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亏年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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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夏抢收与冬末春节，一年两次，村民得以饱餐。呜呼！我至今不再尝到那来自泥土的鲜美：新割的稻米、池里的活鱼、才从菜园割取的菜蔬——洗过，碧青，热锅水沸，炉膛山柴爆响，烈焰熊熊——还有，清晨宰杀的猪！那猪，没命嘶叫，我亲眼瞧着几条壮汉怎样拦截，怎样对准喉头一刀刺入、退出，鲜血如注。当全猪被滚水冲刷过，昂然倒挂，庖丁解牛也便如此吧：屠夫，一位沉默的中年人，温柔体贴，只轻轻一刀，缓缓顺下来，晶莹热烫的心、肝、腰、肠，蒙着如炊烟般青蓝的透明的膜，成堆坠落。当着围观的男女老少，屠夫于是一刀一刀分解、取出，秤和案板，就在边上。我至今记得那位分肉的老汉，简直勃鲁盖尔画中的角色，当他咧开溃烂的大嘴，像是盛怒咆哮，也像大笑。他四顾众人，并不看着案板，一刀切下去，四两、半斤，从不出错。昔年他是彪悍的土匪，当村人谈起土匪，莫不神旺。临村另一位壮汉的父亲，小地主，红军撤走，他成了寻仇的人。村民在七十年代仍然啧啧惊叹他的体魄和技巧：怎样喝退左右，徒手杀猪，徒手杀人，那办法，是握紧仇家的双腿，高高拎起，使对方倒悬的脑袋对准山石，频频顿挫，连连撞击，直到死。
他的儿子三十多岁了，没人愿意嫁给他，因他的父亲是被枪毙的反革命。他常在山腰发呆，女人走过他便解开裤裆，远远笑着，笑意粗野而妩媚，活像周润发。
在七十年代的幸福记忆中，我看见自己混入上海小菜场排队行列，春节前夕，彻夜守候。天没亮，每个菜场布满黑压压骚动嘈杂的市民，曙色初露，人声鼎沸。排队！那是六七十年代的终年记忆。春节前知青大抵回城，无业，无事，我在队伍中享受无比的温馨，傍晚菜市加班销售，拉出电线，点亮灯，尤其动人。我愿几小时排队，寻看路过的漂亮女孩，欣然绝望，默认自己是户口迁出上海的人。
一年一度，家家户户会在春节领到特许的食品票证，人群盯着菜场案板冰冻的整猪、鸡鸭、黄鱼、乌贼……开秤了，队伍纠结形同暴动：鸡鸭总有大小，每户一份，没选择，凶悍的男女奋勇抢夺，声嘶力竭：“我操你的老娘啊、操你阿妹！”同一句咒骂，强者声色俱厉，失败者叫来是悠扬婉转，仿佛哭丧……花生、蜜饯、瓜子、黄澄澄的豆芽，件件是一年分配一次，我记得豆芽每人半斤，四分钱。自领到票证，家人无数次从抽屉深处取出，清点，商量，然后深藏，当轮到付钱的一刻，四分钱票据被一把撕去——再等明年。
食品以不可思议的方式被暗中买卖。人民不远千里万里捎带腊肉、咸鱼、菜干、糖果和各种土产，火车上，被绑缚的公鸡忽然在人堆里啼叫司晨……我转去江苏插队后，每次回沪背几十斤大米，因江苏不限制糙米大米的购粮比例，而上海限制。到七十年代，城市居民常年使用食品副食品票证已历二十年，亲友赠送粮油票，等于钞票——顺便一说，除了特权阶层，七十年代全中国没有富人。有限的工薪差异不是如今的贫富差别：六十年代末“文革”事起，全国资本家除了招致迫害的阶级标签，家产资产一律被没收冻结了。
亿万农民无票无证，口粮仍被严格限定。虽然史书记载历朝历代的灾荒饥馑，口粮限制仍是千年未有的记忆。我每月口粮二十九斤，当被省出版社借去画政治宣传画，必须暂借粮票，然后择时坐长途车一整天回县城，再翻山越岭走到本村，以稻谷称满数月的口粮。粮库的大锁被锒铛打开，我记得会计的手与秤砣怎样颤抖，记得村里派送的挑夫，我跟在后面，到得公社，眼看那份谷子流泄无声，没入公社粮站的巨大谷堆。挑夫的酬劳是一块钱，农民难见现钞，欢喜接过，浑身大汗陪我到粮管所转换粮票，清点后仔细端详，递给我。我给他叫一斤米饭、一盘猪血、一碗菠菜猪肝汤——顷刻尽净。
1975年当我流窜到苏北二度插队，再次面对当地村官的无奈：他们在田里商量，争吵，拖延，用力吐唾，每个脚趾缝涌出江北松软的泥，走上田埂，不看我，狠狠喝令会计批发口粮。我又被领到粮库，出来时，村民老小站成一圈，瞧着这个据说是知青的外地人，分食全村的口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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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老家早已拆毁。如今要拍摄石库门弄堂的最后影像，须得撞见临近街区的断墙残壁。我穿行其间，有时一惊，依稀认出这是哪位老同学在七十年代的家。
每间陋室人去楼空，屋顶掀开，一地烂家当。这非人的居所并非命该被毁，只因万千私房从五十年代被充公、被改制，承受几代不具产权的住户，繁衍、膨胀、溃烂，丧尽尊严。我在瓦砾堆中几次踩到屋主的家庭照片，污损蒙尘，凝着微光：黑白照片大致摄于五十到七十年代，民国的爹妈和解放后出生的孩子依偎着，红领巾、红宝书，幸福而愚昧；彩色照片始于八十年代，同一家人，大的大了，老的老了，口红、烫发，廉价的西装与时装，更其愚昧而幸福。三五上年纪的人在废墟间踯躅，显然是老住户，看去与我同龄，那么七十年代正当年轻，就近上学玩耍，及长，务工务农，八十年代成家立业，直到拆迁。平庸的悲剧悲喜莫辨，被驱逐的补偿是他们远在郊外的新公寓。三十多年前当我们爬上屋顶伫立风中，猖狂而茫然，谁曾想连绵弄堂万瓦鳞次，有一天会成废墟，更不曾想老来有住进公寓的命——煤气、冰箱、彩电、冷热水、抽水马桶，七十年代的民居完全没有这些，因为没有，事事理所当然：洗刷年夜饭后的油腻锅碗，用冰凉的水；冬日清晨抖瑟瑟升燃煤球炉，看炉火逐渐变蓝；挨家挨户的马桶等候粪车时，娘姨们和车夫打情骂俏……很久很久没用双手自己洗衣，一件件穿过竹杆，晾出去。移居纽约的母亲至今不肯放弃手洗的积习，只不必与邻里等候同一个水槽。
前现代生活并非地狱，时或简直天堂。没电视，但五十年代全国的小朋友从无线电聆听慈蔼的孙敬修老爷爷（七十年代他消失了）；贫家没有收音机，但隔壁弄堂的板车夫大叔常在家门口给大家讲桃园三结义，声若洪钟（七十年代谁敢当众讲古）。今日街巷不再有望之无边的乘凉人群，人人裎膀露腿，无耻而坦然。不过革命少女当街熟睡，深宵时分被人剪开亵裤的遭遇，时有所闻，肇事者的下场当然是逮捕枪毙。
“文革”初，芸芸弄堂一夜间沦为惨剧的舞台：这里那里的人家，门窗洞开，昼夜抄家，邻里屏息谛听：呵斥、咆哮、嚎哭、抗辩，沉重的家当连续扔出窗外，砰然碎裂，殴打的声响惊心动魄。几乎每天听闻谁家有人失踪或自杀：上吊、割腕、开煤气……有位老太太居然攀上屋顶，爬着，寻到羞辱她的那一户顶层，跳下去。活着的罪人低头走过，身首凝着他人的唾沫。我眼看对门那位穿旗袍的母亲当众发疯，声若游丝，缓缓移步，缓缓煽动展开的双臂，一脸令人惊怵的狂喜。
是的。只要看见残存的七十年代民居，我知道每个门洞后有过什么故事。记忆是该统统捣毁，如今京沪的神奇，是除了触目的伧俗繁华，看过去从未发生任何事情。
历史在原来作痛的无数地点消失了。但我心里时常望见七十年代的上海夜晚，掌灯时分，熄灭希望的家家户户被十五或二十支光灯泡照亮，团坐吃饭，温馨而凄凉。六十年代末的暴乱已告缓和，七十年代仿佛一张被轮番痛打的脸，宁静了，渐有活色。公园店铺熙熙攘攘，爱俏的男女偷偷裁剪衣装，电影院停业多年后开始放映几部革命电影，阁楼或天井传出小提琴声，不事声张的体育比赛恢复了，乒乓球原本流行，忽然时髦——1971年林彪事变前后的莫大事变，是基辛格、尼克松相继访华，美帝国主义长驱直入。我小学所在的茂名北路直通锦江饭店，《上海公报》即在那里签署，沿途所有住户因此招致严厉监管，包括晾晒的衣裤一律不得移出窗外。外宾被指定经过的街市一时货品充盈，春节才供应的全猪全鸡密匝匝堆出来，通体冰霜，只给看，不卖，美国人一走，当夜撤回——多年后我读到美国人的七十年代回忆，他们居然十分清楚当年来华观瞻的种种奥秘，就像今岁京城奥运会的全套应对也被万恶的西洋人看在眼里，只是琳琅道具可比那时阔气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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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监管，如今的招数与七十年代相比，各有胜擅。父亲，戴帽右派，“文革”十年每年春节不许出门，于是大年初一将自行车扛到楼上，拆一地，细细擦拭——五类分子总算废除了，现在被各地官员层层扣押者是前仆后继的上访人员，再就是管不胜管的盲流人口，数千万。前几年坐火车北上，尾端两节车厢挤挤挨挨坐满民工，据说没有暂住证，集体遣返，年纪最小的十三四岁，看守的武警也是农村孩子脸——九十年代上海黄蜀芹执导连续剧《孽债》，一开头便是横七竖八挤满乘客的昏暗车厢，几位被知青遗弃的小孩混票上车，北上寻亲，被查出，逮起来。镜头移出窗外，黑夜，车声隆隆，呼啸转弯：这一刻，我猛然撞见常年流离的七十年代。
现在车站送旅人，站台空寂。1992年从纽约初次回国，若有所失：车窗改成封闭式，送者寥寥，每一车门下站着女列车员。这就对了，但于老知青却是记忆的错位：七十年代站台送别永远是在列车无声起动的刹那，人群轰然暴哭，无数手臂扯紧又掰开，同时吵闹着高音喇叭播放的革命音乐……电影可能是火车生涯的最佳叙述，除了画面，车轮的密集音响才是记忆的神助：阔别神州十一载，那年回国头一次坐火车，清晨六点我被列车播音吵醒：杂音喧嚣的起始乐《东方红》，接着是播音员傲慢的诵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声势虚张，和过去一样，但那熟悉的非人腔调给我近乎刺痛的亲切：不是记忆，而是感官，我发现自己仍是七十年代的人质。
七十年代的记忆被火车贯穿：“文革”十年，亿万人民不准迁徙，没有旅行，出行和返回一律需要公家证明，除非政治或商业性质的差旅，被准予在“祖国大地”往来南北的群体，是上千万知青：被赋予光荣的革命身份，却没有户口和单位的人。那时我在深山徒然羡慕靠近公路的村落，扒车混票，出得山来，路近省城一眼望见铁轨，思家之念汹涌难抑。筹划票钱是父母的大笔预算，贫家儿数年回不得家。赣州，宁都，地方知青也得下乡，也想回家。与我同村熬着一对赣州兄弟，吃苦、乖巧，不知家中什么事故，哥哥暗中筹划离开，没钱，决定一路帮工步行回家。忽一日我看他挑着行李疾步过村，远远大叫：“保重啊丹青，你也要想办法走啊！”同时泪流满面——赣南山区每四五里路有明清留下的砖砌凉亭，予人歇息，墙上残留红军时代直到“文革”的标语。我久在山中学会长途跋涉，走啊走，人会平静坚毅。荒径草长，蛇！惊人地美丽，瞳仁与我对视刹那，倏忽逸走了，嘶嘶有声，遗下一窝蠕动的小蛇。
七十年代没有国道，没有立交桥，没有高速公路，除了自行车，没有任何人拥有私家车，火车、公交车、大卡车、拖拉机，全部属于国家（直到八十年代，汽车司机还曾是民女的最佳求偶对象）。军队与高层则是七十年代严格保密的移动群体。多年后，我从境外书刊获知毛在七十年代的数度出行：忽然起意备车，忽然中途改道，忽然在车厢逐一召见当地省官——“你们要对我说实话”，毛主席恳求他的属下——当年军区或地方高官配有吉普专车，不过与今日玩高尔夫球的新贵们的豪华进口货，不可比了。
七十年代有飞机的故事吗？现在首都机场仍然保留周恩来迎候尼克松的小小机场。那时几乎没有民用航空业，我唯一的空中旅行是1976年自南京去拉萨，当天机场的全部业务，只有一班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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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阔、贫荒、昏沉，七十年代远未梦见日后中国的路途，1949年后的政治变局从未如此密集，接踵而来，以持续阻断的形态联结七十年代——
1969年，分送各省农村的大规模遣散，启动了，世称“干校”，名单中囊括当时全国重要的文人和艺术家。上山下乡号令经已发布一年，数百万老三届初高中生以半数比例发配边省，我所属69届的遣送比例，则被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张春桥定为百分之百。
1970年，我与数万名初中生被发配赣南、皖北、云南、黑龙江，3月注销户口，4月初塞满一系列专程火车，喧哗哭叫，离开上海。
1971年，当毛主席将他的专列停靠南昌郊外约来省委书记进车厢秘谈时，我在当年他和红军盘踞的深山学会砍柴做饭，认定此生将永远落户农村。9月，林彪事败。
1972年初，我在蚊帐里收听到美国人来了，局势缓和，5月，由江青做主恢复歌舞表演和全国美展。同年，全国人民在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出访北美四国的纪录片中，第一次看到西方的摩天大楼和二次现代化的种种景观。
1973年，各省出版业渐次恢复，我有幸被江西省出版社借调绘制连环画，走出山沟，去到南昌。同年，中央美院两位才子：描绘《开国大典》的内控右派董希文，描绘土地改革、来自延安的革命画家王式廓，盛年辞世。
1974年，我被告知仍须回乡务农，邓小平被安排去井冈山作革命“怀旧”之旅，意谓复职在即，年底，周恩来在四届人大斗胆宣布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那年我混票赴京，为观看全国美展。首都空旷宁静，古意苍苍。
1975年，邓小平施政展开，其中包括有限放宽并调整下放人员政策，我的私人变动是转赴江北落户，趋近上海，南京就在长江对岸。
1976年，元月周恩来死，3月邓小平下台，4月，南京北京相继爆发庞大骚动——我目击金陵城数十万工人借周恩来之死游行抗议，一路花圈高及树顶，浩浩荡荡——入夏是唐山地震。9月，毛主席逝世，乃有本文开始的一幕。不久华国锋上台，10月，“四人帮”就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