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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爬满葡萄藤，以致连木框也看不出的葡萄藤架的遮荫下，有一条宽阔笔直的大路，就在走廊台阶的下面，穿过花园当中，直通花园边上的一条小溪。跨过这条小溪，在五六棵扭曲的老柳树的遮荫下，有一块宽阔平坦的洗衣石板，全家人的衣服都在这上面洗。夫人在花园的另一头密切注视着那些女佣人，她们谁也别想长时间地闲逛，谁也别想放下活儿不干。要是她们知道她们跪在草地上，把湿淋淋的亚麻布从水里拎出来，放在石板上来回搓着，浸着，拧着，把干净的水往彼此的脸上设着，要是她们知道这时候她们看上去有多美的话，即使天天在这儿洗东西也心满意足了，因为上面总有人在看着的。夫人家几乎天天有客。她依然是个颇有声望的人；她的家是那些从山谷里经过的旅人的自然休息所；不管谁来，除了吃饭，睡觉或走路外，其余时间就总是和夫人一起在洒满阳光的走廊里坐着。冬天难得有冷得受不住的时候，而夏天屋子里一定太热，夫人和她的客人们待不下去。走廊里有三把雕花的栎木椅子，一张雕花长凳，也是林木的，那是在加利福尼亚被征服后不久，美国军队占领圣路易斯雷伊传教区期间，一位虔诚的老教堂司事拿来请夫人保存的。那些驻扎在这个教堂里的士兵们把那些圣徒像的眼睛鼻子当做靶子瞄准，以此为乐。为了反对他们这种亵读神明的行为，这位老司事日日夜夜、偷偷摸摸地，把他能移动的东西搬出了教堂，把一些东西埋在了矮小的三角叶杨树林里，另外一些就藏在他自己那小得可怜的茅舍里，到后来，他居然聚起了几车的圣物。然后，他又悄悄地、一点一点地，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辆卡车的底部，上面覆盖着干草或干柴，运到夫人家里，她为他这么信任自己深感荣幸，把每件东西都当做神圣的信托接受了下来，只要传教区一恢复，就把它们送还给教堂。当时所有的天主教徒对恢复传教区都抱有很大的希望。因此，夫人家没有一个房间没有一张圣徒或圣母像，或者一尊雕像；有的房间还有两张或两尊；在花园的小教堂里，祭坛的四周有一排庄严、神圣的使徒塑像，在佩雷神父时代，他们朝下俯视着圣路易斯雷伊传教区隆重的典礼，那尊容比现在看着在夫人缩小的地产上进行的寒他得多的家庭礼拜仪式时慈祥不了多少。一尊瞎了个眼睛，一尊少了个胳膊，那一度鲜艳夺目的色彩如今已消退殆尽，显得破旧不堪，更使跪在他们面前的夫人温和的敬畏之心有增无已，她想起那一双双如此用污圣物的异教徒的手，眼睛里不由得噙满义愤的泪花。就连他们参加传教区最后一次举行的仪式时看见戴在某些塑像头上的易碎的花环，也被那个虔诚的教堂司事拿走了，夫人又给每尊塑像戴上一顶，她认为这花环的神圣程度仅次于塑像本身。

对夫人来说，这个小教堂比屋子还珍贵。这是将军在他们婚后第二年建造的。她的四个孩子在这个小教堂里受洗，除了她那漂亮的费利佩外，其余的孩子，还在婴儿时，就被葬在那里。将军活着时，也就是这儿正兴旺的时候，几百个印第安人寄住在这里，有许多个礼拜日，可见到像传教区里那样的场面——教堂里跪满男男女女；有些人在里面找不到跪的地方，就跪在外面的花园小径上；穿着华丽祭服的萨尔别德拉神父，总是在仪式快结束时慢慢走下侧廊，挤得密密匝匝的一排排礼拜者们左右分开让他走过，全都迫切地抬起脸来，盼望他的祝福，女人们给他供上水果、鲜花，把她们的孩子举起来，以便他把手放在他们的头上。只有萨尔别德拉神父在夫人的小教堂里作过司祭，或听过大人家人的忏悔。他是这个地区里如今硕果仅存的方济各会修道士，很受所有慕名而来的信徒们的尊敬和热爱，他们宁愿等上几个月，不去大教堂作祷告，也不愿向任何别的人仟悔他们的罪过或倾述他们的困惑。那些印第安人和旧日的墨西哥家庭对方济各会教派有着如此深厚的依恋之情，这自然引起后来的那些修道院外的修士们的妒忌，而留下来的屈指可数的几个修士情形极为不妙。甚至有谣传说，他们将被禁止再在这个地区的任何地方举行祭祀了，将被迫把他们的活动限制在圣巴巴拉和圣英内斯他们自己的圈子里。有人当着莫雷诺夫人的面说起这事，她双颊飞起两块红云，想也不想就叫道，“真到了那么一天，我就把我的教堂烧了！”

幸好这突如其来的发作只有费利佩一人听见，他那不可抑制的惊叫声使夫人清醒了过来。

“我说得太急躁了，孩子，”她说，“教会的命令总是要服从的；但方济各会的神父们只对他们自己的上司负责；在这儿谁也没有权利禁止他们旅行或向任何希望他们作祭祀的人司祭。至于那些现在到这儿来的加泰隆神父们，我不能容忍他们。加泰隆人都是坏种！”

夫人之所以这么热烈地依附方济各会教派，理由是相当充足的。从她刚记事起，那灰施子和头巾在她就已司空见惯了，而且家人还教她把这些视为最神圣与珍贵的东西。在她父亲乘船从墨西哥前往蒙特里就任圣巴巴拉要塞指挥官时，萨尔别德拉神父也同船而行；而她最热爱的伯伯，她父亲的大哥，当时是圣巴巴拉传教馆的馆长。在她青年时代的情趣和浪漫史中，要塞生活中的乐趣、兴奋和装饰与传教区生活中的种种仪式和信仰几乎乎分秋色。她出落成了地区内知名的最漂亮的姑娘。军队里的男人、教会里的男人全都崇拜她。从蒙特里到圣迭戈，人们常以她的名字祝酒。当最后费利佩·莫雷诺，墨西哥最令人尊敬的一位将军向她求婚、并赢得了她时。她的婚礼成为地区里最隆重的一次婚礼。适逢圣巴巴拉传教区教堂高塔落成，于是，人们提议这座高塔的献祭仪式就与她的婚礼同时举行，她的新婚喜宴就摆在传教馆大楼外面的走廊里。整个地区，不管远近，该请的都邀请到了。婚宴持续了三天；宴席向每个人敞开：唱歌、跳舞、吃喝、寻欢作乐。那时候，那里有条长长的街道，街上是印第安人的房子，街道从传教馆向东延伸；每一座房子前都建有一个放着绿色树枝的小棚子。印第安人们，以及所有来自别的传教区的神父们都被邀请来了。印第安人们成批地唱着歌儿、带着礼物而来。他们一出现，圣巴巴拉的印第安人们便出来迎接他们，也唱着歌，带着礼物，并把种予撒在地上，表示欢迎。只见年轻的夫人和她的新郎打扮得鲜艳夺目，到处走动。他们不论走到哪儿都受到一阵阵种子、稻谷和鲜花的欢迎。到了第三天，他们依然穿着新婚礼服，手上端着点亮的蜡烛，和神父们排成队，绕着新高塔走了一圈又一圈，神父们唱着颂歌，把香和圣水往高塔墙上洒，这场仪式在那些虔诚的旁观者看来，既是对这一对年轻人美满姻缘的祝福，也是对这座新落成的高塔的祝福。在这之后，他们在将军的几个使女和军官以及两个方济各会神父的陪同下，正式到蒙特里旅游，路过每一个传教区都要停下来，受到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

莫雷诺将军很受军队和教会的热爱。在军队和教会力量之间经常发生的许多冲突中，他，一个虔诚狂热的天主教徒和同样积极、热心的军人，有幸成为两派势力的重要助手。印第安人也久闻他的大名，在墨西哥和蒙特里，他帮助神父们举行了几次规模盛大的仪式，此后，印第安人们便常在传教区教堂里听到公众感恩祈祷时提到他的名字。现在，他娶了一个显赫的军官的女儿、圣巴巴拉传教馆馆长的侄女作自己的新娘，这就又把他自己跟这商个占统治地位的势力和地区的利益联结在一起了。

当他们到达圣路易斯奥比斯波时，所有的印第安人都出来欢迎他们，教士走在最前头。他们走近传教馆门口时，印第安人们围过来，越围越紧，越围越紧，他们拉着将军的马头，最后将军几乎是被迫答应让他们把自己抬到了毯子上，被二十个身强力壮的男人高高抬了起来；他就这样被抬上台阶，穿过走廊，抬进教士的房间。这姿势本身是滑稽可笑、有失身份的，但将军温和地顺从了。

“哦，让他们于吧，只要他们高兴，”他哈哈笑着，朝马丁尼斯教士叫道，教士正极力要印第安人安静，并把他们往后赶。“让他们干吧，这会使这些可怜的人们高兴。”

在他们离开的那天早晨，好心的教士——为了招待他尊贵的客人，已经倾其所有——把传教区所有的家禽都赶过走廊，让他们检阅。这支队伍整整走了一个小时。说到音乐，有矫健的吱吱声、咕咕声、嘶嘶声、格格声、鸡啼声、鸭叫声，与队伍里兴奋的印第安司仪们的尖叫声、责骂声、抽鞭声响成一片。首先过来的是火鸡，接着是公鸡，再后面是自母鸡，以后是黑母鸡、黄母鸡，再后面是鸭子，在受阅大军的最后是长长的一队鹅，有的高视阔步，有的似飞不飞，嘎嘎地叫着，表示憎恨与害怕，它们可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的强制。印第安人们整整忙了一个通宵，先得把这些家育抓住，然后挑选，分类，还得保护这一排排一队队的，进行新奇的表演。完全可以说，这种滑稽的场面在太平洋沿岸或任何别的地方都是空前绝后的。没等表演完毕，将军和他妻子都快要笑死了；将军每次提到这事总要发出几乎同样由衷的大笑。

在蒙特里他们受到了更加盛情的招待；在要塞，在传教区，在停泊在港湾里的西班牙、墨西哥、俄罗斯的船上，在球场上，舞厅里，斗牛场里，饭厅里，这个地区所有的欢乐场所，对这位美丽、迷人的年轻新娘都是敞开大门，从圣迭戈往内地方向的沿海一带所有的美女都为这些狂欢活动而聚集在蒙特里，但没有一个能和她同日而语。这是夫人作为结了婚的女人生活的开始。当时她才二十岁。细心人即使在当时也能看出，在她那欢乐的笑脸上，流露笑意的眼睛和愉快的声音里，有一种沉思的、温和的、认真的、有时又很有热情的神色。这种神色是她身上那些品质的反映，那些品质当时几乎没有流露过。由于岁月发展了她的性格，加上生活中命运风暴的加剧，她的品质使她成了她那军人丈夫的坚定的同志，教会的忠实信徒。经过了战争，暴动，革命，陷落，西班牙，墨西哥，非宗教，基督教，她的立场、她的自信依然如旧。她简直变得越来越骄傲、热情，像一个西班牙人，一个莫雷诺家族的人了；她成了个更加坚定、狂热的天主教徒，一个热爱方济各会的信徒了。

《还俗法》颁布之后，传教区受到了抢劫和掠夺，在遭劫的高潮期间，有那么几年她几乎发疯了。她不止一次地一个人旅游到蒙特里——每次旅游都险象环生——去煽动传教区长官采取更有力的行动，恳求政府当局加以干涉，保护教会的财产。她那极有说服力的请求效果很好，米奇尔托雷纳总督发布了无用的命令：把圣路易斯奥比斯波教区南部的所有教堂都还给教会。但这项命令却断送了米奇尔托雷纳的政治生命，在一场暴动中他被逐出这个地区，而莫雷诺将军也在这场暴动的冲突中受重伤。

夫人带着沉默的、伤心的羞辱感照料她的丈夫，使他又恢复了健康，她决心再也不介入那令人不快的地区和更加令人不快的教会事务。随着岁月流逝，她眼看着传教区一步一步地垮下去，他们的大量财产在不正直的统治者和政客们的手里像日出前的晨露那样消失了，教会无力与那些不知羞耻、贪得无厌的高官显贵们抗争，她所敬爱的方济各会的神父们有的被赶出地区，有的饿死在岗位上，她服从了上帝那似乎不可捉摸的（她被迫承认）、要让教会受到惩罚和羞辱的意愿。她带着一种迷茫的屈从，等着看还会有什么样的灾难来临，以补足出于某种神秘的目的而让虔诚的人忍受的惩罚。但是到了最后，她的地区在战争中遭到了失败和羞辱，紧接着这一切失败和羞辱又落到了她的教会头上，而一个说英语的人统治这块土地的危险又迫在眉睫，不可避免，看到这一切，夫人本性里那窒息了的怒火又一次爆发了。她坚定地替丈夫把刀佩上，目送他重赴战场。她只有一件遗憾的事，那就是作为母亲，她没有一个也能打仗的儿子。

“但愿你是个男子汉，费利佩，”她一遍又一遍地朝儿子叫道，那声音费利佩永远也忘不了。“但愿你是个男子汉，那样你就也能去跟那些外国人打仗了！”

在夫人看来，天底下任何一个种族都没有美国人那么可恨。在她做姑娘时，看见他们在一个又一个贸易站里做生意，她就嘲笑他们。她现在依然嘲笑他们。被迫与商贩们作战，这个念头太可怕了，难以置信。一开始，她毫不怀疑墨西哥人会取得胜利。

“什么？”她叫道，“我们这些能从西班牙赢得独立的人，难道会被这些商人打败？那不可能！”当她丈夫在墨西哥部队发动的最后一次攻击中阵亡后被送回到她面前时，她冷冷地说，“他宁愿选择死亡，而不愿看着他的地区被敌人控制，”当她明白到这个留在她脑海里的想法是如何扼杀了她心中的悲伤时，她自己也几乎吓坏了。她一直相信一旦她的丈夫离开了她，她就无法活下去了；但她发现自己经常为他的死而高兴，高兴他再也不用看见或听见眼下发生的事了；就连她那思念的柔情——她带着这种柔情，想象着置身在圣徒之间的他——也常常变成狂热的疑惑。不知道他的灵魂里——即使是在天上——对他为之献身的这片土地上事态发展的状况是否充满了怒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