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货币战争模型的重要计者 上

格林斯潘：经济机器的工程师
论到20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格林斯潘的名字恐怕无缘排行榜，但毫无疑问，他是经济学家中对数字超级敏感的天才。
在纽约大学商学院就读时，格林斯潘选修的主要课程是金融和会计。在他的自传中，他提到在学校的几年中曾经到美国商业机构参加实习。这家机构就是在华尔街大名鼎鼎的布朗兄弟公司。
格林斯潘在布朗兄弟公司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把美联储公布的一些数据资料，特别是连锁大超市的统计数据按周进行整理和调整。此项工作貌似简单，却非常繁琐和艰苦。由于当时没有计算机，纯手工操作起来实属不易。大量的手工计算，不断使用铅笔画图做表，再一笔一划地做出一整套数据的调整流程。这个超级枯燥乏味的工作，格林斯潘做起来却兴趣盎然。他似乎天生就对数字具备高度的敏感性，面对呆板无趣的数字，他能看见别人眼睛里没有的东西。通过这个工作，格林斯潘掌握了数据统计方面的扎实基本功。最重要的是，他对数据的超级敏感在科学方法的指导下，达到了让数据自己出来讲故事的境界。
学毕业之后的格林斯潘在纽约国家产业会议委员会（即会议委员会，TheConferenceBoard，纽约的一家智库）从事统计数据方面的工作，[2]这一机构服务的对象正是纽约美联储银行。国家工业统计研究所藏书浩瀚的图书馆，成了格林斯潘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通过查阅这些书籍和统计报告，格林斯潘开始了解美国经济的运转机制，[3]明了了各类工业行业如何组成整体的国家经济体系。在格林斯潘的脑海中，日渐呈现出自工业革命开始以来工业系统的进化景象，从蒸汽机到纺织，从铁路到冶金，从航运到造船，从机械到军工，从电报到电话，从煤炭到石油，从汽车到飞机无数颗社会经济的螺丝钉在他的脑海中拧在一起构成了国家经济的巨大机器。
国家工业统计研究所的图书馆还向格林斯潘呈现了海量的各类统计数据。这其中多数统计数据都属高龄，有不少是从1861年南北战争前后开始统计的资料，该研究所完整齐备地收集着美国几乎所有重要工业和行业的详细统计数据。格林斯潘在国家工业统计研究所的图书馆里，就像老鼠掉进米缸，对这些统计数据简直着了魔。如果他钻进棉花行业，就成天研究各种各样的棉花，从成分、档次到类别、生产工艺，包括不同棉种在工业中将会如何使用，怎样加工，需用哪些棉花加工机器以及整套生产流程，直至市场销售，这些数据在格林斯潘眼里，是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美国举足轻重的重工业，如全国铁路运输、美国橡胶业、1890年美国人口统计、美国铁路运载量等数据，更吸引着格林斯潘的关注。[4]这些无边无际的数字和资料会把别人看困，却让格林斯潘读得津津有味，不忍释卷。沉浸在数据的海洋里，格林斯潘很快对美国各行各业统计数据有了深厚而全面的了解。
几年下来，格林斯潘对经济机器运转的整体机制一目了然，加上他对各行业历史数据的苦读钻研，此时年轻的格林斯潘已成为一名经济机器领域的熟练技术工人。他对机器原理烂熟于胸，对各种运转参数了如指掌，对每个零部件的动态数据及其联动效应积累了相当多的历史经验。
他的大脑就如同装备了一个快速分析美国整体工业现状和发展趋势的软件，从数据中就能准确把握经济活动规律和脉搏。通过经年累月大量密集地阅读和积累数据，格氏模型成功创建起一个独到而准确分析整体经济机器和局部行业部件运行状态的数据流和数据模型。如果将企业一系列经济活动的基本参数输入，在格林斯潘的大脑中立刻能够生成一份预测宏观经济周期的报告，并自动附带完整的柱状图和线态图。
就像其他行业的工程师一样，格林斯潘对于经济学理论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因为工程师感兴趣的是如何解决实践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而不是抽象的理论探讨。在自传中格林斯潘也提到对凯恩斯的宏观研究并不十分感兴趣，他的兴奋点在技术层面特别是数据和数字。格林斯潘更关注经济机器实际上怎样运作，而不太理会经济学理论如何解说。
在理论学习中，唯一给格林斯潘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1951年他曾选修的贾科伯沃尔夫兹（JacobWolfowitz）教授的数据统计与经济理论相结合的课程。[5]这位教授就是后来小布什时代担任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的沃尔夫兹的父亲。小沃尔夫兹是伊拉克战争的主要策划者之一，从国防部退下来之后，是新保守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后来担任世界银行的行长。
在沃尔夫兹教授的课程中，格林斯潘第一次接受了用数理统计的方法，把经济结构之间的变量进行构建的全新理念。在接触现在被称为经济计量学的理论之前，格林斯潘已经装备了格氏模型，形成对整体经济发展状况和动态趋势的完整而成熟的分析思路，只不过没有形成一个相对清晰的理论体系，并缺乏数学工具进行准确表述。
格林斯潘乍一听到沃尔夫兹教授的经济计量学概念，顿觉眼前豁然开朗，如获至宝，并预感自己在此领域中一定能脱颖而出。格氏模型已经具备了超级数据库，存储着从矿山、冶金、钢铁、铁路运输、汽车工业到轻重工业各行各业全方位的历史数据，一旦这些数据被导入经济计量学数学模型，立刻能够输出未来经济发展趋势的预测。由于格林斯潘掌握的数据来源于生产实践第一线，而且有着跨度极大的年代积累，所以格氏模型的数学模板和他大脑中的超级数据库相结合所产生的结果，要远比基于纯理论的经济学模型更加准确和切合实际。
格林斯潘大脑中的数据库除了储量丰富，包罗万象，还有一个独到之处是涵盖了海量的历史数据。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各行各业都经历着不停的发展和变化，各种数据也随着经济体系的演变而形成动态的数据流路径。格氏模型的理论框架和模型体系并不是静止和孤立的，而是带有相当程度的可自我演变和可自我学习的特性。当他获得了数学工具的支持之后，对经济运作规律的把握获得了本质性的提高。
格林斯潘的大脑中呈现出明晰的宏观图像，仿佛牛顿所看到的自然界和天体的运作规律。在他的想法中，这个世界可以完全被构建成一个复杂的数学模型，只要数据积累的时间足够长，通过此模型来预测未来的经济趋势，在逻辑上是行得通的。只要输入适当的初始变量，格氏模型输出的未来经济发展趋势将非常接近于现实。
此时格林斯潘心中已攀上经济领域的珠穆朗玛峰，油然升起一种能够纵览世界经济，高瞻远瞩，尽在把握的豪迈和气魄。他试图用自己的模型来理解这个世界，用他的数据来验证这种推测。
这就令我们不能不生出疑问。格林斯潘在1966年40岁时发表了一篇文章，反对所谓的宽松货币政策，反对所谓法定货币的体制，而且坚信包括美国政府、美联储等都不应该干扰经济运作。可是等他坐到美联储主席这个位置上时，却松手放纵美元的泛滥，导致了美国的宽松货币政策持续时间超长，最终酿成了今天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格林斯潘到底在想什么呢？他的实际作为和他的自身信仰截然不同甚至格格不入。
格林斯潘在决策和执行货币政策的言行与他一贯的信仰和坚持出现了如此巨大的反差，让我们更加有理由对目前所爆发的金融危机多打一个问号。格林斯潘难道真的看不出来经济危机即将到来吗？以格林斯潘的能力、水准和他对数学模型，对数据的精确掌握和高度敏感，对宏观经济的测算能力，他在1957年就能够提前6个月预计到1958年的经济危机，为美国钢铁企业作咨询的时候，就已经准确预言经济危机即将出现，而在2002年进行货币宽松政策，在给经济体系注入大量货币，放水养鱼的时候，却对房地产泡沫持续膨胀视而不见。他真的看不到风暴即将来临，最终会导致一场金融大灾难吗？
格林斯潘直到2007年初还发言认为次贷危机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17]如果他的判断决策水平果真如此，他也就不叫格林斯潘了。
是否存在着一种可能，即格林斯潘在有意识地摧毁美元的价值，摧毁美元的信用，摧毁美元的生存基础？请注意，美元崩溃决不意味着美国崩溃，相反，在赖掉所有美元债务之后，美国反而得以轻装上阵。在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科技创新能力和丰富的资源基础之上，美国通过破产保护，彻底摆脱债务纠缠，更改世界货币游戏规则。最终，美国将拿出它压箱底的8100吨黄金储备和3400吨IMF的黄金，此时，美国为了拯救货币信用，不得不将新货币与黄金挂钩，以取信于天下。当然，世界上缺少黄金储备的国家将是最大的输家。届时，美元失去的不过是一条债务的锁链，而得到的将是一个金光灿烂的全新世界。
我们会重蹈1923年德国超级通货膨胀的覆辙吗？如果会，那么极少数人开始大规模做空美元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弹。
金融危机是一次合谋？
金融危机祸起货币战争？
世界各国政府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联手救市，出手动辄以千亿美元计。目前次级债券衍生合约的市场规模被放大至近400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7倍之高。这笔巨大的负资产，怎样用现实的财富来填补？
金融危机是一次合谋
在整个次贷危机中我看不明白，日本、东南亚、欧洲、美国现在都在赔钱，到底谁赚走了这些钱？怎么赚的？这些钱在什么地方
2007年12月，39岁的宋鸿兵从美国华尔街回到北京，在西直门附近的宏源证券从事国际金融战略分析和金融创新业务；几个月后，他在美国工作过的两个单位房利美（FannieMae）和房地美（FreddieMac），突然成了国际财经新闻的当红明星这两家后来被美国政府接管的金融机构，引发了一系列信用危机，将次贷危机扩张为吞噬华尔街五大投行并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
宋鸿兵说，他选择那个时机离开这次金融风暴的中心，并非纯属偶然。如果别人这么说，难免有事后诸葛的嫌疑，但宋鸿兵没有这个顾虑，他于2007年6月出版的畅销书《货币战争》中，已经预言了具有政府背景的两房一系列逆市操作手法将带来一场金融灾难。书中引用了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委员、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威廉波尔的警告：当金融危机出现时，政府特许机构的短期债券会在短短的几个小时、最多几天之内完全丧失流动性。所有投资者同时逃离时，谁也跑不掉。
《货币战争》刚问世的时候，读者只是把这个预言当成一个跟罗斯柴尔德家族操控拿破仑战争胜负类似的传奇故事，没料想它转眼就成了现实。
被瞒报的风险
一个事关数以亿计的美元、迫在眉睫的预警，只能放在畅销书中，被老百姓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多少有些令人扼腕。为什么全球几万名每天眼睛紧盯着金融风险的经济学家和分析师，对这个黑洞却会视而不见？
宋鸿兵认为，对业内人士而言，发现两房债券存在的极度风险并不困难，次贷危机本身是件奇怪的事。我只是个普通金融从业人员，如果我都能在2006年预测到这场危机，美林、花旗银行、摩根士丹利等金融机构以及美联储等金融监管部门，在能够接触到大量第一手资料的情况下，真会看不出来吗？
破产和负债本是市场经济不可避免的现象，正常情况下个别公司资不抵债，除非出现大的异常，不至于发展成金融风暴。宋鸿兵在两房担任咨询顾问期间，就已发现很多异常现象。比如，美联储连续升息17次后，两房仍然大笔吃进住房按揭贷款；到2007年底，两房核心资本合计为832亿美元，这点资本金竟然支持着5.2万亿美元的债务与担保，杠杆比率高达62.5倍。
比两房更异常的，是引发此次金融风暴的次级贷。房贷公司贷款给无收入、无工作、无财产的人（美语称Ninjna）后，为了防范风险，通过将债权证券化以及一系列复杂的金融衍生品设计，让这些三无人员按揭购房的风险转移到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头上。
次级房贷证券化和多级金融衍生工具不断被发明，带来了两个后果，一是衍生品交易将不同种类的金融机构如保险公司、商业银行、投资银行普遍联系起来；二是金融机构的杠杆率大幅攀升，随着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创新不断涌现，世界金融资产总额迅速增值到600万亿美元。
宋鸿兵提出，鉴于世界金融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业已通过衍生品交易形成，保持投资者信心，维持600万亿美元金融衍生产品市场不至崩盘，成了金融界的一致目标。所以，步步为营，淡化金融危机的严重性，成为主流经济学家和主流财经媒体的一大任务。
2007年4月，美国第二大次贷供应商新世纪金融公司（NewCenturyFinancialCorporation）申请破产保护，美国主流媒体将危机限定在与次级贷有关的金融机构，称之为次贷危机，高盛、摩根士丹利等机构发布报告，称次贷坏账规模不会超过200亿美元；紧接着，与次贷无关的IndyMacBank破产，房利美和房地美被政府接管，又将危机限定为房贷危机；而贝尔斯登和美林证券因无力支付信用违约掉期（CreditDefaultSwap,CDS）保险，前者2小时之内被吞并，后者在48小时内被收购，标志着信贷风险已经从次级抵押贷款市场逐渐扩展到整个抵押贷款市场，危及全球金融衍生产品市场，但导致贝尔斯登和美林产生财务危机的直接原因信用违约掉期，并未向公众公布。
就在华尔街投行破产风潮刚刚过去，美国金融局势未定之际，邀请包括中国在内的主权基金抄底华尔街的呼声，就在一些财经媒体上频频响起。但一些金融业内分析人士认为，华尔街金融风暴并未结束，很可能将继续深入。
针对到美国抄底一说，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的评价是：两个月前就有人忽悠政府去美国抄底，那时候真去抄的话，现在输得裤子都没有了，你敢拿自己的钱去抄吗？
宋鸿兵预测，这次危机大致将经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房贷危机（2007年2月到2008年5月）,主要标志是两房难以为继；第二阶段是信用违约（CDS）危机（2008年6月到2009年上半年）,规模为62万亿美元；第三阶段是利率市场危机，利率掉期市场规模接近600万亿美元；第四阶段是美元地位危机。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所长余永定也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次贷进入利率重设阶段，住房抵押贷款的违约率还会进一步上升，各种金融资产的价格还会进一步下跌。只要这些金融资产价格继续下降，美国的流动性短缺和信贷收缩就难以避免。
监管缺位有意为之
华尔街银行家不辞辛劳创设金融衍生物，难道真是为了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创造条件让每一个无收入、无工作、无财产的Ninjna都住上大房子？
宋鸿兵的观点是，通过将房贷复杂化，政治家、银行家和普通民众可以各取所需。政治家可以在电视上向选民保证，你的房子越来越值钱，你按揭的条件越来越宽松；银行家获得了监管当局默许高倍杠杆率和花样翻新的金融创新；民众得到了房子和用房屋抵押的再贷款。
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委员威廉波尔早在2005年就在演讲中大力批判两房这类政府支持企业（GovernmentSponsoredEnterprises,GSE）,指出政客们为了讨好某一类选民设置的这类企业，破坏了市场经济原则。此次金融风暴中出问题的信用违约掉期保险和利率违约掉期保险，这两种重要金融衍生工具的出台，都与两房房贷的固定利率有密切关系。
两房身担实现人人有房住的政治目标，以此为要挟，它们不仅可以脱离监管，还可以借助政府信用无限度发行低成本短期债券。
在关于次贷的金融创新上，政治家和银行家实现了双赢，波尔的声音永远成不了主流。直至次贷困扰令美国金融体系摇摇欲坠的2007年冬天，为了下一年的总统大选和国会选举不失分，布什政府对相关企业施加压力，要求延迟住房供给减速、继续放松房贷条件，保证人们不会失去他们的房子。
今日华尔街的救市英雄财政部长保尔森，一年前也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ederalDepositInsuranceCorp.）总裁拜尔（SheilaBair）女士一起，建议抵押公司冻结200万宗房产抵押的利率，保持在最初设定的利率上，以帮助贷款者回避困难。
谁输谁赢
投行最吸引人的地方就在于它的高杠杆率，高杠杆交易可以使投行的年利润达到自有资本的数十倍。宋鸿兵说，我回到国内，一个最大的损失就是报酬明显不如在华尔街。国内券商能搞的金融创新太少，杠杆率低，自然挣不到大钱。
在华尔街，一些对冲基金的经理人可以将操盘利润的10%甚至20%收入自己囊中。美国《交易员月刊》（TraderMonthly）公布的2007年交易员收入排行显示，纽约保尔森对冲基金创始人约翰保尔森2007年年收入达到了37亿美元。
杠杆率动辄数十倍的投行业务，为投行带来高额利润的同时，也养肥了投行经理人。雷曼兄弟总裁福尔德（RichardS.Fuld）在美国国会作证时，遭到加州民主党人魏克斯曼（HenryA.Waxman）的质问：大多数人难以理解，你过去8年从雷曼拿到5亿美元的收入，为何却把它搞到了破产的田地？
即便公司破产，华尔街的经理人也不会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样输得精光。
以引爆次贷危机的美国第二大抵押贷款公司新世纪金融公司（NewCenturyFinancial）为例，这家公司1995年由三位从事抵押贷款的金融专家组建，公司的资本金来自风险投资基金，1997年在资本市场上市，其唯一特色是，对客户有关贷款申请在12秒内予以答复，开创了抵押贷款行业内的新纪录。依靠这个绝招，新世纪金融在《财富》杂志评出的全球100家增长最快的公司中，排名第12。
2007年初春，新世纪金融公司收到摩根士丹利、花旗和高盛的催债致函后，公司股价短期内跌至87美分，被纽约证交所停牌，企业破产。但由于新世纪金融是有限责任公司，三位创始人损失的仅仅是股权收益，他们在华尔街黄金岁月中得到的丰厚报酬毫发无损。
宋鸿兵有一个疑问，金融市场是有输必有赢，谁赢谁输一目了然。但在整个次贷危机中我看不明白，日本、东南亚、欧洲、美国现在都在赔钱，到底谁赚走了这些钱？怎么赚的？这些钱在什么地方？
余永定在研究次贷危机形成的过程时注意到，次贷证券化过程涉及十多个参与机构。其中包括住房抵押贷款机构、住房抵押贷款经纪人、借款人、消费者信用核查机构、贷款转移人、特殊目的机构（SpecialPurposeVehicle,SPV）、评级机构、包销人、分销人保险公司、特别服务提供者、电子登记系统和投资者等。
其中最重要的是特殊目的机构（SPV）,余永定介绍说，SPV一般在法律和财务上独立于次贷发起人，但有可能是发起人所设立；SPV是一个壳公司，可以没有任何雇员，在泽西岛（Jersey）或开曼群岛（theCaymanIslands）之类离岸中心注册。
这类积极参与抵押贷款业务的离岸基金，对金融大势的判断相当准确，不光比普通投资者更有眼光，也超过了多数主权基金对形势的把握。
美国财政部网站公布的《外国对美国长期证券净购买》2008年3至5月月度报告显示，加勒比海地区对美机构债券在2008年3、4、5月连续3月位居全球首位，分别减少334.61亿、198.96亿、100.48亿美元；该地区明显地出现了对美机构债券坚定而快速的减持局面。在加勒比海地区，这三个月减持美国机构债券规模最大的是开曼群岛，减428.0亿美元，按单一国家（地区）分，它是3、4月份全球减持美国债券的冠军，其次是百慕大，减227.26亿美元，是单一国家（地区）5月份的减持冠军。而一些主权基金则敞开式地接盘了它们抛出的美国机构债券。
宋鸿兵的猜想是，离岸基金很可能是对冲基金和投资银行的后门，他们可能已经在冬天到来前将利益尽可能地输送到那些不受监管的加勒比海岛上。宋鸿兵介绍说，离岸基金是目前唯一不受国际清算银行监控的大笔资金，国际上要求对离岸公司进行监管的呼声一直不绝于耳，但得不到这些地区宗主国英、美的支持。2008年6月，德国总理默克尔曾表示希望对海外离岸基金加强监管。此言一出，立刻受到国际金融界的激烈反对。
次贷危机引爆的全球金融风暴，难道真是一场有人导演、有人预谋的大阴谋？也有一些经济学家并不支持这种看法。许小年认为，美国政治家有改善低收入者生活状况的迫切需要、华尔街的银行家和经纪人无法克制自己的贪欲、主流财经媒体想要描绘一个欣欣向荣的全球经济，这些都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但世界上没有谁希望看到全球信用系统瘫痪，进而拖累实体经济下滑。至少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这一切不是技术失误，而是道德邪恶者故意为之。
现金换废纸？
布什政府7000亿救市计划，面对华尔街金融精英创造出来的62万亿美元信用违约（CDS）和600万亿美元利率掉期保险合约，不过是杯水车薪。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直率地评价：7000亿救市计划不过是拿现金换废纸。
华尔街金融危机持续发展，将危及美元世界结算货币的地位，这是金融观察人士们的共识。宋鸿兵的观点是，美元迟早会崩溃，伦敦、瑞士、法兰克福都有可能取代纽约的金融中心的地位，国际货币体系也将发生重大变化。
美元崩溃，难道我们就能相信欧元吗？从1971年到现在，世界范围的信用货币体系总共不过37年而已。人类也许是在进行一次空前的货币试验，而试验的效果还有待时间去验证。比起人类实践了数千年的黄金货币而言，信用货币的时间还太短。断定美元这一纯粹信用货币体系一定能维持下去，也许有点过于乐观了。这一切最终还是要由全球金融危机恶化的速度与广度来决定。
美元之后的下一个货币是什么？欧元之父蒙代尔最近建议应该实行供应决定型的货币政策。蒙代尔认为，现在的货币发行是需求拉动型，就是有多少债务发行多少货币，供应决定型则是有多少黄金发多少钞票。
早在1983年，格林斯潘就写文章论证过黄金重拾货币功能在技术上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政治意愿。掌握全球结算货币铸币权的美国当然不会有这个意愿，但问题是全世界都拒收美元它怎么办？到时候它这个游戏就玩不下去了。
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也认为华尔街整个危机过后，国际货币体系必将产生巨大变化，但不可能再是单一货币的时代。我把这种变化称之为改善，而这种改善的方向必然是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
汤敏认为，应该对国际货币进行约束，设计自动调节机制，防止这些货币的价值大起大落。但他同时认为，黄金不会成为国际货币，因为如果实行黄金本位，现代国家的货币政策就没有了，一国货币的自主性不复存在，哪个国家愿意这么做？
这次危机，战术上说我们显然是损失了。但从战略上讲，这对中国意味着极大的机遇，也可以说是百年未遇的机遇。以前不管是WTO还是国际货币体系，都是人家制定好规则了我们跟着去玩。现在我们就可以参与到新货币体系规则的制定中去，中国应该在规则的变化中拿到一定的话语权，至少拿出我们的方案来。
美元再烂，也没有其他货币形式可以取代它。这一点，只需要认真研究下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时，美元并未崩溃的详细原因，就不难得出结论。那时候的诸多因素，现在并没有太多改变。许小年认为，世界上今后也不会有完美的金融体系，美国这次的危机既不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也不可能是最后一次。这就像人类学会了使用火，火灾就从来没有断过。
至于如何提高美国现有金融体系的防火灾技术，许小年给出了三点建议：一是货币供应不能过于放任，不能超过实际经济需要太多；二是加强对金融机构，特别是对对冲基金的监管；三是改善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改变金融机构经理人的收益和风险不对称的状况。
完美而致命的组合：世界单一货币=黄金+碳货币
与黄金的刚性相对应，新的货币元素必须具备弹性，它可以弥补黄金与经济发展之间不匹配的问题，使得货币的四大功能完备而充分。
这就是二氧化碳排放量能够闪亮登上世界货币舞台的根源。
二氧化碳排放量实在是个极端美妙的概念，它具备了高度的弹性，因为它的排放量可以由人来控制和调整，从而保证了货币必须具备的稀缺性。它又是一个社会经济活动的可靠替代变量，与用电量一样，二氧化碳可以用来评估经济增长的水平，从而可以将货币中合理的预期成分纳入货币供应总量。
当然，二氧化碳并不是唯一的弹性货币元素，但是，从目前的态势看，它成为世界单一货币构成元素之一的可能性最大。这不仅仅是因为它在理论上的合理性，更根本的原因在于，使用二氧化碳作为货币元素，可以最大程度地满足世界统治精英的战略利益。作为世界货币的游戏规则制定者，欧美发达国家势必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货币元素，他们拥有着高科技方面的强大优势，其社会经济结构早已从工业化社会转型为信息和服务型社会，大批传统工业已经或正在大批转移到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他们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从趋势上看正在逐步走向下降的通道，而此时的新兴国家却在大规模进行工业化，其二氧化碳排放量在未来100年内都将处于无可避免的上升过程中。
货币制度作为一个社会的最高权力，永远处在各种势力集团博弈的核心风眼位置。选择一种使自己利益最大化，同时可以有效地遏制潜在竞争对手崛起的元素，毫无疑问将是各种利益集团绞尽脑汁和挖空心思考虑的焦点问题。
如果最终推出了一种黄金+碳货币的完美组合，那么西方国家显然是最大的赢家，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将沦为最大的输家。很明显，西方拥有着3万吨以上的黄金储备，而中国仅有1000吨，绝大部分中国的外汇储备集中于美元资产。如果黄金重新货币化，同时美元发生崩溃，美国将赖掉绝大部分债务，借着国库8100吨的黄金储备和IMF控制下的3400吨黄金，美国经济将很快重新振兴。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大部分成果中，一方面实物产品已被美国消费掉了，另一方面储蓄下来的贸易盈余又被美国借走，手中只剩下美国的债务白条。黄金的重新货币化，将使中国改革30年积累的2万亿美元的财富遭到彻底地洗劫，相当于中国13亿老白姓为西方白干了30年。
如果二氧化碳被货币化，那么中国未来30年的罚款单也将悄然而至，这意味着未来中国老百姓还得继续白干30年。黄金+碳货币的世界单一货币制度，将使中国13亿人为西方白干60年！
什么叫金融战略？这就是金融战略的威力！中国并不缺乏专家，中国缺乏的是战略思想家！
俗话说无利不起早。环境保护的战略在西方已策划了40年，在没有强大的利益驱动之下，谁会花这么多的时间和金钱宣传二氧化碳？利他主义的形式多了，远比二氧化碳更直接的威胁，如第三世界的贫困问题，饥饿和疾病每天都在非洲造成成千上万儿童死亡，这些悲天悯人的世界统治精英何曾真正下过功夫去拯救人类的生命？如果连迫在眉睫的拯救生命尚且被这些人忽视，人们凭什么相信西方铺天盖地的二氧化碳问题背后没有利益驱动？
要命之处在于这些人实在太聪明，在大规模长时间的宣传攻势下，二氧化碳问题已经成为世界上压倒一切的最紧迫的公共议程，事实上，二氧化碳甚至被放到了地球存亡的战略高度。他们已牢牢地控制了全世界的道德制高点。谁要是反对二氧化碳货币化，谁就会被贴上反人类，甚至是反地球的标签。抗拒二氧化碳排放量限额的国家将成为人类公敌，并将在世界各个角落被诅咒。各国政府和民间团体将群起而攻之，如征收惊人的国际贸易碳排放税，将把人类公敌的产品挤出世界市场，国际金融市场的惩罚性共识将使人类公敌的海外并购全面搁浅，人类公敌经济发展所需的一切国际原材料和大宗商品都会被加上惩罚性的环境税，从而导致严重的成本型通货膨胀，大幅削弱本国的经济发展潜力。
这顶帽子的沉重代价是中国绝对无法承受的，这一天的到来也许不是一两年之后的事，但很有可能是10年后中国必须面对的残酷现实。
为此，预防性战略研究已刻不容缓，中国已经面临一场看不见硝烟的货币战争。
金融危机的本质：美国过度消费和中国生产过剩危机
需从金融投资亏损和实体经济冲击两个层面评估中国在这场金融危机中的影响，80％自给率的欧洲或将在危机中获益，而危机的落脚点是世界货币体系的格局调整
这次危机在本质上是对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是对需求方过度消费能力、供给方过剩生产能力的总调整
中国的资金参与维持了美国的过度消费，而这种过度消费回归的过程中，中国借出去的钱就会受到亏损
现在，整体经济形势、地产和股票市场的低迷、人民币升值预期的走低、利率形势的走转，都让热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如果热钱在短时间内流出，对中国金融体系的冲击将是严重的
今年6月16日本报曾刊登宏源证券结构融资部总经理宋鸿兵先生的文章《次贷危机没有过去，警惕美国金融风险进一步升级》。因一本备受争议的《货币战争》进入了人们视线的宋鸿兵，对次贷危机以及美国金融危机也一直有更深刻的观察。他在前述文章中指出，金融危机可能有四个阶段，一是流动性危机（2007年2月到2008年5月），二是CDS市场信用违约危机（从2008年6月进入第二阶段），三是利率市场危机，四是美元地位危机。
在关键的第二阶段中，宋鸿兵指出信用违约危机的到来是一场无法避免的金融灾难。一些世界着名的大型金融机构很可能会出现倒闭或被收购。随着房地美和房利美危机、雷曼破产、美林被收购，以及更多的华尔街机构进入困境。《第一财经日报》近日专访宋鸿兵，从更宽的视野、更长的时间周期来解读此次美国乃至世界的金融危机，中国在这场危机中会受到怎样的冲击，以及世界金融体系会因这次危机而会有怎样的改变。
美国资产膨胀型消费模式的终结
《第一财经日报》：虽然危机已经持续了一年，但华尔街风暴的原因我们还需要继续总结，你的观点是什么？
宋鸿兵：总的来说，等危机真正过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房地产市场危机、雷曼倒闭、美林被收购等都是细枝末节的事。美国危机的本质是资产膨胀型消费模式的不可持续。而如果看美国金融危机的全球影响，也要放大到一个更大的逻辑框架，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产膨胀型过度消费模式和以中国为代表的过剩生产型增长模式的总框架。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这次危机在本质上是对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是对需求方过度消费能力、供给方过剩生产能力的总调整。
《第一财经日报》：很多人提到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
宋鸿兵：是的，1929年经济大萧条是西方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大危机，1929年危机的本质也是生产过剩，有人说是股票市场暴跌引起的整个危机，实际上根本不是，本质是实体经济的生产过剩。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经济迅速发展，然后是长达10年的柯立芝繁荣，美国生产能力迅速扩张。而在生产能力迅速扩张的同时，消费需求能力并没有跟上，这种扩张远远超过了消费需求能力。也就是说，当生产线大量上马之后，发现消费严重不足。当时各国为了保护自己的需求市场，都在努力出口的同时相继设置贸易壁垒。这样，越是生产能力过剩的国家，其庞大的生产能力越会找不到消费者。
生产过剩带来的是企业利润下降、企业破产、信贷收不回来、坏账增加，伴随严重产能扩张的是信贷膨胀，而在生产过剩之后银行面临亏损，并产生了大规模的银行倒闭，经济大萧条。
《第一财经日报》：1929年之前的信贷扩张主要是在生产领域。而美国这次次贷危机之前的信贷扩张主要是美国的消费领域，尤其是房地产。
宋鸿兵：这是美国此次次贷危机区别于1929年大萧条的地方。当时的信贷扩张是基于供给方、生产方，在产能过剩之后在供给方的危机导致了金融业的危机，而这一次美国银行业的信贷扩张是在消费方、需求方。
依靠资产价格膨胀，尤其是房价上升，美国银行业在住房按揭贷款上的创新，发行了大量的消费信贷，推高了美国的消费能力。这20年来美国的储蓄率一直在下降，从1984年的10.08％到1995年的4.6％，2004年为1.8％，2005年为-0.4％，2006年为-1％，2007年为-1.7％，真金白银越来越少，债务越来越大，形成一个巨大的债务泡沫。在这个过程中，看起来美国成了全世界的火车头，实质上却积累了大量的系统性风险。而在房价不能无限上涨、债务系统撑不住之后，债务回归也将导致美国过度消费能力的回归。
中国面临产生类似1929年生产过剩危机？
《第一财经日报》：在你前面提到的以美国、中国为代表的过度需求方和过度供给方中，中国似乎面临的是1929年之前美国和西方世界面临的问题？
宋鸿兵：在这个框架之下是的。也是我理解的中国经济在当下的国际经济体系真正的风险所在，中国经济在这次经济金融危机中会受到的影响所在。
1929年之前，当时西方世界体系内主导了一场生产过剩危机，而当下则是在全球范围内主导了一次生产过剩危机。在美国资产膨胀型过度消费的刺激下，以中国为代表的世界工厂创造了很大的生产能力，这表现为中国连年提高的出口和贸易顺差。
而在美国消费需求萎缩之后，没有了更多的外部需求，中国国内相对过剩的生产能力会带来很多问题。比如企业倒闭、就业形势加剧等等，同时会给银行业带来很大的信用风险。
《第一财经日报》：有很多人提到过中国的生产过剩问题，你的角度是从全球来看，将1929年的西方生产过剩危机框架放大到了当下的全球框架。如果从国内形势来看的话，比如加上内需，生产过剩问题是否还如此突出？
宋鸿兵：中国的生产过剩问题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看，一个是出口刚才已经谈过了，另外两个是房地产和汽车行业，这两个行业都是产业链条极其庞大的。
从房地产市场来看。房地产市场目前是有效需求严重不足，即有能力购买的消费者已经被严重透支，另外有大量的没有能力购买的消费者。房地产市场危机在销售下滑之后，即将到来的是大量中小型房地产企业破产以及贱卖自己的房子和土地，导致资产价格继续下滑。
从汽车市场来看，中国目前的汽车生产能力是1200万辆，但能卖掉的是800万到850万辆。汽车是涉及到钢铁、电子、橡胶等很多产业的行业，这种牵动性会给经济带来很大的影响。
中国：多个层面的金融亏损和冲击
《第一财经日报》：以上是从实体经济角度谈到中国在当下这场经济金融危机中可能会受到的冲击。在金融层面，如何评估这种冲击？
宋鸿兵：这是一个好的问题，中国受到的冲击是金融、实体经济两个层面上的。在金融层面上，一句话概括，就是中国的资金参与维持了美国的过度消费，而这种过度消费回归的过程中，中国借出去的钱就会受到亏损。
总结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外汇储备在美国资产上的投资，比如两房债券、股票、其他债券等等，这类投资如果现在按市场价值评估，其亏损额会是相当大的。其次，是中国企业销售给美国产品所形成的1000亿美元以上的应收账款，这部分欠款的信用风险是很高的。再次，是很多金融机构、个人的投资，包括QDII等等，这些都会是中国在金融层面上的亏损。当然，这没有包括对中国持有的超过5000亿美元美国国债资产的评估。
总结来看，对于如何评估中国在这场危机中的受损，从金融、实体经济两个层面评估会是比较全面的。
《第一财经日报》：这还属于中国自身主动型的受损，是我们自己的投资受损。从被动的角度看，比如国际资本流动的角度，中国还面临什么风险？
宋鸿兵：完全是，中国面临的问题不止于上面提到的亏损风险。我要着重提的是中国巨额热钱的潜在流出。
虽然在热钱规模上有争议，但一个基本的共识是中国境内累积了大量的热钱。但是现在，整体经济形势、地产和股票市场的低迷、人民币升值预期的走低、利率形势的走转，都让热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如果热钱在短时间内流出，对中国金融体系的冲击将是严重的。我们需要评估中国能够承受多大规模的热钱流出，2000亿美元？5000亿美元？1万亿美元？还是更多的1.75万亿美元？资金撤出的时候不只是热钱，国内资本同样会有外逃。
62万亿美元的CDS市场危机未解
《第一财经日报》：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美国金融危机。到现在，5家华尔街顶级投行已经只剩下了高盛和摩根士丹利2家。目前美国金融危机处于什么层次，今后还会有什么恶化？
宋鸿兵：6月份我在《第一财经日报》上发表文章（6月16日《次贷危机没有过去，警惕美国金融风险进一步升级》）时曾提出过，美国次贷危机只是美国全面债务危机的引爆器，危机发展大致将经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流动性危机；第二阶段是信用违约危机，主要标志是信用违约掉期（CDS，CreditDefaultSwap）市场出现危机；第三阶段是利率市场危机；第四阶段是美元地位危机。美国金融危机恶化到现在，更加深了我对这四个阶段的判断。
当下我们仍然处在危机第二阶段之中，包括贝尔斯登、两房、雷曼、美林等机构或被收购、接管、倒闭，其核心都是CDS市场危机，这一点大家还认识不够清楚。6月份的文章我曾强调，因为CDS危机一些世界着名的大型金融机构很可能会出现倒闭或被收购。可以这么说，如果贝尔斯登、两房没有被收购或接管，CDS市场早就出现严重问题，两房被接管但是它的CDS危机还没有完。
今后随着更多的金融机构面临倒闭风险，CDS市场更多的交易对手风险还会继续暴露。
美国存款保险公司危机将现
《第一财经日报》：CDS市场领域之外呢？
宋鸿兵：除了投行的危机、CDS市场的危机，现在核心要关注的还有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的危机，也是美国传统银行业危机的继续。
FDIC对个人存款账户的保险额高达10万美元。2008年以来，美国已倒闭了包括IndyMac等12家银行，FDIC出面进行救助，但这种救助有时间差，目前IndyMac的存款人还没有完全拿到存款。上周五美国新倒闭的Ameribank拥有1.15亿美元资产和1.02亿美元存款，估计该银行倒闭会令存款保险基金损失约0.42亿美元。
但是现在更为严重的是，华盛顿互助银行（WashingtonMutual）正处在倒闭的漩涡，这是美国第一大存贷银行，资产3000亿美元，其中2390亿美元是房地产贷款，其中530亿是最具危险性的可调整利息贷款（ARMs），这其中的损失已经高达185亿。目前该银行的坏账率已达到40％，倒闭已经只是这个月或下个月的问题。
除了华盛顿互助银行，FDIC的观察名单中，还有117家银行处于严密监控之中，包括Wachovia等银行。问题是，一旦华盛顿互助银行倒闭，FDIC的自有资本将会耗尽，变为资不抵债。要知道，FDIC只有500亿美元左右的资金来为这些存款提供保险，而美国全国的存款额高达1兆亿美元，FDIC的担保杠杆是为比自身资产总量大101倍的全美银行储蓄保着险。显然，FDIC并没有足够的资金应付更多的银行倒闭。
在后面的一两个月，随着美国银行业的继续破产，FDIC的问题会立即凸显出来，其后果是灾难性的，这会造成全美银行业的挤兑风潮，这可不是小事。我前几天打电话给我在美国的家人，是要考虑把银行存款换成现金了。美国民众似乎也在逐步失去对FDIC的信任，现在有很多民众排队取款。
出于问题的严重性，我相信美国国会、美国财政部会立即行动对FDIC注资，否则美国全国将陷入银行挤兑狂潮。但即便是政府出手救助，同样会重创美国金融体系的信心。美国总共有7500家中小型银行。
600万亿美元的利率掉期市场危机在后面
《第一财经日报》：这会是最坏的情况吗？
宋鸿兵：远不是，我认为美国银行业的问题是会随之到来的，对FDIC的救助也会很快到来。但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
传统银行业的风险、倒闭等问题，会加剧信贷紧缩，而这会对美元利率市场带来更大的威胁。市场总量600万亿美元的利率掉期市场将迎来严重的危机。要知道，目前出问题的CDS市场规模是62万亿美元，利率掉期市场是这个规模的10倍。
在CDS危机、银行倒闭、信贷紧缩等各种危机之下，美国银行间市场和货币市场将再度出现流动性枯竭危机、这会推高美元利率，在利率掉期市场上长期看跌的人就会赔，而这个市场最大的看跌者是美联储的大股东之一摩根大通银行。可以说，在等到金融衍生品市场中规模最大的利率掉期市场面临危机，摩根大通这种机构出现危机时，金融危机才可以说到顶，当然这还不包括对美国财政体系、国债偿付性危机的评估。
这里需要着重强调的是，中国在这类利率市场上的投资也面临亏损。前段时间已经暴露出的欧元固定期限交换利率CMS（ConstantMaturitySwap）巨额亏损即是其中之一，很多机构在中国推销的利率型投资产品在今后都将面临这类亏损，投资者需要密切注意。
《第一财经日报》：刚才又谈到了美国财政体系的问题，怎么看美国整体的救市能力，包括美联储、美国财政体系？
宋鸿兵：美联储和美国财政的救助能力可以放在一起来看。救助无非是用现在的资金盘子救，还是继续发行国债借钱来救；要么就是印钞票。美国财政部上周末刚提出的7000亿美元金融市场救援计划，需要通过把国债上限从10.6万亿提高至11.3万亿美元，这就是印钞票。但是如果再无节制地发债或者印刷美元，会引致世界投资者对美元信心的降低，进而抛售远离美元资产，而这种抛售会是致命的。
欧洲、伦敦、欧元或受益金融危机
《第一财经日报》：在你的框架里，以美国为代表的过度需求方，以中国为代表的过度供给方，都会在这次危机中调整。那么有没有世界的哪个地方会在这场危机中获益，或者说受损较轻？
宋鸿兵：有，是欧洲地区。我相信欧洲会是这场大型金融、经济危机中最大的获益者。伦敦会取代纽约重新回归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欧元、欧元体系也会受到益处。
之所以这么说，主要是因为欧洲经济相对脱离以美国、中国为代表的世界供需体系。目前欧洲地区经济的区内自给水平是80％，它既没有大规模的进口，也没有大规模的出口。既不像美国那样，生产能力严重外流和缺失，也不像中国那样内需无力。这种情况会给欧洲经济避免受到大的冲击。
危机落脚点：世界货币体系调整
《第一财经日报》：从更宏观的视野出发，美元地位的下降，会不会给国际货币体系带来深刻的变化。自二战以后，包括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美元一直是这个世界的中心货币。
宋鸿兵：这可能是问题的核心。
我们知道，美国之所以能够通过金融创新，让世界来分担美国经济、金融体系的风险，就是基于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这种国际货币发行权和铸币税收益是美国综合国力的重要甚至核心内容。
而目前这种货币体系面临着游戏规则的改变。在美元体系受到严重冲击之后，人们会坐下来总结，世界货币体系是怎么了，美元这种玩儿法不行，我们是不是需要新的游戏规则，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游戏规则？
实际上如果你留意到国际上的一些讨论，关于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讨论是很激烈的。包括一些知名人物，着名投资者索罗斯、罗杰斯，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欧元之父蒙代尔等人都在不同的场合指出，世界需要一个统一的货币，还有对黄金重新货币化的讨论等等。我提议读者更多地留意国际上这方面的讨论。作为国家战略，更需要对危机之后的国际货币体系进行评估。
世界经济的未来：14年消费的冰河期
从目前经济的基本趋势看，金融危机的恐慌情绪似乎暂时平息，经济复苏的希望之光仿佛就在眼前。2009年以来的世界股票市场闪现了出人意料的反弹，这究竟是新一波牛市的开始，还是可怕的熊市回升？世界经济真的即将复苏了吗？
1929年美国股票市场的暴跌仅仅是拉开了大萧条的序幕，1930年美国股市出现了一波非常近似的熊市大反弹，也令人们燃起同等强烈的希望。但是，随之而来的是1931年更大规模的金融风暴，彻底打垮了金融市场的信心，并引发了长达10年的经济大萧条。
格林斯潘曾将这次金融海啸形容为百年一遇，他自然不应该是在危机爆发后，思路突然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完全忽视金融危机的巨大风险认识飞跃到严厉表示危机将比1929年更加严重。
事实上，应该有很多人已经看出未来世界经济前景十分不乐观，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萧条其实离今天的世界并不遥远。人们总是想当然地认为，当今的世界已经与过去的历史发生了说不清道不明的本质变化，人类似乎登上了一个永久繁荣的高原，所有衰退都是短暂的，每次复苏都是迅速的。中央银行家们好像已经找到了避免大萧条的灵丹妙药，货币政策可以无中生有地创造财富，制止一切危机的蔓延；政府笃信财政政策能够挽狂澜于既倒，随心所欲地实现永久繁荣。如果说经济的确存在着内在规律，那么人力的作用就必须顺势而为，认识规律并驾驭起伏，这对于国际银行家和政府来说都同样重要。
当人们经历了惊险的激流险滩之后，欢欣鼓舞地来到了一片宽阔的湖面，一切似乎都已平静下来。这时，只有站在高处的人才会猛然发现，就在顺流而下的不远的前方，横在湖面之下的是一道令人胆寒的超级大瀑布。
这就是美国7700万婴儿潮世代的消费大萧条时代的来临。
美国的婴儿潮世代指的是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4664现象：从1946年至1964年，这18年间婴儿潮人口高达7700万人，占美国人口的1/4，这群人是当今美国社会的中坚力量。随着婴儿潮人口的成长，美国的经济步入了令人眩目的成长期。20世纪60~70年代，美国的婴儿潮人口带动了玩具、卡通、流行音乐的成长；20世纪70~80年代，步入结婚活跃期的婴儿潮人口带动了房地产、汽车业的成长；20世纪80~90年代，步入消费黄金期的婴儿潮人口又带动了个人电脑和互联网的成长。在这期间，婴儿潮人口创造了历史上最大的股市涨幅、房屋需求、国际航空、个人计算机、电脑网络和运动休闲工具的需求。
从图中可以看出婴儿潮世代出生的最高峰时间段的最后拐点是1962年，考虑到美国是一个巨大的移民国家，这一人口曲线已经经过了移民人口的调整。注意：请记住1962年这个数字。
根据美国劳工部的统计数字，美国人一生的消费最高峰是在47岁，此时的人生正当壮年，年富力强，收入达到鼎盛时期。过了47岁，人们开始考虑退休和养老，身体也日渐衰老，不得不准备看病吃药，从这时开始，人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下降，消费开始逐步下降，生活日渐节俭。随着年龄的增加，各种欲望也同步开始走下坡路。
美国的婴儿潮世代从来没有储蓄的习惯，他们的人生前半段正好赶上美国成为主宰世界的霸权帝国，他们的心态中普遍存在着对未来超级乐观的情绪，铺张和挥霍成为生活的常态，肆意和放纵是他们的世代特征。他们没有父辈灰暗的大萧条记忆，也没有你死我活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残酷洗礼，一切都是那么顺利，一切都是那么辉煌。
1962年出生的婴儿潮下滑拐点的孩子们，经过了47年的奢侈生活，来到了美国国运的转折年份，2009年。世界突然变得暗淡，经济繁荣突然消失，金融海啸惊涛拍岸，失业狂潮席卷而来。此时，他们突然发现自己投在股票市场的退休金已经损失近半，而银行账户的存款由于常年的大手大脚，从来就是薄如蝉翼，同时，放纵的生活习惯和肆意的超前消费，使得他们早已负债累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将从正常衰老的消费曲线上陡然下滑，加快勒紧裤腰带的速度和力度，以应对未来残酷的经济寒流。
2009年将是一个世界经济转折的年份，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道琼斯股票指数与人口消费年龄曲线令人惊异的高度一致性。道理很明显，股票市场反应了上市公司的业绩预期，而公司的业绩取决于产品销售，销售自然来源于人们的消费，消费在美国拉动了GDP的72%。
从历史上看，从1966年到1982年，美国股市出现了近16年的股票市场大熊市（经通货膨胀调整），这一熊市周期与上一波人口老化周期曲线完美地重合在一起。进入80年代后，60年代初的婴儿潮高峰期人口大学毕业陆续进入劳动力市场，这一大批年轻人朝气蓬勃，勇于冒险，敢于创业，大胆消费，刺激了美国经济，极大地拉动了消费，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时代，股票市场紧跟着出现了一个近20年的大牛市。
而2009年正好处在人口消费曲线所代表的悬崖边缘，再往前一步就是万丈深渊。当1962年出生的最后一批婴儿潮世代滑过2009年的47岁的消费最高峰年龄，接下去的就是一个剧烈下滑的消费周期，其持续时间直抵2024年。这将是一个长达14年的漫漫经济长夜，在高度负债的情况下，美国的消费市场将陷入一个堪与20世纪30年代相提并论的漫长冰河期！
请注意，无论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对于一个衰老的世代都不会发生明显的作用，毕竟这些政策无法使人返老还童。
日本曾在1994年达到了人口消费的顶峰期，随之而来的就是十几年的经济不景气，日本政府将利率一路降到了零，财政刺激所导致的国债总量高达日本GDP的160%，日本经济仍然无法启动。政府毕竟无法强迫老人们去大量借贷进行只有年轻人才有兴趣的消费。
更为严重的是，欧洲的人口周期与美国一致，欧美两大经济板块将同时陷入长期消费冰河期。这对于所有以欧美市场为主要出口对象的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新兴国家，将是一场经济生态环境的巨变。不能适应这次灾难级别巨变的国家将被淘汰出局，未来的道路将会异常艰难。
作为经济的基本规律，统治世界的精英们早已洞若观火，他们要做的就是利用这一规律达成一个重大战略企图，为此，他们已经等待了很久很久。再次提醒读者注意，2024年将是一个对于全世界都至关重要的年份。这一年，国际银行家的百年梦想将有可能变为现实！
克格勃的剑桥五杰
对国际情报组织有所了解的人，恐怕无人不识金菲尔比（KimPhilby）的大名。菲尔比作为苏联克格勃的高级间谍，卧底英国情报部门时间长达20余年，又是英国派驻美国CIA（中央情报局）的高级联络官，负责协调英美两国情报系统的反苏联间谍行动，其位置之关键，潜伏时间之长，对英美间谍网络破坏力之大，堪称冷战之最。
英美反苏联间谍行动的最高首脑竟然自己就是苏联间谍，天下恐怕没有比这更滑稽更具讽刺意味的事了。菲尔比1963年经贝鲁特叛逃苏联，并在1965年获得苏联红旗勋章，1968年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我的无声战争》（MySilentWar），很快登上世界各国的畅销书榜。菲尔比事件也许是英美情报机构有史以来最大的丑闻了。
其实，菲尔比并非孤军奋战在英美情报系统内部，他身边有一个闻名于世的核心团队剑桥五杰（CambridgeFive）。其中成员五个剑桥大学时代的铁哥们儿后来成为苏联克格勃打入英美情报圈的中坚力量。
他们当中最早暴露身份的是麦克林（DonaldDuartMaclean）和伯吉斯（GuyBurgess）。
麦克林曾在英国情报五局（反间谍）和六局（对外情报）担任重要职务，后来转到美国华盛顿英国大使馆负责情报工作。大量有关原子弹的研发以及丘吉尔与罗斯福、杜鲁门总统之间的政策制定进展等关键信息，源源不断地通过麦克林之手传到了苏联克格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麦克林最早向苏联透露了马歇尔计划的真正企图。
马歇尔计划本质上是个一石数鸟的妙计，其核心就是通过该计划替代德国的战争赔偿，在实现以美国金融势力集团主宰欧洲重建的同时，严重打击苏联经济的重建进程。《雅尔塔协议》和《波茨坦公告》中明确了苏联从德国获得战争赔偿，可以用德国的机器设备、工业企业、汽车、轮船、原材料等形式来支付，而当时苏联受到的战争损失极其严重，几乎丧失了出口赚取外汇的能力，因此德国的战争赔偿将成为苏联经济重建过程中最重要的外部资源。马歇尔计划的核心就是变相废除德国对苏联的战争赔偿，代之以美国向欧洲提供金融援助。虽然表面上该援助同时也向苏联和东欧开放，但马歇尔计划所提出的经济自由化等条件与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格格不入，从而被迫将苏联排除在援助范围之外。
马歇尔计划的另一妙处就在于将美国纳税人的金钱用于赔偿欧洲国际银行家在战争中的损失。马歇尔计划其实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道威斯和杨计划的翻版，这笔高达130亿美元的巨款被借给了欧洲的银行家们，除了德国之外，其他人从来就没有偿还过这笔钱。其实，对于国际银行家而言，战争的输赢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分别，无非是由谁来付债还钱罢了。奇怪但并不意外的是，作为战胜国的美国的纳税人却成了两次世界大战最大的买单者。
正是麦克林的准确情报使苏联方面从一开始就看透了马歇尔计划的底牌。苏联不仅拒绝加入该计划，同时还强力阻止其他东欧国家加入，并且加速从德国撤除各种重工业装备。
1951年5月25日麦克林38岁生日那天，已经被英国情报部门怀疑的麦克林与另一位剑桥五杰之一的伯吉斯一起叛逃到苏联，获得了苏联克格勃的上校军衔。
二战正酣时，伯吉斯在英国外交办公室（ForeignOffice）工作期间与另一位剑桥五杰安东尼布朗特爵士（SirAnthonyBlunt）一起将大量盟军战略计划和外交政策转给了克格勃。后来也被派到华盛顿的英国大使馆工作，并与菲尔比住在一处。叛逃苏联之后，因大量酗酒死亡。
剑桥五杰中第四位暴露的就是安东尼布朗特爵士。他曾在英国情报五局从事反间谍工作，将大量破译的德国军事情报泄露给苏联。战争结束前，他被英国王室秘密委派前往德国寻找英国温莎公爵与希特勒之间的密信，还有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与她的德国亲戚之间的通信。女王是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外祖母。1956年安东尼被英国女王晋封为爵士，后来担任剑桥大学艺术史教授。他的苏联间谍身份暴露后，其爵士封号被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剥夺，随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公开点名布朗特爵士是苏联间谍。英国舆论哗然。1983年，安东尼布朗特死于伦敦的家中。
但是，剑桥五杰中第五个人的身份一直没有暴露，这早已成为世界情报界的重大悬疑。多年以来，人们对第五个人到底是谁众说纷纭，争论不休。
国际著名的情报学家罗兰德培瑞（RolandPerry）以大量的事实明确指出，维克多罗斯柴尔德正是那个神秘的第五个人。[1]
第五个人
其实，罗斯柴尔德家族堪称国际情报系统的鼻祖。早在拿破仑战争期间，罗家就以早于市场24小时的滑铁卢战役进展的情报，一举在伦敦金融市场上获得了惊人利润。对于大量从事跨国金融市场套利的国际银行家族而言，情报的准确和快速是赚钱的第一生产力。技术发明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情报系统的发展方向。在没有电报电话的时代，罗家率先发明使用信鸽来传递金融市场的数据和交易指令。为防止信息在传递过程中被截获而泄露机密，罗家还创造了一整套信息加密技术。情报学对于罗家而言，可谓是家学源远流长。
罗家第三代男爵传人维克多罗斯柴尔德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
维克多作为家族英国分支的继承人，承载着家族厚重的荣誉和殷切的期望。从他的祖先老梅耶罗斯柴尔德起家以来，历经祖爷爷内森在拿破仑战争中称雄伦敦金融城，太爷爷莱昂内尔拿下苏伊士运河，爷爷耐梯（Natty）资助罗兹家族开发南非、垄断全球钻石生意，并建立起后来深刻影响英美精英的罗兹奖学金等等数不胜数的传奇战绩，只是他的父亲查尔斯似乎是家族传承链条上一个弱节，因患有严重的抑郁症，最后由于无法忍受长达6年失眠的痛苦而选择了自杀。当时，维克多年仅12岁。但是作为家族事业的接班人，他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了各种无与伦比的压力。
第一重压力就是种族问题。作为犹太人，他有一种高度敏感的被歧视情结，同时又存在着极其强烈的优越感。虽然世界上几乎所有人都在排挤和歧视他们，但是犹太民族坚信唯有自己是圣经约定上帝的选民，作为全世界的统治者，他们的权力是与生俱来无可替代的。犹太人具有极其强烈的自尊，混合着极其强烈的被压抑感。而强大的心理落差往往能够产生强大的动力和韧性。
第二层压力就是家族的盛名。由于罗斯柴尔德纵横国际金融界已达百年之久，对世界近代史产生了重大影响，盛名之下的压力也决不轻松。小维克多所在的贵族学校中，大部分同学都出身于显贵家族。但当小维克多说出他的家族姓氏时，所有同学还是会流露出敬畏的神情。不过，这种显赫的名誉和地位更是一种压力，在这样的盛誉之下，容不得小维克多有半点失态和不及别人之处，他必须也只能永远是第一。
第三种压力就是智商的挑战。维克多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的智商高达184。这是后来纳粹专家根据他各方面的表现做出的一个评估。维克多的确是一个非常多才多艺的人，他既是业绩卓著的银行家，也是著名的反间谍专家，同时还是生物学家，又对原子核物理学相当精通，对于绘画、艺术和音乐也深有造诣。维克多不断地学习各种新的知识，终其一生也没有空闲的时候。
进入了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青年维克多能量充沛，喜欢冒险。当时他广泛涉猎多种学科，选了很多科学方面的课程，包括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等。他对自然科学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同时还特别喜欢法语。在学法语的时候，他找了一个比他大三岁的学长来做课外家教。此人就是后来著名的安东尼布朗特爵士，第四位暴露的剑桥五杰。
布朗特与维克多的关系发展很快，布朗特经常一对一地教维克多法语的发音。
布朗特1928年5月上大二时加入了三一学院著名的秘密组织使徒会（CambridgeApostles）。这一组织是1820年由12个所谓的使徒发起建立的秘密组织，成员是整个学校最聪明的12个本科生，不仅如此，这12个人必须出身显贵，在英国上层社会中家族人脉广布。这样的两个要求确保了使徒会的成员未来必定成为英国的统治精英。布朗特后来成为维克多加入使徒会的入会介绍人。[2]
布朗特除了介绍维克多加入使徒会之外，还引领另外一个重要人物入门，他就是伯吉斯，剑桥五杰中第三个暴露者。1932年11月12日，伯吉斯和维克多两人双双加入了使徒会，从此形成了以布朗特、维克多、伯吉斯等人为核心的一个小团体。
使徒会的圈子
使徒会的成员所形成的圈子有着一套完备的信仰价值体系、组织形式、选拔机制和活动仪式。他们在一起聚会不是大家吃吃喝喝的轻松社交，而是基于深刻的历史渊源、家族背景关系、高智商的相互仰慕，进行旨在未来更好地管理社会的高端严格训练。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对未来社会改造有着强烈动机。换句话说，这是政治野心蓬勃远大的一圈人，他们绝不仅仅是一个学术团体，也不仅仅是一个同学会，更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秘密组织。由于他们超凡脱俗的家世、财富、智商和能量，尤其重要的是，他们都秉承让社会按照他们的意志运转的精英意志。这样一群人组织在一起，并终身成为永不背叛的盟友，他们相互提携，相互鼓励，结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利益共同体，这就是使徒会的传统。能够把这样一群高智商、高能量的人凝聚在一起的纽带，绝不仅仅是利益，信仰才是更为深层的力量。
经使徒会的朋友介绍，维克多认识了当时在剑桥非常有名的苏联科学家彼得卡皮察(PeterKapitza)。卡皮察是世界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卡皮察当时接受了英国皇家科学院的邀请来到剑桥的卢瑟福实验室工作。卡皮察一到剑桥，就组建了卡皮察俱乐部，在剑桥颇有名气。这个俱乐部把当时剑桥最优秀的一批物理学家请来讨论物理学的最新进展。剑桥的物理学家们打趣说，卡皮察搞这么一个活动就是定期可以从这帮杰出物理学家的信息交流中及时得到最新、最前沿的物理学的进展，而他自己不必再去读那些枯燥的论文。其实，卡皮察还负有不为人知的使命，就是将从剑桥所收集到的各种物理学的最新进展信息，分门别类整理成物理学前沿发展报告，定期送往莫斯科。[3]
当时年轻的维克多的确被卡皮察的一套理念所吸引，即苏联发展出来的世界上第一套社会主义政治系统。这种称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政治系统以严密的科学规律为理论基础，构建起完整的社会和经济体系。维克多最感兴趣的就是物理学和自然科学，所以当他听到这样的理念，体会到这是用科学原则，像工程师那样精确地制定社会发展计划，使整个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系统运作全部依赖于精密的、客观的科学理论和规范，他立刻直觉这是一个奇妙而高超的想法。当时这套思想理论不仅迷住了维克多，在剑桥大学的精英使徒会圈子里也颇有市场。
使徒会经常组织各种讨论活动，每个人都要发表一篇论文，来探讨社会运作方面的问题。在大家提交的研讨课题中，多半是以苏联的此种模式和苏联的相关经验作为研究重点。在这个小集团成员们的头脑中，普遍认为苏联的此种模式可以解决全世界的各种危机和问题。
维克多提交的众多论文围绕着探讨银行业在社会运作中的作用这一逻辑主线来展开。其中，他的一篇重要文章的题目就是共产主义和银行业的未来[4]。这篇文章充满了各种各样新奇的智慧闪光点和有趣并具备可操作性的提议，但使徒会对这篇文章反应并不太热情。因为这些使徒中间多数人并不具备相应的金融领域方面的知识，对商业运作也不是太内行，大家探讨问题时还是偏向学术化。他们更关心的是社会变革、社会运作和社会根本制度方面的问题。
在他们当中，布朗特是个先行者，已经完全接受了科学社会主义这个理论体系。同时，他试图引导维克多也走向同样的道路。在日常交谈中，他经常巧妙地问起维克多对他自己家族银行的看法。这个问题不免令维克多为难。他一方面觉得自己家族的整套银行运营只是在毫无意义地把金钱从一处运动到另一处，以便从中获得利益，认为由国际银行家族所构建的金融体系并不能给这个社会带来更多的益处；另外一方面他又不想或者不愿意站在自己家族所代表的国际银行家势力集团的对立面。
此时二十多岁的维克多，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在经受巨大的冲击。布朗特对维克多反复地灌输一种观点，就是国际银行家所构建的银行垄断体系并不是毫无益处，如果爆发革命，整个银行体系被全面国有化，由国家来控制的话，也能够对社会带来极大的益处。
维克多并非布朗特和卡皮察眼中思想单纯的小白兔。由于性格早熟和深厚积淀的宗教信仰，还有他与生俱来的家族烙印，维克多很小就已经是个思维活跃复杂，有强大的意志力和伟大志向的人。他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极有主见，绝不会因为来自外部的劝说和理论影响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他的心态始终如一，深谋远虑，深藏不露，指向明晰。他显然有自己的考虑和打算，这也是世代家族传承所积淀下来的思维方式。
在他心目中酝酿着一个更远大宏伟的目标，甚至是远远超过意识形态的社会发展规划。他在接受身边这些人的思想理念的同时，也在琢磨着如何利用这些人，为达到自己的目标而服务。维克多的天性中，始终包含着商人的基因，他对利益的获取欲望始终凌驾于对理论的兴趣之上。
在使徒会的圈子里，还有一个大腕级人物，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维克多和凯恩斯走得非常近。凯恩斯是早期使徒会的一名成员，20世纪30年代曾在剑桥大学教书，他在国王学院有一个自己的办公室。凯恩斯并不信仰共产主义，但是他对政府应该介入经济运作的理念极感兴趣，一直在密切观察苏联一系列的经济改革和动态。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使资本主义思想体系陷入重大危机，各种社会思潮都在试图寻找社会发展的出路，经济学家也不例外。可以说，当时的凯恩斯也受到了苏联计划经济模式思潮的影响。
维克多经常到剑桥大学凯恩斯的办公室找凯恩斯聊天。他每次到凯恩斯办公室的时候，都发现凯恩斯坐在一把摇椅上，正在读洛克或者休谟的哲学著作。维克多几乎从来没有看到凯恩斯在专注研究经济学。两人相见总是谈天说地，很是投机，在共同的兴趣和爱好收藏图书上，更是有说不完的话。但是维克多心中一直有个疑问，凯恩斯什么时候做他的本职工作呢？[5]
凯恩斯比维克多要大二十几岁，但年纪与经历的差距并没妨碍他们成为亲密的忘年交。维克多去找凯恩斯的时候，从来不需要事先约好，随时想起来就到凯恩斯那儿坐坐，然后两个人就开始海阔天空畅谈哲学、社会、文学，谈社会改造方面的理论和实践，讨论社会究竟应该如何运作的大问题。维克多与凯恩斯经常探讨的另一个主要话题就是对英国金本位的看法。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世界黄金领域的特殊地位不可忽视，维克多对黄金在英国银行体系和世界货币体系中的作用自然有着不寻常的关注。
在使徒会的讨论会中，最受欢迎的就是凯恩斯的演讲和论文。凯恩斯当时已年近五十，他的社会阅历和见识，以及对社会经济、政治、外交等方面第一手信息和材料的掌握，当然令这些20岁出头的本科生高山仰止。他既有深厚的理论深度，又具备丰富的社会实践方面的真知卓见和经验。凯恩斯在使徒会的一次讨论会上，专门作了一个题为政府干预的报告，此篇论文使使徒会的大部分成员，包括维克多都深受启发和震撼。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维克多提到了凯恩斯的这篇论文。维克多的兴趣焦点从来没有集中在纯理论和抽象的东西上，他其实更关心实务操作细节。他在信中抱怨道：使徒会这帮人总是喋喋不休地探讨共产主义社会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个题目实际上是相当得枯燥。伯吉斯、沃特森还有这个理查德戴维斯说起这种理论问题都两眼放光，兴高采烈，满脑门出汗，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他们说的这些话都缺少内在逻辑的连贯性，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的。[6]
维克多的另外一篇论点空泛务虚，题为共产主义和科学的希望的论文在使徒会中受到了大力称赞和一致好评。[7]
这期间他们这个小集团里又加入了一位新的成员，他是剑桥大学社会学系的一个学生，此人正是菲尔比，剑桥五杰中第三名暴露的克格勃间谍。
金菲尔比与维克多
1933年6月，菲尔比刚刚在剑桥大学考完经济学这门课，获得了全优成绩，得到了三一学院的奖学金。菲尔比将这些钱一部分用来购买了卡尔马克思的全集，用剩下的钱买了一辆二手摩托车。菲尔比准备开着他的二手摩托，游历整个欧洲。毕竟是约翰菲尔比的儿子，他周身充满了冒险的冲动。[10]
这无疑对维克多罗斯柴尔德造成强烈的刺激。他的家庭背景、特殊地位、财富和名望编织成无形的绳索，束缚他永远无法像菲尔比这般潇洒走一回。这可望不可即的诱惑就对维克多形成更加强烈的吸引力。维克多忍不住问菲尔比，他能不能一块儿跟着去。虽然这愿望不可能实现，但菲尔比翩然离去的身影在维克多眼中充满了非凡的豪气和魄力。
1934年5月，当菲尔比用了大约一年的时间完成了欧洲游历，再次见到维克多时，身边多出了一位未婚妻，她就是里特兹弗里德曼，一名奥地利地下犹太共产党员。这次游历对菲尔比的一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奥地利的时候他结识了里特兹，参与了大量秘密的地下工作，包括拯救当时被纳粹迫害的犹太人，掩护共产党的地下活动，募集资金，反对法西斯，营救被困的工人逃出纳粹的迫害，还有传送一些非常危险的秘密信件，甚至乔装记者去打探纳粹的秘密等等，菲尔比这一年跌宕曲折精彩淋漓的经历把年轻的维克多完全听呆了。[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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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菲尔比身上，维克多看到了一种他这辈子永远无法亲身尝试的生活，他内心深处无比向往如此冒险和刺激的日子。
有一次饭后，菲尔比试探维克多是否愿意做一些比捐助金钱去支持犹太人移民更直接的工作。维克多已经知道菲尔比的经历中大量涉及苏联的背景，他心中明了，如果他答应更直接地帮助菲尔比，那么他自己就成了苏联的支持者。
这是维克多的一个重大人生选择。他选择帮助苏联不仅仅是出于纯理论上的好恶，且有着他深藏不露的私房谋划。出身于情报世家，维克多对情报价值的理解是相当深刻的。在一个日渐接近战乱的世界里，丧失了情报就意味着家族百年基业将面临重大的危机，而向苏联提供情报反过来也将积累罗斯柴尔德家族与苏联这一未来世界超级强权的交易筹码。罗家百年以来最颠扑不破的真理就是两边下注，永远与胜利者站在一起。
在悟通了这个道理之后，维克多决心玩一场世界超级强权之间的平衡游戏，并成为最后的赢家。
剑桥五杰打入英国情报系统
由于罗家在英国早已织就庞大的人脉关系网，当使徒会的朋友们毕业开始找工作，准备进入英国上流社会时，维克多责无旁贷施展能量，对朋友们的职场进阶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首先他利用关系把好友伯吉斯介绍给当时英国保守党的重量级人物乔治波尔（GeorgeBall）。乔治波尔是英国情报五局的主要官员，也是保守党情报机构的创建者。后来经维克多和乔治波尔的推荐，伯吉斯进入了英国情报六局D部，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研究巴勒斯坦的犹太人问题。上司安排的具体工作就是在犹太人中间建立起魏兹曼领导下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对立面，以分散犹太人对英国议会的游说力量，利于英国政府与阿拉伯人达成妥协。政府建议对立面最好由维克多领军。其实，维克多是犹太复国主义坚定的支持者，由于传统的低调和策略，外人一般认为罗家的立场较为中庸。
由于伯吉斯工作出色，他又将菲尔比也介绍进情报六局D部，伯吉斯还将情报五局B部的常务副部长盖利德尔（GuyLiddell）引荐给维克多，为后来维克多进入情报五局做好了铺垫。
罗斯柴尔德家族与丘吉尔的关系也非同寻常。从维克多的祖父耐梯时代开始，丘吉尔就是他们家的座上常客。丘吉尔是看着维克多成长的一位前辈。丘吉尔在罗斯柴尔德家的来宾簿上的签名从1890年到1930年横贯了40年之久，更与维克多的叔叔沃尔特结下非同寻常的交情。丘吉尔对沃尔特提出的要在巴勒斯坦建犹太人最终的国家以色列，始终持大力支持的态度。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丘吉尔成了罗家在英国政界力挺的对象。
1939年，维克多向丘吉尔递交了一篇关于德国银行系统的分析报告，他在文章中对德国金融系统的分析创新了一种非正统但极富远见卓识的思路。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各国的分支机构所收集的多种多样的金融交易中包含着德国各类物资采购和交易的关键数据和信息，纳粹政府所有的物资采购，只要通过银行交易来进行，都会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监控范围之下。维克多通过对这些金融数据进行细致分析，得出了德国在军事物资和武器装备方面未来的采购预测，结论表明纳粹正在执行军事扩张计划。丘吉尔的战争办公室对这个年轻人的新奇研究思路大为赞赏。正是这篇文章使得维克多在1940年顺利加入英国的情报五局B部，主要进行商业反间谍工作。[12]
维克多在英国情报五局的出色工作和表现，使得他顺理成章把布朗特引进到情报五局的D部，将麦克林推荐到情报六局工作。
此时，剑桥五杰已经全面渗透进英国的情报部门和外交决策部门，对于日后战争的发展进程起到相当关键的作用。罗斯柴尔德实际上是剑桥五杰中最核心的成员，所有的人脉关系都从他这里发散，又在他这里收拢。
苏美之间，左右逢源
1937年维克多的叔叔沃尔特爵士去世了。沃尔特自己并没有子嗣，于是爵士头衔就由26岁的维克多继承，维克多成为第三代罗斯柴尔德爵士。作为英国的世袭勋爵，维克多自动成为英国上议院的议员，他的社会活动能量大大增强了。
当时在英国的苏联物理学家卡皮察已经回到莫斯科，而维克多一直与卡皮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定期给他发送各学科的研究进展报告，其中包括原子能物理学方面的最新进展，也包括在内部刊物上发表的其他学科的重要成果和数据。这些数据和信息具有非常高的敏感性，从普通的国际科学研究渠道无法获取。这些领域包括生物毒素方面的研究，其研究成果可以被直接应用于生物武器制造。此类最新信息和数据，源源不断传入苏联的科学家手中，弥足珍贵。[13]
维克多是一个勤奋且智商奇高的人，除了银行业是他的祖传专业外，维克多广泛阅读各个学科的研究论文，而且钻研极深。比如在看似与他隔行如隔山的生物学上，他曾经专门研究过分析精子运动规律的课题，试图发现精卵相遇的瞬间为何只有一个精子能够顺利进入的奥秘，胜利者精子是如何产生排他效应的。对原子能物理学，他要求自己阅读所有的科学文献和各种公开与秘密的论文，对于核物理的钻研深度已经达到了相当专业的水准。
维克多在英国情报五局的第一个工作，就是试图去分析所有在英国开业的德国商业和工业公司的经营活动是否对英国构成安全威胁。在1940年的早期，他就已经发现了为数众多德国伪装的商业机构，它们背后实际上在为纳粹政府工作。他的报告特别指出，这些机构很有可能对英国进行间谍活动，而这个网络是如此得广泛，却如此得不起眼，很难用正常手段去甄别组织复杂而庞大的商业间谍网络。
当时英国的机械加工行业中,各种各样的模具生产严重依靠德国的供应商。这一状况吸引住了维克多的视线。他建议把所有德国供应商的供应链全部转到美国公司。美国官方听到维克多的建议，欣喜若狂，忙不迭把维克多请到美国大使馆去商谈具体的转移事项。这一行动使维克多飞快地与美国官方建立起重要的信任联系。
由于维克多在反间谍方面的出色工作，他被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身美国战略情报部OSS（OfficeofStrategicServices）请去培训美国未来的情报官员。维克多所编写的反间谍资料成为美国情报部门的正式教材。维克多因此获得美军的特殊荣誉勋章，他也得到了英国的乔治铁十字勋章，美国总统杜鲁门还专门表彰维克多罗斯柴尔德对美军的贡献。
罗斯柴尔德家族很早就与哈格纳（Haganah）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哈格纳是1929年成立的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的秘密情报组织，是后来以色列摩萨德的前身。哈格纳的主要使命就是建立以色列，该组织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大力资助之下，在整个欧洲建立起了庞大的间谍网络和监控系统，在各大城市秘密监控着所有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政治组织。[14]
维克多在大力提升自己政治和军事情报的资产价值的过程中，最关注的就是如何制造更大的交易筹码，为以后的计划架桥铺路。他已经在反商业间谍的运作中，通过选择美国制造商这一手段，成功牵住了美国的利益。与此同时，他更加关注尖端军事技术方面的研究进展，准备通过向苏联提供他们最急缺的军事技术情报来钓住苏联的胃口。掌握了美苏的情报动态，而身处英国情报的核心，同时兼备与犹太复国主义的情报网哈格纳的密切关系，维克多当仁不让地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重要的信息和情报中枢。
核心机密
维克多利用剑桥的人脉关系，为自己在英国国防科技实验室波登当（PortonDown）的关键研究部门谋得了一个重要位置。波登当实验室所进行的工作，都是属于绝密级别的项目，主要是生化武器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最终将会被应用于细菌战武器的制造。生化武器研究计划的目标是在3年之内，能够实现武器化和量产化，将被作为对付德国的最后武器。希特勒一旦真正形成对英国本土登陆作战的实力，英国将毫不犹豫地动用生化武器杀手锏来对付德国。
当然这种研究工作是在发明毒药过程中，同时也在制造解药，生化武器的研制与疫苗开发同步进行。维克多对这两方面的关键数据都密切关注，同时不动声色地收集着美国马里兰的细菌战研究机构的数据和在美国密西西比州进行的实际测试结果。波登当实验室所进行的工作是整个战争中间最绝密的项目之一。维克多来到波登当实验室4个月内，苏联克格勃就收到了大量实验数据，苏联生化武器研究的步伐紧紧跟了上来。维克多的情报资产在苏联方面迅速升值。[15]
在战争中，维克多的科研兴趣主要集中在大规模杀伤武器的研究领域。从情报资产的价值来看，越是能够在战争中大规模杀伤对手的武器，其研究难度和潜在影响力就越大，各国就越是不惜代价希望得到，这种情报就构成了具备大幅增值潜力的优良资产。维克多并不缺钱，经济利益并不是他的追求。他心中的深谋远虑是要把这些优良资产转化为重要的国际地缘政治筹码，交易的对价就是支持以色利在巴勒斯坦建国。
与生化武器相比，原子弹是一块更大的优良资产，维克多当然不会忽略它的价值。
在二战初期，维克多就发现了原子弹在未来战争中的战略价值。当时他强烈建议丘吉尔加强对原子弹方面的研究，于是丘吉尔将当时英国科研的优先顺序定为，首先发展雷达，以解德国空袭预警的燃眉之急，其次就是原子弹的研制。
在原子弹的研制过程中，维克多是整个项目的重要参与者。
英国的原子弹秘密研制工作主要由威廉阿克斯爵士负责，研究工作就在帝国化学公司ICI（ImperialChemicalIndustries）进行，项目代号合金管（TubeAlloys）。[16]
1941年10月，维克多进入了核心委员会监控原子弹研发的所有步骤，又广泛施展他在英国的影响力帮助威廉阿克斯爵士争取政府的各项研究资助。整个二战期间，维克多是英美情报系统中对原子弹最熟悉、知识最渊博、对情况最了解的专家。
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不久，两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顶级科学家来到英国，提议英美应该将核武器研究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大家一致认为必须要赶在纳粹之前，研制成功原子弹。丘吉尔首相非常关注原子弹的研究进展，几乎每天都要听维克多介绍原子弹研究方面的进展情况。
此刻，维克多处在一个特殊而有利的位置上，他获得授权可以查阅所有的秘密论文和实验数据。在剑桥大学学习时，他就对核物理学很有研究。在仔细阅读所有秘密论文的时候，他不断请教一些重量级的科学家，以确保完全明白其中所有的细节问题。维克多很快就变成了原子弹研究领域中一位顶级权威的专家。当他把所有细节问题都搞明白之后，他甚至已经开始对原子弹研制中的各种实验问题，直接提出修改意见。
维克多不仅对详细研究细节了如指掌，而且对英美两国原子弹整体项目的进展和涵盖的环节有着全面系统的掌握。这使他处在整个原子弹研究领域中非常有利的位置上，并分析整合其他信息形成一份详述原子弹整体进展的综合报告。维克多此时手中掌握的情报资产，已经足以对整个战争的进程发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1933年移民到英国的犹太核物理学家鲁道夫皮尔斯(RudolfPeierls)在理论上已经证明了原子核链式反应是可能的，因此兴建反应堆来制造原子弹的燃料是可行的。皮尔斯首次提出1公斤左右被分离的U235足以制造一颗原子弹。直到1940年，所有的科学家都认为要制造一颗原子弹必须使用成吨的U235才能实现，但皮尔斯的计算打破了所有人的预期。紧接着，皮尔斯和伯明翰大学的马克奥里芬爵士共同验证了其技术的可行性，提出一整套设计方案。这个方案很快被维克多所接受，随后他对此方案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研究。
该计划很快被转到了苏联的手中。苏联对原子弹的进展情况表示出高度的关注和兴趣。当时希特勒对苏联的压力正在不断增大。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苏德战场处在胶着状态，原子弹的研制进程信息对苏联有着致命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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