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黑天鹅”与你我她(1)

　　在18世纪欧洲人发现澳大利亚之前，他们一直相信所有天鹅都是白色的，所以在当时欧洲人眼中，天鹅没有可能不是白色的。直到欧洲人发现澳大利亚，看到当地的黑天鹅后，才发现自己的无知。后来黑天鹅事件被用来形容后果严重，难以预测，超出常人想象的稀有事件。

　　--维基百科“黑天鹅效应”条

　　你可以逃避现实，但是却不能逃避现实的后果。

　　--佚名

　　不期而至的冲击是（金融）体制不可避免的，人们应该永远对此有所准备，以保证在冲击之后能继续生存。与一直专注于发眼前财相比，这更让你有把握致富。

　　--美国著名金融史学家　彼得·伯恩斯坦

　　2009年2月23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以下简称“道指”）以7114点收盘，与在2007年10月达到的最高点14093点相比，此时已经下跌了将近50%。整个华尔街凄凄惨惨戚戚，怎一个愁字了得！我的一位美国同事说，她最近拼命向上帝祷告，只要这次上帝能够让她挽回损失，她保证不再贪婪，不再进股市寻求高额回报，坚决只把钱存在银行保险柜里。

　　这个时候，假如某个好奇的外星人投予地球一瞥，他一定会透过全球经济的愁云惨雾看到在中国绽放的一点红。

　　高盛公司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2009年中国的奢侈品销售量首次超过美国，占据全球市场总量的25%。在全球奢侈品销售量预计下跌10%的背景下，中国市场则预计增加12%。考虑到奢侈品绝大部分是瞄准女人而来，因此可以不夸张地推论，中国女性的“半边天作用”已经发挥到世界舞台上了。事实上，不管你什么时候踏入位于美国纽约第五大道与第57街黄金商圈的路易·威登旗舰店，你都会听到熟悉的中文，看到正在血拼的女同胞。孔老夫子说过“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真是大错特错，明明是把女子养好了，经济才有活力嘛！

　　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一向把钱不当钱的美国人竟然也开始存钱了，多年来总是吃光用光再猛借钱以至于储蓄率为负数的美国在2009年出现了正数储蓄率。而在被这次危机“轻轻撞了一下腰”的新兴市场国家，人们则普遍感到庆幸和自豪。一位刚从南美实地调查回来的对冲基金经理告诉我说，巴西人的桑巴舞步都变成了抬头挺胸式，那雄赳赳气昂昂的劲儿显然不难想象（顺便提一句，他的基金赌巴西货币升值，赚了一大票）。

　　假如你还以为“黑天鹅”只是芭蕾舞剧《天鹅湖》中的那个坏女人，假如你迄今还没听说过或者搞不太清楚“次贷”、“去杠杆化”、“数量宽松”等词汇的意思，那么我要衷心地恭喜你躲过了一劫。假如你认为这些东西和自己八竿子打不着，那么我想向你传达一位哲人说过的话：“不利用危机，就是最大的浪费。”

　　这场自1929年全球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是上天送给每一个女人的最佳礼物。而中国女人处在“隔岸观火”的位置，可以从容审视这份礼物。这份礼物是由一段告诫和一个问题组成的：

　　不管人类拥有多么强大的科学手段，都无法避免，也无法预测极端事件，即“黑天鹅”的降临。

　　当“黑天鹅”再次发威，你是否已练就一个“金刚不坏之身”来面对那一刻？

　　如果你不知道该如何利用眼前这一场危机，那么就听我讲讲我的经历吧，或许能给你一点启发，虽然我自己的“财悟”也是姗姗来迟。我得说我很幸运，在我最经得起生活考验的时候，经济危机来教训过我。这一辈子我已经经历了三次经济危机。第一次是在我20多岁，初次踏入美国社会的时候，我身在经济危机之中却浑然不知；第二次是我刚过而立之年；第三次，也就是这一次，我虽然身处旋涡中心，但在“覆巢”之下，还是保全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卵”，而这完全要归功于第二次的惨痛经历。

　　我经历的第一次经济危机

　　--“天真无邪”派的世外桃源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30岁之前，我压根不识钱为何物，属于彻头彻尾的“天真无邪”派。我是家里的老幺，父母把我当温室里的花朵一样，生活那艰辛的一面他们都为我屏蔽掉了。母亲因为家庭出身的关系，失去了上大学的资格，于是便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她唯一的女儿身上。我从小得到的教育就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充满铜臭味儿的钱当然属于那让人避之不及的“万般”之首。记得大学四年级时，我们班上几位男生联系到翻译英文畅销小说的外快，每千字20元，因为赶时间，所以急需人手。可是当我了解到这些英文小说有些“染黄”后，毅然拒绝了这个在当时绝对是高薪的活儿。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虽然已经有了“致富光荣”的口号，但是绝大部分中国人的财富意识还是相当淡薄的，我也不例外。我没有银行户头，将每个月50元钱的工资从单位领出，放进自己钱包里，大概就是我唯一的“理财”行为。找老公的时候，我也是爱情至上，根本不在乎当时还是在校生的他穷得连个钱包都没有--什么样的男人值得投资感情，这个女人永远不能忽视的重要议题将在后面章节专题论述。

　　后来加入出国大军，我的动机很单纯，我申请攻读政治学专业博士学位，因为想学习西方先进的民主政治。1992年我在出国登机时，心情又激动又紧张，激动自然不必说了，紧张则是我隐隐地担心假如经济危机再度来临，会不会影响我完成学业。这不该怪我想象力太丰富，中学里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就是这样描述的。一方面是大量工人失业挨饿，一方面是资本家把牛奶倒掉，这种矛盾是资本主义制度难以避免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缺陷性决定了这种不合理的危机会一次又一次地发生，而且还会一次又一次地加剧，直到最后资本主义制度灭亡。有意思的是，我担心的不是我是否会挨饿，而是偌大的美国有没有放得下我一张书桌的地方，真的是书呆子到了家！

　　到了美国之后，我一下子就爱上了我所在的大学城小镇。秋天的天空湛蓝湛蓝，校园里老树参天，五彩斑斓的树叶在微风中轻轻舞动，大片大片绿色的草坪像柔软的地毯一样，这样的环境和氛围根本和经济危机沾不上边。课程虽然紧张，但是图书馆高高的雕花天顶，厚实的橡木书桌，一排排散发着幽幽书香的书架，让我在知识的殿堂里乐不思蜀（我的“蜀”也就是我租的房子，是一间阁楼，只有旧床垫、旧书柜、旧桌子和旧椅子各一件，窗户小得连窗帘都用不着）。因为我有奖学金，不用为生计发愁，所以可以一心只读圣贤书，对窗外的美国现实即使不算是毫无所知，也可以说是反应迟钝。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国垃圾债券泛滥酿成金融危机，大量的银行破产，经济衰退。当时克林顿正在竞选总统，猛揪住老布什不解民间疾苦的小辫子不放，克林顿的竞选口号也很简单：“就是经济问题嘛，真笨！”最终克林顿毫无悬念地赢得了选举。

　　因为我一心一意奔着政治学博士学位而去，而每个月1000美元出头的奖学金也使我成为学生中相对富裕的阶层，再加上本人一贯艰苦朴素的作风，银行存款一不小心也达到了四位数。我虽然身处经济危机之中，但是这一切似乎只是在电视和报纸上进行着，象牙塔里的我竟然把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里学到的最深刻的一课全然忘了。也偶尔听说某某中国同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已经转行学电脑：一般都是太太在中餐馆打工，替在学电脑的先生支付学费，小两口开一辆二手车，住着和别人合租的公寓里的一间，相濡以沫。这种为稻粱谋而放弃专业的做法很让我不屑。

　　就这样我在“桃花源”里读着书，直到4年后博士课程结束，开始写论文，奖学金也到期了，才突然意识到“我拿什么养活自己”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尤其是在了解了文科博士的就业前景之后，我写论文的干劲一落千丈。老公实验室里一位同事的朋友来了一封电子邮件，说他也已经离开理论物理专业，到了一个叫华尔街的地方从事电脑编程工作，年薪已经达到10万美元，劝大家不要再把自己局限在学术路线上。10万美元！“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这个政治学博士生的路，可真是有点越走越窄了。一位好朋友劝我去读MBA，说那个专业工作特别好找，而且起薪比政治学博士高好几倍。我于是投笔从商，一头扎进了商学院。

　　刚进商学院时，我连投资银行是什么都不知道，而我的一大半同学都是本科毕业于常春藤盟校并在投资银行里工作了好几年的。商学院里把我这样的人叫做“诗人”，就是完完全全的门外汉的意思，金融理论、财务分析、竞争策略、商业计划、动态决策、投资回报等，一切对我而言都像外星人语言一样。为了对得起昂贵的学费，我全力以赴，两年内非商勿扰，没碰过一本“闲”书。临近毕业时我最开心的事不是手上握着好几家公司的录用通知，而是我总算有时间读几本好书了--两年里我可读够了那些枯燥的商科专业书籍，就好像高考生，生活被各种复习题、模拟考主宰后，渴望着可以把所有高考材料全都丢进垃圾桶。

　　我经历的第二次经济危机

　　--生活课堂的第一手教训

　　MBA毕业不多久，互联网泡沫破灭了，股市一落千丈。经济危机再一次降临了。有一天，老公神色严峻地说要向我忏悔，我吓了一跳，以为老公搞婚外恋。结果老公说他买了一家半导体芯片公司的3000股股票，没来得及出手，被彻底套牢了。我问他是多少钱买的，现在股价多少，他把账户对账单拿给我看，我心算了一下，那缩水的数字是我两年商学院学费的好几倍！我怕我这文科生数学太差，又拿出计算器来算，结果还是一样。当时的情景，可以用柳永的词来概括：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因为我对钱没感觉也没兴趣，我们家的财务一直完全由老公负责处理，只记得老公以前不时地报喜讯，“今天我的某只股票大涨……”，怎么会变成这样？按照美国法律，每年投资损失可以冲抵3000美元的税费，那只半导体芯片公司股票给我们带来的亏损，我们可以一直用它半个世纪！

　　就在这个时候，另一个机会来临了。老公的同事C的弟弟在加州硅谷的一家新建公司工作，它的创办人曾是著名的思科公司的总工程师。就冲着这个原因，各路风险投资家们都哭着喊着要给这家公司投钱。虽然互联网的形势已经大不如前，但这家公司仍然坚定不移地向着IPO迈进，准备在上市前进行最后一轮融资，并且很“慷慨”地给员工及其家人和朋友“预留”了投资额度。我把融资文件研究了一下，看到列举的参与这一轮融资的都是硅谷大名鼎鼎的风险投资公司，又听C的弟弟说，公司创办人是工作狂，连星期天都去上班，因为他的思科股票早就让他成了亿万富翁，再创办公司不是为了钱，而是挑战思科，追求更高层次的满足感。这样的公司不成功简直说不过去。前两年公司上市，股价动不动就涨个几十倍，这回保守估计，就算它只能涨个一倍吧，我们投上一笔，上市后好把在那家半导体芯片公司上损失的钱捞回来，要是革命形势好转，上市大获成功，说不定我们可以提前退休。这回我和老公共同拍板：坚决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可是事情比我们的最保守估计还要糟糕个几十倍。公司上市的日程不断推迟，产品虽然技术先进，却无人问津。倒是思科愿意收购，出价却不高，只能让最早一轮投资人勉强收回成本。思科的意图显然是要把一个潜在的竞争对手买断。创办人大发雷霆，冲着和他摊牌的风险投资家们扔下一句：“你们要卖我就辞职。”要知道这家公司的主要价值就是他的名声，他要是跑了，思科不会有一点点兴趣。风险投资家们只好拒绝了思科这最后一根稻草。公司苦撑了一年多后终于关门，还是思科来料理的后事，只象征性地用了一点钱就把整家公司的知识产权买下来了，并且留下了几个关键的技术人员。几乎所有投资人的钱都打了水漂--当然也包括我们的血汗钱。后来听说那个创办人与思科签了“非竞争协议”，很潇洒地去云游四方了。

　　我们退休基金篮子里的鸡蛋就这样全部摔破了。假如我在读博士的时候，对外界稍微多关注一些，我可能会早几年转向，不会“浪费”那么多年，最后搞了个“博士未遂”仓促下海。假如我早点从商学院毕业，多赚点钱多买点“鸡蛋”攒着，也不至于在高科技泡沫破裂之后一个鸡蛋也不剩。假如我没有盲目崇拜老公，没有让他“一手遮天”，早点发现他捅的“娄子”，来个悬崖勒马，我们的损失可能不至于如此惨重。假如我没有赌徒翻本的心理，没再往那家新建公司砸钱，我们小家庭的经济基础就不至于受到毁灭性打击。我痛定思痛，决定转行投资管理，发誓这样的悲剧绝不能再在我们家重演。当然，我也想靠踏入与钱直接打交道的行业提升自己的收入，把家庭经济搞上去，把过去的损失补回来。这样我以过了而立之年的高龄，重新做人，毅然投考注册金融分析师（Chartered Financial Analyst,以下简称CFA）。

　　我的觉悟

　　三年里经过无数次挑灯夜战（考第一级时儿子计划外报到，我是考场里唯一一个孕妇考生），我终于拿到了那张证书。然而我最深刻的感触是：考试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我这样说绝不是刻意显示自己有多厉害--CFA考试的强度和淘汰率是众所周知的，每一轮考试结果揭晓时，我也心怦怦跳，紧张得很。我想强调的是，本来我在金融财务方面是一张白纸，无知因而也就无畏，再加上无所谓。几年投资管理行业的实战经验让我领会到，答对考试题目比起在生活中运用这些理论（尤其是涉及真金白银时）要简单得多，因为人有很多不可定性的意识、心态、冲动、偏见等，它们会扰乱一切有着精美结构的理论所描述的状态。高科技泡沫破灭期间我所受到的“创伤”让怀疑主义在我的心目中永远占据一席之地，从反面或者最坏的角度想问题成了我的习惯。我不会因为我有证书在手，就认为自己站在真理这边，也不盲目迷信其他的“持证专家”或者高手。对于那些越有赚钱把握的东西，我的革命警惕性就越高。

　　不过，最让我醍醐灌顶的觉悟却和我刚来美国时在象牙塔里学习的“脱离实际”的政治学博士生课程有关。美国大学里的讨论课制度让学生大量阅读，然后在课上各抒己见，教授只需在课堂上引导一下讨论方向。我记得我的第一本教授规定阅读的书是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说实话，虽然没碰到什么单词问题，但是那一本薄薄的书我没太读懂，也不太明白教授为什么把这本书摆在课程之首。上课讨论的时候，我就没怎么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