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9章 辽金元时期腐败的主要表现形式(3)

　　军官、奥鲁官（按：管理军属）放富差贫，科敛钱物。那些“不畏官法敢为奸欺者，贿赂鄂勒（按：奥鲁）官吏，通同作弊，或在家而云已行应役去讫，或富贵而妄言贫难，或身在而言身故，或有余丁而云户绝，或妄以乡贯村庄姓名争差为问，逗遛岁月”《紫山大全集》卷二十三《杂著·民间疾苦状》。。豪横富有军户的军役负担就转嫁给普通军户。“每年放军还家，置备鞍马、军需、气力，其所差千户、百户头目，中间放富差贫，科敛钱物，诸般骚扰，以致军户生受。”《元典章》卷三十四《兵部卷一·军役·军官》“禁军官齐敛钱物”条。“各处差来起军官，不以恤军为务，反以贿赂为心。虽将勾补文字分付各路勾集，并不守等点视，遍诣军户取要赍发。其军户避怕，无不应副。”《元典章》卷三十四《兵部卷一·军役·军官》“禁起军官骚扰”条。

　　军官非法役使军人及其家属。胡祗遹说：“今之管军官视军如草芥，如粪土。少有技艺者日程月课，不得休息，不许人替代。无技艺者种田种菜，打墙盖屋，打捕牧放，风雨寒暑，不胜困惫。”《紫山大全集》卷二十二《杂著·军政·军前身死在逃之弊状》。郑介夫说，各处军官“以该管军人为梯己之丁夫，或令报役私门，或遣营运远方”［元］郑介夫《论阅武状》，见《元代奏议集录》（下）。，军官除役使士兵劳作外，还让他们外出经商，为自己牟利。

　　军官向军人放高利贷，强买强卖。胡祗遹说：军官们“十日半月一点集，一出令，责其所无之物，令于己家贵买。军无盘费，不许于诸人处借贷，须于己家取债，不百日半年而出利过倍”《紫山大全集》卷二十二《杂著·军政·军前身死在逃之弊状》。。这种暴行屡禁不止，成为军户贫穷破产的重要原因。军官倚仗权势，乱施淫威，“以出放钱债为名，令军使用，不出三、四月便要本利相停，一岁之间获利数倍。设有违误，辄加罪责”《元典章》卷三十四《兵部卷一·军役·军官》“禁军官子弟扰军家属”条。。奉令征兵的军官，不积极办差，却借机索要高利贷，“勾唤欠己债军户家属，监收捶挞追征”《元典章》卷三十四《兵部卷一·军役·军官》“禁起军官骚扰”条。。逼迫威虐，如同抢劫一般。

　　军官其他营私舞弊行为。如“各卫屯田官地，多与军官自己地土相靠，倘遇灾伤，军官将被灾者冒作官田，收成者妄为己地”《元典章》卷三十四《兵部卷一·军役·军官》“禁军官齐敛钱物”条。。元世祖至元初，“百户浑都速驻营济南路属县三年。胁取民饮食粮料当粟五千石”《元史》卷六《世祖本纪三》至元五年二月。。仁宗皇庆元年（1312年），阿速卫指挥使那怀虚报军额六百名，冒领粮、钞、布帛《元史》卷二十四《仁宗本纪一》皇庆元年四月。。

　　二、司法领域的腐败

　　滥施刑罚，冤魂不散。负责基层治安的“弓手及尉司官吏畏避踰限罚责，又本性粗暴残忍，率多执平人，妄恣捶挞苦楚，捏合指示，虚令招认”《紫山大全集》卷二十三《杂著·吏治杂条》。。如至元七年（1270年），良乡县驿站内失盗，弓手高某抓到嫌疑人张某，违背圣旨条画关于巡尉捕盗官捉获盗贼随时解送本县审理，不得委交吏人、弓手等拷问的规定，私下拷打，迫使张某屈招姐夫刘某窝藏赃物，随后又抓刘某拷打。两天后解送县尉司，县尉杨某再次严刑拷打，刘某被打死。《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八十九《乌台笔补·事状》“纠弹良乡尉司非理拷勘刘德林事状”条。除县尉、巡检司官吏、弓手外，路府州县官作为本级政府的司法官，滥施刑罚、罪及无辜也是屡见不鲜，如建宁路总管马谋“因捕盗延及平民，搒掠至死者多”《元史》卷一百七十三《崔彧传》。。

　　权钱交易，受赂枉法。地方官吏对诉讼故意拖延不决，从中渔利。胡祗遹痛斥“近年奸贪官吏恐负罪责，事事不为断决。至于两词曲直显然明白，故为稽迟，轻则数月，甚则一年二年，以至本官任终，本司吏更换数人，而不决断。元告、被论两家公共贿赂，又不决断。岁月既久，随衙困苦，破家坏产，废失农务岁计，不免商和。商和之心，本非得已，皆出于奸吏掯勒延迟之计。两家贿赂，钱多者胜，以屈为直，以直为屈，不胜偏倍”《紫山大全集》卷二十一《杂著·官吏稽迟情弊》。。甚至“无讼而起讼，片言尺纸入官，一言可决者，逗遛迁延半年数月，以至累年而不决。两人争讼，牵连不干碍人四邻、亲戚、乡老、主首、大户、见知人数十家，废业随衙。……揭钱举债以供奸贪之乞取，乞取无厌，不得宁家，所以田亩荒芜，岁无所入”《紫山大全集》卷二十二《杂著·论农桑水利》。。此类弊病屡禁不止，一是“有司恬然不问”，官官相护，无视百姓疾苦；二是处罚过轻，责吏不责官，“纵遇鞫问明白者，不过笞县吏一二十下，不满奸顽之一笑”《紫山大全集》卷二十一《杂著·又稽迟违错之弊》。，因而吏胥是“苟得贿赂，甘心鞭扑”《紫山大全集》卷二十一《杂著·又责吏不责官之弊》。；三是官吏与诉讼人通同作弊，如捏造文契，虚指证人，甚或强行指证，致使上司或监察官“照刷”（调阅审查）案卷时受蒙蔽。《紫山大全集》卷二十一《杂著·又小民词讼奸吏因以作弊》。

　　官豪一气，小民易虐。元朝人说，地方豪霸，“今上而府县，下而乡都，随处有之，小大不侔，而蠹民则一”，他们布置爪牙，把持官府，欺凌小民，“村落居民，事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郡县守宰，颐指气使，俯首听命而已”［元］郑介夫《论抑强状》，见《元代奏议集录》（下）。。又如“江淮豪家多行贿权贵，为府县卒史，容庇门户，遇有差赋，惟及平民”《元史》卷十六《世祖本纪十三》。。豪强之子弟、爪牙直接进入地方官府，利用各种手段操控官府，欺压百姓，使衙门成为维护豪强地主利益的工具，一般的老百姓有理没处说，有冤无处申。如元朝铅山州豪民吴有文靠造伪钞致富，“分遣恶少四五十人，为吏于有司，伺有欲告之者，辄先事戕之，前后杀人甚众，夺人妻女十一人为妾，民罹其害，衔冤不敢诉者十余年。”《元史》卷一百九十二《良吏二·林兴祖传》。地方官府，或迫于豪强之淫威，或受豪强之贿赂，对之多容忍放纵，甚至狼狈为奸。元世祖时，博州人丁五十被差到京城承担徭役，劳苦患病，其妻支丑女前往京城探视丈夫，行到永清县河西务时，被人称崔提领的当作孛兰奚逃妇抓了起来，强行奸污，然后将支丑女捆绑着交给与自己熟识的大兴县杨县尉。杨县尉问得实情，不但没有追究崔提领的罪行，还无辜关押支丑女数天，并向她勒索钱钞六贯，才肯放出。《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八十八《乌台笔补·事状》“弹县尉杨政事状”条。大约在元文宗时期，归德府富商任某打死郄某，郄妾孙氏告官，“官吏纳任贿，谓郄非伤死，反抵孙罪，置之狱”《元史》卷一百九十二《良吏二·观音奴传》。。

　　节外生枝，捕风捉影。官吏“辄生事端，乱行扑捉，骚扰收禁”，乘机敲诈钱财。至元六年（1269年），娼户鱼王嫂赴大兴县告儿媳阿肖私自逃回娘家，可能与人通奸。大兴县官吏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便将阿肖带枷收禁，逼迫她招供。阿肖禁不住酷刑，招说在家曾与刘和尚、安三通奸。没有捕获刘、安，官府竟将刘贵、刘庆甫二人抓起来。县尹亲自主持“休和”会，除鱼王嫂向亲家肖大及刘贵、安三等索取“买休钞”、“休和钞”之外，司吏张荣禄向刘贵、安三等敲诈钱钞三十八两九钱、纻丝两匹，“打合休和人”罢役司吏张谋、祗候人冯首领、董面前等各得钱钞有差。《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八十八《乌台笔补·事状》“弹大兴县官吏乞受事状”条。

　　元顺帝时的士大夫苏天爵揭露当时司法腐败情况说：“然自近岁伊始，有司或不得人，以致刑狱滋章，重使生灵凋敝。无辜者牵连受刑，有罪者侥幸获免。舞文弄法，悉快于奸贪；肆虐逞威，尤便于皂隶。始则因事以织罗，次则受财以脱放。……设计害民，无所不至。”《滋溪文稿》卷二十七《章疏·禁治死损罪囚》。又由于刑狱淹滞，每年有大量的囚徒没等到判决就死在狱中。《滋溪文稿》卷二十七《章疏·乞差官录囚》。

　　苏天爵指出这主要是州县官吏贪污苟且、舞玩刑政的结果。元顺帝即位后，一再颁诏令风宪官审理疑狱，平反冤狱，勿使囚徒淹滞抑死囹圄。《滋溪文稿》卷二十七《章疏·乞详定斗殴杀人罪》。可见问题之严重。

　　第五节经济领域犯罪现象严重

　　一、假公肥私肆意贪污

　　征赋税、和雇和买过程中因缘作弊。和雇和买本应依据时价付给百姓雇钱、价钱，实际已成为百姓的重负。如和买之弊，往往“立限甚促，画时不支价钱，必须科配民间然后可办，致百姓添价转买，或官吏接揽，多搭钱数，及取纳使用靡费等钱，上下通同作弊，一也；纵降到价钱，止依各处虚报时估，比之百姓实费，不及半价，亏损人户，二也；其官降不敷价钱内，官吏又行剋减，且有全不到民，或三五年间并不给降者，三也。”《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十《便民三十五事·恤民》“议恤民”条。又或“缪指其物恶，赂焉而受者有之；预吓以多买而取赂者有之；受赂当买之户，而移之下户者有之”，和雇“则十车之运而为百车之雇，有车之家，阖境追摄，必赂而后免。”［元］刘敏中《翰林院议事·又二事》，见《元代奏议集录》（下）。元朝征收盐折粟价，由于粮价随丰歉而波动，政府规定的盐折粟价也相应变动，一些负责征收盐折粟价的地方官吏便营私舞弊，从中渔利。如固安州、东安州等地至元三年盐折粟价每石六钱，四年降为四钱五分，当地官吏故意将至元三年应纳而未纳的部分盐粟数当作四年的定额报给上级部门，向民户依照三年的粟价追征，上缴的钱却是按四年的粟价核算的，其差价则中饱私囊。《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八十八《乌台笔补·事状》“弹固安州官吏剋落盐折粟价钱事状”、“弹东安州官吏剋落盐折粟价钱事状”条。

　　盐运司、茶运司、仓库是经济犯罪的高发区。如卢世荣在江西榷茶转运使任上被揭露出来、“已经追纳到官及未纳见合追征者，俱有文案”的赃款赃物合计钞29119锭，金25锭，银168锭，茶引12458引，马13匹，玉器7件。《论卢世荣奸邪状》，见《元文类》卷十四。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查获，扬州盐运司收受盐商贿赂，额外多付盐，赃款达22800锭，河间盐运司官吏贪污公款22000余锭，盐运使张庸一人独吞3100锭。《元史》卷一百七十三《崔彧传》。成宗时的士大夫郑介夫说，盐司之设多有不便，而这些不便都与盐司官吏的腐败密不可分。他们“上下交征，通同隐弊”，“巧立名色，百计科扰”，逼得盐户举家逃亡。此不便于盐户。运司向盐商出售盐引，赴盐仓支取盐货，往往是“百种需求，方得支发”。而“若盐价高，运司官吏诡名先行搀买；或盐价低，则勾盐商聘卖。及有上司官与权要之家挟势夺买，必须先尽数足，而盐商有守半年一年不能得者”。一路上“纂节去处又设批引官，索瘢求瑕，恣行刁蹬。至地头行卖，又差拘收引官，检校多余，无非渔猎客人而已”。此不便于盐商。为防私盐，“盐司差人及管军头目巡盐，络绎乡村，间遇见有盐，不审虚实，便指为私。从其诈骗，则免公庭；少不依随，遂成实祸。及有正犯到官者，设无贿赂，监禁经年，转指平民，连逮无已。谿壑既厌，尽皆撒放。或至遭断者，无非穷民，断没家财一半，多不过五七贯而已。有援者咸得清脱，无力者必至于罪。”此不便于百姓。盐司立法让州县官打击私盐，自己却充当起私盐的保护伞。由于盐户不隶属州县，“致有一等惯卖私盐无赖之徒，结搆盐司，上下容情，纵令不轨，无所畏惮”。盐司不仅包庇、串通私盐商贩卖私盐，而且滥指民户为盐户，使之规避州县差役。此不便于官府。郑介夫将盐司官吏比作馋猫、恶犬，斥责他们“窃食之害”甚于硕鼠，“伤人之害”急于盗贼。《上奏一纲二十目·盐法》，《元代奏议集录》（下）。此外如钞库官吏私下倒易昏钞，多取工墨。《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十《便民三十五事·侵夺民利不便等事》“论钞法”条。

　　负责手工业制作的局务官以次充好，偷工减料，剥削工匠，大肆贪污。如中都甲局官违法用马项子偷换古狸（狐狸）皮《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八十九《乌台笔补·事状》“弹甲局官玉鲁等抵搪造甲皮货”条。。湖广行省“岁织币上供，以省臣领工作，遣使买丝他郡，多为奸利，工官又为刻剥，故匠户日贫，造币益恶”《元史》卷一百二十《立智理威传》。

　　二、官商官豪勾结非法营利

　　元代王公贵族、官员经商营利十分普遍，国家并不反对。文宗时右丞相燕铁木儿所开邸舍、经营的商货，特予免税优惠。文宗以撒迪有扈从之功，赏赐他盐引六万道，经营获利。《元史》卷三十二《文宗本纪一》天历元年十一月，卷三十五《文宗本纪四》至顺二年八月。而官僚贵族利用权势非法经营，牟取暴利，在经营中贪赃枉法，也是相当普遍的。阿合马擅权时，右丞相安童弹劾他“挟宰相权，为商贾，以网罗天下大利，厚毒黎民，困无所诉”。《元史》卷二百五《奸臣·阿合马传》。阿合马罢黜后，被指为“盗臣”，论者斥其“奸贪无厌，车载船装，遍行诸路，回易物货”，又“置立总库，举放利息，无赖狂贪。买官之人一言片纸，动辄数千万贯。即今本利落空，卖官者得钞，复增价以易诸物”。《紫山大全集》卷二十二《杂著·宝钞法》。至元年间，两淮转运使阿剌瓦丁擅将官员佩戴的符牌交给家奴使用，让他往来各地经商。《元史》卷十一《世祖本纪八》至元十八年闰八月。大德年间，江浙行省平章、左丞、佥省等官员诡名购买一万五千引盐，然后加价转卖出去，从中渔利。事发后，诏令禁止中书省、户部、转运司官私买盐引，不久又禁止台察官、宣慰司官买卖盐引。《元史》卷二十一《成宗本纪四》大德七年二月，大德十年五月。泰定帝时的宰相倒剌沙向他的亲家、长芦盐运司判官亦剌马丹贷钞四万锭，买卖食盐。《元史》卷三十二《文宗本纪一》天历元年十月。这说明官员尤其主管盐业的官员盗贩盐引的情况是普遍存在的。朝廷曾下令“禁诸王、驸马、权势之人增价鬻盐”，反映官僚贵族仰仗权势，从事着垄断掠夺性经营活动。《元史》卷二十五《仁宗本纪二》。

　　官豪勾结，欺诈客商，或强买强卖。如各地客商贷款收籴粮食，赴上都和籴所中纳，时称和中米粮。仓官“见百姓搬载米粮数多，推称元籴粮数已足，不肯收受。百姓在客日久，牛只损死，盘费俱尽，将所载米粮不得已折本钱粜。本都官豪富要之家体勒减价收籴，却赴仓中纳，仓官还同者循便行收受”［元］魏初《论上都和中米粮》，《元代奏议集录》（上）。参见《元史》卷一百三十九《乃蛮台传》。。商贩从乡村贩运粮食、肉食、薪炭进城，“贵室僮奴、公府隶卒争强买之，仅酬其半直”《元史》卷一百三十九《朵尔直班传》。。

　　元代有一类“转运官钱，散本求利”［元］徐元瑞《吏学指南》“钱粮造作”条，见《吏学指南（外三种）》。，专奉圣旨、诸王令旨做买卖的人，被称作斡脱商人。他们主要是来自中亚一带的回回商人，政府设置了斡脱总管府对其进行管理。作为“元代诸色户计中的一种，他们享受的待遇与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等神职人员大体相同，可以免去杂泛差役，同时也享受各种特权。由于斡脱商人的活动是与诸王贵族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的，诸王贵族常常为他们提供玺书、牌子，使他们像使臣一样使用驿站铺马，他们恃势欺压河道、仓廪的管理人员，甚至假公济私，夹带私人资金，营运牟利，大发横财”，“依仗权势和钱物，对平民百姓乃至官府朝廷，进行欺诈勒索，尤其是‘斡脱’高利贷的盘剥，演变成有元一代官府、皇室和诸王贵族榨取人民膏血的重要手段”。邱树森《元代回回人的商业活动》，《元史论丛》第六辑，第171—17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