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探索中国文人 (3)

　　秦桧出身于书香门第，登仕之前，做过私塾先生，教书育人。宋徽宗政和五年（公元1115年），他不仅科举高登进士第，还是新科状元，连夫人都是绝色佳人加才女。他曾任礼部尚书，两任宰相，前后执政十九年。而且，秦桧还是书法大家，写得一手天下绝伦的好字，开创了一代书风，我们所说的宋体，实际上就是秦桧创造的。除书法超绝外，秦桧的诗词歌赋、琴、书、棋、画都称得上上乘。但就是这样一位文人中的文人，一遇政治，晚节不保。在南宋抗金胜利，全民士气高涨的时刻，他害死了岳飞等抗金名将，受到历代人民的唾骂，遗臭万年。今天，在杭州古木森森的岳庙里，还高挂着叶剑英元帅手书的“心昭天日”的巨匾。大殿里岳飞塑像是紫袍金甲，气宇轩昂，按剑而坐。秦桧、王氏的铸像，袒臂反剪跪在岳飞墓地墙根的铁栅栏里，可怜了他的一代“秦体”也因为名声不好，而只能称为“宋体”。

　　孟子曾斥责公孙衍、张仪为“以顺为正，妾妇之道”（《孟子·滕文公上》），在这里用来斥责那些甘为附庸的官僚文人也是十分恰当的。文人去做官，未必都是好官。众多的文人一但进入官场，常常把圣人的教导抛到脑后，按官场套路行事，为非作歹的每朝每代都有，比如说上面提到的秦桧。历代的一流文人，没有一个是小人；但为高官者，往往会出现一个半个祸国殃民，比如和珅。

　　大清王朝二百九十六年，和珅是清朝所有大臣中最为贪婪的一个，即使在历史的纬度上，他的“贪”也是可圈可点的。经查抄，和珅财产的三分之一就价值二亿二千二百万两白银，玉器珠宝、西洋奇器无法胜数。他的家产相当于当时清政府国库15年收入的总和，正如民间谚语所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然而，谁又知道一代贪官和珅也是文人出身呢？

　　据嘉庆年间整理的《和珅列传》记载，和珅并非后人传说的那样不学无术。他出生在一个并不富裕的武官家庭，但从小就受到较好的教育，十来岁时被选入咸安宫官学，接受儒学经典和满、汉、蒙古文字教育。儿时的和珅天资聪颖，勤奋而有才华，且记忆力惊人、聪明决断。乾隆在《平定廓尔喀十五功臣图赞》中特别提到和珅精通满、汉、蒙古、西藏四种文字。乾隆三十四年（公元1769年），20岁的和珅继承祖上三等轻车都尉的爵位。第二年，参加顺天府科举乡试，虽没有考中举人，但没有功名的和珅，后来却多次成为科举的最高一级考试殿试的读卷官，参与《四库全书》等多部典籍的编撰。

　　乾隆一生喜爱作诗，爱摆弄书法，且书法作品很见功力。和珅在诗文和书法方面也下了不少工夫，比如他的字跟乾隆的很是相似，达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因此乾隆后期的一些诗匾便是和珅代笔的。据考证，如今挂在北京故宫崇敬殿的御制诗匾，即为和珅代笔。

　　和珅的文章也写得像模像样。据史料记载，和珅被关进牢狱的第七天，即正月十五元宵节，在大牢中写下一首题为《上元夜狱中对月》绝命诗。单从这首诗的文采来看，如他自己所认为的，他是有才的，和珅在诗中认为自己被处死的原因也是由于才华导致。当然他的下场不能完全如他所说，归咎于他才华的超众，但他的才华，的确是让他在乾隆年间，做到了文华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嘉庆皇帝虽然在乾隆死后十五天，就迅速地杀掉了和珅，但是对和珅的功绩和才能还是肯定的。清国史馆将编好的《和珅列传》送嘉庆过目。嘉庆见记载极简单，只记录了和珅的官阶履历，很不满意。他批示：和珅并非一无是处，他“精明敏捷”，任职30年还是做了很多事的。只是和珅“贪鄙成性，怙势营私，狂妄专擅”，才不得不加以重罚，为此嘉庆下令重新编写。

　　一介文人，“误入仕途”，害人害己，终落得抄家自尽的下场，其一生对清王朝的根基动摇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余秋雨先生在《苏东坡突围》中说得好，“中国世俗社会的机制非常奇特，它一方面愿意播扬和哄传一位文化名人的声誉，利用他、榨取他、引诱他，另一方面从本质上却把他视为异类，迟早会排拒他、糟蹋他、毁坏他。”

　　政治对于文人，总是会想尽办法去引诱、拉拢，将他们全部异化为“政治”，上升为统治阶级的工具。而那些流落在民间的文人，总是会被政治所排斥，怀璧游离在正统文化之外。文人大都是感性的，而政治却要求理性。当文人由感性变为理性，他便不是文人，而是被政治同化掉的“官文人”，戴上了“官”帽便不免有些“冠冕堂皇”的色彩，究竟是文人还是政客就说不清了。

　　中国文人注定是悲哀的，在政治上他们永远只是帝王利用的工具，他们不可能分享帝王的权利、利益，他们的气质以及童真的一面注定他们玩不起政治，只能是被别人操纵的角色。“一为文人，便不足观。”历史上还有那么一群文人，才华横溢，为了百姓，登上庙堂。凭着那种文人独有的浪漫情怀，那种思维方式，去理解政治的现实与残酷。猜不透，玩不转，最终的结局只能是悲哀。

　　◎谪贬文化的前沿

　　一个风云数百年的朝代，总是以一群强者英武的雄姿开头，而打下最后一个句点的，却常常是一些文质彬彬的凄怨灵魂。

　　——《一个王朝的背影》

　　中国的文人大都有“学而优则仕”、“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政治情结，综观古今，几乎没有一个不与政治牵连的，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他们常常以“积极入仕”，“济苍生”、“安社稷”、“安黎元”的忧国忧民思想为己任。但是他们怀揣的美好梦想，最终都会被残酷的现实、政治斗争的波谲云诡撕得粉碎。政治给了文人以荣光的同时，也给了他们以黑暗：有被打压赶杀的凄惨，有被排挤靠边的失落，有被遗弃放逐的无奈！他们似乎命中注定是为政治而生，为政治而死，即使有了愤慨，有了悲鸣，有了不平……文人仍需要政治，政治也离不开文人。他们在荣光中追求辉煌，在黑暗中追求光明，这既是做文人的喜悦，也是做文人的无奈和悲哀。他们似乎陷进一个永远走不出的怪圈：代代相承、周而复始。于是，我们看到，失意落魄的文人傲骨嶙峋，位居险要的文人殚精竭虑，国破家亡的文人声嘶力竭，犹豫不定的文人踌躇前行。

　　大学问家孔子，生于乱世，自20多岁起，就想走仕途，对天下大事非常关注，有一腔报国之热血。对治理国家的许多问题，也常常进行思考，发表一些见解，但其一生的政治生涯都是一个悲剧，最高统治者对于他始终是采取一种若即若离、敬而远之的态度。他真正参与政治的时间只有四年多，在这四年多的时间里，他干了不少事，职务提升也很快。但终究因为与当权者政见不同而分道扬镳。那时他已50多岁，迫于形势，他离开了鲁国，开始了被后人称之为周游列国的政治游说，14年中，东奔西走，多次遇到危险，险些丧命。后虽被鲁国迎回，但鲁终不用孔子。圣贤尚困苦，何况是普通的文人呢。

　　余秋雨先生在《洞庭一角》一文开篇就提出“贬官文化”这个概念。古制中国，宦海沉浮，稍不留意，就要受到贬谪。在数不清的遭贬人员中，常常有饱读诗书之人。贬了官，失了宠，摔了跤，悲剧意识就来了。这样一来，文章有了，诗词也有了。过些时候，或过了一个朝代，时过境迁，天子觉得此人不错，拨乱反正，恢复名誉，于是受贬官员人品文品双全，传之史册，通之后人。又因他们在受贬期间亲热过山水亭阁，足迹所到之处，便成了遗迹，这便形成了贬官文化。

　　产生这样的文化，其根源主要在于当时封建社会不合理的制度对于人性的压制。“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进而迸发出思想的火花。这种贬官文化在中国占有很大的比重，在国外则显得不多，恰是因为形成贬官文化的这一群体，在漫长的中国封建时代，接受着正统的儒家思想教育，形成了一种有别于他国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这种思想并没有像西方近现代民主思想一样，把君主从神祗上驱逐下来，以分权制衡，而是承认君主一人专制的绝对权力地位，而企图以“仁”、“礼”软化君主权威，企图使君王成为视民如子、爱民如子的权威。而他们对自己在政治中的角色定位则是以“师”、友、臣的身份来协助君主。

　　《论语·泰伯》载有这样的话：“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到了唐代，韩愈又提出“文以载道”文学必须承担道德内容。而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更确认了文人万世不朽的神圣使命。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曾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忧”便是中国古代那些文人的精神底色。

　　公元1046年，范仲淹因倡导变法被贬，恰逢谪守岳阳友人腾子京重修了岳阳楼，便邀其写一篇楼记。落寞之人，情感百转，看浩瀚洞庭，想人生荣辱，在痛定思痛之后，触景生情写下脍炙人口的著名《岳阳楼记》。文章开头即写，巴陵洞庭，衔远山，吞长江，浩浩荡荡……而后又写洞庭，北通巫峡，南极潇湘……长烟一空，皓月千里……岳阳楼之大观被范仲淹写得淋漓尽致，并发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豪迈之语。也正因如此，余秋雨先生说他的“胸襟大了，洞庭小了”。我们可以看出，范仲淹尽管困惑，尽管困苦，却依然乐得其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所谓“痛并快乐着”。我们看范仲淹《岳阳楼记》的时候，所领略到的也就是作者的伟大情操。但他所说的天下，再大也是小的。因为这个“天下”只是儒家思想的“大一统的天下”。

　　《岳阳楼记》算得上是贬官文化的上乘之作。是中国古代贬官文化中洋溢着极其人性化的一种溢光流彩的道德展示。中国文化中多了诸如范仲淹之类的文化人格，亦是中国文化的幸运。然而，他们却也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因为，命运之神毕竟是失落了他们，毕竟是让他们忍受了太多痛苦与磨难。在范仲淹之前的柳宗元，也没有躲过被贬谪的命运，而且是一贬再贬。余秋雨先生在《苏东坡突围》中说道“越是超时代的文化名人，往往越不能相容于他所处的具体时代”。

　　公元805年，柳宗元被贬至永州任司马，心情极为抑郁，当他面对永州那荒凉无人赏识的山水时，把自己的痛苦心情融入了其中，化做了美妙绝伦的文章。十年后，被贬永州的柳宗元被一纸诏书召回长安。他按捺不住喜悦，急急赶去。从永州至长安，他经过了汨罗江，屈原的形貌在他的心中立即交叠了起来。他随口吟道：“南来不做楚臣悲，重入修门自有期。为报春风汨罗道，莫将波浪枉明时。”（《汨罗遇凤》）看此诗不知是叹服屈原的悲壮境遇还是对自己回长安的怀疑。柳宗元喜气洋洋地回到长安，兜头而下的却是一盆冷水，面南而坐的皇帝，御笔一划，他又被贬到了更为边远的柳州。

　　这一贬再贬，无疑是当头一棒，此时与凄楚南归的柳宗元同行的还有刘禹锡。两位大文豪有着同样的命运，自然感同身受。分手之际，柳宗元嘴角笑容一绽，随即吟出：“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南行。”（《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到了柳州的柳宗元，已不再是朝廷棋盘中一枚无生命的棋子了，他凭借着自己的文化人格，营筑着一个可人的小天地。他不屈地挖井、办学、种树、修庙，可能由于过度劳累，年仅47岁便客死柳州。

　　历史是这样的无情。无法想像柳宗元如不遭贬，会不会在永州及柳州留下那样好的文字？无论岁月怎样流逝，只要翻阅柳文仍然会为其折腰，这不仅是因为他留下了许多凝结着悲天悯人思想的不朽诗文，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有着自己的独立文化人格，而不再是朝廷棋盘上的一枚无生命的棋子。文字能够如此穿越时空，恐怕是受贬者自己也没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