骄傲

    有些人把一切都弄错了。怎么解释呢？我的意思是，有些人可以让一切都对自己不利，比如说，经受了三次打击，或二十次打击，结果却没事。他们可以在早年犯点小错，比方在二年级时弄脏了裤子之类的，然后一辈子都住在一个任何事都不会被忘记的地方，就像我们的小镇（任何小镇，实际上，任何小镇都是这样的地方），却能成功应对，证明自己精神饱满，心情愉快，还能发自真心地宣称自己根本不想住在除此之外的其他任何地方。

    另一些人则不一样。他们不搬走，但你希望他们搬走。那是为了他们自己好，你可能会说。无论年轻时开始为自己挖了一个什么坑——而且绝不像弄脏裤子这么明显——他们都会继续下去，一直不停地挖，如果别人有可能注意不到，他们甚至会挖得更加卖力夸张。

    当然，现在时代不同了。有咨询师可以随时求助。充满了善意和理解。我们被告知，生活对某些人来说更为艰难。那不是他们的错，即使打击只存在于他们的想象之中。受到打击的人，又或者没有受到打击的人，对真实的和想象的打击的感受同样强烈。

    但如果你愿意，一切都有可能变成好事。

    不管怎样，奥奈达不和我们其他人一起上学。我的意思是，我们那所学校不可能为她将来的生活做任何准备。她上了一所女校，一所私立学校，以前我可能知道学校的名字，但现在不记得了。即使夏天她也不经常住在镇上。我相信她家在锡姆科湖边另有住处。他们很有钱，事实上，太有钱了，他们和镇上其他任何人，甚至那些富人，都不是一类人。

    奥奈达在那时是个不同寻常的名字——现在仍然是——在我们那儿并不时兴。后来我发现，那是印第安人的名字。可能是她妈妈取的。奥奈达的妈妈在她十几岁时就去世了。我相信她爸爸叫她艾达。

    我曾经有所有的文件，当时为了研究小镇历史而找来的一堆堆的文件。但即使在这些文件里也有无法填补的空白。没有关于财富如何消失的令人满意的解释。然而，也没有这个需要。当时人们的口耳相传完全达到了这个目的。倒是没人去想，随着时间流逝，传言又是如何消失不见的。

    艾达的父亲经营银行。即便是那个时候银行家也经常更换，我猜是为了不让他们和客户的关系过于亲近。但是詹特森家族在镇上随心所欲的时间太长了，任何规则对他们而言都不重要，或者说看上去是这样。毫无疑问，贺拉斯·詹特森看上去就是天生的掌权者。浓密的白色胡须——虽然从照片资料上看，一战之前就已经不时兴留胡子了——身材高大，大腹便便，表情严肃庄重。

    在艰难的三十年代，人们的点子依然层出不穷。监狱被用来收容沿着铁轨闲荡的流浪汉，但你可以肯定，甚至在他们当中也有人怀揣着一定会让自己变成百万富翁的奇想。

    那个时候一百万就是一百万。

    然而，那天走进银行去和贺拉斯·詹特森谈的并不是什么铁路上的流浪汉。没人知道是一个人还是一伙人。也许是一个陌生人或者几个朋友的朋友。穿着讲究，看上去挺可靠。一定是这样。贺拉斯重视外貌，但他不是傻瓜，尽管也许他发觉情况不妙的速度没那么快。

    那个项目是复兴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流行的蒸汽动力汽车。贺拉斯·詹特森本人也许就有一辆，而且喜欢这种汽车。当然，新型号的汽车经过了改良，优点是经济合算，噪音较小。

    我不太清楚具体的细节，当时我还在上中学。但我能想象，消息被传了出去，有人嘲笑，有人热心，传闻说一些从多伦多或温莎或基秦纳来的企业家准备在当地开始干起来了。都是些能人，人们说。其他人则会问他们是否有资金支持。

    他们确实有资金支持，因为银行提供了贷款。这是詹特森的决定。但大家不太清楚他是否把自己的钱也投了进去。他也许这么做了，但后来他被揭发非法动用银行储备金，他本以为自己一定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把钱还回去。也许那时法律规定并不那么严厉。他们确实雇用了工人，车马出租所也被清理干净，作为他们的经营场所。关于这一段我记得不太清楚，因为当时我中学毕业了，必须考虑工作挣钱，如果有这个可能的话。我有些口吃，即使兔唇已经缝合，我也不可能从事需要说很多话的工作，因此我勉强做了会计，这意味着要离家去戈德里奇镇的一所机构实习。等我回到家，曾经反对蒸汽动力汽车计划的人已经在用蔑视的口吻谈论这件事了，而那些一度支持的人则缄口不言。从外面来的全力促成此事的人不见了踪影。

    银行损失了一大笔钱。

    人们不认为这是欺诈，而认为是经营不善。有人必须受到惩罚。任何普通经理都会被解雇，但因为那是贺拉斯·詹特森，所以他没有被打发走。但他的结果几乎更糟糕。他被调到高速公路以北大约六英里处一座叫霍克斯伯格的小村子担任银行经理。在此之前那里根本没有经理，因为没有这个必要。那里只有一个主管出纳和一个普通出纳，都是女人。

    当然他可以拒绝，但人们认为，骄傲让他做出了相反的选择。骄傲让他选择每天早晨乘车去往六英里以外，坐在用涂了漆的木板做的半截隔墙后面，那里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办公室。他坐在那里，无所事事，直到下班被接回家。

    接送他上下班的是他的女儿。在开车接送他的这些年里她从艾达变成了奥奈达。她终于有事可做了。但她并不管理家务，因为他们不能让伯奇太太走。这是一种说法。另一个可能是他们一向付给伯奇太太的工资太少，如果他们确曾考虑过让她走的话，她离开之后只能去贫民院。

    如果让我想象奥奈达和她父亲往返于家里和霍克斯伯格村的情景，我能看见他坐在后排座位，而她坐在前面，像一个司机。也许因为他体型过于庞大，不能坐在她身边。也许因为他的胡须需要空间。我没觉得这样的安排会让奥奈达看上去压抑或不高兴，也没觉得她爸爸会看上去不高兴。他所有的是尊严，许许多多的尊严。而她所有的是不同的东西。当她走进一家商店，甚至只在大街上走过时，似乎她身边会清理出一小块空间，随时准备容纳她可能想要的东西或她可能表达的问候。那时她看上去会有些紧张慌乱，但同时又优雅谦逊，做好了嘲笑自己或当时情境的准备。当然，她有健康的骨架、伶俐的相貌、令人赞叹的漂亮的皮肤和头发。因此，我竟然为她感到遗憾，为她总是停留在事物的表面和轻信而感到遗憾，这可能看上去有些奇怪。

    想象一下，我，感到遗憾。

    战争开始了，似乎一夜之间一切都发生了改变。流浪汉不再跟着火车走。工作机会开始涌现，年轻人不再四处寻找工作或搭顺风车，而是穿着灰蓝色或卡其色的军装出现在各个地方。妈妈说我的情况让我很走运，我相信她是对的，但告诉她别在外面这么说。我已经完成了实习，从戈德里奇镇回到家里，并且立即在克莱布斯百货公司找到了一份会计工作。当然可以说，事实也可能正是如此，我能得到这份工作是因为我妈妈在那里的纺织品部工作，但也因为正巧年轻的经理肯尼·克莱布斯离开岗位参加了空军，在训练飞行时牺牲了。

    类似的令人震惊的事时有发生，但到处都充满了令人愉悦的活力，人们的口袋里都有钱。我感到自己被切断了与同龄人的联系，但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还有其他人和我处境相同。农民的儿子被免除了服兵役的义务，他们需要照料庄稼和牲畜。我知道有些人尽管家中有雇工干活，还是接受了豁免。我也知道要是有人问我为什么不服兵役，那就是个笑话。我准备回答我得照料账簿。先是克莱布斯百货公司的账，很快还有其他公司的账。得照料着那些数字。当时人们还不太能接受女人做这个工作。即使到了战争结束时还是这样，那时女人做会计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人们仍然相信，真正可靠的工作需要男人来做。

    有时候我问自己，为什么兔唇——已经收拾得很像样，虽然不是很巧妙——和有些怪但却能听得懂的发音足以让人们认为我可以待在家里？我一定收到了通知，我一定到医生那里开了豁免证明。只不过我不记得了。是不是我已经太习惯于被排除在这样或那样的事情之外，所以我完全以为接受豁免是理所当然的事，就像在其他许多事情上一样？

    虽然我让妈妈在某些事情上保持沉默，但她的话通常对我没什么影响。她总是看着光明的一面。我知道一些其他事情，但不是从她那里知道的。我知道因为我，她不敢再要其他孩子了，她还失去了一个曾经对她感兴趣的男人，当她告诉他我的情况时。但是我没有想过要为我们自己感到遗憾。我并不想念我还没有见面就死去的父亲，或者如果我不是这副样子可能会有的女友，或者走向战场时短暂的昂首阔步。

    妈妈和我有晚饭时喜欢吃的菜，有喜欢听的广播节目，我们睡觉前总是听bbb海外新闻。国王或温斯顿·丘吉尔发表演讲时妈妈的眼睛总是会亮起来。我带妈妈去看《忠勇之家》，她也被这部电影打动。我们的生活之中充满了戏剧，虚构的和真实的。敦刻尔克大撤退，王室成员的勇敢表现，夜复一夜对伦敦的轰炸，仍然敲响的大本钟宣布着严肃的消息。船只在海上失踪，最糟糕的是，一只民用船，一艘轮渡，在加拿大和纽芬兰之间沉没，在如此靠近我们海岸的地方。

    那天晚上，我无法入睡，于是在镇上的街道散步。我无法不去想那些沉到海底的人们。老女人，像妈妈一样上了年纪的妇女，手中紧紧抓着编织物。某个因为牙疼而烦恼的孩子。其他在沉船前半小时还在抱怨晕船的人。我有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半是恐惧半是——我所能找到的最贴近的描述是——一种令人恐惧的兴奋。一切都被吹走了，所有人都变得平等——我不得不说——突然之间，和我一样的人，比我更艰难的人，以及那些普通人，大家都变得平等。

    当然，在战争后期，当我已经习惯于看到一些事情的时候，这种感觉消失了。健康的光屁股，又老又瘦的光屁股，所有人都被赶进了毒气室。

    或者，如果那种感觉并没有完全消失，我已经学会了如何把它压下去。

    那些年里我一定遇见过奥奈达，并且一直了解她的生活。不可能不如此。她父亲在欧洲胜利日前去世，葬礼和庆典尴尬地混淆在一起。我妈妈的情况也是如此，她在接下来的那个夏天去世，就在投原子弹的消息传来的时候。妈妈死亡的方式更令人惊愕，她是在公共场合，在工作的时候去世的，此前她刚说了一句：“我要坐下来了。”

    在奥奈达父亲生命中的最后一年，很少有人看见他或者听说他的消息。霍克斯伯格村装模作样的工作已经结束，但奥奈达似乎比以前更忙了。或许那时你就是感觉你碰到的每个人都很忙，要弄清各种配给票证簿的使用情况，寄信去前线，告诉别人他们从前线收到的回信中写了些什么。

    就奥奈达而言，她需要照看那座现在由她一个人操持的大房子。

    一天，她在大街上截住我，说她想听听我关于卖房子的意见。那座房子。我说我真不是她应该商量这件事的人。她说也许不是，但是她了解我。当然，她对我的了解并不比对镇上任何其他人的了解更多，但她仍然坚持，并且到我家里来进一步商量这件事。她很欣赏我刷漆的成果，还有对家具的重新摆放，她说这些改变一定可以帮助我摆脱对妈妈的思念。

    没错，但大多数人都不会这么直截了当地说出来。

    我不习惯招待客人，因此没有请她吃茶点，只给她提了一些关于卖房子的严肃的告诫性建议，并且不断提醒她我不是专家。

    后来她急不可待地行动起来，把我所说的全都抛在了脑后。她把房子卖给了第一个出价的人，主要是因为那个买家不停地说他多么喜欢这个地方，盼望在里面组建家庭，生儿育女。他是镇上我最不信任的人，有没有孩子都一样，而且他的出价低得可怜。我得告诉她这个情况。我说孩子会把房子弄得乱七八糟，她说孩子就应该这样。乒乒乓乓地到处乱跑，和她小时候截然相反。事实上，孩子们没有机会这么做，因为那个买家把房子拆了，盖起了一栋公寓楼，四层楼高，带电梯，庭院被改成了停车场。这是这座小镇盖起来的第一座真正的公寓楼。这一切开始的时候，她在惊愕之中来看我，想知道她是否能做些什么——让有关部门宣布这是文物建筑，或者起诉买家，告他没有遵守口头协定，或者别的什么。她感到非常惊讶，一个人竟能做出这样的事情。一个定期去教堂的人。

    “我都不会那么做，”她说，“而我只在圣诞节时去教堂。”

    然后她摇摇头，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真是个傻瓜，”她说，“我应该听你的话的，是不是？”

    此时她住在租来的半栋体面的房子里，但抱怨说眼睛只能看见街对面的那栋房子。

    仿佛大多数人所能看见的不是那栋房子似的，但我没有说。

    后来所有公寓套房都完工之后，她却搬了回去，住进其中一套公寓房，在顶楼。我知道她并没有得到房租优惠，也没有要求优惠。她已经不再对房主抱有恶感，反而对窗外的风景和地下室的洗衣房赞叹不已，她每次去那里洗衣服都用硬币付钱。

    “我正在学习节约，”她说，“不再想洗点儿什么就随时扔进洗衣机里。”

    “毕竟，让这个世界运转的正是像他这样的人。”她这样说那个不择手段的家伙。她邀请我去她家看风景，但我找借口没有去。

    无论如何，这之后我们常常见面。她养成了顺道来看我的习惯，诉说她和房子有关的苦恼和决定，即使她对房子感到满意的时候仍然保持着这个习惯。我买了一台电视机，她没有买，因为她说她害怕看电视上瘾。

    我不担心这个，因为我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家。那个年代有很多好节目。她喜欢的大多数节目碰巧和我一致。我们都非常喜欢公共电视台的节目，特别是英国喜剧。有些节目我们看了一遍又一遍。吸引我们的是情境，而不仅仅是所讲的笑话。刚开始，我为英国人的坦率乃至猥琐感到尴尬，但奥奈达像欣赏节目的其他特点一样欣赏这些。一个系列节目又从头开始播放时我们会发牢骚，但每次我们都被吸引并会再看一遍。我们甚至看那些色彩已经模糊的老节目。现在，我有时会偶然看到一个那时看过的老节目，修复后的颜色亮丽如新，这让我非常伤心，于是我会换一个频道。

    我很早就学会做一手好菜，因为有些最好的电视节目是在晚饭过不久就播出，所以我会给我们两个人做晚饭，而她会从面包房买甜点带过来。我买了一张折叠餐桌，我们边吃饭边看新闻，然后看喜欢的节目。妈妈总是坚持我们要坐在餐桌上吃饭，因为她认为那是唯一得体的用餐方式，但是奥奈达似乎没有这方面的讲究。

    她离开时可能已经是十点以后了。她不介意走回去，但我不喜欢这个主意，于是我把车开出来，送她回家。她处理了那辆接送她父亲的车之后就没再买过车。她从不介意被人看见在镇上步行，虽然人们都拿这个笑话她。那是在步行和锻炼变成时髦之前。

    我们从没有一起去过什么地方。有时候我见不到她，因为她不在镇上，或者也许她哪儿也没去，但在家里招待从外面来的人。我没有去见那些人。

    没有。这让我看上去好似遭到了冷落。但我没有。和不认识的人见面对我来说是一种折磨，而她一定了解这一点。我们一起吃饭，一起在电视机前打发晚上的时光，这个习惯如此轻松，如此灵活，似乎永远不会有什么困难。一定有很多人知道这件事，但因为是我，所以他们几乎没有在意。他们也知道我还为她报所得税，但为什么不呢？我是这方面的行家，而任何人都不会指望她知道该怎么做。

    我不知道他们是否知道她并不付给我报酬。我本来可以要求她象征性地付一点钱，只是为了令事情变得比较合适，但是这个话题一直没有被提起。并不是她小气。她只是没有想过。

    如果我因为某种原因需要提到她的名字，有时候我会无意中把她叫作艾达。如果我当着她的面这样叫，她会取笑我一番。她会指出我只要有机会就总是喜欢用以前上学时候的外号叫别人。我自己倒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没有人放在心上，”她说，“只有你。”

    这让我有一点气恼，尽管我竭力不表现出来。她有什么权利从我做了什么或者没做什么来评说我是怎么想的？她的言外之意是，出于某种理由，我更愿意紧紧抓住童年时代不放，我想停留在那个时代，也让其他每个人和我一起停留在那个时代。

    那让事情显得太简单了。在我看来，整个学生时代我一直在适应自己的相貌，即自己的脸，以及其他人的相貌。我想我设法应付了这个问题，知道自己能在这里生存下去，赚钱过活，不必不断地闯入新环境，这是一个小小的胜利。但是至于想让我们都回到四年级，不，谢谢。

    而且奥奈达是谁，怎么会有自己的见解？在我看来她似乎还没有安定下来。事实上，既然现在大房子已经不存在了，一大部分的她也随之而不存在了。小镇在变化，她在其中的位置在变化，而她却几乎不知道。当然，变化一直都在发生，但是在战前，变化只是有人离开了小镇，去别的地方寻找更好的东西。而在五十、六十和七十年代，小镇被新搬来的人改变了。你会以为奥奈达在搬到公寓楼去住的时候就承认了这一点。但是她完全没有认识到。她身上仍然有那种奇怪的犹豫和轻松，仿佛在等待生活重新开始。

    当然，她会去旅行，也许她认为生活会在那里开始。没有这般运气。

    在小镇南郊盖起了新的购物中心，克莱布斯百货公司关门停业（对我来说这不是问题，没有他们我也有足够的工作可以做），而镇上似乎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冬天去度假，那意味着去墨西哥或西印度群岛或某个以前和我们从未有什么关系的地方。在我看来，结果是也往回带来了以前和我们从未有什么关系的疾病。有一段时间，这样的事时有发生。会有一种“年度疾病”被冠上某个特别的名字。也许这样的事仍在发生，只不过不再有人像过去那么关注。也有可能是我这个年龄的人已经不会再去关注什么了。你能肯定自己不会被什么戏剧化的事件夺去生命，要不然事情早就该发生了。

    一天傍晚，看完一个电视节目之后，我起身在奥奈达回家之前给两人各泡一杯茶。我朝厨房走去，突然感觉非常不舒服。我摇晃了一下，跪了下来，然后倒在地上。奥奈达抓住我，把我扶到椅子上坐下，那一阵昏黑过去了。我告诉她我有时候会发病，不必担心。这是谎话，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说谎，但反正她并不相信我。她把我扶到楼下我睡觉的房间，帮我脱了鞋。然后莫名其妙地，我们一起——我稍微反抗了一下——把我的衣服脱了，换上睡衣。我只在发作的间歇期有意识。我让她叫一辆出租车送她回家，但她根本没听。

    那天夜里她就睡在客厅的沙发上，第二天，在我家里进行了一番探查后，她住进了我妈妈的卧室。她一定在白天的时候回自己的公寓拿了需要的东西，也许还去购物中心买了她认为可以补给我的日常用度的东西。她还去找了医生，按药方从药店买来了药，每当她把药放到我嘴边时我就吞下去。

    那一个星期的大部分时间我都时而昏迷时而清醒，身体不适，还发着烧。我偶尔告诉她我感觉已经康复了，可以自己照顾自己，但那是胡扯。大多数时候我只是遵照她的指令，变得依赖她，而且非常自然，就像在医院里会依赖护士一样。她照顾发烧病人不像护士那么熟练，有时候如果我有力气，就会像个六岁的孩子一样抱怨。而她就会道歉，并不生气。有时我会告诉她我好些了，她应该考虑回到自己家里去，但不这么说的时候，我会自私地毫无缘由地大叫她的名字，就是为了确认她在身旁，让自己安心。

    后来我好了起来，开始担心她会不会染上我正在得的谁知道什么病。

    “你应该戴口罩。”

    “别担心，”她说，“如果我要得，我想现在已经得了。”

    当我第一次真正感觉好些的时候，我又懒劲儿发作，不愿意承认自己正放纵自己做个小孩子。

    但是，当然，她不是我妈妈，我不得不在一天早晨醒来时意识到这一点。我不得不想到她为我做的所有事，这让我感到非常尴尬。任何一个男人都会感到尴尬，但我尤甚，因为我记起了自己的相貌。我几乎已经忘记了这一点，而现在似乎她并没有感到尴尬，她可以如此自然而然地做事，因为我对她而言是一个中性人，或者一个不幸的孩子。

    现在我很有礼貌，在对她表示感激的同时，也表达了我现在十分真诚的让她回家的愿望。

    她听懂了我的意思，她没有生气。她只有零星的睡觉时间，又不习惯照顾人，一定累垮了。她最后一次为我买了我会需要的东西，最后一次为我量了体温，然后，我想，她带着圆满完成工作的满足心情走了。走之前她在前厅待了一会儿，看我能否不需要帮忙就穿上衣服，她满意地看到我能做到。她刚走出去，我就把账簿拿出来，开始做我生病那天在做的工作。

    我的大脑比以前迟钝，但还很精确，这让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她只让我一个人待到了那天——或者应该说那天晚上——我们习惯于一起看电视的时间。然后她就带着一罐汤来了。那罐汤不够做一顿饭，而且那也不是她自己做的汤，但不管怎么说也算给晚饭加了一道菜。她来早了，留出了热汤的时间。她还自己把那罐汤打开了，没有先问问我。她熟悉我的厨房。她把汤热了，拿出汤碗，我们一起吃了。她的行为似乎在提醒我，我是一个病人，眼下正需要营养。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如此。那天中午我因为虚弱颤抖，无法自己用开罐器打开罐头。

    从前我们会接连看两个节目。但那天晚上我们没能看第二个节目。她等不到放第二个节目就开始谈起让我非常不安的话题。

    谈话的要点是她准备搬来和我一起住。

    首先，她说，她住在公寓里不开心。那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她喜欢独立屋。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后悔离开自己出生的房子。她一个人住在那栋房子里会神经错乱的。错误完全在于她以为公寓是解决问题的答案。她在那里从来没有开心过，而且永远也不会开心。她住在我家里的这段时间让她意识到了这一点。在我生病的时候。她本来应该很久以前就意识到的。很久以前，当她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她看着某些房子，希望自己住在里面。

    她的另一个理由是我们不能完全照顾自己。如果我一个人的时候生病了怎么办？如果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怎么办？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她身上怎么办？

    我们相互之间有某种感觉，她说。我们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感觉。我们可以像兄妹一样住在一起，像兄妹一样相互照顾，这将会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每个人都会如此接受的。他们怎么会不接受呢？

    她说话的时候我一直感到非常不舒服。气愤，害怕，惊恐。最糟糕的是最后，当她说到没有人会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的时候。同时，我能明白她的意思，也许还同意她关于人们会习惯这件事的说法。也许有一两个我们甚至不会听到的下流笑话。

    她也许是对的。这也许是合情合理的。

    想到这一点我感觉自己仿佛被扔进了地窖，地板上的活动门在我的头顶上砰地关上了。

    无论如何我都不会让她知道我有那样的感觉。

    我说这是个很有意思的主意，但有一件事让这变得不可能。

    什么事？

    我疏忽了，忘了告诉她。因为生病忙乱等等的事情。但我已经把这座房子挂牌出售了。这座房子已经被卖掉了。

    哦。哦。为什么我没有告诉她呢？

    我一无所知，当时我说，这是真话。我对她头脑里有这样的计划一无所知。

    “所以就是这个主意来得不够早，”她说，“就像我人生中的很多事情一样。我一定有什么问题。我没法抽出时间来考虑事情。我总以为还有很多时间。”

    我拯救了自己，但并非没有付出代价。我不得不把房子——这座房子——挂牌出售，而且尽快卖掉。几乎和她当时卖房子一样。

    而且我也几乎和她一样迅速地把房子卖掉了，尽管我没有像她一样被迫接受一个荒唐的出价。然后我不得不处理所有那些自我父母在蜜月时（他们没有钱去任何地方旅行）搬进来之后就不断积攒下来的东西。

    邻居们非常吃惊。他们和我做邻居的时间不长，不认识我妈妈，但他们说已经非常习惯于我的进进出出，我有规律的生活。

    他们想知道我的计划是什么，我这才意识到我没有任何计划。除了做我一直在做的工作——我已经减少了工作量，以及等待需要小心谨慎的老年的到来。

    我开始在镇上四处找地方住，结果在所有差不多合我意的地方，只有一处有空房子。那就是在奥奈达的老房子的旧址上盖起来的那座楼里的一套公寓。不像她那套在顶层且有好风景，而是在底层。反正我一向对风景不太在意，就把那套公寓租了下来。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怎么办。

    当然我是想告诉她的。但我还没来得及说服自己告诉她，她就听说了。不管怎样，她有自己的计划。这时已经到了夏天，我们看的那些电视节目已经停播。那段时间我们没有经常见面。归根结底，我不认为我应该道歉或者先请求她的许可。我上去看房子和签租约的时候，她根本不见人影。

    那次去看房子，或者后来当我想起来的时候，我明白了一件事。一个我没太认出来的人对我说话，一分钟后我意识到他是一个我认识了很多年而且在街上跟他打了半辈子招呼的人。如果在街上碰见也许我会认出他，就算有岁月的痕迹。但在这里我却没有，我们因此笑了起来，他想知道我是否要搬去埋骨之地。

    我说我不知道人们把那里叫作埋骨之地，但是，是的，我想我是要搬到那里去。

    然后他想知道我会不会玩尤卡牌，我说我会，会一点儿。

    “那就好。”他说。

    然后我想，只要活得足够长就可以消除所有的问题。你等于加入了一家精英俱乐部。无论你早前可能有过怎样的残疾，只要活到现在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将那些缺陷抹去。每个人的脸都会遭受岁月的侵蚀，绝不仅仅是你的脸。

    这让我想起了奥奈达，想起她对我说要搬到我那里时她的模样。她不再苗条，而是变得瘦削，疲惫，毫无疑问，这是因为她夜里要起来照顾我，除此之外，她的年龄也显露了出来。她一直有一种精致的美。金发碧眼，容易脸红，身上奇特地混杂着歉意和上流社会的自信，而此刻这些都消失不见了。当她对我提出那个建议的时候，她看上去不太自然，脸上的表情有些古怪。

    当然，如果我有权选择，我会自然地根据自己的身高选一个更加娇小的女孩。就像那个女大学生，玲珑优雅，秀发乌黑，和克莱布斯家有亲戚关系，夏天在百货公司工作。

    一天，那个女孩友好地对我说，现在我可以给自己的脸做更好的整形手术。我会感到惊奇的，她说。而且不需要花钱，因为有安大略省医疗保险。

    她是对的。但是我没法做到走进某个医生的诊所，承认希望得到某样自己没有的东西，对此我能怎样解释？

    奥奈达在我将东西打包并丢弃的时候现身了，看上去比以前好一些。她的头发做过了，颜色也有些改变，也许变成了比以前更深的棕色。

    “你可不能一下子就把所有东西都扔了，”她说，“所有你为研究小镇历史搜集的东西。”

    我说我是有选择的，虽然这并不完全是真话。在我看来，我们两个人都在假装在意陈年旧史，其实我们并不那么在意。现在让我想起小镇历史，似乎一座小镇终归和另一座小镇非常相似。

    我们没有提我要搬去公寓楼的事。仿佛这件事在很久以前我们就讨论过，跳过这个问题是理所当然的。

    她说她要去旅游，这次她说出了要去的地方。萨瓦里岛，好像说到这儿就够了。

    我礼貌地问那个岛在哪里，她说：“哦，在海边。”

    好像这就回答了我的问题。

    “我的一个老朋友住在那里。”她说。

    当然那可能是真的。

    “她用电子邮箱。她说我也应该用。不知为什么我对那个东西不太感兴趣。但也许我不妨试试。”

    “我想如果不试一试你永远也不会知道。”

    我感到似乎我应该再说些什么。问问她去的那个地方天气怎么样，或者别的什么。但在我想出来要说什么之前，她发出一声极其不同寻常的低声尖叫或者说喊叫，然后用手捂住嘴，小心翼翼地大步朝我的窗户走去。

    “小心，小心，”她说，“快看。快看。”

    她在几乎无声地大笑，一种也许甚至表明她很痛苦的笑。当我站起来时，她用一只手在背后对我摇着，让我不要出声。

    我家老房子的后院里有一只鸟澡盆。很多年前我把它放在那里，这样妈妈就可以看鸟了。她非常喜欢鸟，可以根据鸟儿的叫声和模样认出它们的种类。我有好长时间没有管那只鸟澡盆了，那天早晨才刚刚给里面注满水。

    现在怎么了？

    那里面挤满了鸟。黑白相间的鸟，弄得水花四溅，像是下起了一场暴雨。

    不是鸟。是某种比知更鸟大但比乌鸦小的动物。

    她说：“臭鼬。小臭鼬。它们皮毛上的白色多于黑色。”

    但是多漂亮啊。匆匆跑过，上下跳动，从不互相挡道，因此你不会知道它们一共有几只，也无法把它们彼此区分开来。

    就在我们看着的时候，它们一个接一个地从水里冒出来，离开澡盆，穿过院子，跑得很快，但始终沿着笔直的对角线前进。仿佛它们很为自己感到骄傲，同时又保持着谨慎。一共五只。

    “我的天啊，”奥奈达说，“在镇上。”

    她一脸惊异。

    “你见过这样的景象吗？”

    我说没有。从来没有。

    我以为她会再说什么，毁了这个瞬间，但是没有，我们俩都没再说什么。

    我们不可能比这会儿更高兴了。