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马弗里
过去每座小镇都有一家电影院，马弗里也不例外。它叫“首都电影院”，这样的影院通常会叫此类名字。摩根·霍利是电影院的所有者和放映员。他不喜欢和公众打交道，只喜欢坐在楼上舒适的小房间里控制银幕上的故事，所以当那个检票的姑娘告诉他她因为怀孕而不干了，他自然很恼火。他本来应该预料到这一点。她已经结婚半年了，在那个年代，在肚子大起来之前你就应该从公众视线里消失了。但是他太敌视改变，太敌视人们有自己的私人生活这个想法，所以他吃了一惊。
幸运的是，她带来了一个可以接替她的人。一个和她住同一条街的女孩说想找一份晚上的工作。她白天不能工作，因为要帮妈妈照看弟弟妹妹。她的聪明足够应付这项差事，虽然她很害羞。
摩根说这很好，他雇检票员可不是让她和观众闲聊的。
于是女孩来了。她叫利亚。摩根问她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问题是，那是个什么名字啊。她说那是《圣经》里的名字。这时他注意到她没化妆，头发梳得很光滑，难看地紧贴在头皮上，用发夹固定住。有一瞬间他有些担心她是不是真的十六岁了，能不能合法打工，但再仔细看，他觉得她的年龄很可能是真实的。他告诉她工作日要收一场电影票，晚上八点开始，星期六要收两场电影票，晚上七点开始。电影院关门后，她要负责清点票款，把钱锁好 。
只有一个问题。她说工作日的晚上她可以自己走回家，但她父亲不许她星期六晚上自己走回去，而他又不能来接她，因为他自己要在磨坊上夜班。
摩根说他不知道在这样一个地方有什么好害怕的，他正准备让她别来上班了，这时他想起那个值夜班的警察，他经常在巡逻时来看一会儿电影。也许他可以负责送利亚回家。
她说要问问父亲。
她父亲同意了，但还有几个条件。利亚不可以看银幕或听电影里的对话。这个家庭信仰的宗教不允许这样的事。摩根说他雇检票员可不是让她免费偷看电影的。至于对话，他撒谎说电影院是隔音的。
雷·艾略特，就是那个值夜班的警察，接受夜班工作是为了陪妻子打发至少部分白天的时间。他只要早晨睡五个小时，下午稍晚些时候再打个盹儿，就可以了。那个盹儿经常泡汤，因为有些家务事要做，或者仅仅因为他和妻子——她叫伊莎贝尔——要去散步。他们没有孩子，可以在任何时候谈任何事情。他告诉她镇上的新闻，这些新闻常常让她大笑，她则告诉他她正在读的书。
雷刚满十八岁就参军了。他选择了空军，据说空军战士冒的危险最大，死得最快。他是中炮手——伊莎贝尔永远弄不清这是个什么职务——并且活了下来。战争即将结束时，他被调到另一个飞行队，而几个星期后，他原来所在的那个飞行队的成员，那些和他一起飞了那么多次的人，被击落后失踪。回家后他心里有一个模糊的想法，他应该用这条莫名其妙地被留下来的生命做些有意义的事，但他不知道是什么事。
首先，他应该完成中学学业。他长大的那座镇子成立了一所特殊的学校，专收想要完成中学学业并希望继续大学深造的老兵，这是心存感激的公民为他们提供的免费机会。教英语语言文学的是伊莎贝尔。当时她三十岁，已经结婚，丈夫也是个老兵，军衔比她班上的学生高很多。出于普罗大众的爱国心，她打算教一年时间的课程，然后就退职回家，要个孩子。她公开和学生们讨论这件事，学生们背着她说有些家伙运气真好。
雷不喜欢听那种谈话，原因是他爱上了她。她也爱上了他，这似乎更让人感到惊讶万分。除了他们自己，每个人都觉得这荒唐透顶。她离了婚。这对她的名门之家来说是个丑闻，对她的丈夫更是个打击，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他就想娶她了。雷的日子比她好过，因为他没什么需要与之探讨这件事的家人，而仅有的几个则宣称，既然他攀了高枝，他们肯定配不上他了，今后一定会离他远远的。假如说他们原本指望他会表示挽留，或者向他们许下什么承诺，那他们就要失望了。他无所谓，他大概就是这么说的。是重新开始的时候了。伊莎贝尔说她可以继续教书，直到他读完大学，找到工作，安稳下来，无论他想做的工作是什么。
但是计划不得不改变。她身体不舒服。刚开始，他们以为是神经紧张。生活的突变。愚蠢的烦扰。
后来疼痛开始了。每次她深呼吸时都会感到疼痛。胸骨下方和左肩膀都痛。她不去管它。她开玩笑说上帝在因为她的情感冒险而惩罚她，并说他——上帝——是在浪费时间，因为她根本就不信他。
她得的是心包炎。情况很严重。她忽视病情，给自己带来了危险。她不可能被治愈，但可以艰难地维持生命。她再也不能教书了。任何感染都可能引发危险，还有什么地方比教室更容易让感染蔓延呢？现在必须由雷来养活她，于是他在格雷县和布鲁斯县的交界处这座叫马弗里的小镇当起了警察。他不介意这份工作，而她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也不介意自己半隐居的生活。
只有一件事他们从不谈论。他们都不知道对方是否介意他们不能有孩子。当伊莎贝尔表示想要听雷说他星期六晚上护送回家的那个女孩的所有事情时，他想到这可能和她的失望有关。
“这太糟糕了。”她听到禁止看电影的事情后说。当他告诉她那个女孩的父母为了让她在家里帮忙而不让她上中学时，她更难过了。
“你说她很聪明。”
雷不记得自己说过那样的话。他说过她害羞得不同寻常，因此他们一起走回去时，他不得不绞尽脑汁寻找聊天的话题。有些他想到的问题是不能问的。比如，你最喜欢哪门功课？要问这个问题就必须用过去时，而她过去喜欢过什么，现在无关紧要。又或者，她想在长大后做什么？实际上，她现在已经长大了，而且已经被安排好了工作，无论她是否喜欢。还有她是否喜欢这座镇子，她是否想念曾经住过的任何地方，这些问题都毫无意义。他们已经聊过——不是很详尽——她家里几个年幼孩子的名字和年龄。当他问到狗或猫时，她说她没有养。
最终她想出了一个问题问他。她问那天晚上电影里的什么内容让观众发笑。
他并不认为应该提醒她她什么都不该听到。但他想不起来什么内容让大家发笑。于是他说一定是什么愚蠢的内容——你永远都猜不到什么会让观众笑。他说他没太专心，看得断断续续。他很少跟得上情节。
“情节。”她说。
他不得不告诉她那是什么意思——就是电影说的故事。从那以后聊天变得不再困难了。他也不必提醒她，在家里复述他们聊的内容可能不太明智。她明白。他被要求不要讲任何具体的故事——但无论如何他很难做到这一点——而是解释那些故事往往是关于骗子和无辜的人，骗子通常刚开始过得不错，他们犯下罪行，欺诈在夜总会（就是像舞厅的地方）唱歌的人，或者有时候，天知道为什么，那些人开始在山顶上唱歌，或者在其他某个人们不太可能去的室外场所唱歌，让电影的节奏变得拖沓。有时候电影是彩色的。如果故事发生在古代的话，演员的服装会非常华丽。盛装的演员们非常夸张地相互残杀。用甘油点的眼泪从女士的脸颊上滑落。大概是从动物园里弄来的丛林动物被逗着做出凶猛的表演。但摄像机镜头一移开，以各种方式被杀的人就爬了起来。活蹦乱跳，虽然你刚才明明看见他们被枪杀了，或者在刽子手的垫头木上被砍了头，脑袋在篮子里滚着。
“你应该轻松一点，”伊莎贝尔说，“你会让她做噩梦的。”
雷说她会做噩梦才怪。毫无疑问这女孩有一副能把事情弄明白的自信神态，而不会被吓住或者被弄糊涂。比如，她从来没问过刽子手的垫头木是什么，看上去也没有因为想到有脑袋放在上面的场景而惊讶。他告诉伊莎贝尔，她身上有某种东西，使她想要理解你对她说的无论什么话，而不是仅仅为此感到激动或迷惑。他认为她已经以某种方式把自己与家人区隔开来了。并不是鄙视他们，或对他们不友善。只不过归根究底，她很喜欢思考。
然后他说了让自己后悔的话，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她没什么盼头，不管怎样。”
“嗯，我们可以把她抢走。”伊莎贝尔说。
然后他警告她。严肃点。
“想都别想。”
快到圣诞节时（虽然天气还没有真正变冷），那一周中间的某天夜里，摩根在午夜左右来到警察局，说利亚失踪了。
她像平常一样卖了票，关上了窗户，把钱放在应该放的地方，然后出发回家，他就知道这些。电影放完后他亲自把门关了，但是当他走到外面时，一个他不认识的女人出现了，问利亚怎么了。她是那位母亲——利亚的母亲。父亲还在磨坊工作，摩根表示那个女孩有可能突然起意到他工作的地方去看他。母亲似乎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于是他说他们可以到磨坊去看看女孩是不是在那里，而她——母亲——哭了，求他千万别做这样的事。于是摩根开车送她回家，心想也许现在女孩已经在家里了，但这种好事没有发生，接着他想他最好去告诉雷。
他不喜欢不得不把消息告诉那个父亲的想法。
雷说他们应该马上到磨坊去，她有可能在那里，虽然可能性不大。但是，当然，他们找到了父亲，而他根本没见过她，他因为妻子未经允许就离家出门而大发雷霆。
雷问利亚有没有朋友，得知她一个朋友也没有，他并不感到惊讶。后来他让摩根回家，他自己去了利亚家，母亲正如摩根所形容的那样极度心烦意乱。孩子们还没有睡觉，或者说有几个还没睡，他们也说不出话来。他们在瑟瑟发抖，也许是因为家里有陌生人而感到害怕和不安，也许是因为天气寒冷，雷注意到天气显然越来越冷，即便室内也是如此。也许父亲对开暖气的条件也有规定。
利亚穿着冬季大衣，他只从他们嘴里得知这一点情况。他知道那件宽大的棕色格子衣服，心想那件衣服至少可以为她保暖一段时间。摩根在警局出现之后，雪已经开始下得很大了。
雷下班后回到家，告诉伊莎贝尔发生的事。然后他又出门去了，她没有试图阻止他。
一小时后，他一无所获地回来了，只带来消息说道路很可能因为今冬的第一场暴风雪而封闭。
到了早晨，道路真的封闭了；小镇那年第一次被困，主干道是扫雪机努力保持畅通的唯一一条路。几乎所有商店都关门了，利亚家那个片区停电了，人们对此无能为力，因为风太猛，把树都吹弯了，仿佛在清扫地面。
值白班的警察有了一个雷没有想到的主意。他是联合基督教会的教徒，他知道，或者说他妻子知道，利亚每个星期都为牧师太太熨烫衣服。他和雷到牧师家里去，看看那里有没有人了解什么情况，可以解释女孩的失踪，但没有得到任何信息。短暂的希望消失之后，找到女孩的踪迹似乎显得更加无望了。
雷有些惊讶，这个女孩还有另一份工作却从未跟他提过。虽然和电影院的工作相比，在牧师家的工作几乎算不上涉足社会。
下午他试图睡一觉，也的确睡着了大约一个小时。晚饭时伊莎贝尔试图和他聊聊天，但没有能够多谈一会儿的话题。雷不停地说起去牧师家的情形，牧师的太太尽力帮忙，也很关心利亚的事，而他——牧师——的表现却不像一个牧师应该有的样子。他不耐烦地开了门，好像他在写布道文或者别的什么的中途被干扰了。他把太太叫来，他太太过来后不得不提醒他那个女孩是谁。记得那个来帮我们熨烫衣服的女孩吗？利亚？然后他说他希望很快就会有消息，一边顶着风慢慢地把门关上了。
“唉，他还能做什么呢？”伊莎贝尔说，“祈祷吗？”
雷认为那样也没坏处。
“那样会让每个人都尴尬，而且让人看到祈祷徒劳无益。”伊莎贝尔说。然后她补充说，也许他是一个非常现代的牧师，更主张象征性的东西。
必须展开搜索，虽然天气不好。几座屋后的棚子和一座废弃多年的旧马厩被撬开并经彻底搜查，以防她藏在里面躲避风雪。什么也没有发现。当地电台接到通知，播出了寻人启事。
如果利亚在搭车，雷想，她也许是在暴风雪之前上车的，这可能是好事，也可能是坏事。
广播说她比平均身高稍矮一些——但雷认为应该是稍高一些——有一头深浅适中的棕色直发。而他认为她的头发是非常深的棕色，接近黑色。
她父亲没有参加搜索；她的几个弟弟也没有参加。当然，那几个男孩都比她小，而且，不管怎么样，没有父亲的同意他们不可能离开家。当雷步行兜了一圈并走到她家门口时，门几乎没有开，那位父亲开门见山地告诉他女孩很可能是私奔了。现在对她的惩罚已经不是由他决定，而是由上帝决定。他没有请雷进去暖和一会儿。也许家里仍然没开暖气。
第二天中午时分，暴风雪停了。扫雪机开出来，清扫了镇上街道的积雪。县里的铲雪机清理了高速公路上的雪。司机们接到通知，注意看雪堆里是否有冻僵的尸体。
过了一天，送信的卡车来了，送来一封信。信不是写给利亚家里任何人的，而是写给牧师和他太太的。信是利亚写的，宣布说她结婚了。新郎是牧师的儿子，他在一支爵士乐队里吹萨克斯。他在信的末尾加上了“惊喜惊喜”这几个字。至少人们是这么说的，尽管伊莎贝尔问怎么可能有任何人知道，除非邮局的人习惯用蒸汽把信封熏开。
萨克斯手小时候不住在镇上。那时他父亲在别的地方做牧师。他很少回家。大多数人甚至说不出他长什么样。他从来不去教堂。几年前他曾经带回家一个女人。那个女人浓妆艳抹，穿戴花哨。据说是他太太，但显然不是。
女孩在牧师家熨烫衣服时碰见过几次那个萨克斯手？有人得出了结论。应该只有一次。这是雷在警察局听说的，流言在警察局里和在女人堆里散布得一样快。
伊莎贝尔认为这是个了不起的故事。不是私奔者的错。不管怎么样，他们并没有预订暴风雪。
原来她本人对萨克斯手有一点了解。她曾经在邮局意外遇到过他一次，那时他碰巧回家，而她那段时间正好身体状况不错，可以出门。她邮购了一张唱片，但唱片没有寄到。他问她是什么唱片，她告诉了他。但现在她不记得是什么唱片了。然后他告诉她，他在从事另一种类型的音乐演奏。有某种东西让她确信他不是本地人。他朝她靠过来的样子，他身上浓浓的果汁口香糖的味道。他没有提到牧师家，但后来别人告诉了她二者的关系，在他对她说再见并祝她好运之后。
只是有一点轻浮，或者确信自己一定会受人欢迎。说了些如果唱片到了就让他来听的荒唐话。她希望他没打算让她当真。
她逗雷说，是不是他对电影里广阔世界的描述让那个女孩起了那个念头。
雷没有流露出也难以相信在女孩失踪期间他所体会到的绝望。当然，弄清发生了什么之后，他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但是，她还是走了。以一种并不完全是不同寻常或毫无希望的方式，她走了。荒唐的是，他感觉受到了冒犯。仿佛她本来至少可以暗示一下，她的生活还有另一个部分。
她父母和另外几个孩子也很快离开了，似乎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牧师退休后没有和太太离开小镇。
他们留住了原来的房子，人们仍然经常称其为牧师家，虽然已经名不副实了。新牧师的年轻太太对这所住宅的一些外观提出了异议，教会当局决定不去整修原来的房子，而是建一所新宅，这样她就没什么可抱怨的了。于是旧的牧师住宅被低价卖给老牧师。这样，牧师的音乐家儿子和他的太太带着孩子来看望他们时，房子也够大。
他们有两个孩子，孩子们出生时报纸登了他们的名字。先是一个男孩，然后是个女孩。他们偶尔来做客，但通常只有利亚一个人带他们来；他们的父亲忙于跳舞或者其他什么事。那时雷或伊莎贝尔都没有遇到过他们。
伊莎贝尔的身体好些了；她几乎恢复了正常。她烧的菜非常好吃，以至于他们两个人都胖了，她不得不停止烧菜，或者至少不那么经常烧别致的菜式。她和镇上的其他女人聚在一起，阅读和讨论伟大的作品。有几个人不明白这究竟是什么意思，于是退出了，但除此之外，她们的活动非常成功。想到她们在天堂和可怜的老但丁坦率交谈时可能引发怎样的争论，伊莎贝尔会笑起来。
后来有几次她晕倒了，或者差点儿晕倒了，但她不愿意去看医生，直到雷生气了，于是她声称是他的坏脾气导致她生病的。之后她向他道歉，两人和好如初，但她的心脏病情急转直下，他们不得不雇一个所谓的实习护士，在雷不在的时候照看她。幸运的是，他们有些钱可以变现——她继承了一笔遗产，而他涨了工资，尽管他仍然选择值夜班。
一个夏天的早晨，在回家的路上，他到邮局去看是不是可以取信了。有时候邮局一大早就把邮件分拣好了；有时候没有分拣好。这天早晨就还没有。
此时，在人行道上，在清晨明媚的阳光下朝他走过来的，是利亚。她推着一辆婴儿车，车里坐着一个大约两岁的小女孩，女孩用腿蹬着金属脚踏板。另一个孩子更加严肃，他拽着妈妈的裙子。其实那是一条橘色的长裤。搭配长裤的是一件宽松的白色上衣，有些像背心。她的头发比以前更有光泽，她的微笑——以前他从未真正见过她的微笑——似乎真切地向他播洒着快乐。
她几乎可能成为伊莎贝尔的一个新朋友，那些朋友大多更年轻，或者刚刚搬来小镇不久，不过其中也有几个年长一些，曾经是镇上更谨慎的居民，被席卷进这个光明崭新的时代，她们的旧观点被抛弃，她们的语言被改变，她们正努力变得爽快自然。
他原本在为没有在邮局找到一本新杂志而感到失望。倒不是现在这对伊莎贝尔有多重要。她曾经就为那些杂志而活着。杂志内容非常严肃，富有启发性，但里面会有一些让她发笑的诙谐的卡通画。甚至毛皮和珠宝广告也让她发笑，他仍然希望这些杂志能让她恢复活力。不过现在，至少，他有了些事要告诉她。利亚。
利亚用了一种新的声音和他打招呼，假装因为他认出了她而感到惊奇，因为她已经几乎变成了——用她的话说——一个老太婆。她介绍了两个孩子，小女孩不愿意抬头，继续有节奏地踢着金属脚踏板，男孩则看着远处，嘴里咕哝着什么。她取笑男孩，因为他不愿意放开她的衣服。
“我们已经过了马路了，宝贝儿。”
男孩叫大卫，女孩叫谢莉。雷不记得报纸上登过的名字了。他只有一个印象，两个名字都很时髦。
她说他们现在和她公婆一起住。
不是来做客。是和他们一起住。他后来才想到这一点，但这也许不代表任何意义。
“我们正要去邮局。”
他告诉她他刚从邮局出来，但他们还没有分拣好邮件。
“哦太糟糕了。我们以为可能会有爸爸的信，是不是，大卫？”
小男孩又拽住了她的衣服。
“等他们分拣好邮件，”她说，“也许那时会有我们的一封信。”
雷有一种感觉，她不太想和他道别，雷也不想和她道别，但又想不出还有什么其他可说的。
“我要去药房。”他说。
“哦，是吗？”
“我得去给我妻子拿药。”
“哦我希望她没有生病。”
他感到自己仿佛背叛了妻子，于是非常简短地说：“没有。没什么。”
现在她的目光正越过雷，她正用刚才和他打招呼的同样欢快的语调向另一个人问好。
那个人是联合基督教会的牧师，那个刚刚任职，或者说任职不久的牧师，就是他的太太要了一座时新的房子。
她问两位男士是否互相认识，他们说是的，认识。两个人的语调都表明他们并不熟识，而且似乎对这个状态感到满意。雷注意到那个人没有戴牧师领。
“因为我还没有犯事让他必须把我拖进警局吧。”牧师说，也许他认为他应该显得更快活一些。他握了握雷的手。
“真是太幸运了，”利亚说，“我一直想咨询你几个问题，现在你就来了。”
“我就在这儿呢。”牧师说。
“我是想问主日学校的事，”利亚说，“我一直在想。我这两个小孩子正一天天长大，我一直在想应该什么时候送他们去上主日学校，需要办什么手续，等等。”
“哦，是的。”牧师说。
雷能看出来他不是特别喜欢在公共场所行使牧师职责。不想在每次上街的时候都被迫与人交谈相关话题。但是牧师尽量掩饰自己的不适，和一个像利亚这样的女孩交谈，他一定能得到某种补偿。
“我们应该好好讨论一下这个问题，”他说，“约个什么时间吧。”
雷说他得走了。
“很高兴遇到你。”他对利亚说，然后对牧师点点头。
他往前走，掌握了两个新情况。如果她在准备安排孩子上主日学校，那么她一定会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另外，她还没有把从小被灌输的宗教观念完全从她的世界里清除。
他期盼着再次遇到她，但这样的偶遇没有再发生。
他回到家后，告诉伊莎贝尔那个女孩的变化，她说：“归根结底，这一切听上去都很寻常。”
她似乎有些急躁，也许因为她一直在等他煮咖啡给她。帮工九点钟才来，而她在一次烫伤事故之后被禁止自己煮咖啡了。
在圣诞节前，她的情形一直在变坏，还发生了几次令人害怕的状况，接着雷请到了假。他们去了城里，在那里找到几位医学专家。伊莎贝尔立即被收治入院，雷住进了医院为外地来的病人家属提供的一个房间。突然之间，他没有了任何职责，只需要每天去看伊莎贝尔，长时间地陪着她，记下她对各种治疗的反应。刚开始，他试图分散她的注意力，轻快地与她谈过去的事，或者他观察到的医院和他瞥见的其他病人的情况。他几乎每天都散步，不管天气如何。他也告诉她每一次散步的见闻。他带上报纸，读新闻给她听。终于，她说：“你太好了，亲爱的，但那些似乎对我已经没有用了。”
“什么没用？”他反驳说。但她说：“哦求你了。”在那之后他就安安静静地读从医院图书馆借来的书。她说：“如果我闭上了眼睛，别担心。我知道你就在那儿。”
前段时间她从紧急护理病房被转到了另一间病房，那里有四个女病人，病情都和她差不多，虽然有一位病人偶尔会兴奋起来，对着雷大叫：“给我们一个吻。”
有一天他走进病房，发现另一个女人躺在伊莎贝尔的床上。有一瞬间，他以为她死了，却没有人告诉他。但是那张斜放着的病床上那位喋喋不休的病人喊道：“在楼上。”语气中带着些许欢快和满足。
事情是这样的。那天早晨伊莎贝尔没能醒来，于是她被移到另一层楼，似乎医院把没有希望好转——比之前那间病房里的病人好转机会还要渺茫——却拒绝死亡的病人都集中在那里。
“你倒不如回家去。”他们对他说。他们说如果有任何变动他们会和他联系。
这个建议有道理。一个原因是，他住在医院为家属提供的房间里的时间已经满了。加上马弗里警察局给他的假期早已经过了。所有迹象都表明回去是正确的。
然而他却留在了城里。他在医院找了一份做养护的工作，打扫卫生，清理物品，擦洗地板。他找到一套带家具的公寓，里面只有基本的生活用品，离医院不远。
他回了一趟家，但只稍作停留。他一回家就开始安排卖房子和房子里的所有东西。他让房产经纪负责处理此事，自己则尽快离开；他不想向任何人解释任何事。他也不在乎那个地方发生的任何事。在镇上居住的所有那些年，他所了解的关于小镇的一切，似乎都从他身边溜走了。
他在镇上的时候的确听说了一些传闻，是关于那位联合基督教会牧师的丑闻，他想让妻子跟他离婚，理由是他通奸。和教区居民通奸已经够糟糕的了，但似乎牧师并没有尽力保守秘密，偷偷溜走，默默等待恢复正常生活，或者去内陆某个被遗忘的教区任职，而是选择了承担犯错的后果。他不只是坦白承认。他还说，一切都是虚假的谎言。他装腔作势地宣讲自己并不完全相信的四福音书和戒条，他关于爱和性的大多数布道，他墨守成规、胆小羞怯、闪烁其词的建议：全是虚假的谎言。现在他自由了，可以自由地告诉他们，在赞颂精神生活的同时赞颂肉体生活，这是多么令人欣慰啊。那个让他获得自由的女人似乎是利亚。雷听说她的丈夫，那个音乐家，曾经回来要带她走，但她不愿意跟他走。他说都怪那个牧师，但他——那个丈夫——是个酒鬼，因此没有人知道是否应该相信他。但他妈妈一定相信他，因为她把利亚赶出了家门，把两个孩子留了下来。
在雷看来，这些都是令人厌恶的闲言碎语。通奸，醉酒，丑闻——谁对谁错？谁会在乎？那个女孩已经长大，像其他所有人一样学会了沾沾自喜，讨价还价。时间被浪费了，生命被浪费了，被那些争抢刺激却对真正重要的东西视而不见的人浪费了。
当然，当他还能对伊莎贝尔说话时，一切都不一样。并不是伊莎贝尔会寻找答案，而是她会让他感觉到这个问题比他所考虑的要复杂得多。最后她会笑起来。
他的工作很顺利。同事问他是否愿意参加保龄球队，他感谢了他们，但说他没时间。其实他有很多时间，但这些时间他要和伊莎贝尔在一起。留心任何变化，任何解释。不让任何事悄然溜走。
之前那些护士说 “嗨，我的夫人”或者“好了，太太，我们到这边来”的时候，他还提醒过他们：“她叫伊莎贝尔。”
后来他习惯了她们这样对她说话。因此，不管怎样，变化还是有的。如果在伊莎贝尔身上找不到，他还可以在自己身上找到。
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每天去看她一次。
后来他每隔一天去看她一次。再后来每星期去看她两次。
四年。他想这一定接近最高纪录了。他问那些照看她的人是不是这样，她们说：“嗯。快了。”她们习惯于对每一件事都含糊其辞。
他一度坚信她在思考，但现在已经不这么想了。他已经不再等她睁开眼睛了。他只是不能离开，把她一个人留在那里。
她从一个非常瘦弱的女人变成了——并不是一个孩子，而是一堆别扭的不合衬的骨头，头发像小鸟的羽冠，呼吸飘忽不定，每一分钟都可能死去。
有几间用作康复与健身的房间和医院相连。通常他只看见这些房间没人时的样子，所有器材都收了起来，所有的灯都关着。但是有一天晚上，不知道为什么，他穿过大楼离开时走了一条不同的路，看见有一盏灯还亮着。
他去查看，发现有人还在里面。一个女人。她跨坐在充了气的健身球上，只是在那里休息，或者也许是在试图记起接下来应该做什么。
是利亚。刚开始他没认出她，但后来他又看了一眼，是利亚。也许，如果他先看清了是谁，就不会进去了，但此刻，他在预备去关灯的路上已经走了一半。她看见了他。
她从坐的地方滑了下来。她穿着锻炼专用的运动服，比以前胖了很多。
“我想也许什么时候我会遇到你，”她说，“伊莎贝尔好吗？”
听她直呼伊莎贝尔的名字，或者只是听她提到伊莎贝尔，令他感到有点惊讶，仿佛她认识她一样。
他简短地说了伊莎贝尔的情况。现在只能简短地说说。
“你对她说话吗？”她说。
“不再说那么多了。”
“哦，你应该对她说话。不该放弃对他们说话。”
她怎么会认为自己对每一件事都知道得很多？
“你看到我并不惊讶吧，是不是？你一定听说了吧？”她说。
他不知道怎么回答。
“呃。”他说。
“自从我听说你在这里，以及其他的事情，已经有一阵子了，所以我猜我只是以为你会知道我也在这里。”
他说不知道。
“我做康复工作，”她告诉他，“我是指帮助癌症病人康复。如果他们能行的话。”
他说他认为这是个好主意。
“那很了不起。对我也是。我其实还好，但有时候有些事让我沮丧。我是说，尤其是在吃晚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会开始有奇怪的感觉。”
她看得出他不知道她在说什么，她愿意，也许是迫切地想要解释。
“我的意思是孩子们不在我身边，之类等等。你不知道他们的父亲得到了他们的抚养权？”
“不知道。”他说。
“哦，是这样。因为他们认为他的母亲可以照顾好孩子，真的。他参加了匿名戒酒会，但如果没有他母亲，判决就不会是那样的。”
她吸了一下鼻子，匆匆地抹去眼泪，没怎么在意他。
“不用感到尴尬，情况不像看上去那么糟。我只是会不自觉地哭起来。哭泣没什么坏处，只要你别把它当作职业。”
匿名戒酒会的那个人应该是萨克斯手。但那个牧师和发生的那些事情是怎么回事？
她仿佛听见了他心里的疑问，说：“哦。后来。卡尔。那件事闹得满城风雨什么的？我那时真该去检查一下我的脑袋。
“卡尔又结婚了，”她接着说，“那让他感觉好点儿了。因为他可以说已经对我没有感觉了。真是有点儿滑稽。他去和另一个牧师结了婚。你知道现在他们允许女人做牧师了吗？嗯，她就是一个女牧师。所以他就好像是牧师太太。我觉得这太可笑了。”
现在眼泪已经干了，她在笑。他知道她还会说更多的话，但猜不出可能是什么话。
“你一定在这儿待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你有自己的住处吗？”
“有。”
“你自己做饭和所有其他事？”
他说是这样。
“我可以偶尔帮你做些事。这是不是个好主意？”
她的眼睛变得很亮，紧紧盯着他的眼睛。
他说也许吧，但说实话他的住处太小，多一个人都转不开身。
然后他说他已经好几天没去看伊莎贝尔了，他现在得去看她。
她只是微微点头表示同意。看上去并不伤心也不沮丧。
“再见。”
“再见。”
她们在到处找他。伊莎贝尔终于走了。她们说“走了”，好像她是起身离开了。大约一小时前有人去给她做检查时，她还和以前一样，现在她已经走了。
他曾经常常想这会有什么区别。
但她走后取而代之的空虚却排山倒海。
他茫然不解地看着护士。她以为他在问他接下来应该做什么，于是开始告诉他。向他提供信息。他完全明白她的意思，但仍然心事重重。
他一直以为很久以前伊莎贝尔就已经不在了，但其实不是。在这之前她一直都在。
她曾经存在，而现在不再存在。完全不存在了，仿佛从未存在过。人们匆匆来去，仿佛合乎情理的安排可以战胜这个骇人的真相。他也遵循惯例，在人们告诉他该签字的地方签字，安顿——用她们的话说——遗体。
多好的一个词啊，“遗体”。好像被丢在橱柜里阴干后剩下的一片片煤灰渣似的东西。
很快他发现自己来到了外面，假装和其他任何人一样有一个寻常而充足的理由，可以让自己一步一步地往前走。
他随身携带的，他所携带的全部，只是一种匮乏，就像缺乏空气，就像他的肺部缺乏正常运转的机制，他料想这会成为他身上永远存在的困境。
和他说话的那个女孩，他曾经认识的那个女孩——她说到自己的孩子。说到她失去了孩子。然后习惯于这种失去。只在晚饭时会有问题。
她可以被称作擅长失去的行家，相比之下他本人是个新手。现在他想不起来她的名字了。他失去了她的名字，虽然他曾经很熟悉。正在失去，已经失去。这是老天对他开的一个玩笑，如果你想要一个玩笑的话。
他沿自己住处的台阶往上爬时想起了这个名字。
利亚。
强烈的如释重负的感觉，记起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