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狱中二十年——马拉凯什(3)

　　阿拉布什、布阿比德和总督彼此对视着，说不出话来。我们的心并没在这儿。我们根本就没有体会出他的这句话的意思。不过，我们多少还是有点不安，因为我们感觉到有点怪诞的事正在发生。

　　“天哪！”阿拉布什大声嚷道，“你们19年半之前就在等着这一时刻了，可你们听到了之后，就这样的反应？我跟你们说了，你们自由了！自由了！……”

　　自由？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此前，我们一直都是囚犯，怎么一下子他们就说我们的苦难熬到了头了？他们就像20年前剥夺了我们的自由一样，只一秒钟的工夫，就还我们以自由了？国王的善良意愿……

　　他们说的是真的吗？他们是不是又在哄骗我们？我们在很好地理解这句话的含意之前，又陷入了我们那被追踪的越狱犯的旧有的心态。我们没有任何反应。我们不敢说话了，也不敢彼此对视了。

　　过了好一阵子，我们才缓过神来，知道国王赦免了我们。舆论施压。美国人和法国人干预了。

　　当我恢复了说话的功能后，我便问他们为什么这么久才向我们宣布这一消息。

　　“我们开了一次次的会，研究如何以最好的方式通知你们。我们不想太突然地向你们宣布，这么做不妥，怕你们突然激动过度……”

　　自由……这么说，我们自由了？……可我们将去往何方？我们没有了住处，而且几乎一个朋友也没有了。我们一旦到了拉巴特，他们将如何对待我们？他们会不会像丢弃一个累赘的包袱似的把我们扔掉？

　　“耐心地等一等，”他们对我们说道，“好好想想，这份自由是国王陛下恩赐于你们的。我们过一个星期再来看你们。”

　　他们刚一走，我们便拥抱在一起，大声地欢呼，像疯了似的。我们表面上快乐无边，内心深处却十分的空虚……自由？……

　　让我们适应这自由的想法，一个星期并不太多。每天的钟点已不再相同。太阳也不再以同样的方式照耀，也不像从前那样升起和落下……

　　天空更加的湛蓝，大自然又变得多姿多彩，我们的食欲又恢复了。我们的听觉、触觉、味觉、视觉等更加地敏锐。从今往后，我们看待生活像是在看宽影幕电影了，不再是像看电视机的小荧屏了。

　　我们像是盲人突然间复明了，不免有点焦虑和恐惧。

　　“我呀，”拉乌夫说道，“我要多找些女人，把失去的青春赶快补回来……”

　　“我要学音乐，”苏卡伊娜想入非非地说，“争取见见帕特里西亚·卡阿斯。”

　　“我要做职业足球队员。”阿代拉蒂夫激动地说。

　　“我要结婚，要生个孩子。”米丽阿姆羞涩地喃喃道。

　　我嘛，我呀……我想恋爱、旅游、散步、吃饭、说话、大笑、唱歌、演电影、学习、泡露天咖啡馆、搞广告设计……按部就班地来，或者打乱了，混杂起来干。

　　为什么不同时干呢？

　　我们立刻害怕起来。我们干得了吗？是不是太迟了点？一天一天地过去，我们越来越害怕。而且，因为害怕，我们变得更加的惶恐。

　　为了安下心来，我们专心地整理起箱子和包裹来。

　　我们的亲人像预计的那样，周末时前来探望我们。我们尚未告诉他们我们很快就会获释。

　　我舅妈玛瓦基特会通灵术，她经常要为我们算算命。她早就算出我们最近会获得自由，但是她却无法算出确切的日子。那个星期六，她来时还带了一副牌来，让我用左手切牌。她立刻向我宣布，我们马上就会获释。

　　“舅妈，你以为你真的会算命呀！”我耸了耸肩膀说道，“我们被软禁都已经4年半了，我看不出会出现什么奇迹。”

　　舅妈越是坚持她的看法，我就越是拼命地扫她的兴。她向我信誓旦旦地说，她的牌从来都不会算错的。她先央求我把实话告诉她，然后又转而去求妈妈和我的弟弟妹妹们。我们全都守口如瓶，漠然以对。

　　这个小游戏持续了两个钟头。

　　最后，我终于激动得语无伦次地告诉了她：

　　“舅妈，我们自由了。自由了。”

　　尾声

　　我将不会在摩洛哥生活。然而，我却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爱着它的历史、语言、习俗。我热爱祖国的普通百姓，他们很贫穷，饱受压迫，但是却又很傲岸、乐观而豪爽。在我与他们之间，没有障碍。人们经常说我是来自民间的女子。这是人们对我最美好的称赞。

　　滑稽的自由

　　自由之初

　　现在，我们自由了。

　　由于在脑子里反复琢磨这个词，由于20年里日日夜夜地梦想着这个词，我们都已经没有把握去理解这个词的真实含意了。

　　自由意味着走在街上没有警察盯梢。

　　在这5年里，我们被监视着，跟踪着，监听着，被严密地看管着。

　　自由意味着有工作、学习的权利。

　　只有我一人得以在摩洛哥找到一份像样的工作，因为一位有胆有识的老板敢于向禁令进行挑战。

　　自由意味着拜访你想去拜访的人，喜爱你想爱的人，去你想去的地方。

　　我们在法国的朋友全都受到了法国本土警戒局的审问，我们在国外的恋人都是躲躲藏藏的。

　　他们没有发给我们护照。

　　不过，我们毕竟是自由了……

　　我们迈向现实世界的第一步是在1991年的2月26日。

　　我们庆祝再生。我精心挑选了我的衣装。一条牛仔裤、一件男式衬衫、一条领带和一件海军蓝的丝绸运动上衣。我想讨“自由”的欢心，我想取悦它、诱惑它。手提箱已经收拾停当，我们像一群动物似的不敢吭声，在“筏子”里耐心地等待着。我们心里明白，此时此刻是个重要的时刻，是历史性的时刻。

　　我们这是生平第一次在焦急地等待着警方和法国本土警戒局的人的到来。一队小轿车和小巴车队在我们的屋前停下。这一天是1991年的2月26日，星期五。人不少，吵吵嚷嚷，走来走去，大呼小叫。想必这就是自由：一个小时内看到我们20年里都没有看到的这么多的人。花园的门被打开了，我的心扉也随之敞了开来。

　　这是一种难以忘怀的感觉。

　　从今往后，大门永远也不会再对我们关闭了。

　　我们分坐在每个车上，车队随即启动，出发了。我的脑子里装得满满的，全都搅和在了一起：响声、气味、颜色和一时的激越。我终于可以既不忧伤又不害怕地朝外面望去了。街上的一切都让我激动不已：一对恋人手牵着手地走着，一个女儿陪伴着她的母亲在溜达着，一条狗在跑，一只鸟栖息在树枝头。

　　这一切马上就要属于我了，我也可以有权享受了。

　　车队在一座小城停了下来，他们建议我们下车去活动一下腿脚。我们满腹狐疑，一动不动地待着：他们是不是又想对我们使什么坏招儿？我们待了好一会儿才接受了他们的建议。

　　走进咖啡馆时，我突然一阵头晕，抬脚上台阶时，脚下竟绊了一下。我都不会挪步了。老实说，我什么都不懂了。请你们告诉我，走路应该怎么走法？是不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先迈出去一只脚，再迈另一只脚，就这么倒腾着？如何站到柜台前？怎样漫不经心地要一瓶可乐？怎样把可乐倒进杯子里，啧啧称赞着把它喝下去？

　　你们告诉我，该怎么做才能生活？

　　我们像顺从的囚徒似的排成一排，待在这家咖啡馆里。里面的灯光太亮，音乐太响。我们像是被追踪的逃犯似的，慌里慌张地回到了车上。

　　从马拉凯什到拉巴特，行程需要3个小时，我可以贪婪地看着车窗外，大饱一下眼福。我在越狱的过程中，以及后来又通过电影和电视，已经看到了摩洛哥所发生的变化，现在又看到这种变化时，心情还是很激动。我甚至对自己心中颤动着的这份对祖国的爱颇感惊讶。我急于赶到目的地。我催促司机把车子开得再快一些。

　　车队终于到达拉巴特，在我舅舅瓦伊德的家门前停了下来。舅舅全家身穿摩洛哥盛装，列队迎候在门口。他们按照传统的迎宾习俗，准备了牛奶和枣儿。这一时刻本应是欢乐的时刻，可是，他们的眼里同我们一样充满着极大的悲伤。20年的愁苦是无法在5分钟之内就给磨灭的。

　　而且，这是永远也无法磨灭的。

　　下汽车时，我的两腿发软，几乎站立不稳。后来的事情我都记不得了。我只觉得有人亲我，紧紧地搂抱我，一个一个地轮流拥抱我。我肯定是非常的激动。不过，我又觉得异常的麻木，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随后的那些天，家里仍旧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大家都急切地想要看看我们。我们如同在集市上或是在展览会上，任由喜欢我们和没有忘记我们的人们观看。

　　我的朋友乌丽亚是第一批来看我的人中的一位。她是忠实朋友中最忠实的一个，当初她曾想陪伴我们去流放。她在楼梯上刚一看见我，便向我冲了下来，吓得我连忙往后退去。我真想逃离，我害怕勾起青春往事。随后，她便坦白地跟我说，我的眼神把她给吓坏了。120年过去了，我变成了一个陌生的人，如同所有这些人一样，他们对我来说，也都成了陌生人了。

　　我坐在一把椅子上，看着他们在我面前走过，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一看见我，几乎全都开始哭了起来。我的变化真的那么大吗？我真的那么老吗？我真的衰老得让人不忍目睹了吗？我感到他们让我受不了。我真想独自一人待在一间黑屋子里。这根本办不到。我舅舅家房子很小。我们得待在楼下客厅，挤在一起睡觉。头几晚，我都没能合眼。

　　瓦伊德舅舅硬要我出去走走。出去走走？记者们全都围在门前，想要采访我们，但是我们拒绝采访。如何面对这群人？我在屋里待了整整三天，最后才鼓起勇气，走到门边。我请舅舅替我把门打开。

　　“玛丽卡，你为什么不自己打开它呀？你现在自由了……”

　　我缓慢地把门打开一条缝，颤颤悠悠地往外瞥了一眼。外面的景象模糊不清，人行道、汽车、行人，晃来晃去。外面灰蒙蒙的一片，什么也看不清，比待在狱中更让我觉得可怕。我脑袋发晕，差点儿昏厥过去。我的弟弟们倒是立刻就跑出去了。

　　我们的“守护神”阿拉布什和布阿比德每天傍晚都要前来。他们像是我们的老相识似的在客厅里坐下来，让瓦伊德给他们倒开胃酒。他们海阔天空、无边无际地闲扯，甚至还开几旬玩笑，逗我们笑，让我们从这种懵懂状态中摆脱出来。

　　我们往日的刽子手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呀？他们究竟是刽子手还是我们的恩人？我被弄糊涂了。他们似乎能够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似乎我们的性命就攥在他们的手心里。他们愿意代替我们来回答问题。他们事无巨细，都要替我们出主意。他们见媒体跟着我们就非常紧张，不希望我们接受采访。陛下不会容许我们接受记者采访的。

　　我们听从了他们，但我们错了。我们应该接受采访，应该利用媒体作为一种施压的手段。不过，我们一下子并不能摆脱监狱所带给我们的阴影。我们很害怕。只要我们仍旧待在摩洛哥，我们就无法承受这种不理性的、无法控制的恐惧，当然，我们对此也颇感羞耻。

　　警方日夜“陪伴着”我们。这种近距离的寸步不离的看守你可以认为是一种保护，但也可以看做是一种监视。他们还给我们派了一名司机，其实这是为了更清楚地了解我们去了哪里。我们无论去哪里，都有人跟着；我们的电话有人窃听：但凡接触我们的人都会受到审问。我们是自由的吗？

　　头几天，基埃杰曼律师就给我们打来了电话。他们是不是劝他不要来看我们？他没能说上几句话。他刚一放下电话，他们便告诉我们说陛下命令把我们的家产归还我们，并说给我们找了两名摩洛哥大律师纳希里律师和安达鲁斯律师。

　　这两位了不起的人物是分别来见我们的。听他们的意思，一切都会立即解决，只需列一份清单，我们的东西就立刻全部被归还。我们列出了财物清单，我们一式两份，分别交给了这两位大律师，然后便像他们建议我们的那样，静候佳音。但是，我们仍旧一直在等着。

　　舅妈把她的房间让给了我们。我同玛丽亚等住了进去。我们很少外出，即使出去，也总是贴着墙根走，不敢走在人行道中间。我们害怕光亮、噪声、汽车。我们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我们相信，所有的人都在盯着我们，一定认为我们很怪异。不过，我们对自己的穿着打扮还是挺得意的，即使穿过马路也有人看。这是我们庆贺自己获得自由的一种方式。

　　后来，我不只是在周围转转了，终于走得更远点了，去看看拉巴特的其他一些街区，独自一人乘出租车或坐火车，在一些陌生的地方走走看看，但是，那份焦虑不安仍旧在缠绕着我，一走到路中间，便禁不住立刻浑身冒汗。我不知道该往哪儿走。

　　即使出狱8年后，在巴黎，我还是会一走到人群之中便顿时害怕起来，甚至在我走熟了的那条路上也会迷了路的。我已经丧失了方位感。

　　我必须一切都从头学起，学习走路，学习睡觉，学习吃饭，学习说话。有那么几年工夫，我连时间都分不清了。我不知道上午、下午，不知道时间的长短，一小时可以感到是持续数日或者几分钟。我弄不懂别人的时间是怎么回事，搞不清他们为何急匆匆，又为何慢慢腾腾，不明白他们为何把时间看得那么重要。我始终都没法弄明白这些。

　　再生真的是一种怪怪的感觉。一开始，我常常感到很厌烦。天空、太阳、光亮、嘈杂、车水马龙等等这一切，既让我惊喜又让我疲乏。我若出去一天，回来后必定是头昏脑涨的。后来，我变得胆大了。我跑进咖啡馆里坐坐，要上一杯咖啡喝喝，还敢走进饭店里吃饭，进商场逛逛，去市场走走，甚至还开开车。当然，这一切对我来说都很不容易，但我却感到非常开心。我在体味这小小的自由时刻。

　　每一天对我来说都是个奇迹，都让我很陶醉。我过了一天又想过一天。每天早晨醒来，都有一种新的快感。可是，今天，我觉得生活是那样的假。穿着打扮、嬉笑开心，难道不像是在演戏吗？我在这20年中，可以说是“没有生活过”，我难道不是比所有那些在这段时间里忙忙碌碌的芸芸众生更深沉吗？

　　我经常把自己比作一个整个一生都听见了浮华世界的喧闹而又未亲身参与的人。我没有亲历其境，这是肯定的，但是，这难道就可以说我这一辈子在这些年中就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吗？在监狱中，我的内心世界比别人丰富千百倍，我的反应比他们也强烈千百倍。我比那些自由的人知道的多得多。我学会了对生与死的意义的思考。

　　今天，我觉得一切都是虚假的。我无法再认真地去对待任何事情。

　　阿代拉蒂夫又见到了他喜欢的表兄弟阿姆扎，他是弗齐亚的儿子，他中断了在加拿大的学习，前来找阿代拉蒂夫。他俩凑在一起疯玩，放荡不羁。阿代拉蒂夫在学习如何生活：夜生活、女人、音乐、跳舞、酒吧……他好像活得很幸福。阿姆扎是他最知心的朋友。

　　苏卡伊娜在画画，在写作；米丽阿姆在治病；拉乌夫在试图弥补在女人身上失去的时间。我们不赞成拉乌夫的做法。在我看来，疯狂地追蜂捕蝶无疑是对身体的一种超前的消费。我只相信真爱，我在等待着真爱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