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教父严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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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梁吉生
南开大学创办人严修（1860-1929年）
严修是南开大学的奠基人，是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进程中积极变革封建教育、倡导新式教育的先驱者。人们高度评价这位20世纪的爱国教育家。1929年，严修去世第二天，天津《大
公报》即发表社评，称他“不愧为旧世纪一代完人”。60年后，即198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二次会议通过议案，褒扬严修一生倡导新学的功绩和培育英才对祖国的贡献。
严修（1860-1929年），字范孙，早年受过系统的封建科举教育，中进士、点翰林，终于攀上封建统治阶层，做过清朝翰林院编修、贵州学政、学部侍郎。但是，严修不同于一般封建官吏。强烈的民族正义感和敏锐的洞察力使之较早地看到了世界潮流和国势阽危的严竣。他勇敢地走出迂腐颟顸的封建营垒，率先大声疾呼：中国自强之道，端在教育，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
基于这种信念，1898年，严修弃官回津以其严氏家馆为基地，进行改革旧式教育、兴办“西学”的试验。1904年，在家馆的基础上，成立完全新式教育的南开中学。由于他的积极倡导，天津成为北方教育的先进地区。
20世纪初叶，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为教育的发展创造了社会条件，“大学教育之设施及扩充，为我国目前最急切之要求”。严修不失时机地适应社会的呼唤，在南开中学的基础上，开始试办高等教育。1916年，他与张伯苓校长大胆开办专门部和高等师范班，这可谓南开办大学的滥觞。
这是艰难的一步。高等师范班只办了一届，终因师资匮乏，经费短缺，难以为继。严修没有灰心气馁。他与张伯苓商定，先由张伯苓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高等教育，随后即于1918年严修赴美参观考察。严修以半年的时间，或去美国大学旁听教育理论课程，或走访美国东西各地，对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葛林奈尔大学、旧金山大学等学校的学制、行政管理、办学经费、教育教学方法及设备、图书情况详细调查研究，特别对美国私立大学教育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
在美期间，他还与张伯苓一起广泛接触了中国留学生，如李建勋、郑宗梅、廖世承、汪懋祖、邓萃英、王文培、傅葆琛、鲍明黔、张耀翔、凌冰、朱家骅、刘廷芳、侯德榜、邓以蛰、颜任光、张默君等。他们对美国教育的切身感受给予严修很多启发，严修还从这些留学生中为未来的南开大学物色骨干教师。
1918年底，严修、张伯苓回到天津。他们对创办大学教育充满了信心和勇气。正如张伯苓在南开师生欢迎他们的集会上所说的：“这次我与严范孙先生和范源濂先生先后游美，很有收益。一年多来，考察他们的国情及人民的精神，遂知教育是一国之根本。并且一国的人才全由大学产生而来。现在我国教育不兴，人才缺乏，不禁使人感而思奋，要立即创办大学。”
1919年初，旧历春节刚过几天，花甲之年的严修不顾体弱多病和刚刚丧子的悲痛，偕张伯苓开始为筹办南开大学仆仆于京津路上。为了就近与张伯苓等人筹商大学事宜，他甚至提出要在南开学校内设立办公室。严张首先到了北京，在教育部拜见教育总长傅增湘，讨论南开大学立案事，在六味斋约见蔡元培、胡适、陶孟和，征求建立大学的有关建议，在中山公园会见梁士诒、曹汝霖、周自齐等筹募办学经费。不久，严张又分赴太原、保定、南京等地，请求阎锡山、曹锟、李纯等协助办学，以后又派人遍访各省军民长官及教育当局，敦请鼎力襄助。
为了筹款，向人求见，严修和张伯苓不知坐过多少冷板凳，挨过多少次白眼，但为了办成南开大学，他们并不自悲、自惭，诚如张伯苓所说：“虽然有时向人家求见捐款，被其挡驾，有辱于脸面，但我不是乞丐，乃为兴学而作，并不觉难堪。”
严修等人的努力终见成果，于是从1919年4月起开始兴建大学校舍，5月成立大学筹备课，拟订校章，规划系科，组织招生，9月录取周恩来、马骏、张平群等96名学生，25日举行开学典礼，严修、黎元洪、范源濂等莅会，私立南开大学诞生。第二年开始招收女生，这是中国近代私立大学中最早招收女生的高等学府。
应当说，南开大学得以奠定巩固始基并获初步发展，是与严修的努力与名望有着极大关系的。胡适在分析南开教育时，曾对严修在天津地方、直隶全省的道德名望，及其对教育的信念、对新时代新学识的虚心接受给予很高评价。可以说，没有严修，就没有南开。
严修在南开大学最初发展中，曾以个人财力、物力给过学校很大支持。1919年他捐赠南开大学购书款2000美元，同年还赠中文书籍30余种数百册；1922年捐地5亩多，折洋18130元；1924年又以《二十四史》、《九通》等数十种古籍捐赠南开大学图书馆。20年代，南开大学接受几笔大的社会捐款，也无不缘自他的名望和关系。如1921年江苏督军李纯以其四分之一存款捐助南开大学作永久基金，就是由其弟李馨致函严修，并派员与严修之代表洽商拨交手续的。1922年严修好友徐世昌捐助南开大学震义银行存款票据8万元，也是经由严修转交南开大学的。
思源堂（今第二教学楼）的起建，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时称罗氏基金团）捐助建筑及设备费12万多元，而建筑费的另一半则由河南袁述之慨捐。述之先生系严修好友袁世凯的堂弟。他之所以“秉承慈命，朝达夙愿”，固然主要在于南开大学“声誉日隆，倾动中外”，但严修与袁氏家族的特殊关系也是原因之一。
官绅出身的著名实业家和教育家卢木斋是严修的儿女亲家。1927年经严修促成，卢木斋捐出10万元兴建南开大学图书馆。这幢新式图书馆占地920平方公尺，可容纳读者300人，藏书20万册。1928年10月17日，南开大学校庆之际，同时举行图书馆落成仪式，严修等亲临出席，观礼来宾达400余人，成为当时天津文化一大盛事。图书馆被命名为“木斋图书馆”（今行政办公楼）。
严修不仅从物质上给予南开大学支持，其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对学校早期的办学宗旨、专业设置、教学内容和人才培养模式等无不有着重要指导作用。严修主张“讲中学以通经致用，讲西学以强国富民”，强调德、智、体、美四育并进，特别注重人格修养和校风建设。对于南开文科的发展，严修曾拟与梁启超联合，吸纳优秀人才，使文科在全国建立学术地位和影响，梁启超对此也信心十足，表示“若将文科全部交我，我当负责任”，“南开文科办三年后，令全国学校文史两门教授皆仰本科供给”。后来，梁启超这个计划未能实现，他又计划在南开设立“东方文化研究院”，学校采半学校半书院制，院舍在南开，课程与南开保持相当的联系，主要研究孔孟思想和宋明理学。严修对此十分赞成，多次与梁研究磋商。在理工科设置上，严修支持张伯苓发展应用科学的主张，使南开大学比较适应了天津及北方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