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摔跤吧，爸爸》讲的，难道不是中国故事 ？
作者：任大刚
来源：公众号“冰川思享库”
他们对欧美的事情如数家珍，望梅止渴，但是对家门口的、对自己的苦难熟视无睹，用整容脸、小鲜肉，装扮出经不起推敲的盛世欢歌。
在中国，去过欧美的人如过江之鲫，研究欧美的书籍汗牛充栋，哪怕一个中学生，也可以甲乙丙丁，一二三四讲上一通欧美如何如何。
而对近邻印度，不仅去过的人屈指可数，随便问一个大学毕业生，也难讲出个所以然来。
这种认知上的古怪差异，只有两个字可以解释：势利，尤其是精英知识阶层的势利。中国和印度的外交关系固然不是那么热火朝天，但也不至于去往那里会受到无礼对待吧。
况且，那里也可以算是中国人的精神原乡之一，对今天中国人精神生活仍然产生着巨大影响的佛教，就是从印度传过来的。然而即便声称自己是佛教徒的人，又有几个打算去做寻踪之旅呢？
阿米尔·汗在电影中饰演“爸爸”阿米尔·汗在电影中饰演“爸爸”
但是《摔跤吧，爸爸》的中国普通观众，却用票房堆积，抛弃这种势利。
这个陌生的国度，在这部电影中显得如此亲切。我想，如果有中国投资人愿意拍出一部中国版的《摔跤吧，爸爸》，至少它不会显得有多么突兀，有多少违和感。
电影故事并不复杂，讲的是一个退役的前摔跤运动员马哈维亚因为生活所迫，没有机会参加世界级比赛，取得世界冠军。这个遗憾困扰着他，他一心想让自己的后代实现自己的愿望。但连续生了四个孩子都是女儿，他灰心丧气。偶然一次孩子斗殴，马哈维亚发现两个女儿有摔跤天赋，这激发了他的希望，通过魔鬼训练，艰苦努力，女儿成为世界冠军。
电影取材于真实故事。但这样的故事，在我们周围，那一天不在上演？
古代那些寒门学子经年苦读，一举成名的故事就不说了。
今天，那些没有走上更大舞台而抱憾终身的音体美人士，为了改变（家族和孩子）命运，不惜背井离乡，为着一线希望，带着孩子寄居在北上广的小屋；那些租住在毛坦厂中学附近的父母，哪一个故事的开端，不比《摔跤吧，爸爸》令人动容？
是的，励志是一回事，更多是黯然神伤的平淡，就像蒋雯丽在《立春》中饰演的王彩玲一样。
这样的故事，中国和印度一样，都不缺乏，遍地都是。
有人说这是表现印度女性地位的女权主义的电影，同样，这在中国也不鲜见。
只是十多年前，中国农村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新生儿的男女比例，并不比印度好多少，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实际并没有高到哪里去。
只是因为“物以稀为贵”，如今女孩子因歧视而成了稀缺物品，彩礼价位被抬到天文数字，一干父母开始后悔没有生养女儿。
不过任何东西一旦受价格左右，供求关系总会发生变化。我总担心有朝一日，一些地方的女孩子，会像今天的印度底层一样，重新成为“赔钱货”。
人们兴许还记得若干年前《盲山》这部电影，今天中国拐骗买卖本国妇女的事情或许少了，但不是又兴起了越南、柬埔寨和老挝等国妇女被拐骗到中国的事情吗？
妇女地位或因经济发展，在发生质的变化，但他国妇女在本国遭遇不幸，说到底仍是一种野蛮。在这点上，并不能说我们比印度文明了多少。
稍有不同的是有关体育运动，两国区别倒是蛮大的。
爸爸训练女儿摔跤爸爸训练女儿摔跤
马哈维亚带着两个女儿，从与男孩子泥地摔跤比赛开始，一直战斗到全国冠军，基本都是一个家庭的内部事务，困难的时候，连鸡肉都吃不起，顶多有一些个人赞助。马哈维亚向地方上的“体委干部”请求资助一张摔跤垫子都被拒绝。一直等到女儿拿到全国冠军，才有机会进入印度体育学院，接受专门训练。
而如果换成中国的举国体制下，则很可能有地方体育部门的大力支持，不至于过得如此艰辛。
两种体制，导致印度在国际比赛中的成绩，与中国差距不可以道里计。
现在的普通中国人，可以对体育奖牌熟视无睹，但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把体育奖牌等同于国家地位，迫切希望用它来证明这个国家、民族还“行”的心理，何等迫切。
在21世纪的印度，马哈维亚这种离世界冠军只有一步之遥的运动员身上，以及那些山呼海啸的印度观众身上，用体育奖牌荣耀国家的想法，潜在的民族主义情绪没有得到满足的压抑，仍然可以明显感觉到。
尽管民族主义在两国的体育赛事上，都有表现，但不管是中国还是印度，通过体育这条路径，往上说为国争光，往自己说实现阶层逆袭，道路都非常狭窄。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在中国，由于举国体制，底层的孩子要比印度更容易逆袭一些。
但正因为如此，《摔跤吧，爸爸》更能激起体育界之外的更多中国观众的共鸣——实际上，除了体育，两国的穷苦民众要实现阶层上升，除了奋斗，除了牺牲，并没有什么捷径可走。
今天在中国，举凡在城里能够立稳脚跟的底层民众，哪一个不是曾经跟马哈维亚和他的女儿一样。要么经过起早贪黑，长达十来年的魔鬼般的苦读和考试训练，要么受尽白眼，经历地狱般的基层工作，那些艰辛，很多不足为外人道，真是“我自己都怕自己”。
我们也有很多社会题材值得书写我们也有很多社会题材值得书写
可惜的是，这些故事，好像从来没有进入影视剧投资商、编剧和导演的视野——
马上要高考了，我们有真切地反映高考生活的电影吗？好像一部也没有。更不要说对高考的反思，对应试教育的反思。
那么多流水线上的青工，他们从哪里来？他们的生活怎么样？他们的前途在哪里？没有电影投资商去关注。
还有数千万留守儿童，老人，妇女儿童……这样的名单可以开出一长串。也没有任何电影投资商去关注一下他们身上发生的悲喜剧。
当然，这些问题尽可以推到监管部门头上。监管部门当然有监管部门的问题。但是，当几乎所有热门的现代流行剧中，上述这些人，连被提及的机会都没有，这又作何解释？
说到底，还是那个词：势利。或有人说了，这些题材，没有观众，赚不到钱，于是镜头永远对准所谓“白领”，因为市场逻辑是，他们掏得起钱。但阿米尔·汗拿的，难道是政府投资？
中国电影已经进入“盛世”，但依然经不起推敲中国电影已经进入“盛世”，但依然经不起推敲
如果把电影制作也看作一种知识视野，那么这种势利的知识视野，实来自中国近代以来被西方列强打得满地找牙，威仪尽失，一代又一代精英知识分子潜藏在内心的最大愿望，就是让中国重新回到世界的中心位置上，或者至少要取得与欧美平起平坐的国际地位。
于是，眼睛死死盯着欧美，不要说领袖们在梦想“毕其功于一役”“大跃进”“超英赶美”，精英知识分子难道不是这样想的？
于是，其余国家和地区，不管是拉美、南非，包括印度，都是不屑一顾的。甚至说学习日本，心里却也有一万个不情愿。
这种精英或核心知识分子的势利眼，形成一套核心理念，然后像水波一样扩散到作为外围的内容生产者——编辑、记者、演员、编剧、作家等等，通过他们再影响到普通民众趣味、观念，使他们对欧美的事情如数家珍，望梅止渴，但是对家门口的、对自己的苦难熟视无睹，用整容脸、小鲜肉，装扮出经不起推敲的盛世欢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