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再见，原配的世界(5)

　　炊烟的升起、茅舍的诞生，孕育了人燕厮磨的俗习，如今却闭门谢客，这算不算背信弃义和严重毁约呢？

　　是人类不忠，还是人在背叛自己？背叛自己的童年和发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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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最近一次邂逅，是初春的郊野，稀稀拉拉，像几粒黑柳叶，随电线一起飘忽……在我眼里，那影子是忧伤、茫然的，是失魂落魄的。

　　世界究竟怎么了？

　　它不会懂。它所能做的，只有修改自己。

　　它要修纂上万年的家族遗传，改变栖息习性，学会风餐露宿……并用千百年的光阴去调教子嗣，将骨子里与人为邻的基因一点点剔除、涤净，恢复远古的流浪，恢复它在猿祖裹树叶、住山洞那会儿的天性。

　　呜哉，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燕士俱欢颜。

　　11、女织

　　去雁声遥人语绝，谁家素机织新雪。

　　——（唐）施肩吾《秋夜山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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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人的生活图景，一语概之：女织男耕。

　　“夫是田中郎，妾是田中女。当年嫁得君，为君秉机杼。”（孟郊《织妇辞》）

　　田夫蚕妾、牛郎织女，乃最典型的人生单元，亦是最完美的衣食组合与温饱设计，堪称天意。

　　“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妇不织或受之寒。”

　　华夏先民的栖息史，五千年的村野炊烟，就这么飘飘袅袅，在“锄禾日当午”的挥汗和“唧唧复唧唧”的织声中，走到了20世纪。

　　恐怕谁也没想到，突然，它像滴空了水的漏钟，停了。

　　这个朴素的生活方程、貌似永恒的家务公式，逻辑解散了，使命结束了。

　　城市，彻底步入男不耕女不织的“大脱产”时代。乡村，耕虽依旧，织却消匿。这是技术飞跃和社会分工之果，无可非议。

　　我想说说“女织”，从人生美学的角度。

　　对“女织”的蒸发，我略感惋惜。我指的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她，我看重的是“织”的情感内容和性别审美。抛开古织，说个我们熟悉的情景吧——

　　当一位女性在为恋人、丈夫、孩子织一件毛衣、围巾或袜子时，她用手指和棒针、用密密麻麻的经纬和几个月聚精会神——所完成的仅仅是一个物吗？

　　当然不，这更像一场无声的抒情。她用温婉和柔韧，用细腻和漫长，用遐想和劳累，实现了一桩女性独有的心愿。每一针、每一环，都是一记笔画、一个字母，她把所有心思都织了进去，融入这件最贴身的东西里去了。

　　这比花要美，比甜言蜜语动听，比珠宝首饰贵重。

　　为此，她的手可能会磨茧，但她不在乎，心里甜。

　　我记得年少时，中国女人的怀里都有一团毛线，须臾不离，像抱着婴儿。即便在我青春时，这个情景仍随处可见。那会儿，机器造羊毛衫已铺天盖地，但她们仍不放弃这事业，当时杂志也纷纷开辟“针织”版，印象中《八小时之外》《黄金时代》等，每期都有大量插页和彩图。

　　那是个不嫌“慢”的时代。

　　那是个用手工抒情的时代。

　　那个时代的女人，都会留下一枚标志：食指和中指的上部略显糙厚。

　　她们是美丽聪慧的女人，多情而勤奋的女人，懂得“织”的元素和成分，懂得“亲手”的含义，懂得用“繁琐”“辛苦”构造一件贴身之物意味着什么。她们享受这个过程，感动别人，也感动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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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数时候，“男耕女织”一词，让我想起的并非劳动分工，而是“相濡以沫”“其乐融融”“夫唱妇随”“琴瑟相伴”之类的温暖与忠诚……我被一股天然的伴侣之美所熏染、所感动。

　　一梭一缕一寸痴，丝丝编就阳春意。如果说，上天派给男性的差事是果腹，那女人的角色则是暖身。除了生育，“织”即成了古代女子最大的事业。乃社会事业、生计事业，亦是婚姻事业、情感事业。

　　织的背后，你总隐约看到那个字：情。

　　无论春染梢头的豆蔻、贤妻良母的人妇，还是离愁黯景的痴妾、发婚姻牢骚的怨女，手中都有一情感道具：飞梭、织机或绣针。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

　　“调梭辍寒夜，鸣机罢秋日。良人在万里，谁与共成匹。”

　　而在《孔雀东南飞》中，有一段自白：“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这是一个普通少女的成长简历和才艺档案。蚕、织、裁、缝、绣乃天下女子的技能必修课，即便家境优渥，凤娇名媛，顶多免去蚕纺之苦，绣针之灵则不可少。换言之，即削弱体力劳动，深化脑力劳动。

　　我不以为此乃封建糟粕或性别压迫，我觉得这是人生美学，乃女性的主动选择和天赋所赐，乃女性灵魂之闪光。

　　织的衣、纳的袜、绣的巾，可浸的是情、是意、是对生活的憧憬和幸福感。密密麻麻的线脚、纤巧灵盈的游走，织就的是女子的美和美德。

　　所以，以织品传情递意，作媒介和信物，即成了女子专利，成了流传几千年的红颜技巧。直至80年代末，我在乡下还遇见过那种瑰丽的手绣鞋垫，按说，鞋垫这种深藏不露的东西，即使满载鸳鸯牡丹，又有何用呢？

　　当然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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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觉得，女子一生总该织点什么，否则有遗憾。

　　不为别的，就因她是妻子、是母亲，一个男人、一个孩子，身上若无一件由家中女性亲手完成的衣物，至少逊了一份温馨。对敏感的体质来说，灵魂会觉微凉罢。

　　过去常用一词夸赞女子：心灵手巧。

　　现代女性心灵绰余，手却未必巧了。

　　逢搬家或整理橱柜，总会翻出几件旧时的毛衣，皆母亲所为。每次太太都赞叹：织得真好，像工艺品！虽穿的机会少，可总舍不得扔。我知道，这些东西再难复制了。母亲很聪明，儿时总变着花样给我们兄弟添毛衣，每年的流行款和图案，只要大街上有，她瞅几眼就会了。

　　母亲这辈子织了多少件衣物？数不清，至少几百件吧。

　　母亲年龄大了，眼花了，织得便少了。几年前，春节回家，母亲说，这是她最后一件毛线活了，留给孙子们。第二年春节，母亲却还在织，她说再织几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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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母织的故事，曾让我泪流满面。也是我作此文的动力之一。

　　这是2006年一则新闻：《骨癌妈妈临终为儿子织好25岁前所有毛裤》。

　　吉林白山一位家境贫寒、以烙煎饼为生的母亲，得知自己患绝症后，15个月里与死神赛跑，终于为9岁的儿子织完了25岁前需要的所有毛裤。

　　看着那幅照片，一个小小的孩子守着遗像，床上一排排长短不一的毛裤，我流泪了。

　　也许，这位母亲想的是，等儿子25岁时，就能穿上另一个女人织的衣物了罢？

　　12、丢失的脚步

　　这样的城市非常乏味，它显示的是技术能量，没有灵魂。

　　——皮埃尔·卡蓝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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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街上的晨跑者，那些蹦蹦跳跳上学的孩子，哪儿去了呢？

　　那些笑逐颜开、边走边聊的早班人，那些黄昏时的遛弯族，那些按时回家的自行车铃响……那些用脚步生活的人，怎么都不见了呢？

　　小，即美好。这是30年前经济学家舒马赫的一册书名。我越来越支持这句话。

　　大，正让城市削掉双足，脚步日渐枯萎。我们腿脚的使用率已低于人体其他部位，它甚至很少被放置到地面上——我说的不是地板。“有足而不用，与无足等耳。”一个天天乘车踏板、周旋于电梯者，与轮椅上的人差不多。

　　街头，叮叮当当的钉鞋掌声消失了。

　　我们不再有磨坏的鞋子。我甚至想收藏一架那种补鞋机，它快成古董了吧？就像乡下的磨盘和犁具。

　　点与点之间的遥远，让我们望而却步，不得不折叠起双足，换之以轮胎和轨道。

　　现代人的日常身份，不再是“行人”，而是“乘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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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城，已套上了第六个大呼啦圈，且环距越来越大。

　　没人再敢把城市当棋枰、视自己为棋子了。城市的态势只能用涟漪来形容，且是巨石“扑通”激起的那种。面对急剧的放扩，没人敢吹嘘熟悉每一条波纹了，连的士司机都像片警那样，专挑熟悉的“片”跑。每逢赶急，我从不敢搭私车去机场，看错一个路标，前程就毁了。

　　“大”编织的迷宫、复杂和诡秘，无端制造的浪费与周折，让一切“准时”的承诺都变得可疑、艰巨，近乎说谎。

　　由于太大，任何人都只能消费极小一部分，无法从整体上参与它、拥有它。

　　这是一盘谁也下不完的棋。人只能在上面流浪，胡乱移动。某种意义上，已无真正的“北京人”“上海人”“广州人”。无边无际、日夜更新的城市，所有人都变成了它的陌生客，几月不出门，即陷入“异地”的恍惚和迷失。

　　记得购房时，关于地点，我有个愿望：能一句话说清我究竟住哪，并让朋友凭这句话找到我。后发现，这想法太腐败了！除非你住在天下皆知的某个地标旁，以正常购买力，这简直痴人说梦。我曾给一个土著朋友发短信，说明来我家的驾车路线，尽管言简意赅，还是耗了五十多字。

　　据说，法国学者皮埃尔·卡蓝默访问了几座中国城市后，感叹：“它们太大了，每一次进入我都忍不住发抖。”

　　在无界的大面前，脚力是渺小的，所有的腿都会恐惧、自卑、抽搐。

　　由于“脚”和“历程”之间的逻辑弛散了，“人生脚步”一词，正丧失其象征性。城市无法用脚来丈量，人生也不再用脚来记录。我的办公室同事，人均每日乘车三小时，那是一种天天出差的感觉。一家伙恶狠狠道：“天天仨小时！他妈的，练书法我早成了大师，下围棋我早晋了八段……”

　　是的，我们最有效的生命时间，虚掷在了路上。

　　而且，这是纯物理、纯机械的“赶路”，绝无精神活动和审美可能：堵、挤、抢、搡、刮擦、焦灼、噪音、污染……整个一皱眉和骂娘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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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深以为——

　　美好的地方一定是养脚的地方。诗意的城市应该是漫步的城市。

　　我对“散步”一词有着本能偏爱，多年前逛书店，一眼瞅见封皮上有“散步”的两册：宗白华《美学散步》，卢梭《一个孤独散步者的遐想》。二话不说捧回家，果然好书，极好的书。

　　我热爱散步的人生，信任散步的产物。好的灵感、音符、情愫，就像蚂蚱藏在你的途中，会突然于草丛中跃出。

　　什么情况下，漫步会成为城市的主题？人会心甘情愿地安步当车呢？

　　除城不能太大、任意两点间不能太远，还有两条：

　　一、沿途空间应有舒适性和愉悦感，有魅力，不乏味；

　　二、人的生活节奏相对舒缓，不焦灼，不拼急。

　　后者属时代心境，最难化解，不多赘，只说空间。

　　一个城市是否对脚友好，是否对漫步发出了真挚邀请，看人行道即一目了然。人行道在道路系统中的地位，直接反映出对脚的态度。而普遍现状是：人行道的待遇太差了，较之宽阔的车道，它要么被忽略不计，要么被严重冷落和边缘化，甚至被侮辱。不仅人行道受车道欺负，行人在车辆前也被迫礼让、退避、服从。

　　在一座美好之城里，道路系统应在细节上处处体现对行人的体恤，人行道应享有特殊的荣誉和尊严。

　　那天，我要到马路对面去，一个外地来的朋友正拼命挥手，可附近既无天桥亦无路口，我想了半天，也不知如何跨越几十米天堑，最后招了辆车，到一桥底再绕回来，跋涉了几公里，才和朋友握上手，真可谓咫尺天涯。

　　丹尼贝尔说：城市不仅是一个地方，更是一种心理状态，一种生活方式的象征。

　　选择一座城市，就是投奔一种生活。

　　规划一座城市，就是设计一种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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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上笠翁”李渔最懂得“步”和“行”的关系。《闲情偶寄》里有一篇专门论行，他对沉湎车马者的建议是——

　　“使乘车策马之人，能以步趋为乐，或经山水之胜，或逢花柳之妍，或遇戴笠之贫交，或见负薪之高士，欣然止驭，徒步为欢，有时安车而待步，有时安步以当车。”

　　他的时代全是木牛流马的环保车，故只从美学上衡量废足的损失，若换了现在，无马可策、无辔可驭，唯有屁股冒烟的汽车，这位绿色享乐者恐该气急败坏了。

　　虽发掘出很多足乐，但显然，他对沿途空间企求太高：山水之胜，花柳之妍，负薪之高士……也就是说，行步之趣须魅力风物相伴，须有好玩的故事和兴奋点。心旷神怡，方举目皆景，否则即纯粹累足之苦。

　　柳永有过一篇《望海潮》，写宋朝杭州市景：“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

　　读罢，我真有股冲动，恨不得即刻动身，奔赴那座伟大的城池。

　　那样的户外，你想不挪步都难，会觉得呆屋里是犯罪，走得太急也是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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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否认，长安街乃京城最伟大的街。我曾尝试在这条伟大的街上散步，发现唯深夜可忍，白天只适于车，不适于行。它空阔嘈杂，油味呛鼻，让人心烦意乱不说，且树稀荫小，不便停驻和小憩；虽建筑林立，但万象实为一景，枯燥无味，缺乏细节。而且，其笔直和宽幅也决定了它只适于游行和阅兵，不支持个体散漫和自由。

　　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雅各布斯说出了一重要观点：城市要饱满，要丰富，须保证“大多数街段要短，也就是说，在街上很容易拐弯”。

　　在北京，真正对漫步发出邀请的是胡同。其一砖一木都有体温，元素鲜活，细节密集，最具酵母气息和微生物色彩，所遇之人也有趣……重要的是，你能与它对话，一副门礅、春联，一棵槐树和一窝喜鹊，一丛墙头草或一只流浪猫，都是一个有趣的信息体。而长安街，你就没法交流，它根本不打算和你平等。那些威风凛凛的建筑体，阴郁僵冷，拒绝握手，拒绝攀谈，只接受瞻仰、服从。

　　琉璃厂、大栅栏，本为京城最活跃的市井，但整饬葺新后，野性和生趣没了，故事与传奇没了，民间性和平易感没了，店主与顾客的多样性也没了……总之，有意思的人和事都没了，甚至比不上潘家园和报国寺的地摊，后者更有张力和弹性，更有潜伏的江湖能量。偶尔，我也会串串琉璃厂，但权当凭吊了，脑子里装的满是王世襄、张中行笔下的旧影，画饼充饥罢了。

　　胡同街区的枯萎、市井活性的夭折、“步行街”的出世，皆意味着漫步文化渐行渐远。

　　当走路成为一件乏味的体力活，兴致即衰了。人行道的物理性能再好，也只能满足运动一下筋骨，寂寞而出，索然而归。在广州、厦门和泉州的老城，我邂逅一些残破的旧骑楼，它们身处繁华，临街倚铺，探出一溜檐廊来，衔连几百米，可遮风蔽雨挡晒。据说该设计曾风靡于南洋，和古廊桥相似，它处处体现对行人的召唤与体贴，可谓关怀备至，非常温馨。

　　北方的林荫道、风雨亭，南方的骑楼、廊桥，都是漫步文化的产物。

　　或许车马稀少之故，祖先在建筑上极其呵护行人和散客。现代场馆则相反，重车辆重利润，停车位、停车场，设施服务皆一流，但一个过路人休想从建筑中得到任何免费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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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要提一下自行车。

　　在我眼里，这是一种伟大而可爱的发明。它是马匹被取消后、人类脚力获得的最大补偿和抚慰，也是我能接受城市适度放大的原因。仔细看，你会发现自行车很有美感，它转化人的能量，像一双有魔力的鞋子，且清洁可亲，不像汽车那样冷血和暴躁。我宁愿把它视为原始“脚步”的升级版和时尚版，它与人体组合出了一种新的“脚步”。

　　事实上，自行车所受的冷遇和奚落，与行走相差无几。

　　当一个城市开始歧视起脚和自行车来，它已毫无美感。

　　当一个城市无法用脚和自行车来丈量，它已失去道德。

　　“这样的城市非常乏味，它显示的是技术能量，没有灵魂。”皮埃尔·卡蓝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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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双足一块有力量的落点吧。

　　脚，是要用来走路的。否则，从肉体到精神皆有“失足”感。

　　那年，崔永元拉一帮人去搞“新长征”，红旗飘飘，走了趟物非人非的老路。我所在的央视栏目做了期纪录片，讲这群好事者如何折磨自己，如何痛并快乐着。我还发明了个词：“精神足疗”。在我看来，小崔的红旗实为幌子，不过是一帮废足已久、萎靡不振的现代人——做了次“足底按摩”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