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章 《达·芬奇密码》与阴谋论的小说(2)

　　本文所要叙述的是法官史密斯的另一判决。这一判决涉及了一个重要的关键之处。由于他主持了这一抄袭诉讼案，因此他对《达·芬奇密码》一书作了深入的研究，并且因此而成了《达·芬奇密码》的行家。尽管他判决丹·布朗无罪，澄清了他有剽窃的嫌疑，但他轻蔑布朗的历史研究：“他研究的事实证明他的工作是浅薄的……布朗先生对他所研究的历史背景知之甚少。”这段话其实是对《达·芬奇密码》一书本身的另一个判决，也是对丹·布朗一再强调的、信誓旦旦的“精确”的、“真实性”的判决。

　　四 “魔鬼隐藏在细节中”

　　法官史密斯的另一判决并不是偶然的。无论丹·布朗怎样声称自己作品的内容是如何真实，但只要仔细推敲，只要有人认真地探究，如法官史密斯那样缜密，它的真相就会轻易地暴露无遗。当然，史密斯法官不会对《达·芬奇密码》下一个“阴谋论”的定义，但却在无意之中点出了阴谋论的共同特征和实质。

　　为了让读者耳目一新，笔者对国外丰富的资料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梳理，并以一篇英文资料“《达·芬奇密码》、《失落的秘符》作者50个事实上的错误” （The Lost Symbol and The Da Vinci Code Author Dan Brown: 50 Factual Errors）为主，结合了其他许多文章和资料中的质疑和证伪的评论与批驳，翻译和整理了以下内容，供每一位对此感兴趣的读者参考。这样一种资料的汇集实际上也是对阴谋论的一次极其严格的实证检验，以便增强自己对阴谋论的独立思考和辨别--即使它们包装得如何微妙华丽。

　　下面让我们一起在阴谋论的细节中寻找“魔鬼”与真相。

　　由于《达·芬奇密码》被整个基督教世界看做反基督的书，因此，无数基督教的教会、牧师、神甫、神学家、教徒们都以《圣经》为依据，批驳它对于基督教的历史、对于基督教《圣经·新约》的歪曲，尤其对福音书的诋毁，以及耶稣与抹大拉的玛利亚结婚生子的捏造等故事与细节，一一做出了驳斥，并详尽地举例指出该书的捏造、歪曲和虚构。但由于这些驳斥的内容基本上都纯属于宗教的范畴，所以这里就不做介绍。

　　以下所介绍的分析，都是从历史、文化、地理、科学等各角度进行的理性的、事实上的判断，都是真正有据可查、有据可依的事实，而且不涉及特定的宗教、道义和意识形态，因此它们都是客观的判断和批驳。同时，它们也印证了法官史密斯的另一判决。

　　五 圣殿骑士团的真相

　　丹·布朗在《达·芬奇密码》一书中提到“锡安会”是由布雍的哥菲（Godefroi de Bouillon） 在1099年建于耶路撒冷的一个秘密组织，之后“锡安会”创立了圣殿骑士团。历史真相到底如何呢？

　　实际上，所谓的“锡安会”（The Priory of Sion）是由一名叫皮埃尔·普兰塔（Pierre Plantard）的法国男子发明出来的组织。该组织于1956年7月20日在圣朱利安侬日内瓦（St. Julien-en-Genevois）注册登记，登记时所用的全名是“天主教机构与法规暨独立与传统联盟骑士团”，简称“锡安会”。组织的成立宗旨是：“恢复古代骑士团精神，追求知识，奉行团结。”

　　但丹·布朗称，一个被称做“峋山隐修会”的秘密僧侣组织从中世纪起开始保护耶稣的皇家血脉，这完全缺乏历史证据。从可靠的历史记载看，没有证据和“秘密档案”表明存在这样的组织，声称来自隐修会的文件集被确认是伪造品，它由皮埃尔·普兰塔这位法国的幻想家兼赌徒在20世纪50年代整理的。普兰塔和三位朋友在1956年成立峋山隐修会，成了带有君主主义怜悯色彩的右翼小组。他声称“峋山隐修会”是古梅罗文加王朝的组成部分。他作为出名的赌徒，曾经有过犯罪的记录。所谓的“锡安会”纯属是一个玩笑。

　　丹·布朗还说，新发现的《死海古卷》包含被《新约》所遗漏的福音。但这是不可能的。实际上《死海古卷》是在基督生平的年代之前就已写作，并且它的内容都是依据《旧约》中的各个部分所写。绝大多数学者否认了《死海古卷》与早期基督教运动的任何联系。

　　兰登在向他的学生讲授基督教传统的圣餐仪式，吃了他们的神体，是公元后1世纪从阿兹特克人那里传来的。但阿兹特克文明是在13世纪才出现。而那时的欧洲人从没有到达过美洲中部，那里的阿兹特克人一直生活到15世纪后期。

　　书中说哥白尼是由于对抗《圣经》的教导而被教会谋杀。事实上哥白尼于70岁时的1543年死于中风，没有任何非正常死亡的证据，也没有理由相信他是被谋杀的。

　　书中的物理学家维多利亚说，拉斐尔的尸体“是在1758年被搬迁到万神殿，在此之前一直在乌尔比诺埋葬”。但这是不正确的。拉斐尔一直埋在万神殿里，他墓上的文字也是如此说明。

　　关于梵蒂冈的传统瑞士警卫队， 书中写道：“据有传闻说：卫队为了保护基督教十字军，曾经用他们的长剑在15世纪斩首过无数的穆斯林。”事实上瑞士警卫队成立于1506年，但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十字军东征是发生在1270年。

　　布朗声称，伽利略是一个光明会的成员。伽利略死于1642年，而致力于自由思考和启蒙运动的光明会，是1776年成立于德国巴伐利亚州。

　　书中的兰登曾恼怒地对一个瑞士警卫队员讲：“哎呀，你们甚至不看看自己的历史！”并告诉他说，在1668年，教会曾经绑架、拷打和处决了4名光明会的科学家。但如上所述，直到1776年前，光明会还没有建立，何来1668年的“4名光明会科学家”？

　　这里还有一个著名的错误，并且已经不能仅仅用“错误”来说明了，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典型的阴谋论的产物。那就是关于巴黎卢浮宫前著名的玻璃金字塔的玻璃数字。兰登指出，卢浮宫前金字塔的玻璃数字不多不少正好是666块，并称其为“野兽的数字”，而且指出这数字的设计是总统密特朗所要求的，因此更显得其中包含着深沉的阴谋，使密特朗也因此而成为邪恶的政治家。他写道：“在弗朗索瓦·密特朗总统明确要求下，这个金字塔正好由666块玻璃构成……他们说“666”恰好是撒旦的代码。”

　　在基督教文化中，“666”这个数字就是魔鬼的象征和符号。在《圣经》里，三个连写的6是魔鬼的代号。对此，在《启示录》十三章18节中有这样的描述：

　　在这里有智能：

　　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

　　因为这是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666。

　　这就是关于“666”被兰登称为“野兽的数字” （number of the beast）的最早和最权威的出典。它指出凡是反基督教的人都具有一个特殊的数码，那就是666。而同一节中还在提出对圣人的挑战，希望有人能够算出野兽的数码值。

　　同时，“666”还象征着死亡，意味着必须要被上帝所毁灭的、人类中反对基督教的败类和敌人。在《撒迦利亚书》第十三章中可以找出666的另一个重要的解答。《撒迦利亚书》十三章8-9节里有这样的话：“耶和华说，这全地的人，三分之二，必剪除而死，三分之一，仍必存留。我要使这三分之一经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

　　如果卢浮宫玻璃金字塔正如兰登所说的那样恰恰就是666块，那么毫无疑问，这样的设计必定包含着严重的邪恶色彩，是一种阴谋的设计。兰登的这一揭秘的确使人大为惊奇，感叹不已。这简直是一个了不起的历史性的发现，使所有凡是对卢浮宫前玻璃金字塔有所熟悉或知晓的人从此对这一切刮目相看，惊讶于魔鬼的手已经伸进了世界上最著名的文化圣地之一，而兰登不愧为世界级的揭秘大师。然而事实的真相又是怎样的呢？

　　实际上，按照卢浮宫官方公开宣布的数字，整个金字塔的玻璃是673块。而不是666块。关于这一点，法国作家埃切戈安和勒努瓦的《正说达·芬奇密码》一书点到了这一阴谋论的死穴。

　　引起世人最大争议的还是贝聿铭设计的金字塔。如今，这座金字塔被认为是无可争议的一个巨大成功。但是在当年，人们不断嘲笑这位被讥为现代法老的弗朗索瓦·密特朗的抱负。（《达·芬奇密码》里的贝祖·法希探长就将这个未来主义的三角形叫做“奶酪钟”或者“瘊子”）他们认为弗朗索瓦·密特朗把自己看成古埃及的一个统治者，希望建造一座“坟墓”。尽管贝聿铭解释说，金字塔的功能首先是创造一个采光井为大卢浮宫的地下采光，也可以做成一个球形。但是所有这些辩解都没有用，象征符号的力量过于强大。

　　最后是卢浮宫博物馆的宣传部门宣告了最终的数字：“金字塔共有673块玻璃，603块菱形的，70块三角形的！”为什么错误的数字在流传？为什么人们乐于相信这一包藏祸心的数字呢？可以明显地看出，小说家丹·布朗采用了虚实混为一体的写作方式来建构小说的内容。小说中所提到的事，虽然有些是真实的，但在真实中却隐含了虚假。一件事物的真实存在，不等于关于它的故事就同样真实。例如，《蒙娜丽莎》、《岩间圣母》、《最后的晚餐》都是真实的，但是你用自己的想象，脱离历史的真实来编制故事，这故事就会因为它们是真实存在的，故事的内容也就真实了吗？这就是许多阴谋论的特征之一：利用真实的外壳包装着虚假的内容。可是问题的关键在于，他所写的不只是虚构的小说，而是利用一个历史事实的外壳，编织神秘线索，鱼目混珠，以假乱真！这样的例子在《达·芬奇密码》一书中不胜枚举。

　　至于抹大拉的玛利亚和她的后代才是真正的圣杯，丹·布朗是完全抄袭于在他之前1982年迈克尔·巴金特、理查德·利和亨利·林肯的《圣血和圣杯》一书中提出的说法。而正是这些主要的情节，引发了他们告发丹·布朗抄袭的官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