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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序

  叶 君

  林徽因(1904~1955),福建闽县人,出生于浙江杭州,建筑学家、作家。

  林徽因出身官宦世家。祖父林孝恂进士出身,历官金华、孝丰等地;父亲林长民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擅诗文,工书法,曾出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林徽因5岁时由大姑母林泽民授课发蒙,8岁移居上海入新式小学就读,13岁随家迁居北京,就读于英国教会女校培华女中。

  1920年,林徽因随父游历欧洲,在伦敦受到作为女建筑师的房东的影响,对建筑学发生兴趣,立志作为攻读方向。其间,她结识父亲的忘年交诗人徐志摩,对新诗亦产生浓厚兴趣。翌年回国,继续中学学业。1924年6月,林徽因和梁启超长子梁思成一同赴美攻读建筑学。当时,因宾州大学建筑系不接受女生,她只好就读于美术学院,同时选修建筑系课程,力图实现自己的志愿。1927年夏,从美术学院毕业后,林徽因入耶鲁大学戏剧学院学习舞台美术设计,翌年春,同梁思成结婚。8月,夫妻一同回国,受聘于东北大学建筑系。

  作为建筑学家,即便在国破家亡的时代,林徽因协同梁思成在1930~1945年间,曾到过15省、200余县,考察测绘了200多处古建筑。河北赵州石拱桥、山西应县木塔、五台山佛光寺等古建筑就是通过他们的考察,得到国人和世界的认识,从此加以保护。抗战爆发,同当时的众多知识分子一样,林徽因夫妇辗转流徙于云南、四川等地,贫病交加。

  北平解放后,林徽因被聘为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1949年9月到1950年6月,她与几位同事一起,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设计。1950年被任命为北京计画委员会委员,对首都城建总体规划提出了富有远见的规划。次年,担任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委员,承担为碑座设计纹饰和花圈浮雕图案的任务。新中国成立后,林徽因迸发出旺盛的精力和热情,出色地完成了所承担的设计和教学任务,还与梁思成一道撰写了多篇建筑学论文。但是,1954年,一向多病的林徽因身体极度衰弱,《中国建筑史》课程几乎大半躺在床上讲授。辗转病榻数月,最终于1955年4月1日逝世,享年51岁。

  作为作家,林徽因于1931年4月以“徽因”的笔名,在《诗刊》第2期上发表第一首诗《谁爱这不息的变幻》,作为其文学创作的开始。此后,她在从事建筑学研究之余,大量发表诗歌,兼及散文、小说、戏剧和文学评论。早在1930年代就被胡适誉为“一代才女”。

  俊秀的外表,一口流利的英语,显赫的世家身世,学有专长,加之良好的文学素养,当然,还有与多位民国绅士的浪漫爱情,或不逾伦理阈限的情感“纠葛”,很大程度上,让林徽因成了今天仍活在人们口头上的一个传奇,成了优雅、知性女人的范本。特别是在一切变得如此粗鄙、市侩的当下,了解一下林徽因,似乎成了感受民国女子风范的一种方式,让今天的那些略有些小资的女人、男人们生出一点淡淡的嫉妒,感叹上天何以如此垂青这个民国女子,不吝给她美貌,更不吝给她智慧。

  几位因惊人才华而成为传奇的民国女子,往往因家世、自身所受后天教养,还有所处时代的差异,自然分成几种不同类型。显赫的官宦世家身世,加上留学欧美的后天教养,以及五四时代的熏染,自然决定了林徽因、谢冰心作为优雅、知性女性的样板。无论民国还是后世以至今天,人们总是喜欢将她们进行比较。有趣的是,坊间亦流传着林、谢间因才华相妒而互生醋意的传说。客观地说,当年谢冰心文名远在林徽因之上,然而,知识界似乎更看重林徽因作为学者,对于民族国家所作的贡献,而对她尤其称许。这亦凸显一个时代对于人的认知和价值取向。1942年,傅斯年在致朱家骅信中就盛赞林徽因为“今之女学士,才学至少在谢冰心辈之上”。

  张爱玲亦出身显赫,只是,到底晚出十多年,家道早已没落,官宦世家的精神作派早已荡然无存,堕落的父亲,加之刚刚开头就煞尾,并已打了折扣的西洋教育,还有战争催逼,让张爱玲成了这一类型衍生的另类。她分明感到一个时代快要终结,成名要趁早的焦虑,自然让她失去了那份从容。无论家道还是时代,她总是看到末尾的情形。因而,优雅与知性,在她身上似乎都有,但似乎又都不是。而且,那种“不是”是一种源自骨子里的“不是”。石评梅与黄庐隐相类似,两人甚笃的交谊,我想,毫无疑问建立于父亲作为小官吏的家世、缺失留洋经历,但在国内共同感受五四高潮期的时代氛围,这让她们将其思考和忧患,表达得比较直白。然而,不幸的人生遭际,却又让她们难有大的人生格局,难以掩抑的文学才华为她们宣泄人生悲苦提供了方便,她们有新女性的忧思,但更多的是感伤。而生在谢、林、石、黄之后,张爱玲之前的萧红,却是另一类型。苦难的遭际,加之想接受新式教育而不得,让她对人生有了别样观照,出之于文字,自然是另一番风貌。她以超卓的才华肆意写出人生黑暗与荒寒。

  林徽因的创作涉及层面较广,但诗名最著。很多人自然将其视为新月派诗人中的一员。其早年诗歌可以明显看出徐志摩的影子,有很浓郁的“新月”味道。清丽、流畅,诗形整饬,想象新奇,典型如《你是人间的四月天──一句爱的赞颂》;但也有对现实的关注和对都市别样生存图景的呈现,如《年关年关》。前者是对美好优雅的赞叹;后者是对苦难知性的皱眉。然而,作为诗人的林徽因,应该引以为骄傲的,毫无疑问是写出了《病中杂诗九首》。这九首诗分别写于1944年的李庄、1946年的昆明、1947年的北京,1948年5月集中刊载于《文学杂志》第2卷第12期。很显然,这批诗歌是作为作家的林徽因的后期创作。辗转流徙的生活让她明显对苦难有了更其深刻的体认,而中年心态更让她脱尽了前期诗歌的清丽与流畅。这些诗里已经完全看不到“新月”的痕迹。虽然,有些诗句的想象仍是那么新奇,但是,却打上了深刻的思辨色彩,表达上不时可以看到现代主义手法的运用;但又不像此期“九叶诗人”们那样明显。这自然是诗人林徽因完全成熟的标志。在我看来,《恶劣的心绪》、《一天》、《忧郁》是这批诗作里的尤为超卓者,足堪玩味。

  林徽因的两篇悼念徐志摩的散文情感浓烈,在充分呈现一个活泼、生动的徐志摩的同时,亦深刻表达了自己对亡友深刻的知解。知性的介入,让两篇文字情感真挚,却并没有一般悼亡文字的矫饰与滥情。《窗子以外》却是格外俏皮、深隽。俏皮的是对世相的描述,深隽源于作者对世相所传达出的理解或婉讽。这是一篇将感性和知性结合得非常巧妙的散文佳作。感性和知性的结合,确乎是林徽因的擅长。这也体现在她那些漂亮的关于做建筑学考察的游记中,如《山西通信》等篇什。而那些谈建筑的科普文字更可以作为精美的散文来读。很多人认为林徽因甚至将文学才华用于建筑学论文写作,让严谨的学术论文不再枯燥,相反灵秀生动,富有人文情怀。

  小说,在林徽因似是偶一为之。目前所见仅三篇:《窘》、《九十九度中》、《模影零篇》,分别发表于1931年、1934年、1935年。读者稍加留意,便可感受到林徽因那独特的小说观念,以及她那不愿重复自己的新锐态度。小说形式的多变,还是基于卓著才情的底子。仅此,让人不得不感叹,林徽因的确是才女。《窘》的精彩处在于对人物之间淡淡暧昧情感的精微体察,叙述的不过是家长里短──自然是绅士、淑女间的家长里短,讲故事的方式稍稍有些旧,似乎是中国传统小说讲故事的样式,但骨子里却别有风味。《九十九度中》就完全不一样,是林徽因最具代表性的文学作品之一。在这篇小说里,作者将对日常生活的精微体察,以一种极具现代感的形式表现出来,传达出她对人生和小说本身的一份独到看法和理解。如果说《窘》还是中国传统小说那种线性叙述的话,那么,《九十九度中》则完全体现了西洋小说的观念,截取了日常生活的一个断面,将暑天北平一天的形形色色呈现在读者面前。而作者隐匿在琐屑的日常呈现背后,不动声色地表达着她对笔底人物、世相的理解,或狡黠,或犀利,或温和。在刘西渭看来,《九十九度中》“没有组织,却有组织;没有条理,却有条理;没有故事,却有故事,而且那样多的故事;没有技巧,却处处透露匠心”,实在是中的之论。他还透露,当年一个国立大学文学院的教授,向其坦承“完全不懂这不到一万五千字的东西|。其实,即便今天,如果对林徽因的不羁才情没有一点心理准备,也还是很容易读不懂。《模影零篇》是一组记人的文字,是介于散文、小说之间的间性文本,可以看出林徽因在文字上越发成熟、洗练。所记述的人物生动、鲜活,且基于人物性格特点,文字亦相应有所变化,有的俏皮,有的冲淡,有的平实。总之,她总有一种将感性和知性进行适度调和的天赋。只有一出手,文字便有了林徽因那注册商标式的印记。

  如果说,林徽因在建筑学上的成就,靠的是一点点诚实的努力达至的话,那么,文学创作上的林氏风格,却多半出于才情和天赋。上天给她美貌,给她显赫的家世,给她诚实努力的品性,给她超卓的智慧,给她良好的教育,给她高洁的人格……一切似乎太过完美,上天也有些嫉妒,也给她病痛,给她困顿。不然,无论作为建筑学家还是作家,林徽因会有更为卓越的贡献。

  本书还收录了林徽因与朋友间的书信数通。管中窥豹,亦可看出民国知识分子在乱世爱国、爱人的态度。那种诗意的文人风度,几成绝响。今人如果能够平静一下浮躁的心,读读1942年4月18日傅斯年致时任教育部长朱家骅,请求他为梁思成兄弟拨款救济的信,我想无法不心生感动。而林徽因致傅斯年的信,则可让人读到当时知识分子对于民族国家那份深沉热爱,以及即便在乱世那份从容的归属感。了解傅斯年、朱家骅与困厄中的梁氏兄弟的这段交往,不得不让人感叹民国知识分子那份诗意的人际关系。对比当下,不胜欷歔──那个时代确乎距离今天太遥远。

  阅读,某种意义上成了对才情、诗意、知性的触摸。对于有心的读者,这自然是享受,但毫无疑问也有唏嘘,也有感叹。

  2012.6.5 哈尔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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