具有治国用兵才干的英雄豪杰得到提拔重用。

　　在大胆选拔和任用人才的同时，曹操致力于整饬吏治。曹操尤其鼓励和支持那些勇于打击地方豪强的官员，因此在他当政时期出现了不少刚正的官吏。史载：

　　太祖（曹操）平荆州，以（司马）芝为菅长。时天下草创，多不奉法。郡主簿刘节，旧族豪侠，宾客千余家，出为盗贼，入乱吏治。顷之，芝差节客王同等为兵，掾史据白：“节家前后未尝给繇，若至时藏匿，必为留负。”芝不听，与节书曰：“君为大宗，加股肱郡，而宾客每不与役，既众庶怨望，或流声上闻。今调同等为兵，幸时发遣。”兵已集郡，而节藏同等，因令督邮以军兴诡责县，县掾史穷困，乞代同行。芝乃驰檄济南，具陈节罪。太守郝光素敬信芝，即以节代同行，青州号芝“以郡主簿为兵”。《三国志》卷十二《魏书·司马芝传》。

　　司马芝只是一介小县之长，却勇于约束身为郡主簿的“旧族豪侠”刘节。司马芝后来升迁为广平令，他依然不与不法豪强同流合污。史载：“征虏将军刘勋，贵宠骄豪，又芝故郡将，宾客子弟在界数犯法。勋与芝书，不著姓名，而多所属托，芝不报其书，一皆如法。后勋以不轨诛，交关者皆获罪，而芝以见称。”《三国志》卷十二《魏书·司马芝传》。当时，敢于惩治腐败打击豪强的官吏很多，如长社令杨沛、许令满宠、魏郡太守王修等都因此而见诸史载。详见《三国志》卷十五《魏书·贾逵传》注引《魏略》、卷二十六《魏书·满宠传》、卷十一《魏书·王修传》。

　　唯才是举的选官方针和惩治腐败的举动当然会招致世家大族和地方豪强的强烈不满，因此曹操死后就难以实行了。曹操长子曹丕为了实现代汉目的，向士族作出让步，以换取他们的支持。他采纳士族代表尚书陈群的建议，创立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推行初期，尚能注重才能的优劣和舆论的褒贬。但是，凭借九品中正制的优惠政策，士族势力迅速发展起来。因为那些兼任中正者大多是其原籍士族的代表，因此各地人才的评定逐渐地被士族控制。士族控制选官权后，自然排斥寒门庶族，重用虽无才德却出身高门的子弟。于是，到曹魏的第三代明帝曹睿统治时期，曹操倡导的整齐风俗和致力的整饬吏治就已被遗忘殆尽，奢靡之风复又盛行。《三国志》卷三《魏书·明帝纪》注引《魏略》。由于政治日趋腐败，曹魏政权很快就被士族领袖司马氏家族控制，进而被取代。

　　二、前清后浊的孙吴

　　像曹操一样，孙吴政权的创建者孙策、孙权也十分重视吏治。孙策临终之时，嘱咐长弟孙权要“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三国志》卷四十六《吴书·孙策传》。。而最初孙权也确实不负所望，贯彻了“举贤任能”的吏治政策。因此，东吴虽然远离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中原，但是却人才济济。张昭、周瑜、吕范、程普、太史慈等老臣宿将，鲁肃、诸葛瑾、步骘、陆逊、甘宁等名士新秀，均得会聚朝堂，尽其才干。

　　孙权还排除私恩，大力倡导廉政。《三国志·吴书·吕范传》载：

　　初（孙）策使（吕）范典主财计，（孙）权时年少，私从有求，范必关白，不敢专许，当时以此见望。权守阳羡长，有所私用，策或料覆，功曹周谷辄为傅著簿书，使无谴问。权临时悦之，及后统事，以范忠诚，厚见信任，以谷能欺更簿书，不用也。

　　由于孙权用人强调奉公，因而朝廷官员也都效仿，形成了清明的吏治景象。

　　孙吴政权是在对抗魏、蜀和协调南下世家大族与土著豪强势力之间复杂矛盾的情况下，逐渐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经与中原和西蜀多次较量后，三国割据的格局基本形成，孙吴政权在江东得以巩固。而此后孙权的统治风格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陈寿在评论孙权时指出：“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句践之奇，英人之杰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业。然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暨臻末年，弥以滋甚。至于谗说殄行，胤嗣废毙……遂致覆国，未必不由此也。”《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书·孙权传》。一方面，孙权的性格日益猜忌，致使君臣逐渐离心；另一方面，世家大族争权和土著豪强夺利的现象也渐趋严重，于是，早先廉洁清明的良好政治环境就被破坏了。

　　孙权去世以后的一二十年间，政治已经腐败不堪。中书令贺邵向孙吴政权的末代帝王孙皓上疏称：“自顷年以来，朝列纷错，真伪相贸，上下空任，文武旷位，外无山岳之镇，内无拾遗之臣；佞谀之徒拊翼天飞，干弄朝威，盗窃荣利，而忠良排坠，信臣被害。是以正士摧方，而庸臣苟媚，先意承旨，各希时趣，人执反理之评，士吐诡道之论，遂使清流变浊，忠臣结舌。”《三国志》卷六十五《吴书·贺邵传》。至此，孙吴政治已经浑浊不堪，吏治腐败，民心涣散。所以，北方晋军乘江流而下，其势如破竹，孙吴政权随即崩溃。

　　三、从政治清明到“民皆菜色”的蜀汉

　　在三国之中，蜀汉版图最小，又地处偏僻，但是名相诸葛亮将它治理得颇符章法。诸葛亮身踞高位，却严于律己，以自身的勤政和清廉，去影响和教育蜀汉君臣。

　　诸葛亮反腐倡廉的表率作用，影响和带动了整个蜀汉朝廷，造就了一批廉洁奉公的官吏。接替诸葛亮辅佐后主刘禅的蒋琬、费祎、董允都是勤于政务而公正廉明之士（详见《三国志》卷四十四《蜀书·蒋琬传》、《蜀书·费祎传》，卷三十九《蜀书·董允传》），“时蜀人以诸葛亮、蒋琬、费祎及允为四相，一号四英也”《三国志》卷三十九《蜀书·董允传》注引《华阳国志》。。他们遵循诸葛亮的规范，使得蜀汉在数十年内政治颇为清明。蜀汉后期的主将也大多节俭朴素。据记载，邓芝“为大将军二十余年……身之衣食资仰于官，不苟素俭，然终不治私产，妻子不免饥寒，死之日家无余财”《三国志》卷四十五《蜀书·邓芝传》。姜维“据上将之重，处群臣之右，宅舍弊薄，资财无余，侧室无妾媵之亵，后庭无声乐之娱。衣服取供，舆马取备，饮食节制，不奢不约，官给费用，随手消尽……清素节约，自一时之仪表也”《三国志》卷四十四《蜀书·姜维传》。

　　然而，诸葛亮及其继承者费祎等相继去世以后，后主刘禅昏庸，宦官黄皓弄权。史载“皓从黄门令为中常侍、奉车都尉，操弄威柄”《三国志》卷三十九《蜀书·陈祇传》。，致使政治黑暗，吏治日衰。自此之后，蜀汉百姓生活日益困苦。据记载，当时东吴曾遣五官中郎将薛珝为使臣至蜀求马，“及还，（吴主孙）休问蜀政得失，对曰：‘主暗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皆菜色。’”《三国志》卷五十三《吴书·薛珝传》注引《汉晋春秋》。国家贫困到“民皆菜色”的地步，当然只能坐以待毙了。所以，蜀汉炎兴三年（263年），魏军大举入境，蜀汉政权随即瓦解。

　　四、贪贿成风的西晋

　　建立西晋王朝的司马氏家族是世家大族的代表，它能够取代曹魏依靠的是各世家大族的支持，所以西晋王朝也必须维护和调节各世家大族的利益。九品中正制正是调节世家大族之间的政治关系的平衡器，所以仍旧被沿用，但是其最初以德才品评士人的意义完全失去了。据记载，“晋依魏氏九品之制，内官吏部尚书、司徒左长史，外官州有大中正，郡国有小中正，皆掌选举。若吏部选用，必下中正，征其人居及父祖官名”《通典》卷十四《选举二》。。因此，西晋的选官全被中正控制，吏部仅剩下使用权；而更重要的是，籍贯与父祖的职务成了仅有的标准。这样一来，能够进入仕途而做高官者，自然都是所谓门第高贵的世家大族子弟。于是，西晋官场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晋书》卷四十五《刘毅传》）的局面。

　　九品中正制发展到这般地步，吏治自然随而腐败溃坏。既然门第是决定能否入仕和官位的高低乃至清浊的标准，那么世家子弟便无须培养品行与提高能力，做官以后也不必操劳政务；而庶族与寒门子弟要想入仕做官，就只能去攀附高门，贿赂权贵。正所谓“或以货赂自通，或以计协登进，附托者必达，守道者困悴。无报于身，必见割夺；有私于己，必得其欲”《晋书》卷四十五《刘毅传》。。这样，西晋建立之初，贪污腐败的风气就已弥漫官场，卖官鬻爵成为司空见惯的事。对此，西晋开国君主晋武帝司马炎与司隶校尉刘毅的一段对话即是很好的注释：

　　（晋武）帝尝南郊，礼毕，喟然问毅曰：“卿以朕方汉何帝也？”对曰：“可方桓灵。”帝曰：“吾虽德不及古人，犹克己为政。又平吴会，混一天下。方之桓灵，其已甚乎！”对曰：“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以此言之，殆不如也。《晋书》卷四十五《刘毅传》。

　　晋武帝带头卖官鬻爵，群下当然就不以贪赃为羞了。

　　贪官历代都有，并不稀奇，但西晋官场的贪官比比皆是，不胜枚举，而且是公然不讳的，这是历来少见的现象。西晋的贪官毫不隐讳自己财富之巨，他们不仅挥霍无度，而且互相比攀斗富。在这方面，大族石崇与王恺斗富，正是有名的例证。《晋书·石崇传》载：

　　（石崇）财产丰积，室宇宏丽。后房百数，皆曳纨绣，珥金翠。丝竹尽当时之选，庖膳穷水陆之珍。与贵戚王恺、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恺以米台饴澳釜，崇以蜡代薪。恺作紫丝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锦步障五十里以敌之。崇涂屋以椒，恺用赤石脂。崇、恺争豪如此。武帝每助恺，尝以珊瑚树赐之，高二尺许，枝柯扶疏，世所罕比。恺以示崇，崇便以铁如意击之，应手而碎。恺既惋惜，又以为嫉己之宝，声色方厉。崇曰：“不足多恨，今还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树，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条干绝俗，光彩曜日，如恺比者甚众。恺怳然自失矣。

　　由于皇帝纵容朝廷权贵贪腐斗富，功臣名将也不得不向朝中权贵低头行贿。杜预出身于名门，功勋卓著，在西晋平灭东吴的战争中担任主帅，然而他也曾贿赂朝廷贵要，据记载，“（杜）预在镇，数饷遗洛中贵要。或问其故，预曰：‘吾但恐为害，不求益也。’”《晋书》卷三十四《杜预传》。这说明，西晋朝廷上下几乎无官不贪了，而西晋政权也就无可救药了。

　　第二节东晋南朝的腐朽统治

　　一、东晋门阀政治下腐朽的政治风气

　　西晋末年，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相继发生，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激烈震荡下，西晋政权倾颓。司马氏家族的一支南下江东，于建武元年（317年）建立东晋半壁江山。由于东晋政权是在以琅邪王氏为首的世家大族的支持下建立的，因而形成了所谓“王与马，共天下”的门阀政治格局。世家大族的政治权势至此达到了鼎盛阶段。

　　但是，东晋的统治者们并不吸取历史教训，他们将西晋的弊政带到了江东。东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完全成为世家大族维护特权的工具，中正定品专门按照士子出身的门第和父祖的官位确定，选贤举能的意义丧失殆尽。这样既埋没了有才德的寒士，也将士族子弟引向歧途。士族子弟凭借门资就能平流进取，必然失去积极向上精神，但他们还自命清高，崇尚空谈，从而误家误国。

　　在江东的肥田沃土之上立足不久，世家大族就又放纵奢靡，刮起腐败之风。史载，殷仲文“以佐命亲贵，厚自封崇……性贪吝，多纳货贿，家累千金，常若不足”（《晋书》卷九十九《殷仲文传》）；司马元显一度专权，当时京城粮食紧缺，但他仍旧“聚敛不已”《晋书》卷六十四《司马元显传》。；世族子弟王国宝依仗家世显贵而平步青云，官至尚书左仆射，利用职权“贪纵聚敛，不知纪极，后房伎妾以百数，天下珍玩充满其室”《晋书》卷七十五《王国宝传》。

　　官僚们敢于如此放纵地贪污纳贿，西晋最高统治集团的纵容是重要的原因。东晋参与主政的世家大族均来自北方，为了调和外来势力与当地势力的矛盾，世家大族的代表王导提出了“镇之以静”的政治思想。这样的指导思想，在吏治上便体现为所谓的不为“察察之政”。史载：

　　王丞相为扬州，遣八部从事之职。顾和时为下传还，同时俱见。诸从事各奏二千石官长得失，至和独无言。王问顾曰：“卿何所闻?”答曰：“明公作辅，宁使网漏吞舟，何缘采听风闻，以为察察之政?”丞相咨嗟称佳，诸从事自视缺然也。［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规箴篇》（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2011年版）王丞相为扬州条。

　　在“宁使网漏吞舟”的思想指导下，贿赂公行是很自然的事情。王导之后的桓温、谢安，也都遵循王导的所谓镇之以静的政治思想，因此腐败现象愈演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