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发展之路-厉以宁、柳传志、张维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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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讲人简介：
　　厉以宁介绍：
　　厉以宁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厉以宁教授在对中国以及其他许多国经济运行的实践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发展了非均衡经济理论，并运用这一理论解释了中国的经济运行。他的理论与政策主张促进了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可以说，他的理论与政策主张对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而又重要的影响。
　　厉以宁 经济学家
　　1930年11月22日出生于中国江苏省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
　　1985-1992年任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系主任
　　1993-1994年任北京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
　　1994年至今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已出版著作50余部，发表论文100余篇1990年后主要著作有：《非均衡的中国经济》
　　《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
　　《中国经济改革与股份制》
　　《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
　　《经济学的伦理问题》等
　　柳传志介绍：
　　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柳传志在二十年的企业管理生涯中，创造性地提出了联想"贸工技"的发展道路，总结出"管理三要素"、"培养领军人物"等一系列重要的管理思想。这些理论对于联想从早期的"大船结构"发展为舰队结构，并逐步成为一间国际化的大型企业，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柳传志 江苏镇江人
　　1967年毕业于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
　　1984年任联想集团总裁。
　　1995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1997年当选为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1998年当选九届全国人大代表，
　　2000年1月被《财富》杂志评选为"亚洲最佳商业人士"，
　　2000年6月被《商业周刊》评选为"亚洲之星"。CCTV2000中国经济年度风云人物
　　张维迎介绍
　　张维迎是国内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学者。他的企业理论及有关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界有广泛影响，被公认为中国经济学界企业理论的权威。
　　1959年生于陕西省吴堡县，
　　1982年获西北大学经济系学士学位，
　　1984年获硕士学位，1990年9月入牛津大学读书，
　　1992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1994年获博士学位 1994年8月回国到北京大学工作，
　　现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经济学教授，
　　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
　　主要著作有《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
　　内容简介：
　　说起国有企业，大家很容易和“大锅饭”、“铁饭碗”这些词汇联系起来，当年拥有一份铁饭碗的工作成为人们的荣耀，在当时计划经济条件下，国企如同保险箱，人们无须为国企的命运而担忧。
　　在市场经济发展潮流的冲击下，当年计划经济下的传统国企经营方式已难以跟上时代的步伐，部分国有企业举步为艰，国字招牌受到市场经济的严峻挑战。新的形势迫切要求将国有企业改革提上议事日程。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为国有企业改革指明了方向。
　　国企改革的推进，为企业竞争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平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间竞争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适者生存是企业竞争不变的法则。
　　拥有了人才、资金和市场，企业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吗？具备了高科技、新观念和科学的管理方式，企业就永远处于不败的境地吗？
　　新公有制经济究竟新在哪里？
　　困扰着中国企业发展的关键问题究竟是什么？
　　又是什么决定着企业的退出？
　　中国企业如何寻求出路？三位经济界领军人物做客《百家讲坛》，与您共话《中国企业发展之路》，12月25日播出，敬请关注。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 （全文）
　　厉以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跟市场经济体制，都是建立在公有制基本之上的，计划经济体制是跟传统的公有制相适应的。传统的公有制包括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可那个国有制是政企不分的，投资主体不明确的，而那个集体所有制，是虚有其名的。因为集体究竟是谁呀？落实到谁身上？谁也讲不清楚的。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就提出个问题了，那就是说市场经济体制必须跟新的公有制相适应。那什么是新的公有制？新的公有制现在看至少有四种形式。一种形式就是经过改制的国家独资企业，经过改制的国家独资企业是政企分开了，包括国家一个投资主体或者国有的几个投资主体所组成的，但是这只在少数特殊部门、少数企业中。第二种形式是大量存在的，就是混合所有制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其中是通过国有资产的重组，有国家投资的在里面，但是也有非国家投资在里面，共同组成的混合所有制企业，这将来是新公有制的，一种大量存在的形式。第三种形式是什么呢？第三种形式，就是公共持股的所有制形式，也就是公共所有制的形式，或者叫公众所有制的形式，包括今天以各种形式通过股份制合作制上市，也包括那些家族企业经过改制以后产权开放了，来成为一个公众持股的企业，这种企业将来也是大量存在的，也是新公有制企业。除了以上三种还有第四种形式，第四种形式就是通过捐献而成立的公益性基金，公益基金所办的企业，因为它不是政府投资，所以不能属于第一种形式，它也没有政府投资在内政府参股，所以不属于混合经济性质，它也不是公众集股所组成的，所以也不属于第三种形式。但是它一旦捐献出来以后，成立了公共基金以后，它将成为一种新的公有制形式，随着我们经济的发展，这类基金将会越来越多。
　　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谈这样一个问题，因为这里我们看到是非常清楚的，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适应的是新的公有制形式。
　　我在国外考察的时候，经常听一些国外的朋友在讲，中国的国有资产重组，无非是进行私有化嘛，中国正在进行私有化。错了，我对他们说，你们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中国不是在进行私有化，中国在进行新公有化，只要你这个个人企业，家族企业规模扩大以后，你就必定要产权开放，公开招股，持股成为上市公司，这就成为了公共所有制的形式。所以说在政协讨论的时候，有同志认为，咱们索性把民营经济定名为私营经济，为什么呢？因为过去之所以定名为民营经济，是因为这些私营老板有顾虑。现在“十六大”开了，你们的顾虑就不必要了，所以这样的话，索性正名为私营经济。但有人就不同意了，说那个体户放哪儿去呢？个体户它也不是私营经济还是有区别的，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索性咱们按照现在已经惯用的说法，应该成为非公有制企业定为非公有制企业，那就要问了，混合经济所有制能放进去吗？因为混合经济所有制其中有国家的投资呀，你不能说这是非公有的吧，还有完全是公共持股所占有的企业呢，公共持股占有企业实际上是一种新的集体所有制，你能够说它是非公有的吗？所以我在会上做了一个发言，在民营经济专题会议上讲，先别忙正名，民营经济就是民营经济，含糊有含糊的好处，太精确反而就不准确了。为什么？我们要动态看问题，民营经济其中包括了家族私有的这样一些企业，但是它正在变，正在朝什么方向变，一旦产业开发规模大了以后，就要走向新公有制企业，我们何必这么着急呢，我们民营经济已经用了这么多年了，何必现在就改，一改了以后铁板就钉钉了，你就私营了，你就是非公有了，我们先不忙定它，发展一段在说。从动态观点看问题，从整个发展中来看问题。
　　今天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了，从全世界的经验来说，一个国家当它人均收入，GDP达到一千美元以后，这将是个重要的关卡。发展中国家可以分两类：一类发展中国家，比如说像新加坡、像韩国，它过了人均一千美元的关以后，很快由两千美元、四千美元、八千美元，直线就上去了；但另外一类国家，像拉丁美洲的某些国家，到了一千美元以后，进到一个徘徊不前，总是一两千美元多点，就来回在这儿转，上不去了。
　　那原因何在呢？我们说人均一千美元，为什么是个关口呢？我们从四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个方面，人均一千美元以后，劳动力成本就上升了，土地费用就上升了，原来的比较优势就渐渐淡化了，于是外商就不到你这里来了，就到其他地方去了，已有的资本可能还撤走，出口也困难了。这就表明，在人均一千美元这个阶段，重要问题要培育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要有自己的知识产权。假定你没有自己的知识产权，你老是用国外的话，你这个时候，你其他条件变了以后，那你将失去竞争力。
　　第二点，人均一千美元以后，生活大体上没有什么问题，除了少数贫困地区以外。可人的要求是多方面的，要求接受教育，要求公共卫生、医疗改革，要求生活福利，要求环境保护，各方面的要求，要求文化艺术，各方面的要求都提出来了，跟一千美元以下就不一样了。这时国家财政必须有钱，国家财政要没有钱的话，没法来应付这样一种情况。
　　第三，在人均一千美元之前，尽管贫富有所差别，但是这个时候，因为整个社会还处在一个不发达状态，所以这个矛盾并不特别显著。可人均够了一千美元以后，这个贫富差别开始显示出来了。贫富差别显示出来之后怎么办？一定要想办法，要加快扶贫，要加快对困难户的救济，要帮助低收入的人增加收入，要解决社会的就业问题，解决社会保障问题。那就是说国家要有钱，第二产业要发展，劳动密集产业也要发展。
　　第四点，人均收入到了一千美元以后，人们参政议政的要求就高了，就不跟一千美元一样了。他要求政府的运作更加透明化，要求对政府的监督加强了，要求对廉政建设的要求高了。这种情况下，相应地政府必须注重自身的改革，不然适应不了这个要求。
　　正因为如此，所以在当前这个关键时刻，人均到了一千美元以后，摆在我面前的是经济能够一步步上去呢，还是将陷入一个长期徘徊的一个阶段？为什么今天提出了发展民营经济？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民营经济它之所以能成长，它有两个方面原因：一是科技型的民营经济，它有自己的知识产权的，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的；另外一个方面，是劳动密集型的民营企业，将来解决现在社会上的大量就业问题。只要我们的经济发展，包括民营经济的发展，包括国有资产的重组，走向新公有化。这样的话，我们的财政收入才能得到保障，也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我们才能够来应付出现的很多低收入者的问题，贫困者的问题。
　　所以当前发展民营经济是非常重要的。由此可见，人均一千美元是一个关键性的关口。中国改革必须加快，改革中的核心问题是所有制改革，这个问题，如果不从理论上弄清楚，政府，包括各级地方政府，就会顾虑重重，生怕被人扣上私有化的帽子，结果耽误了国有资产重组。同样的道理，这个问题不从理论上弄清楚，民营企业、民间投资也会顾虑重重，见好就收、见好就停，结果对国民经济不利。所以当前必须树立新公有制观念，以坚定所有制改革的信心。
　　为什么我今天在这个民营经济论坛上讲，我们不再进行私有化，不是私有化，我是新公有化？新公有化这个概念提出来以后，对政府官员来说，地方的官员，你可以放心大胆去做去，不要怕人扣你这个私有化帽子。我不是私有化，我是跟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公有化，对民营经济来说，你不必再去顾虑什么资本，我正在朝新公有制方向走啊，只有我突破了家族，一家所有的规模变大以后了，成为公众持股企业的话，我就是走向了新公有化了，所以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下面还有必要指出，要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要有我们自己的知识产权，一定要振兴民族经济。民族经济不仅指国有企业、国家控股企业，也包括民营企业在内，民营企业是民族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我现在讲振兴民族经济，不仅是包括老工业基地改造、新工业基地建设、国有企业发展，也包括民营企业。
　　民营企业就是我们的民族经济重要组成部分。比如说，2003年春天，“非典”来了，有的外商撤走了，但民营企业一家都没有走，它不肯走，它不愿意走，它的根就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这不是民族经济是什么呀？所以这一点必须认识清楚，它就是我们的，民族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这样的民族经济，我们不保护 ，还保护谁呀！
　　最后我还想说明两个问题。今年夏天有二十天的时间，我在东北，到了很多工业城市，我有一个体会，他们感到了最怕听什么话呢？不是省级干部，是地方的干部，跟国有企业的干部，听“国退民进”这句话，我讲你干吗要老讲 “国退民进”这个提法呢？本身也没有什么，你把民营也作为新公有制，不就问题解决了。
　　而且更重要的，不要去提“国退民进”，就是传统公有制，通过资产重组，改为新公有制，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他们还害怕什么？那个民营企业来了，外地的企业来了，把我的利润都夺走了，我让利了等等，太多了等等。
　　你这个看法，我先讲个故事给你听，这个故事是北大MBA的学生讨论时所讲的龟兔赛跑。大家都知道，兔子骄傲，半路上就睡着觉了，乌龟就跑第一了。可是MBA学生讨论说，龟兔赛跑不是只跑一次，它还跑第二次呢。
　　第二次赛跑，兔子输了不服气，它吸取经验了，第二次再跑，兔子一口气就跑到了终点，坐在那儿等，乌龟慢慢就爬到了，所以第二次龟兔赛跑，是兔子赢了。
　　那乌龟又不服气了，咱们跑第三次吧！那就跑吧。乌龟讲了，前两次赛跑，都是你指定的路线跑的，第三次赛跑，得由我指定的路线跑；兔子想了，反正我跑得比你快，你爱怎么指定路线，就怎么指定路线。好吧，就按照乌龟指定的路线跑，兔子又是当先了，跑得快。到了河边被拦住了，一条河把路挡住了，终点在对岸，兔子傻眼了，乌龟慢慢爬到了，乌龟就游过去了，乌龟就跑第一了。
　　它俩又赛跑，要跑第四次，咱们干嘛这么老赛跑，咱们就优势互补吧，咱们就协作吧，咱们和解吧。怎么跑呢？陆地上兔子驮着乌龟跑，河里面乌龟驮着兔子游，共同达到终点，双赢结果。
　　一定要知道，民营企业如果参加国有企业的重组，是双赢的结果，一定要想到这一点。你就不是什么让利问题，而是共享更大的利润。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这句话都过时了，我们知道这个庙，离开河边都比较远。有三个庙：第一个庙，三个和尚商量的，每个人要挑水，一旦挑起来，路太远 就累了，挑一点水就行了，不愿意挑第二次。三个和尚商量，咱们协作吧，一人挑一段，我挑第一段，交给你接力挑，再交给第三个人挑，我坐那儿等，休息，空桶回来我又挑，这样就不累了。一会儿三个和尚，把缸里的水挑满了。
　　第二个庙，老和尚就引进了竞争机制，定下了新的庙规。把三个徒弟叫来，你们都去挑水去，谁今天水挑得多，晚上吃饭加一道菜，谁今天挑水最少，晚上就吃白饭。于是三个和尚你追我赶，一会儿把水缸里的水就给挑满了。
　　第三个庙，三个小和尚一商量，这样挑也累，山上有竹子，咱们把竹子砍下来，竹子当中再打通它，连在一起，装一个辘轳在河边。第一个和尚坐到河边去摇，桶就上去了；第二个和尚漏斗往竹桶里一倒；第三个和尚坐在边上休息。三个人轮换，一会儿水就满了，这叫技术改革。你就这三个办法。
　　你国有企业怎么改革？要协作、要引进新机制，要技术改革，这样的话，三个和尚水多得用不完。协作对象是谁啊？民营企业进来了，所以说很多问题，我们都要这么想，我们的思想不就开阔了嘛？何必老去计较那些，我又让利多少了 我又吃亏了，你不吃亏，共享更大的利润，一定要有这种想法。
　　所以我们说，假定我们在民营经济的论坛，跟今后民营经济的各种研讨会上，大家都抱着这样一点，就是说我们的协作，我们共同来使中国的经济上去，为了这样一个共同的目标。我相信民营经济，能发展得更好。
　　谢谢大家！
　　柳传志：我想从我们自己做企业切身感受谈谈，就国有体制企业的主要问题是在哪儿？我觉得那个旧的国有体制的问题，大家都说得非常明确了，根本的问题就是主人问题。这个企业到底有没有主人？这个主人对企业的利润感不感兴趣？在这个股市上，这个投资人一般都是这么说，要对这个企业持续增长的利润感兴趣，就是你这股票的高低，不仅是利润还要增长，还要持续增长，这人家才花钱买你的股票，你的股价才能升上去，但是现在我们要看我们这个投资人，到底对这个利润是不是感兴趣，这就决定这个企业，到底能不能办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般的这个出资人，他以什么形势来对企业来进行运作的呢？基本上都是凭着自己的这个股份，再派代表在董事会里占有席位，然后这个董事会的席位怎么办呢？一个就是对企业的重大决策做出决定，还有一个就是决定企业的，管理者是谁？他自己可以不做决定。比如说是个弱势董事会，董事长不怎么管，让这个总经理管，那么他选择总经理，并且对总经理要做出激励，这些东西都对企业有着非常直接地影响。有一个非常大的国有企业的总经理，我跟他有深入的谈话，他这个企业有很大的亏损，他给我讲亏损的重要原因就是企业资本的付出太大，他们也就是说每年要付十几个亿的利息，我说为什么会付这么多的利息呢？就因为当年投入的时候，投入了几百个亿的钱，贷款来了之后，生产出的产品过时了，那么所以完全卖不出东西出来。那么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决定呢？是因为当时是当地政府，为了政治需要做的这个决定，那么当时做决定的人怎么样呢？这是多年的事，早已经一拨换了一拨，所以到今天就是变成无头债，你找谁吧，好几届以前的这个领导做的这个决定，那么实际上也就是说这个领导本身，对这个企业的利润本身没有直接关系，考核这个领导是不是进步也不考核他所投资的企业的利润如何。
　　另外还有像我们自己所在的这个高技术企业，我觉得高技术企业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咱们国家提的问题，就是高技术产业化的问题。高技术产业化的实质是什么？是这个钱变成技术，技术再变成钱的过程。在咱们国家钱变成技术好办，清华，北大，科学院全搭上，把钱投入下去产生技术。但是技术如何变成钱呢？这就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了，它实际上包括了企业管理的方方面面各个环节的问题，甚至包括了企业的机制问题，我觉得有的时候国家的部委或者有些地方，要做这个高技术产业化，老认为这是个技术问题，于是大量的做技术投入，实际上问题不在这儿，他没有把技术弄变成钱的环节弄清楚。
　　有一次我参加这个“八六三”的顾问会，在会上多数的专家学者，谈的都是技术能否实现，实现到什么水平，而做企业的人谈的不是这个，更多的是说有了这个技术之后，是不是能赚得回钱来，怎么能得到回报。这个角度肯定是不一样的，这里面也就说明了作决策的人是不是对利润感兴趣，这极其重要。
　　第二点我想谈的就是，关于投资人对企业管理者选择的问题，多数的时候国有企业出资人，可能是政府的领导或者是政府的部门，他派的总经理本身去管理企业，那么从什么角度去选总经理？这个当然就非常重要。民营企业或者说像我们跟利润直接有关的人做股东的话，那选择这个企业的负责人，比如德才的标准，德，一定是要把企业的利益放到第一位，是不是他，这个总经理从企业的利益之中谋取自己的利益，才能，当然就是对这个企业的管理了，再深层次就是是不是能够正确的制定战略，是不是很好的指进战略，会不会带队伍等等。但是如果是从这个国有企业方面来讲，很难免的会从政治因素或从其它因素去选择这个企业管理者。
　　我想我自己举个例子，这是对这个人在调动使用的时候，在1992年前后的时候，我们公司里边有一个重要的岗位上的一个负责人，我们发现了他有贪污行为，发现了以后就是研究怎么把他换下来的问题，当时就没敢动，为什么呢？他即使有贪污，要把他动了以后呢，换了别人，换了这个人上来以后，得到的损失比不贪污的人上来，比这个贪污的数字还要大，所以我的主要办法，赶快找到比较适合坐这个位置的人调到他身边，不声不响的先工作三个月，把情况熟悉了以后，然后再跟他谈话，把他最后开除出公司，进行了处理。那么在什么情况下我坚决要调动他，假定说不光是我们知道，员工都知道，那我就会不顾一切的，要把他开除撤换，原因就是他会对我们文化根基有影响，因为员工不知道，我心里知道他，我是准备按部就班的调动他的，以为会有姑息，那是不行的，不是这种情况下，我会尽量减少公司的损失，来处理这件事情。我想这在人的安排上，可能跟利润负责和不跟利润负责上，这个处理方式上会是不一样的。
　　第二个方面就是对管理者的激励问题，这个管理者本身，能不能有正确的激励，那当然是极其重要了。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这个激励的作用，一般的投资人对企业的管理的激励应该是恰到好处，怎么样能够让他发挥出最大积极性，而他待遇本身又最合适。你比如说，像我们以前去到世界各国，做Road show 就是做路演，叫各国的投资者买我们的股票的时候，投资人一听说你是国有企业，又有国有控股的背景，都难免要问你这个话。你们这公司挣多少钱？你有没有股份，他们的观点就是说，假定你公资过低，你又没有股份的话，我怎么敢投资花很多的钱买你的股票让你来管呢？他不放心，这是一种情况。所以投资人对这件事情的本身，他一定是有一个合适的度，一定要让我们这个管理者，不仅要把他当成一般的责任来做，还需要当成一个事业来做，是用这样的方法来进行物质和精神的鼓励。比如说像这个企业的管理者，这个除了工资，物质鼓励上，工资、奖金和股份，什么东西能够最根本的调动他的积极性，我们应该怎么去考虑这些问题？这个会想得比较透彻。比如说对企业的高层管理者，不仅这个奖金要考虑他当年起的作用，可能是因为他当年做的决策，到三年以后才能起作用，那么也许三年以后，那个时候发三年前的部分，这个奖金，那就从那个时候来考虑这些问题。所有这一切都是从物质角度上来考虑，如何能从充分调动他的积极性。比如像联想的股份制改造，其中起了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能够让当年创业的老同志，能够退下来，让年轻人到第一线去工作，不然的话，如果我们不进行，股份制改造的话，当年跟我一起创业这些“老人”，他们比如因为年龄精力的关系已经不能胜任今天的工作，但是你要他立刻离开岗位，或者从第一线的领导岗位上下来，不到退休年龄，于情于理都说不通。因为在他创业的过程之中拿了很低的工资，做了很多的事情，到了今天果子熟了，树上要摘果子的时候，你让他们到一边去，换了年轻人来做，这个很难实现。那么现在的做法是进行股份制改造之后，实际上就是说，你们做园丁不合适了，换了年轻的园丁，那么他们在这个分果子以前，先把树上苹果摘一筐给你们送到家去，你们在家里面，让他们来做新的园丁，这个做法就非常合适。因此从股份制改造这个角度上讲，从激励方式上讲，怎么样对企业有更大的调动，这个做法就最为合适。第三部分，我想除了激励以外，就是关于这个国有企业，从机制本身上讲很容易形成这个宗派问题，我跟几个大的国有企业之间，有过讨论，就是在这个企业里面，发生有宗派问题，宗派问题就是比如说这个企业的总经理，下边有一拨人，很明显是属于他的人，常务副总经理又有一拨人，党委书记又有一波人，企业到了这种情况就很难运作，那么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企业的主要负责人本身，退下去以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如果企业的投资人他自己的利润跟企业的利润不能够直接挂钩、直接联系的话，这个企业就没有真正的主人，就很难发展。
　　在咱们国家国有企业难以发展还有两个特殊的原因，我觉得在国外国有企业发展也有很多问题，但是中国有两个更突出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出资人作为政府官员来讲呢，第一点是他们太低薪，这个薪俸太低这是个大问题，因为从咱们国家政府的官员所掌握的资源权利，他们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大，但是他们拿的工资实在太低，太低以后就很难对他们，提出更高的要求，而且在这个企业之中就容易作为产生腐化的一个环节。我不能认为说高薪养廉是一个充分条件，但是一定是一个必要条件，这是咱们国家的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政府官员本身还没有得到更全面地监督，这个监督机制本身也还不是十分健全，这当然属于政治改革的内容，得一步步的来，但这两个方面，就更使得我们国家的国有企业在处置上更加为难。
　　如何改的问题我就提三条，一个就是国有独资的企业，当然是越少越好。因为在未来我们国家，还有某些领域一定是要由国有企业独资来办的，希望这种领域是尽量地少。第二点就是股份制企业，刚才厉教授讲的这种新公有制企业，一定要有对利润感兴趣直接挂钩 ，这样的股东占的比例要多一点，要大一点，这个企业才能健康发展。第三个就是高科技企业，以人的因素为主这个企业，应该让管理者持有更大的股份比例，谢谢大家。
　　张维迎：我下面要讲的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题目，《什么决定企业的退出》。我们知道在一个市场经济当中，企业进入、退出都是经常的事。我们经常说创办一个企业难，其实企业的成长更难。在美国，一年有几百万的企业生长、出生，但是真正生存下来的，十年之后可能不到百分之几。但是这种生存与退出，都是由市场去竞争，由竞争当中的效率去竞争。你在市场经济下，你有自由竞争的权利，但你有没有能力生存，就不是你的自由能够保证的。这要你真正地有那种核心竞争力。
　　那么过去我们中国的企业也有进入、退出，但是我们跟市场经济不一样的是什么？是在于我们的进入也好，退出也好，都是由政府通过行政命令来决定的。那我们现在关心一个问题，在今天的中国，企业的退出究竟是由什么东西决定的？我在这里要报告的是这样一项研究，是我们最近在过去一年里对中关村地区的企业的进入、退出的研究，那么这些数据全部是由中关村科技管委会来提供，它涵盖了中关村科技园，1985至2002年所有获得高技术企业认证，并呈报了有效的年度的报表的企业。那我们就用这样一套数据来看一下，在这个中关村地区以民营企业为主导这个地区，那么这个企业的退出有些什么特点？就是什么因素在决定这个企业不存在。
　　那么为此我首先要定一下什么叫进入，进入在我们这个研究当中，指的是这个企业，获得了高科技企业认证的时间为进入的时间。退出是这样定义，如果你在好比说去年你在高科技企业名单上是有你的，今年没有你，那我们就认为你是退出了。
　　那么我们从这个图形上，可以看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上面那条蓝线是企业进入的数量，那么我们看在1997年之前企业的进入数量相对比较少，每年大致是五百家左右，但是1998年开始企业的进入数量就大幅度上升，那么到2002年之后，中关村园区每年进入的企业有二千家。同样企业的退出也是，那么一开始我们看到，退出的企业大致是每年进入五百家新的企业，可能退出有三百家企业，可能不存在了，那么特别到1996年有一个时间，退出的企业和进入的企业数量都差不多的，随后，随着进入的企业数量增长，退出企业也在增长，但是这个差距也在变大，这也意味着好多进入的企业进入以后可能存在下来了。这样中关村整个园区企业的数量在增长。我们在中关村发现，企业的年龄越大，它死亡的可能性越大。那么我们好比说整体来讲，以2002年为例，那么年龄是一岁的企业，死亡率是0.199%，年龄是八岁的企业，死亡率是0.181%，那么这个增长是非常快的，当然我要强调一点，我们这几个数据，只有七年的历史，也许到了第十年之后，过了这个期了，可能企业的死亡率就会降下来了。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预测，或者说一个企业在中关村或者整个在中国，活十年以上之后，再有死亡的话，可能性就相对小了。但至少在给定我们这个数据区间内，年龄越大的企业越容易死亡，那么当然这可能有好多的原因，越新成立的企业，它的技术、它的体制，特别所有制方面，它解决得比较好。而且老的企业，好比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成立的企业，可能都是“红帽子企业”，“红帽子企业”，现在的我们政策放宽了也好，不愿再戴红帽子了，所以一个办法，他就把它注销了，然后新办一个企业，所以在这个统计上，仍然表现出它的死亡、退出。
　　下面我再给大家报告一下，我们整个统计分析的结果，那么大体我们得到有这样七个基本的结论：第一个是企业的资产规模越大，退出的可能性越小。第二个结论，企业的年龄越老，退出的可能性越大。第三个结论，净资产越高的企业，企业越容易退出。第四个结论，效率越高的企业，越容易生存。第五个结论，研发人员比例越高的企业，越不容易退出。那么第六个结论发现了，出口企业比非出口企业更不容易退出。因为面向国际市场的企业，和面向国内市场的企业相比，面向国际市场的企业更容易活下来，当然这是一个原因，可能出口的企业它本身，它是一个效率可能比较高，或者它在市场上已经经过锻炼，它的生存能力就比较强。第七个结论，这个企业控制权的差异，对企业的生存和退出有着十分显著的影响。我们这个企业，好比说同样一个企业，可能有些有主管单位，有些没主管，有些只是集团的子公司，有些就是一个独立的公司，我们发现集团的隶属关系对企业的退出影响为负，如果说你上面有一个，大集团里面一个子公司一个分公司的话，那么你活下来的可能性要比较大。另外相对于国内的民营企业来讲，国有企业更不容易退出。
　　还有一个是纯外资的企业也容易退出，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而港澳台的企业甚至更容易退出，这是估计的数值，在统计的显示区上，也不是很显著，那么这说明一个基本的结论，就是我们国家所有制，对企业的生存仍然起着一种，明显的保护性的作用，政府拥有的企业中，行政隶属关系越高，这是一个指标，净资产负债率，对企业退出的影响也就越不明显。这说得明白一点，我们刚才讲到，一个企业的负债率越高，它死的可能性越大，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属于中央的，好比说是这一级的国有企业的话，这个影响恰恰是相反的，就是说国家的大的企业，它负债率越高与它的死亡没有关系的，那就是说政府仍然给它很强的支持，那么政府的负债率，它对非政府所有的企业，退出的分析，影响是正的。对中央直属和隶属于县、市，比如像北京市或者海淀区，这一级政府的企业来讲，负债率对它企业的死亡可能是相反的，你负债率越高，越不容易死掉，而在大量的民营企业、乡镇企业以下的企业来讲，你负债率越高，越容易死掉，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它表明这是我们的乡镇企业。还有非国有企业，它受政府银行的保护，银行给它资金的提供，都弱于我们一般国有企业，说明政府的力量，仍然是非常强大的。
　　另外我们再看一下，从时段上来看，我们使用了一些变量进行研究，那么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总体来讲我们改革，我们的资料，是1996年到2002年，国家所有制对企业生存的保护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总体是下降的，虽然不是很严格地单调下降，不是说每年都是下降，就是说总体下降。但有时候可能会稍微反弹一下，那么政府的保护作用，应该说2002年与1996年相比，下降了50%，就是从退出的角度来看，所以这也是一个，相当显著的变化，而反过来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一个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或者是企业的效率，它对这个企业的生存的实际影响那么是这样的。首先在非国有企业方面，劳动生产率对退出的这个影响是稳步上升，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2002年与1996年相比，劳动生产的效率对企业生存能够活下来的这种影响更大。那么在国有企业方面，情况就不太一样了，好比在1998年之前，那么劳动生产率，就是这个国有企业效率，对国有企业生存的影响不是很明显，或者是甚至呈现出相反的效率越低的企业它活得越好。但是从1999年开始，情况稍微有一点变化，就是在中关村科技园区，新企业大量进入之后，市场竞争都在加剧，那么劳动生产率对国有企业生存的影响也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且逐年在上升。
　　那么我们总结一下，可以说 这一项的研究，我们发现的主要问题，就是效率 ，一个企业的效率越来越成为决定它生存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表明在我们过去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当中，市场力量的重要性正在逐步地上升，而另一方面企业的负债，我反复强调负债它是成为制约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么负债率对企业生存的影响对国有企业是相反的，那么这一点也说明我们的国有企业仍然在严重的政府保护下，市场对它的压力仍然没有对民营企业那么大，这是我们初步的一个研究。那我们在这个研究当中，所有的只能用数字说话，拿不到数字的东西，我是没有办法进行分析的。所以我们在座的一些中关村的民营企业，它可能有好多的故事，可以告诉我们，我们这个企业退出了，我注销了，我为什么注销？那可能是跟效率没关系的，但我们还是相信这样大的一个样本，这样跨时段的一个研究，仍然可以告诉我们非常多的信息量，谢谢大家。（来源：cctv-10《百家讲坛》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