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小札与闲话红楼第10节 什么样的男人是烂男人

    先贤实实在在的教导我们：“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民富乃可教”。换作今日流行的语言，就是精神文明必须建立在物质文明的基础之上。但是又有“饱暖思淫欲”一说。食色性也，食为了生存，色为了繁衍，食的需要总是比色来得迫切点。一旦超出生存繁衍所需，食与色的目标是享乐，不免使生活复杂了起来。所以先贤设计中理想的社会，是人民刚好达到饱暖而还没有条件讲求淫欲，如此自然社会安定，民风淳朴，天下大同了。
    当然这是对愚民的要求，对统治者自然又不同。比如皇帝，按照儒家理念，天下都是皇帝一个说模那么，银子再怎么花，也不过是从他一个口袋转移到另外一个口袋而已。但是在实践中，他必须做好“俭”的表率。所以一旦发生天灾，皇帝为了表示一下自己与百姓分忧，就会下令裁减宫中膳食之费。他也会叫自己大小老婆去养蚕织布，不许她们的衣服下摆垂到地上，等等。这种道德秀能节省多少开销大家心里有数，重要的是它所要传达的“精神”。\
    对士大夫阶层呢，总的来说，就是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也就是说，没有钱，坚守清贫是高贵品德的表现；有了钱，也千万别表现得太把钱当回事，否则就是没品。王衍虽家资巨万，却连“钱”字都不肯说，被老婆逼得不行了，亦只以“阿堵物”代之。海瑞死后“葛帏敝衣，有寒士所不堪者……检箧内仅禄金一十余两，绫、纱、葛各一”，自然堪为清官的表率。总之，无论贫富，都要耻于谈钱。
    可这理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又难。要手握权力官僚们都甘守清贫，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于是又有一种幻想，叫做“礼失而求诸野”。既然把儒家的理念视为与生俱来的天性，当士大夫阶层应有的美德被金钱和权力腐蚀的时候，无知识阶层反而可能保留了它们。由此产生了“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的童话。
    旧小说是最能真切体现中国人集体精神意识，此类童话自然在其间反复出现。《桃花源记》设计的就是一个有饱暖而无淫欲的社会形态；《水浒传》之“替天行道”，就是典型的“礼失而求诸野”的幻想，作者的用意不在于推翻制度，而在于拯救道德。《金瓶梅》之后的《红楼梦》还有“醉金刚轻财尚义”，倪二本是泼皮，放高利贷，出入赌场，专爱喝酒打架，但是有了“仗义疏财”的行动，他的形象就“高大”起来了。
    但是《金瓶梅》却是彻底否定这些的。它绝不相信“清贫”一说，也绝不相信草根阶层的“道义”。它相信的是：人穷志短。它用精细刻薄的笔墨告诉你：有钱的男人虽不一定是好男人，没钱的男人却一定是烂男人。
    西门庆固然是个淫虫，却不失为一个慷慨大度的男人。他大赞金钱的魔力，“咱闻那佛祖西天，也止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镪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恒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的富贵。”但并无葛郎台对金钱宗教般的狂热，他花钱的见解是：“兀那东西，是好动不喜静的，怎肯埋没在一处。也是天生应人用的，一个人堆积，就有一个人缺少了，因此积下财宝，极有罪的。”他做生意的手法虽蛮横，赚了钱后的样子却不难看。他相当遵守“金钱的道德”。比如，图声色之娱者，不能惜眷养之资，他喜欢哪个女人，就很自觉地把她“养”起来；女人们一旦得到他宠幸，吃穿住用，立即不同；撒个娇讨点什么，基本能得到满足，甚至超乎她们愿望。他无疑是妓院中最受欢迎的客人，寺庙里最受欢迎的施主。哪一次他到妓院不是撒漫使钱？官哥出生，他一高兴，就给了永福寺老和尚五百两银子。他何尝不知道他的“结义兄弟”趁食的企图，不过既然他付得起，也不妨他们占了便宜，他得了热闹，各取所需。他对那些来打秋风的大大小小官员，从来笑脸相迎，做得漂亮妥帖，非但给足了钱，还给足了面子，决不使人有敲诈勒索的嫌疑和尴尬（自然这是他长远的投资）。这一切都基于——他有钱，钱多到足够他随意花销。
    而秃鹫般盘旋在他周围的形形色色人等，却完全不知道礼义廉耻为何物。第一帮闲“应花子”应伯爵之奇形怪状不必说，为了博西门庆一笑，他能当众管妓女叫妈。常时节刚从西门庆那里求了十二两银子，回家就对老婆摆出一幅大爷嘴脸，他老婆也马上转了冷脸，献媚讨好。都是十足的小人轻薄。
    第十二回有一段使人忍俊不禁的文字。桂姐讲了一个“只会白嚼人”的笑话，“当下把众人都伤了”，于是应伯爵领头，食客们凑份子请西门庆。菜一上来，西门庆和桂姐才动筷子，一桌酒菜已经被他们风卷残云扫个干净，还千方百计把份子钱转嫁到西门庆身上。这群人“白嚼”的水平和创意，令人叹为观止。作者在夸张的笔墨中，表达了对寄生虫极度的鄙夷。
    而西门庆占有的有夫之妇的丈夫，无疑是书中最丑陋者。绿头巾素来被认为男人最大耻辱，可是他们却巴不得老婆被西门庆看上，自己从中捞取好处。比如西门庆包占了王六儿，她丈夫、绒线铺伙计韩道国祸患消弥，银两入袋，还讨得好差使。第六十一回韩道国亲自请西门庆来家，自己避过了，任西门庆和王六儿取乐——
    西门庆道：“只怕你家里的嗔是的。”老婆道：“那忘八七个头八个胆，他敢嗔！他靠着那里过日子哩？”
    接着两人又商量如何打发了韩道国好尽情作乐，完全把这个合法的丈夫视若无物。书中争当“忘八”者也多，金钱如此轻而易举的粉碎了道德。作者似乎只有对“无能”男子的轻蔑，对西门庆反隐隐有羡慕之意。
    草根阶层如此，庙堂阶层又如何呢？第五十五回，西门庆通过管家崔谦，搭上了当朝太师蔡京，拜做干儿，从而得了一座大靠山。这段描写可以说明两个问题：第一《金瓶梅》的作者绝非什么“大名士”，他熟悉的是市民生活而非上流社会。权贵如蔡京者，即使再贪财，也自有其气派，绝无可能见钱眼开，凭下人几句话，就将小小清河县提刑认了干儿；见了礼物就“满面欢喜”，“多谢”不绝。那份礼单也很滑稽，和《红楼梦》一比，谁在写实，谁是从戏台想象富贵生活，一目了然。第二，但，这反过来说明，作者脑海中官高爵显者，正是这幅鲜廉寡耻的嘴脸。什么当朝太师，一样是只容易收买的秃鹫罢了。
    士子的作风是否会好一点呢？不，书中表现得最滑稽的恰恰是读书人的代表：蔡状元。蔡蕴中了状元，投蔡京为假子，未选官时，就通过崔管家的推荐到西门庆家打秋风，满意而去，当了御史后还引了同僚一起揩油，同样得到了西门庆细致热情的招待，吃喝拿之外，还召妓娱乐。市井无赖西门庆官场应酬时，措辞之都雅，并不亚于蔡状元。金瓶梅的性描写绝非没有节制的，蔡状元嫖妓，一丝“秽笔”都不见。吟诗题字，“风雅”得很，然而决不因此而“干净”了，只有使人更感虚伪和恶心。“恐我不如安石之才，而君有王右军之高致矣”“恍若刘阮之入天台”“紫薇郎对紫薇花”等，比拟何其不伦，使人笑到作呕。最使人发笑的是次日早晨——
    蔡御史与了董娇儿一两银子，用红纸大包封着，到了后边，拿与西门庆瞧。西门庆笑说道：“文职的营生，他那里有大钱与你！这个就是上上签了。”因交月娘每人又与了他五钱银子，从后门打发去了……
    用红纸大包封着的一两银子，把状元的穷酸小气和自恋夸张，刻薄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而西门庆很“体恤”的解释，更把读书人的一切优越感扫到了地下。
    传统文化是一种官本位的文化，讲究的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立言、立功、立身三位一体。而《金瓶梅》在权势、金钱、才学之中，却毫不犹豫的把好感投向了金钱。它对传统道德的破坏是惊人的，这也是它长时间难以被广泛读者认同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