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饮食卫生与尊严每天早上，北京街头就会出现一些早点摊。有一天我起早了，走着走着感到有点饿，想到摊上吃一点。吃之前先绕到摊后看了一眼，看到一桶洗碗水，里面还泡着碗。坦白地说，与一桶泔水相似。我当时就下定决心，再不到小摊上吃饭。当然，我理解那些吃这种早点的人，因为我也当过工人。下了夜班，胃里难受，嘴里还有点血腥味，不吃点热东西实在没法睡；这么早又找不到别的地方吃饭，只好到摊上去吃。我不理解的是那些卖早点的人。既然人家到你这里吃东西，你为什么不弄干净一点？

　　我认识一个人，是从安徽出来打工的。学了点手艺，在个体餐馆里当厨师。后来得了肝炎，老板怕他传染顾客，把他辞掉了，他就自制熟肉到街上去卖。我觉得这很不好，有传染病的人不能卖熟食。你要问他为什么这么干，他就说：要赚钱。大家想想看，人怎么能这样待人呢。只有无赖才这样看问题。我实在为他们害羞，觉得他们抛弃了人的尊严。当然，这里说到的不是那些饮食者的个人尊严，而是卖饮食者的尊严；准确地说，是指从外地到北京练摊的人，其中有好的，但也有些人实在不讲卫生。要是在他本乡本土，他决不会这么干。这就是说，他们做人方面有了问题。至于这个问题，我认为是这样的：你穿着衣服在街上一走，别人都把你当人来看待。所以，在你做东西给别人吃时，该把别人当人来看待。有一种动物多脏的东西都吃，但那是猪啊。你我是同类，难道大家都是猪？我一直这么看待这个问题，最近发生了一点变化，是因为遇上这么一回事：有一天，我出门去帮朋友搬家。出去时穿得比较破，因为要做粗活；回来时头上有些土，衣服上有点污渍，抬了一天冰箱，累得手脚有点笨；至于脸色，天生就黑。总而言之，像个“外地来京人员”，顺便说一句，现在“人员”这个字眼就带有贬义，计有：无业人员、社会闲散人员、卖淫嫖娼人员等等说法，就这个样子乘车回来，从售票员到乘客，对我都不大客气，看我的眼神都不对。我因此有点憋气，走到离家不远，一不小心碰到了一个人。还没等把道歉的话说出口，对方已经吼道：没带眼睛吗？底下还有些话，实在不雅，不便在此陈述。我连话都不敢说，赶紧溜走了。假如我说，我因此憋了一口气，第二天就蹬辆三轮车，带一个蜂窝煤炉子、一桶脏水到街上练早点，那是我在编故事。但我确实感到了，假如别人都不尊重我，我也没法尊重别人。假如所有的人都一直斜眼看我，粗声粗气地说我，那我的确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不过，回到家里，洗个热水澡，换上干净衣服，我心情又好了。有个住的地方，就有这点好处。

　　我住的地方在城乡结合部上，由这里向西，不过二里路，就是一个优雅的公园，是散步的好地方。但要到那里去，要穿过一段小街陋巷，低矮的平房。有的房子门上写着“此房出租”，有的里面住着外地来打工的人，住得很挤。我穿过小巷到公园里去散步，去了一回，就再也不去了。那条路上没有下水道，尽是明沟，到处流着污水。我全身上下最好使的器官是鼻子，而且从来不得鼻炎，所以在这一路上嗅到六七处地方有强烈的尿臊气。这些地方不是厕所，只是些犄角旮旯。而这一路上还真没有什么厕所。走着走着遇上一片垃圾场，有半亩地大，看起来触目惊心。到了这里，我就痛恨自己的鼻子，恨它为什么这么好使。举例来说，它能分出鸡肠子和鸭肠子，前者只是腥臭，后者有点油腻腻的，更加难闻。至于鱼肠子，在两里路外我就能闻到，因为我讨厌鱼腥味。就这样到了公园里，我已无心散步，只觉得头昏脑涨，脑子里转着上百种臭味；假如不把它们一一分辨清楚，心里就难受。从那片平房往东看，就是我住的楼房。我已经说过，那楼的楼道不大干净，但已比这片平房强了数百倍。说起来，外地人到京打工，算是我们的客人。让客人住这种地方，真是件不体面的事。成年累月住在这种地方，出门就看到烂鸡肠子，他会有什么样的心境，我倒有点不敢想了。

　　我以为，假如一个人在生活条件和人际关系上都能感到做人的尊严，他就按一个有尊严的人的标准来行事，像个君子。假如相反，他难免按无尊严人的方式行事，做出些小人的行径。虽然君子应该避恶趋善，不把自己置于没有尊严的地位，但这一条有时我也做不到，也就不好说别人了。前些时候看电视，看到几个“外地来京人员”拿自来水和脏东西兑假酱油，为之发指。觉得不但国家该法办这些人，我也该去啐他们一口。但想想人家住在什么地方，受到什么样的对待，又有点理不直气不壮。在这方面，我应该做点事，才好去吐唾沫。后面这几句话已是题外之语。我的意思当然是说，“外地来京人员”假如做餐饮，应该像君子一样行事，让大家吃着放心。这样说话才像个不是“人员”的北京人。

　　我有些朋友，帮一个扶贫组织工作，在议这样一件事：租借一些空闲的厂房，给“外地来京人员”一个住的地方。我也常去参加议论，连细节都议出来了：那地方不在于有多考究，而在于卫生、有人管理、让大家住着放心。房间虽是大宿舍，但有人打扫；个人的物品有处寄放；厕所要卫生，还要有洗淋浴的地方；各人的床用白布帘子隔起来，我在国外旅行，住过“基督教青年会”一类的地方，就是这个样子的寄宿舍，住在里面不觉得屈尊。对于出门在外的年轻人来说，住这种地方就可以说有了个人尊严，而且达到了国际标准。因为国际标准不光是奢华靡费，还有简朴、清洁、有秩序的一面，我对此颇有心得，因为我在国外是个穷学生，过简朴的生活，但也不觉得低人一等。这在中国也可以办到嘛。还有朋友说，这个标准太低。还该有各种训练班，教授求职所需的技能；还要组织些文娱活动。当然，这就更好了。可以想见，“外地来京人员”到了这里，体会到清洁、有序和人对人的关怀，对我们肯定会好一些。这件事从去年六月议起，还在务虚，没有什么务实的迹象。朋友里还有人说，这个寄宿舍应该赢利。我们这些人也不能白说这些事，也该有点好处。我听了觉得不大对劲，就不再参加议论。本文的主旨是说，做餐饮的人要像君子一样行事，把这件事也扯了出来，我恐怕自己是说漏了嘴。

　　有关贫穷国外有位研究发展的学者说：贫穷是一种生活方式，这话很有点意思。他的意思是说，穷人不单是缺钱。你给他钱他也富不起来，他的主要问题是陷到一种穷活法里去了。这话穷人肯定不爱听，我们穷就够倒霉的了，还说这是一种生活方式，这不是拿穷人寻开心又是什么。我本人过够了苦日子，到现在也不富裕，按说该有一个穷人的立场，但我总觉得这话是有道理的。贫穷的确是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还有很大的感召力。

　　我现在住在一楼，窗外平房住了一位退休的大师傅，所以有机会对一种生活方式作一番抵近的观察：这位老先生七十多岁了，是农村出来的，年轻时肯定受过穷，老了以后，这种生活又在他身上复苏了。每天早上五点，他准要起来把全大院的垃圾箱搜个遍，把所有的烂纸拣到他门前，也就是我的窗前。这地方变成了一片垃圾场，飞舞着大量的苍蝇。住在垃圾场里，可算是个标准穷光蛋，而且很不舒服。但这位师傅哪里都不想去，成天依恋着这堆垃圾，拨拉拨拉东，拨拉拨拉西，看样子还真舍不得把这些破烂卖出去。我的屋里气味很坏，但还不全是因为这些垃圾。老师傅还在门前种了些韭菜，把全家人的尿攒起来，经过发酵浇在地里。每回他浇过了韭菜，我就要害结膜炎。二十年前我在农村，有一回走在大路上，前面翻了一辆运氨水的车，熏得我头发都立了起来，从那以后我再没闻到过这么浓烈的臊味。这位老先生拣了一大堆废纸板，不停地往纸板里浇水，纸板吸了水会压秤。但据我所见，这些纸板有一部分很快就变成了霉菌，我倒希望它长点蘑菇，蘑菇的气味好闻些，但它就是不长。我觉得这位师傅没穷到非拣垃圾不可的地步，劝他别拣了，但他就是不听。现在我也不劝了。不但如此，我见了垃圾堆就要多看上一眼。

　　我知道旧社会穷人吃糠咽菜，现在这世界上还有不少人吃不上饭、穿不上衣服。没人喜欢挨饿受冻，谁能说饥饿是生活方式呢。但这只是贫穷的一面，另一面则是，贫穷的生活也有丰富的细节，令人神往。就拿我这位邻居来说，这些细节是我们院里的五六十座垃圾箱。他去访问之前，垃圾都在箱里，去过之后，就全到了外面，别人对此很是讨厌，常有人来门前说他，他答之以暧昧的傻笑。另外，他搜集的纸板不全是从垃圾里拣来的。有些是别人放在楼道里的纸箱，人家还要呢，也被他弄了来。物主追到我们这里来说他，他也傻笑上一通。其实他有钱，但他喜欢拣烂纸，因为这种生活比呆着丰富多彩。罗素先生曾说，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也不知是不是这个意思。回收废旧物资是项利国利民的事业，但这么扒拉着拣恐怕是不对的。拣回来还要往里加水，这肯定是种欺诈行为。我很看不惯，决心要想出一种方法，揭穿这种欺骗。我原是学理科的，马上就想出了一种：用两根金属探针往废纸里一插，用一个摇表测废纸的电阻。如果掺了水，电阻必然要降低，然后就被测了出来。我就这么告诉邻居。他告诉我说，有人这么测来着。但他不怕，搀不了水，就往里面夹砖头。摇表测不出砖头来，就得用Ｘ光机。废品收购站总不能有医院放射科的设备吧我插队时，队里有位四川同学，外号叫波美，但你敢叫他波美他就和你玩命。他父亲有一项光荣的职业：管理大粪场。每天早上，有些收马桶的人把大粪从城里各处运来，送到他那里，他以一毛钱一担的价格收购，再卖给菜农。这些收马桶的人总往粪里掺水，这位大叔憎恶这种行径，像我一样，想出了检验的办法，用波美比重计测大粪的比重。你可能没见过这种仪器：它是一根玻璃浮子，下端盛有铅粒，外面有刻度，放进被测液体，刻度所示为比重。我想他老人家一定做过不少试验，把比重计放进各种各样的屎，才测出了标准大粪的比重。但是这一招一点都不管用：人家先往粪里掺水，再往粪里搀土，掺假的大粪比重一点都不低了。结果是他老人家贻人以笑柄，还连累了这位四川同学。大概你也猜出来了，波美就是波美比重计之简称，这外号暗示他成天泡在大粪里，也难怪他听了要急。话虽如此说，波美和他的外号曾给插友们带来了很多乐趣。

　　如果说贫穷是种生活方式，拣垃圾和挑大粪只是这种方式的契机。生活方式像一个曲折漫长的故事，或者像一座使人迷失的迷宫。很不幸的是，任何一种负面的生活都能产生很多乱七八糟的细节，使它变得蛮有趣的。人就在这种趣味中沉沦下去，从根本上忘记了这种生活需要改进。用文化人类学的观点来看，这些细节加在一起，就叫做“文化”。有人说，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好的，都必须尊重。就我们谈的这个例子来说，我觉得这解释不对。在萧伯纳的《英国佬的另一个岛》里，有一位年轻人这么说他的穷父亲：“一辈子都在弄他的那片土、那只猪，结果自己也变成了一片土、一只猪。”要是一辈子都这么兴冲冲地弄一堆垃圾、一桶屎，最后自己也会变成一堆垃圾、一桶屎。

　　所以，我觉得总要想出些办法，别和垃圾、大粪直接打交道才对。

　　域外杂谈编辑部来信约写《域外随笔》，一时不知从何写起。就像《红楼梦》上说的，咱也不是到国外打过反叛、擒过贼首的，咱不过在外面当了几年穷学生罢了，所以就谈谈在外面的衣食住行吧。

　　初到美国时，看到楼房很高，汽车很多，大街上各种各样的人都有。于是一辈子没想过的问题涌上了心头：咱们出门去，穿点什么好呢？刚到美国那一个月，不管是上课还是见导师，都是盛装前往。过了一段时间，自己也觉得不自然。上课时，那一屋子人个个衣着随便，有穿大裤衩的，有穿Ｔ恤衫的，还有些孩子嫌不够风凉，在汗衫上用剪子开了些口子。其中有个人穿得严肃一点，准是教授。偶尔也有个把比教授还衣着笔挺的，准是日本来的。日本人那种西装革履也是一种风格，但必须和五短身材、近视眼镜配起来才顺眼。咱们要装日本人，第一是一米五的身高装不出来，第二咱们为什么要装他们。所以后来衣着就随便了。

　　在美国，有些场合衣着是不能随便的，比方说校庆和感恩节party。这时候穿民族服装最体面，阿拉伯和非洲国家的男同学宽袍大袖，看了叫人肃然起敬。印度和孟加拉的女同学穿五彩靓丽，个个花枝招展。中国来的女同学身材好的穿上旗袍，也的确好看。男的就不知穿什么好了。这时我想起过去穿过的蓝布制服来，后悔怎么没带几件到美国来。

　　后来牛津大学转来一个印度人，见了这位印度师兄，才知道什么叫做衣着笔挺。他身高有两米左右，总是打个缠头，身着近似中山服的直领制服，不管到哪儿，总是拿了东西，边走边吃，旁若无人。系里的美国女同学都说他很sexy（性感）。有一回上着半节课，忽听身后一声巨响。回头一看，原来是他把个苹果一口咬掉了一半。见到大家都看他，他就举起半个苹果说：May I（可以吗）？看的人倒觉得不好意思了。

　　衣着方面，我也有过成功的经验。有年冬天外面下雪，我怕冷，头上戴了羊剪绒的帽子，身穿军用雨衣式的短大衣，蹬上大皮靴跑出去。路上的人都用敬畏的眼光看我。走到银行，居然有个女士为我推了一下门。到学校时，有个认识的华人教授对我说：Ｍｒ．王，威风凛凛呀。我赶紧找镜子一照，发现自己一半像巴顿将军，一半像哥萨克骑兵。但是后来不敢这么穿了，因为路上有个停车场，看门的老跟我歪缠，要拿他那顶皱巴巴的毛线帽换我的帽子。

　　我这么个大男子汉，居然谈起衣着来了，当然是有原因的。

　　衣着涉及我一件痛心的体验。有一年夏天，手头有些钱，我们两口子就跑到欧洲去玩，从南欧转北欧，转到德国海德堡街头，清晨在一个喷水池边遇到国内来的一个什么团。他乡遇故知，心里挺别扭。那些同志有十几个人，扎成一个堆，右手牢牢抓住自己的皮箱，正在东张西望，身上倒个个是一身新，一看就是发了置装费的，但是很难看。首先，那么一大疙瘩人，都穿一模一样的深棕色西服，这种情形少见。其次，裤子都太肥，裤裆将及膝盖。只有一位翻译小姐没穿那种裤子，但是腿上的袜子又皱皱巴巴，好像得了皮肤病。再说，纳粹早被前苏联红军消灭了，大伙别那么紧张嘛。德国人又是笑人在肚子里笑的那种人，见了咱们，个个面露蒙娜？丽莎式的神秘微笑。我见了气得脑门都疼。

　　其实咱们要不是个个都有极要紧的公干，谁到你这里来受这份洋罪？痛斥了洋鬼子以后，我们也要承认，如今在世界各大城市，都有天南海北来的各种各样的人，其中国内公出的人在其中最为扎眼，和谁都不一样，有一种古怪气质，难描难画。以致在香港满街中国人中，谁都能一眼认出大陆来的表叔。这里当然有衣着的问题，能想个什么办法改变一下就好了。

　　域外杂谈？食到了国外吃过各种各样的东西，其中有些很难吃。中国人假如讲究吃喝的话，出国前在这方面可得有点精神准备。比方说，美国人请客吃烤肉，那肉基本上是红色的。吃完了我老想把舌头吐出来，以为自己是个大灰狼了。至于他们的生菜色拉，只不过是些胡乱扯碎的生菜叶子。文学界的老前辈梁实秋有吃后感如下：这不是喂兔子吗？当然，在一个地方待久了，就会发现哪些东西是能吃的。在美国待了一两年，就知道快餐店里的汉堡包、烤鸡什么的，咱们都能吃。要是美国卖的pizza饼，那就更没问题了。但是离开美国就要傻眼。到欧洲玩时，我在法国买过大米色拉，发现是些醋泡的生米，完全不能下咽。在意大利又买过pizza饼，发现有的太酸，有的太腥，虽然可以吃，味道完全不对。最主要的是ｐｉｚｚａ顶上那些好吃的融化的奶酪全没了，只剩下番茄酱，还多了一种小咸鱼。后来我们去吃中国饭。在剑桥镇外一个中国饭馆买过一份炒饭，那些饭真是掷地有声。后来我给我哥哥写信，说到了那些饭，认为可以装进猎枪去打野鸭子。那种饭馆里招牌虽然是中文，里外却找不到一个中国人。

　　这种事不算新鲜，我在美国住的地方不远处，有一家饭馆叫竹园，老是换主。有一阵子业主是泰国人，缅甸人掌勺，牌子还是竹园，但是炒菜不放油，只放水。在美国我知道这种地方，绝不进去。当然，要说我在欧洲会饿死，当然是不对的。后来我买了些论斤卖的烤肉，用啤酒往下送，成天醉醺醺的。等到从欧洲回到美国时，已经瘦了不少，嘴角还老是火辣辣的，看来是缺少维生素。咱们中国人到什么地方去，背包里几包方便面都必不可少。有个朋友告诉我说，假如没有方便面，他就饿死在从北京开往莫斯科的火车上了。

　　据我所知，孔夫子要是现在出国，一定会饿死，他老人家割不正不食，但是美国人烤肉时是不割的，要割在桌上割。而那些餐刀轻飘飘的，用它们想割正不大可能。他老人家吃饭要有好酱佐餐。我待的地方有个叫北京楼的中国菜馆，卖北京烤鸭。你知道人家用什么酱抹烤鸭吗？草莓酱。他们还用春卷蘸苹果酱吃。就是这种莫名其妙的吃法，老外们还说好吃死了。

　　孔夫子他老人家要想出国，假如不带厨子的话，一定要学会吃ketchup，这是美国人所能做出的最好的酱了。这种番茄酱是抹汉堡包的，盛在小塑料袋里。麦当劳店里多得很，而且不要钱。每回我去吃饭，准要顺手抓一大把，回来抹别的东西吃。他老人家还要学会割不正就食，这是因为美式菜刀没有钢火（可能是怕割着人），切起肉来总是歪歪扭扭。

　　假如咱们中国人不是要求一定把食物切得很碎，弄得很熟，并且味道调得很正的话，那就哪儿都能去了。除此之外，还能长得肥头大耳，虎背熊腰。当然，到了那种鸡翅膀比大白菜便宜的地方，谁身上都会长点肉。我在那边也有九十公斤，但是这还差得远。马路上总有些黑哥们，不论春夏秋冬，只穿小背心儿，在那里表演肌肉。见了他们你最好相信那是些爱好体育的好人，不然就只好绕道走了。

　　假如你以为这种生肉生菜只适于年轻人，并非敬老之道，那就错了。我邻居有个老头子，是画广告牌的，胡子漆黑漆黑，穿着瘦腿裤子跑来跑去，见了漂亮姑娘还要献点小殷勤。后来他告诉我，他七十岁了。我班上还有位七十五岁的美国老太太，活跃极了，到处能看见她。有一回去看校合唱团排练，她站在台上第一排中间。不过那一天她是捂着嘴退下台来的，原来是引吭高歌时，把假牙唱出了嘴，被台下第三排的人拣到了。不管怎么说吧，美国老人精神真好，我爸我妈可比不上。

　　假如你说，烹调术不能决定一切，吃的到底是什么也有很大关系，这我倒能够同意。除此之外，生命还在于运动。回国前有半年时间，我狠狠地练了练。顶着大太阳去跑步，到公园里做俯卧撑。所以等回国时，混在那些短期（长期的不大有回去的）考察、培训的首长和老师中间，就显得又黑又壮。结果是，过海关时人家让我等着，让别人先过。除此之外还搡了我一把，说出国劳务的一点规矩也没有。当时我臊得很。现在我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躲风躲太阳地养了三年多，才算有点知识分子的模样了。

　　域外杂谈？住都是住在房子里，这是不易之理。是什么样的人就会住什么房子，恐怕有的人就体会不这么深了，这是因为房子是人造的，又是人住的。在美国，有些人住在apartment里面，有些人住在house里面，这两种东西很不一样。apartmeng是城里的公寓楼，和咱们的单元楼有点像。所不同的是楼道里铺了红地毯，门厅里坐了位管理员。再体面一点的楼，比方说，纽约城里五大道（fifth avenue）的公寓楼，门前就会有位体面的老先生，穿着红制服给客人拉车门。这样的地方我没去过，因为不认识里面的人。从车子来看，肯定是些大款。再有就是门前有网球场，楼顶上有游泳池。不过这也说明不了什么，只说明有钱，盖房子的花了钱，住房子的更有钱。钱这种东西，我们将来会有的，我对此很有信心。再有就是阳台上没有堆那些破烂，破木头、破纸板、破烟囱等等，这说明什么我也不知道。有一次一位认识的法国姑娘指着北京阳台上那些伤风败俗的说道：北京也是座大城市，这些楼盖得也不坏，住在这里的人应该很有体面。怎么这些房子弄得像贫民窟一样？我没接她的茬。 说到了apartment，我就想起了巴黎市中心的楼房。那里面不一定是公寓房子，但是看上去有点像公寓楼房。灰白色的石块砌的，铅皮顶，镂花的铁窗栏，前面是石块铺的街道。到底好在哪里说不出来，但是确实好看。据此你就可以说，巴黎是一座古城，是无与伦比的花都。北京原来也是一座无与伦比的古都，它的魅力在于城墙。在美国遇到了一位老传教士，他在中国住了很多年，一见我就问起北京的城墙。我告诉他已经拆了，他就露出一种不想活了的模样。至于ｈｏｕｓｅ，那是在郊区或者乡下的一座房子，或者是单层，或者是两层，里面住了一家人，house这个词，就有家的意思。但是没有院墙。我向你保证，假设门前绿草成茵，屋后又有几棵大树，院墙那种东西就是十足讨厌。不但妨碍别人看你的花草，也妨碍自己看风景。几摊烂泥，几只猪崽子，当然不成立为风景，还是眼不见为净。不过我没在外国的ｈｏｕｓｅ附近见过烂泥和猪崽子。当然，这些东西哪里都会有，但是欧美人不乐意它在家附近出现。假如我对这类事态理解得对的话，ｈｏｕｓｅ这个词，应该译为家园，除了房子，还有一片开放的环境。会盖深宅大院的，不过是些有钱的村牛罢了。 美国的house必有一片草坪，大可以有几百亩，小可以到几平方米。不过大有大的坏处，因为草坪必须要剪；邻居有个家伙实在懒得弄，就用碎树皮把它盖起来，在上面种几棵罗汉松。这样看上去也不坏，有点森林气氛。绝对没人把草拔光了，把光光的地皮露出来，叫它下雨时流泥汤子。谁要动土盖房子，就要先运来卵石把挖开的地面盖上。这是因为边上有别人的house。有的人的house有池塘，还有的人有自己大片的湖，湖水舀上来不用消毒就可以喝，不过这些就越扯越远。美国也有的地方地皮紧张，把房子盖在山上，但是不动山上的树，也不动山上的草，把房子栽到山上。然后山还是那座山，树还是那些树，属人、鸟、兽共有，不像咱们这里把什么都扒得乱糟糟，像个乱葬场。这样的事和贫富没什么大关系，主要是看你喜欢住在什么地方。顺便说一句，在美国大多数地方，小松鼠爬到窗台上是常有的事。但是在热爱家园方面，美国佬又何足道哉。欧洲人把家弄得更像样。

　　世界上最好的ｈｏｕｓｅ是在奥地利的萨尔兹堡附近的山区，房龙就是这么说的。我认为他说的有道理。造起这些房子的不是什么富人，不过是些山区的农民罢了。我去看时，见到那房子造在枫树林里。但是有关这些房子的事不能细讲，一讲我就心里痒痒，想到奥地利去连树林带房子都抢回国来。只能讲这样的一件事：我在林子边上见到一条通到农民家的小路，路上铺了一种发泡的碎石头，一尘不染。那条路铺石板或铺别的东西就农民家的小路，路上铺了一种发泡的碎石头，一尘不染。那条路铺石板或铺别的东西就没那么好看了。不过我以为荷兰的牧场，风车、沟渠、运河等等，也是一片美丽的家园，不在奥地利之下。德国的海德堡在内卡河畔，河上有座极美丽的桥。有个洋诗人写道，老桥啊，你多次承载了我！再接下去就说他要死在桥上。剑桥镇边有个拜伦塘，虽然只是慕家巴的一个小池塘，但是连棵草都没有少。到处绿草茵茵，到处古树森森，人到了这种地方，就感到住在这里的人对这片环境的爱心，不敢乱扔易拉罐。而生在这里的人也会爱护这里的一草一木，挖动一片泥，移动一块石头都会慎重。人不爱自己的家就无以为人，而家可不只是房门里那一点地方。

　　域外杂谈？行我们（我和我太太）在美国做学生时，有一年到欧洲去旅行，这需要订美国到欧洲的来回票，还要订欧洲的火车票。这件事说起来复杂，办起来却非常简单。我们俩到学校办的旅行社去，说明了我们的要求，有一位小姐拿起电话听筒来说，你们是要最便宜的票，对吧。然后就拨了几个电话，一切都订妥了。去时乘科威特航空公司的飞机，回来时到比利时乘美国的“人民快航”，在欧洲用欧洲铁路通票。我们只消在约定的时间，前往美国和欧洲的几个旅行机构，就可以取到一切需要的票证，完成经过十几个国家，历时一个月的旅行。这种订票的方式还是最麻烦的，假如我们有信用卡，就可以不去学校的旅行社，在家里打几个电话把一切票订好。这是六七年前的事，现在大概还是这样的吧。

　　我太太最近到非洲去开了一个国际会议，具体开的什么会，去了哪个国家，在这里就不说了。会议的议题很重要，参加会议的也是高水平的学者和活动家，从这个意义上说，会议的质量很高。但要说会议的组织，恐怕就不能这样评价。她认为自己做了一次艰巨的旅行，我也同意这种看法。首先，前往开会的地点就很不容易。这是因为来回机票都是会议组委会给订，对方来了一个电传，告知航班的日期、换机地点等等，却没告诉是什么航空公司。给非洲的组委会打电话，却怎么也打不通。于是她就跑遍了全北京一切航空公司去打听是否有这么一张票，当然重点怀疑对象是非洲的航空公司，但是没有打听到。然后她又给非洲的组委会打电话和电传，还是打不通。从这种情形来看，她后来能够出席那个会议，纯属偶然。

　　等到她从非洲回来之后，告诉我当地的电话的情形是这样：当地是有电话的，比方说，她们开会的会场在一所大学，就有唯一的一部电话在门房里。假如有人给会议代表打电话，在理论上就会有一个人从门房出来，跑到宿舍，找到代表的房间叫她去接电话，这个过程大约需要一小时，与此同时，对方手拿听筒在等待。假如是越洋电话的话，电话费就要达到天文数字。但是门房里根本就没人专管听电话，所以这种事不会发生。而从非洲发出的电传看起来就如一群蚊子在天上形成的图案一样，很不容易看明白，可以想象传到那里的电传也是这样的。这就使别人几乎无法和他们联系。这样有好处，也有不好处。好处是你不会在凌晨五点被叫起来听一个由你付款的电话，这是一位去度假的同学打来的，他忘了交论文或者交学费，总之，你得替他跑一趟；坏处是外面的人没法和他们做生意。我太太说，那地方虽然是一个国家的首都，却没有什么工商业，好像一个大集市。我想这不足为怪。

　　那张机票的事是这样的：组委会是给我太太订了票，但却和别人订在了一起，并且用了别人的名字，所以怎么查也查不出。

　　考虑到中国有十几亿人口这一现实，我太太最后找到了这张票并且去了非洲，实属奇迹。但是因为票来得太晚，种的疫苗还没生效，所以是冒着生霍乱和黄热病的危险去的。到了当地，一面开会，一面为回程机票而奔忙。会议的工作人员是一些和蔼可亲的非洲大婶，不管你问到谁，都告诉你应该去找另外一个谁。

　　机场的工作人员则永远说，你明天再来吧，问题肯定能解决。所有这些大叔大婶，工作都很辛苦，热汗直流。那些来自亚非拉的代表们，个个也是热汗直流。我不知最后她是怎么回来的，她自己也不知道。作为一个学者和作者，各种各样的经历都对她有益，所以有必要的话，她还会去那个国家。但假如是一位视时间为金钱的商人，恐怕就不会得到这样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