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中森林里的读者（1）

“假的就是假的，哭也没办法变成真的。”

特威度迪说：“再说，也没有什么好哭的。”

“如果我不是真实的，我就不会哭了。”

爱丽丝破涕为笑，她感觉这一切都很荒谬。

“我想你不会以为那些是真眼泪吧？”

特威度迪用十分轻蔑的口气打断了她。

——《爱丽丝镜中奇遇记》第四章镜中森林里的读者“请您告诉我，我要从这儿出去，应该走哪条路？”

“那多半要看你想到哪儿去。”柴郡猫说。

——《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第六章

人类天生的诡辩!

改变名称来改变事物!——马克思&恩格斯《家庭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Family)我八九岁的时候，在一所现在已经不在的房子里，有人给了我《爱丽丝漫游奇境记》(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和《爱丽丝镜中奇遇记》(Through

the

LookingGlass)。和其他许多读者一样，我一直觉得我第一次阅读的这个版本是我一生中最原始的版本。幸运的是，约翰-丹尼尔(John

Tenniel)的插图使我的这本书丰富起来，而且它还印在厚厚的散发着神奇的木香味的奶黄色纸上。

第一次读爱丽丝时我有许多地方不懂——但那无关紧要。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懂得，除非你有享受之外的其他目的(有时是为我们的罪过而读)，否则你可以安全地撇开艰涩的沼泽地，在丛林中抄近路，跳过严肃乏味的低地，让自己随有力的故事之流浮动。无法想象书本“没有插图和对话”的爱丽丝肯定会同意这一点。我记得我对漫游记的最早印象是我自己也变成了可怜的爱丽丝的旅伴。跌入兔子洞与爱丽丝镜中奇遇记只是开始，其微小奇幻就像登上一辆巴士。但那旅程!我八九岁时曾有过怀疑情绪，但并不浓厚，有时感觉小说比生活还要真实。我并不是以为有个叫奇境的地方真的存在，但我相信它是用和我家、我的街道以及我学校里的红砖一样的材料建成的。我们每一次读一本书，这本书都会变个模样。

童年时第一次看爱丽丝，觉得它是一次如《奥德赛》(Odyssey)或《皮诺曹》(Pinocchio)一样的旅行，我总是觉得自己更像爱丽丝而不是奥德修斯或那个木头玩偶。青年时期看爱丽丝，我完全懂得当三月兔请她喝桌上根本不存在的葡萄酒或者大青虫要她准确说出她是谁及其意义时，爱丽丝需要忍受的一切。特威度丹姆和特威度迪警告说爱丽丝只是红国王的梦境，这让我在睡梦里也难以释怀。而白天我又为红王后老师诸如“菲多嘀嘀(fiddlededee)的法语是什么？”之类的问题备感折磨。后来二十多岁时，我发现了收录在安德列-布勒东(André

Breton)的《黑色幽默故事集》(Anthologie

de

lhumour

noir)里红桃流氓的审判，十分明显爱丽丝是这些超现实主义者的姐妹。在巴黎与古巴作家萨维罗-萨尔度(Severo

Sarduy)一席谈话后，我惊讶地发现矮梯胖梯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结构主义学说变化与互文性的理论。再后来，在加拿大安家以后，我立刻注意到白骑士(“但我在构思一个计划/把人的胡须染绿/还要一直使用这样的大扇子/这样人们就不会看见他们”)作为众多政府官僚之一在我们国家每个公共建筑的走廊里疾走。这些年里我把爱丽丝一读再读，也常常碰到许多关于她的不同但有趣的评论，但在任何深层次上它们都没有变成我自己的书。

当然，这些书对我的阅读经验产生了影响，它们提供了一些新观点，也有一些亮点闪现，但大多数的书就像附在爱丽丝耳边絮叨的小青虫：“你可以对它开个玩笑。”我拒绝这样做；我是个嫉妒的读者，不会允许其他人享用我读的书的初夜权。多年前第一次建立起来的与爱丽丝的亲密联系从没有减弱；每次读她，这种联系就以更隐秘更意料不到的方式得以加强。当我又一次谈到悲哀的“海象与木匠”时，我的孩子们(当然，我的大女儿就叫爱丽丝)让我住嘴。

每一次的新经历我总能在她的故事里找到预言或印证，它一再告诉我：“这是你前面要走的路”或者“你曾经来过这里。”其中的一次奇遇告诉我的不是我曾经有过或将要经历的某次具体历险，它更像是在说一些更模糊更宏大的东西，一次经历或者(如果这种说法不显得太宏大)一种生活哲学。这次奇遇发生在《爱丽丝镜中奇遇记》第三章的结尾部分。在穿过镜子并且走过镜子后面的象棋国度之后，爱丽丝来到一处黑暗的森林，(她被告知)里面的东西都没有名字。“好吧，这总算是一种安慰，”她勇敢地说，“在这么热以后进入这个——这个——这个什么？”爱丽丝惊恐地发现自己想不起来这个字，她又试了试。“我想要走到这个下面——这个——这个东西下面，你知道!”她把手放到树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