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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还我青春火样红(3)

  我老是回答不出,高智商者的点数在于一百二十点以上,我的成绩最多在七十以下,属于智障。

  香港人到底真的那么聪明吗?看王晶拍的片子卖座,就不觉得。当然不是低估王晶的智慧,他能拍出迎合香港人口味的电影,IQ已经是爆棚的。

  看六合彩店外的长龙,也不觉香港人智慧高。买楼花是一种赌博,输了认命,但要政府想办法,政府也拼命动脑筋,谁的IQ低?聪明的人,才会量入而出的。

  同一天的报纸上,医生研究出有两百万港人患情绪病。情绪有病就会变成疯子。古人说大智若愚,也许这群痴人是聪明的吧?

  但是去到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都没有香港的生活节奏那么快,不容否认。

  买东西时,我们不必等个半天。从来也没听过香港店员说:“你等一等,我先招呼排在你面前那位客人。”

  性急的人,活在香港是一流的。

  你想做一辈子IQ平均数都是一样的人,移民到温哥华去吧,在那,你会慢慢退化,聪明与否,再也不重要了,到最后,你的记忆只剩下一碗在香港吃过的云吞面。

  即刻做

  任何事,一想到了,都应该马上处理,要不然,一转头,就忘记了。今天忘记,下个月记不起,明天再做吧!那么一拖,就是几十年。相信我,我是过来人,一生因为不即刻做的,太多了!连后悔也迟一点再说,才能抵消闷气。(蔡澜语录)

  “即刻做”的道理,要懂得。

  任何事,一想到了,都应该马上处理,要不然,一转头,就忘记了。今天忘记,下个月记不起,明天再做吧!那么一拖,就是几十年。相信我,我是过来人,一生因为不即刻做的,太多了!连后悔也迟一点再说,才能抵消闷气。

  在家中,眯眯摸摸,一天很快浪费掉。当今学会看到什么做什么,反正迟早要做的事,先办后办都一样。

  脸上的胡须,为了懒,等一下才剃,出门时匆匆忙忙忘记了,总不雅观。走过镜子一照,就停下来刮,但是其他事又耽搁下来,也只好做一样算一样!

  旅行的时间多,回到酒店,一看表,离下一个约会还有一点余暇,就利用来收拾行李,不然临行的那个晚上闹通宵不好玩。你会发现,一面看电视新闻一面收拾,也很轻松过瘾。

  什么准备都做好了,钱拿了没有?手机呢?香烟抽完了吗?眼镜不带看不到东西呀!从前总是忘记一两样,当今早已放入和尚袋内,一点问题也没有。

  即刻做可延伸至马上学。计算机不会用?学呀!手机的中文怎么输入?训练到纯熟为止。字写得不好看?从现在开始练书法,绝对不迟,我的字四十岁以后才脱胎换骨,从前的当今看来,像鬼画符。

  这些理论也只有自己知道,告诉别人也没用。被当为老生常谈,甚无趣。

  年轻人总觉得人生有大把时间花,绝对听不进去。我读书时父母也劝告过我。哈哈,那么简单,理所当然的事,我怎么不懂?

  当年我什么都拖,能拖一天是一天。其他年轻人想法也和我一样吧?即刻做的事,只有传宗接代罢了。

  汉堡包

  热爱生命的人,一定早起,像小鸟一样,他们得到的报酬,是一顿又好吃又丰富的早餐。我的奶妈从小告诉我:“要吃,就吃饭,粥是吃不饱的。”奶妈在农村长大,当年很少吃过一顿饱。从此,我对早餐的印象,一定要有个“饱”字。(蔡澜语录)

  “为什么今年的夏天特别热?”小孩子问。

  “根据专家说,”我解释,“是我们的冷气用得过多,热气都排了出去。热气流从北方吹来,本来南面的海风可以把这股热气吹掉的,但是我们都市建造的高楼大厦把它挡住,吹不走。”

  “就像一道屏风。”小孩子天真地说。

  “真聪明,”我说,“而且我们的道路愈造愈多,柏油也愈铺愈多,白天把热气收住,晚上放出来,所以到了夜里都不凉的。”

  “那么南北极的冰会不会融化?”

  “当然罗,接下来的就是到处发生水灾了。”

  他担心地问:“我们会不会死?”

  “不会,不会。”我安慰,“你们这一代没有问题。你们的儿子女儿就不敢担保了,如果不好好保护地球的话。”

  “你的意思是叫妈妈买菜时,别用太多塑料袋?”

  “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听爷爷说,你们吃的东西都好吃,我们的不好吃。”

  “是呀。”我说,“我们那时候的东西都不是养殖的,比较鲜甜。”

  “我们现在吃的西红柿和粟米都很甜呀?”他反问。

  “那是经过基因改造的。放进蝎子的基因,东西又大又甜。”

  “有没有害?”

  “现在还研究不出。”

  “既然什么都不好吃,吃汉堡包最好。”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了。

  东西方

  每个人的一生,生活方式都是很窄小的,旅行就是让你看看别人是怎么活的,然后把他们的优点容纳到自己的生命里来。(蔡澜语录)

  欧洲友人,儿女已经长大,都不知死,纷纷要投入恋爱的坟墓。

  其中一个问我:“世界你都去过,要度蜜月的话,哪里最好?”

  “要走遍天下,三世也去不完。”我敷衍,不想和他纠缠。

  “那么,”他说,“只谈你去过的。”

  我无奈何:“首先,要分西方和东方。”

  “怎么分法?”他问。

  “那一回事儿,一下子就做完。”我说,“但是吃,每天至少要三餐。在西方,吃得好的国家并不多。数一数,只有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美国免谈,除非你想天天啃汉堡包。东方不同,每一个地方都有好吃的东西,中国香港的中菜、暹罗(泰国的古称)的泰国餐、越南的河粉、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的咖喱等等,丰俭由人,但水准是一流的。”

  “除了吃呢?”他又问。

  “就轮到服务了。西方根本不存在,东方无微不至。”我说。

  “服务那么重要吗?”

  “好的服务,是应该的;但是不好的令你留下一个坏印象,花了钱还要受老罪,你说重不重要呢?”

  “还有呢?”

  “还有SPA。”我说,“北欧有许多芬兰浴室,但是替你按摩擦背的都是彪形大汉和老太婆,粗手粗脚,东方的不同,少女们为你香薰抹油,价钱又很合理。加上刚才所讲的服务精神,西方哪里去找?”

  说到少女,此君大感兴趣:“听……听说,还有人体按摩。”

  “当然,”我懒洋洋地说,“那是日本人发明的玩意儿,很贵,又不接外国人客。曼谷的又便宜又好。要是你老婆那方面不行,也不至于弄到在蜜月中吵架呀。”

  他点头,决定去东方。

  听出病来

  学国语再也容易不过了,国内那么多连续剧,不停看的话,任何蠢人,都讲得流利。看你想不想自我增值而已。(蔡澜语录)

  天不怕,地不怕,最怕广东人讲官话。

  官话,就是国语了。广东人的,只会听出病来。

  广东人没有语言天分,倒是事实。总有一个原因呀!研究起来,多人用一共同语言或方言,就不必学另一种;要学的,反是对方。数千年的遗传,基因上这方面的能力已削弱。广东人唯一用的是粤语,就像日本人只会讲日本话,外语十分别扭。

  但是香港的广东人为什么英语说得那么好?那是地理之故,这个国际大都会,总要多几种语言才能出人头地。

  鬼佬来得多,我们的英语也行,日本游客有钱了,我们学会了“亚里亚笃”。经济泡沫一爆,继而来之的是韩国人,尖沙咀一带的店员都懂得一两句韩国语。

  当今,是内地人的天下。香港人都会说国语,他们那么认为。

  只要把广东话说得歪一点,就是国语了,还不容易吗?

  听死人就是从这里听死的。

  最不能忍受的是那群偶像歌星,他们一上有线电视非讲国语不可。娱乐新闻中,拼命宣传自己,内地人一句也听不懂。支支吾吾,五音不全,不是什么大罪,但不知羞耻,才无可原谅。

  既然是生财工具,就要磨好它,刚出道的年轻人假以时日,当然会把国语说得好,但是许多已经在这一行淫浸多年的歌手,还是把“自己”说成“己己”,就听出病来。

  这证明什么?证明不肯努力呀,这种废物,上帝会惩罚他们一生的最高峰期也不过是半红半紫,永远平庸。

  学国语再也容易不过了,国内那么多连续剧,不停看的话,任何蠢人,都讲得流利。看你想不想自我增值而已。

  不是问题

  记性不佳,最好是想到什么即刻做。不然一转头就忘记了。再忙,也要停下一切,先办完想起的事。(蔡澜语录)

  从前常忘记这个忘记那个,很不方便。

  当今我出门之前,总问我自己:“有四种东西,带了没有?”

  开始数:钱,有了;手提电话,有了;眼镜,有了;雪茄呢?也有了。习惯,很可怕,学到坏的,终生困扰,好的非养成不可。

  我一走进酒店,必把开门的锁匙或卡片放在电视机上,此后不花时间就能找到,出门之前又问自己:“有一种东西,带了没有?”

  年纪一大,记忆力衰退是必然的事,年轻时看到长辈邵逸夫爵士,身上总有一片很精美的皮夹,插入白卡,一想起什么,即刻用笔记之,只字又小又细,但力道十足,写得把纸张也刮出深坑来。

  九十多岁人了,还是没有抛弃这好习惯,当今又电子手账又手提电话记事,方便得多,年轻男女还是不肯改善记忆力,没话说。

  记性差,有时是天生的,也不能太过责备自己,最糟糕的不用功,不肯笔记下来。

  更坏的,是推三推四,明明自己忘记了还拼命解释已经打了电话给对方,对方没有复电罢了,不关我事。

  没复电?不会追吗?年轻人的缺点是叫他们做一件事,很少得到回音,要等问起才搪塞一番。我们这些老得已成精的人,怎么看不出?当面责备多了,大家伤感情,最后只有忍着不发脾气而已。

  事情做错,道歉一声,不就行吗?

  记性不佳,最好是想到什么即刻做。不然一转头就忘记了。再忙,也要停下一切,先办完想起的事。

  但是做完这件,又忘记其他的,也是我自己犯过的大毛病。不要紧,我把我的上司一个个消灭,炒他们的鱿鱼,到现在没人管,也没压力,要忘记什么就什么。如果你也能够做到这个地步,记忆力差,已不是问题。

  还我青春火样红

  生老病死必经,年轻人不懂,引起充满活力的臧先生愤怒。我则认为每一个阶段都是好的,心中宁静,但也被此诗震撼。(蔡澜语录)

  搬进写字楼,可以挂多几幅字画,感谢何太太送来何先生的珍藏,其中有臧克家的诗,看过一次就念念不忘。

  数十年前,与何冠昌先生和邹文怀先生在邵氏做过同事。二位出来创办嘉禾,成绩斐然,但也劳心劳力,头发都白了。后来又有薛志雄任职,加上了我,所有高层人士,皆两鬓斑斑,何冠昌先生有感而发,请臧先生写了一幅字,诗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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